伍国栋与梅利亚姆民族音乐学阐释之比较设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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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栋与梅利亚姆民族音乐学阐释之比较设想

伍国栋与梅利亚姆“民族音乐学”阐释之比较设想

　　将所有人请下神坛，都将其放在各自“民族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其相应理论，就有了平等对话的比较平台。

因此本文不是对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的评述，而是对分别在中国和北美“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伍国栋和梅利亚姆的学科阐释之比较研究设想。

　　一、比较设想之理由

（一）中国立场：

融通中外而不尾随任何“他者”

　　中国学界自“西学东渐”以来，形成了以“他学”话语霸权为主的学术惯性，在多年反对“欧洲中心论”历程中，学界并没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惯性，人们始终喜欢神话“他者”而忽略对本土话语的深刻认知。

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先生则以大半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民族音乐学”教学实践，为学界树立的融通“中外”学术思想之本土化典范亦尤显珍贵。

笔者认为，对伍国栋的研究非个人研究，而是确立中国学科话语权的追求与呼唤。

　　伍国栋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带头人，在思想、理论、经验及方法层面，对学科及理论队伍建设一直起着学界公认的领军作用。

其著作《民族音乐学概论》，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奠基性经典之一，对整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教学体系建设的影响，不亚于梅利亚姆著作当年对“北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影响。

　　在此将伍国栋的“中国经验”与梅利亚姆“北美经验”作一比较的粗浅设想与大家交流，在抛砖引玉求教各方尊长之同时，期待中国学子一定要重视对中国学术经验的深刻认识，以中外知识融会贯通之精神去学习外国经典而不尾随于任何他者。

（二）学科立场：

“地方性经验”对学科历史的构建

　　梅利亚姆的影响因借英语传播之力遍及全球民族音乐学界，而伍国栋以大半生研究及教学经验，为世界奉献了该学科的中国化阐释及理论方法，也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

②相信在中文日益普及的未来，这些经验也将对世界认识中国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因为民族音乐学理论历来是在学习世界各“地方经验”基础上建构而成。

从早期强调对“他者”的学习到后来以“他－我”二者双视角描述直至当下基于主观视角的文化阐释倾向，都没脱离过所有阐释必源于“地方性经验”这个学科精髓。

忽视地方性经验这基本认知精神，易脱离实际而将经典理论变成空谈。

这是重视本土经验最重要的学理基础，也是笔者以此设想“比较”的学科动因：

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经典之作，伍国栋著述既是其自身学术精华的艰辛积累，更是本土经验的高度总结。

其价值在于――这是该学科不可多得的中国成就！

　　中国成就在国际民族音乐学界尚未取得应有地位，部分原因是中国学者热衷外来理论而较忽视身边成就而疏于研究传播所致。

作为中国经验的伍氏《民族音乐学概论》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史的客观记录，是一个具有精深传统背景的“地方性经验”之深度阐释。

　　将一种“地方性经验”放在国际学科平台上与之比较，更能见其“地方性”对国际学术的独特贡献，以此促使学界能站在全球化立场平等对待各国为该学科做出贡献的学者。

比较不为竞争，更不为强调自我，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学科历史缺失进行必要补充：

因各国的地方贡献所集成才能完成人类的学科历史！

　　（三）学术立场：

学科转型理论及方法的历史价值

　　选择二者进行比较的根本理由，是二者著述都正好是在本国“民族音乐学”处于重要转型期的方法论成果，其学科历史意义具有同等价值：

　　梅利亚姆的著述，是民族音乐学从单一“音响分析”走向“音响―文化”融合研究的重要时刻而诞生的“学科转型”理论；而伍国栋的著述，则是中国引进民族音乐学之后，如何融通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验与外来理论的“方法转型”尝试。

梅利亚姆的“学科转型”模式和伍国栋的“方法转型”建构，都为本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带来学界公认的重要推进。

　　当然细而辨之，二者转型背景相似然路向则不同：

梅利亚姆面对的是内生性学科转型，即以本国经验对学科研究模式作扩充；③而伍国栋先生面临的则是外源性方法借鉴，即以外国经验对本国传统方法进行拓展。

这正是可资比较的关键意义。

　　二、比较范畴之设想

　　拟从学术身份、阐释框架、阐释目标、阐释理论和阐释方法等范畴进行比较。

（一）学术身份之比较

　　学术身份比较，是对著者的种族、专业背景等身份比较。

种族比较，可了解不同种族代表的文化传统及母语体系在学科理解及表述方面的特色；专业比较，亦可知不同专业身份及训练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学术立场因由。

　　如“中国?

音乐学”出身的伍国栋和“北美?

人类学”出身的梅利亚姆，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思想及理论方法上有何异同。

（二）阐释框架之比较

　　阐释框架比较，是对二者构架学科理论系统和表达学科要素的直接观察。

理论构架：

反映著者对学科建构的宏观认知；学科要素，表达其建构学科的具体元素提炼。

　　如伍国栋先生的学科框架，是以蕴含中国经验的学科历史、学科关系、学科方法论、实地考察理论、民族志及文体写作系统方法为主体；梅利亚姆则在西方学科历史背景下，重点对该领域的观念、行为、课题及成果区别于其他研究的学科特征，进行系列专题性探讨。

　　（三）阐释目标之比较

　　阐释目标比较，是分析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与著者思考学科问题的双向互动影响。

伍国栋当时面对尚在启蒙中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其目标主要集中在对学科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化探索方面；梅利亚姆面对的则是西方民族音乐学在多民族传统的北美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因此其目标聚焦在如何突破学科的研究模式之上。

　　（四）阐释理论之比较

　　阐释理论比较，是对二者在选择及建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的文化范式比较。

该比较，既能见出中外学者的学科阐述被其学统所操控的学术风格，亦能梳理出不同文化转型现实面临的不同理论选择，以致对各民族语境中学科特征的历史把握。

　　伍国栋的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验与外国音乐学及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多元组合，以“跨文化”方法融合为主；梅利亚姆的学科理论体系，以欧洲音乐学与北美文化人类学的冲突为主线，以“跨学科”理论突破为主。

　　（五）阐释方法之比较

　　阐释方法比较，是对二者表述“学科方法”的具体概念及阐释形式的分析，该比较既能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体系认知，更能见出二者以各自经验在学科建构上的思辨特色。

　　学科方法，对同一学科的学者来说必有其基本学理规定，但以何种表述方式来对其表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特别对来自不同民族及学科背景的中外学者来说，对站在各自传统对同一学科的认识和解释的比较，因能提供不同经验意义的多家之言而可引导学子突破思维定势，自觉清理一家之理论的束缚。

　　三、阐释比较释例

　　本文以“阐释方法之比较”进行尝试。

首先提炼二者具有共通的学科“阐释概念”作为比较平台，因学科概念的“共通性”是构成比较的平等对话前提。

而阐释形式，既能体现作者个体阐释风格，亦能反映中外学术体系的深厚学统及阐释文化。

笔者提炼的几对共通学科阐释概念如下：

１．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融合；２．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融合；３．实证性与分析性的融合；４．“跨学科”思辨及实践。

篇幅所限，本文仅取其中“音乐学与人类学融合”概念的阐释为例。

（一）梅利亚姆的阐释方法

　　梅利亚姆关于“音乐学与人类学融合”的阐释，以“学科转型”目标在著述中反复强调：

　　１．在“前言”中梅氏直接提出学科转型方向。

“民族音乐学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

人类学和音乐学。

虽然不同专业的专家会在研究中强调各自不同的视角，但是双方都同意，最终目标是二者的融合并在研究实践中对其修正。

”这是梅氏以学科宗旨针对“比较音乐学”时期专注“音响”研究之偏颇所提出的学科转型方略。

　　２．在第一章开篇亦指出：

“民族音乐学一直由两个不同部分构成：

音乐学和民族学。

或许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将这二者以独特方式结合起来，不偏向任何一方，二者都要重视。

”（梅著第３页）这是梅氏从学科知识体系本源强调学科转型的历史依据。

　　３．在第二章梅氏明确提出了“转型思想和目的”：

“民族音乐学的双重性显然是本学科的事实。

然而，主要问题不在于究竟是人类学还是音乐学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有没有一种融合二者的方法，因为这种融合显然是民族音乐学的目的，也是它取得有效成果的基础。

”（梅著第１７页）这是梅氏对即将提出区别于学科早期“音响”研究的转型模式预告。

　　４．经讨论了学科阐释的社会科学式或人文学科式、文化社会式或结构式、民间评价式或分析评价式等学科综合属性之后，梅氏终于抛出融合“音乐学与人类学”概念的“观念―行为―声音”三维研究模式。

该模式综合了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音响”探索传统和孔斯特提出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以跨学科思维，开创了以“行为”作为媒介连接“音响―文化”两级的学科新历史。

（二）伍国栋的阐释方法

　　伍国栋的阐释，是以“方法转型”作为目标在重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主体代表，伍国栋以浸透于自身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验，在整个学科阐述系统中贯穿着“音乐学与人类学”精神的融通。

每次阐释在借鉴他者说法基础上，更多的是在深切结合中国经验进行说明：

　　１．在学科历史及定义一节著者说：

民族音乐学“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音乐民族学’乃至国外学者提到的‘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音乐民俗学’等应是相通学科或相类学科，只是它们因内容侧重或内容取量不同而产生的名称变异，并未构成学科性质的根本改变。

（伍著第２页）”这是伍国栋从实践经验出发对“名称之辩”展开学科共性定义的独家之言。

　　２．关于各国定义伍国栋亦有自己见解：

“当今若干民族音乐学定义在学科性质和方法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分歧，其差异也只是表现在对象和范围这些属于量的选择方面，这种量的选择差异，是民族音乐学学科适应各国具体音乐文化环境的一种必然反映。

”（伍著第２５页）伍国栋并以中国寓言故事“五十步笑百步”之哲理，说明学科“量的变化”不能掩盖“质的事实”。

这是中国智慧的阐释。

　　在此基础上，伍国栋根据中国研究事实提出了自己的界定：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的理论学科，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倡导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个体或群体）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

”（伍著第２６页）

　　３．在方法论阐释上，伍国栋独创“方法论体系”，将通行的民族音乐学各类方法论溶解其中：

①“价值观”阐释，融进“文化相对价值观”而批判了“民族主义价值观”；②“主体观”则充分体现了民族学理论对民族个体或群体之属性及意识的揭示；③时空观，是对人类学“历时与共时”概念的深入解读；④网络观，将系统论多线思维，以“音乐元素之间、元素与总体之间以及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永恒动态来阐释音乐事象的动态结构模式；⑤质量观，以结构、风格和文化属性特质来梳理民族音乐学的比较方法。

　　整个体系阐释中，伍国栋既立足于学科方法，同时仍以中国音乐研究成果为依据，如阐释民族“支系”以藏、彝等族为例；阐述“音乐对象主体”属性以侗族歌班为例；阐述“群体音乐意识”则以白、彝、傈僳族音乐行为为例等等，使“方法论体系”阐释不仅充盈着“音乐学与人类学融合”的跨学科思维，亦体现着著者融通中外学统的“跨文化”学术追求（伍著第５７―９８页）。

　　４．伍国栋不在空泛术语上纠结，而将“音乐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贯通思维具体反映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理论的体系建构之上：

①关于“中国音乐理论科学”的体系建构，他以“非音乐理论科学”为中介，打通“技术性音乐理论学科”和“非技术性音乐理论学科”界限（伍著第３１页），深刻阐释民族音乐学在“音乐学”体系中超越“技术理论”与“非技术理论”的独立学科品格；②进一步，在与“非技术音乐理论”学科交叉关系上，他又以大量中国西北、西南本土研究经验来证明民族音乐学在音乐学体系中突出的综合学科性质（伍著第３２―５５页）；③在与非音乐理论学科体系的比较中，他不仅以中国民间戏曲、音乐、舞乐现存事实，更以中国古籍《诗经》、《史记》、《吕氏春秋》、《魏书?

乐志》、《隋书?

音乐志》、《旧唐书?

音乐志》及《说文解字》等文献，来论证古今中国经验对民族音乐学“跨学科”性质的内涵揭示。

　　（三）二者“阐释方法”之比较

　　二者之同:

　　都是学科面临“转型”背景下的理论思考。

　　二者不同:

　　１．转型目的不同。

梅利亚姆的转型目的，是对学科性质的发展思考，其意义体现在对学科内生性理论模式的拓展，目的是“学科转型”；伍国栋的转型思考，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建设的外源性移入，其意义是扩充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方法体系，目的是“方法转型”。

　　２．论据选材不同。

梅利亚姆的理论模式，以欧美学者对“异文化”研究的事实作为论据；而伍国栋的体系框架，大部分事实以中国“本文化”研究事实为据。

　　３．论证思维不同。

梅利亚姆的论证，以西方学科“归纳思维”为主，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文化社会性或音响结构性、民间评价或分析评价等关系归纳]绎中阐释学科属性，从而提炼出跨学科的“三元模式”；而伍国栋先生，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验、欧美学科理论及中国经典文献综合知识体系为据，以“体系建构”思维，创造性地将具有实践价值的各学科及其理论方法，用“音乐理论科学”、“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与社会科学”和“学科方法论”等框架性论述，为中国学子系统理解外国理论、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验，提供了精致的体系化、跨文化方法指引。

　　结语

　　比较说明，中外学者对同一学科之同一概念的阐释，在思维风格、论据选择和论证方式上都具有各自传统及学统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因此，掌握一门学科知识体系，既要认真学习外国经验，亦要关注本土经验,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智慧对民族音乐学的阐释或许更适合中国思维，更切合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实际。

　　通过比较，中国学者的学统、学识、胆识、经验及独创有目共睹，诚望更多学子参与比较研究，深切关注中国经验的总结推广，让世界更深认识中国，这是历代学科先驱的夙愿，也是当代学人的责任。

　　世界需要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１]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版。

　　[２][美]艾伦?

帕?

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陈铭道校。

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３]Ｍｅｒｒｉａｍ,ＡｌａｎＰ．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ｕｓｉｃ．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４]孙星群《一部富有理论见地的著述――读〈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５]田耀农《一部知行并见的教科书》，《音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①此文系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笔者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出版暨伍国栋教授南艺从教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②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网站的书评文章《试评伍国栋先生所著之〈民族音乐学概论〉》（林倩夷）、《〈民族音乐学概论〉书评》（刘彦玲）、《〈民族音乐学概论〉简评》（翁柏伟）、《〈民族音乐学概论〉书评》（张慧文）、《书评：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李怡慧）等（ｈｔｔｐ:

／／ｃｃｓ．ｎｃｌ．ｅｄｕ．ｔｗ／ｎｅｗｓ７９／ｐａｇｅ６７．ｈｔｍ）；另见中国大陆书评《一部富有理论见地的著述――读〈民族音乐学概论〉》（孙星群）、《一部知行并见的教科书》（田耀农）等。

　　③用北美文化人类学学科理论扩充学科继承早期柏林学派偏重“音响研究”之音乐学传统。

　　周楷模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特约编辑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