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学发展与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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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学发展与传播

藏医药学的发展与传播

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华

藏医药学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学具有较完整的医学理论，可操作的诊断治疗方法，建立在临床经验之上的药物学，是独具特色的民族医学体系。

藏医药学是历代藏医药学家在总结雪域高原地区的民间疗法的基础上，吸收中原及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的医学文化和佛教理论发展而成的。

藏医药学的建立，为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及附近地区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

藏医药学还随着文化交流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及海外，为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文根据前人对藏医药学的研究资料，新闻媒体对藏医药学的报导，并结合笔者的一些调查观察，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历程，藏医药学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以及藏医药学的科学研究和未来展望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藏医药学的发展

藏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在总结民间疗法的基础上，吸收中原及国外的医学知识和宗教理论，并根据医疗实践不断增添新的内容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藏医药学的发展可分为萌芽期（远古~公元6世纪）、奠基期（公元6世纪~9世纪中叶）、发展和争鸣期（公元9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以及繁荣期（公元17世纪中叶~现在）。

[1]

根据考古学研究，早在四五万年前，青藏高原便有人类生存栖息。

在公元五六世纪前，这一带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西藏高原的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细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期。

据推断，在新石器时代，藏医的针刺术、放血术和灸疗法可能已经出现。

据藏族史书记载，聂赤赞普曾与臣下讨论过如何对付毒物和诅咒等问题。

他的臣下提出了：

“用药物来对治毒物，用禳解来对付诅咒”的建议。

这表明在二三千年前的西藏地区，人们已经懂得用药物来治疗中毒和其他疾病，用禳解来消除因受诅咒而得的灾难和疾病。

在这个时期，西藏地区信仰原始宗教本教。

本教徒从事为病人乞求神药，消灾治病的活动。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一二世纪的统治者巩杰赞普也曾请本教巫师卜病。

这是一个医巫未分的时期。

当藏族社会步入畜牧业和农业阶段，人们掌握了酿酒和制作酥油的技术。

这时，人们懂得了一些简单的疗法，如用酥油汁涂抹伤口，以结扎脉口治疗出血，用酒糟治疗外伤等。

人们还知道了饮食的益处和害处。

公元6世纪后半叶，藏族社会开始步入奴隶制阶段，西藏高原由多个地方势力割据。

在这些地方势力中，达布聂赛的势力比较强大。

后来，达布聂赛的儿子囊日松赞继承父亲的事业，势力更加强大，被尊为“赞普”。

这时，中原处于隋朝。

据说，一位从萨夏地区（今阿里地区）请来的医生，用金针拔去了达布聂赛的白内障，使他重见光明。

后来，这位医生居留在西藏地区，他的儿子还到汉族地区学习医学和历算，并从汉地带回一些历算方面的书。

藏族史籍也记载“从汉地传来了医药和历算”。

法国汉学家胡亚等也提到西晋名医王叔和所著《脉经》曾传入西藏。

由此可见，在西藏统一之前，藏族便与汉族的中医有接触，汉族医学，尤其是脉学的知识，对藏医的形成很早便有影响。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的最大业绩是统一了文字并引进佛教。

此时，以梵文为蓝本所创造的有30个字母的藏文成为西藏的统一文字。

从此，西藏步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医学以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医药学）的形式传入西藏。

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婚。

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些带入西藏的医著由当时的汉族医僧圣天（音译：

哈祥玛哈德瓦）和藏族译师达玛郭夏编译成藏文医著《医学大全》（已散佚）。

这是已知的吐蕃王朝藏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

后来，松赞干布又从天竺、汉地和大食等地各请来一位医生，他们各自根据印度医学、汉族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著作，联合编撰出一部七卷的医书《无畏的武器》（已散佚）。

公元710年藏王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联婚。

金城公主进藏时也带去了医疗人员和医学著作。

藏王命令将这些医书进行翻译编著。

汉族医僧哈祥马哈金达、甲楚卡更和藏族译师琼布孜孜，琼保顿珠等多人合作，将这些医书译成藏文。

后来，由汉族医僧摩诃衍和藏族译师毗卢札那综合这些译稿，编撰成综合性医书《月王药诊》。

这是现存最早的藏医经典著作。

8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执政。

他非常重视医学。

藏王从内地礼聘汉族中医马哈金达高僧，冲姆地区的医生比吉•占巴希拉哈，印度医生达马拉扎。

这三位医生被誉为“三神医”。

他们撰写编译了几十部医著。

赤松德赞从内地、克什米尔、大食、吐谷浑、堆伯和尼婆罗聘来的九位名医的著作由藏族译师译成藏文。

著作内容包括生理解剖、各科病症诊治、草药配方、治疗技术等。

赤松德赞将这些著作称之为《紫色王朝保健经函》。

9位名医统称为“赤松藏王九太医”。

为了弘扬九太医的医术，赤松德赞从全藏选择九名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跟随九太医学习。

后来，这九个人都成了藏区名医，被称为“藏族九贤医”。

九贤医学成后，被藏王派回各自的故乡，在当地行医济世。

九贤医中最著名者为宇陀.元丹贡布。

他出生在藏医世家，自幼随父学医。

他被藏王选中后，曾较长时间跟随内地来的东松岗哇学医。

之后，又多次到内地五台山、古印度和尼婆罗（今尼泊尔）等地游学。

他还被藏王聘征为侍医，有机会阅读由王室珍藏的各种医药文献。

他在广泛吸收各种医学体系的精华，尤其是汉族中医、印度吠陀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成一部重要的医著《四部医典》。

此著作是一部空前的系统性的藏医药学经典著作。

《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独具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已经确立。

后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藏医药学都是在《四部医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被政敌刺死后，吐蕃王朝自此解体。

西藏出现了三四百年的王族割据局面。

公元1270年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萨迦教主八思巴被元世祖册封为“大宝法王”，萨迦王朝建立。

公元1354年山南地区帕姆竹的万户长绛丘坚赞起兵推翻萨迦王朝，建立帕姆竹王朝，并受到明王朝的承认和册封。

在这段政权频繁更替的时期，藏医学出现了互相争鸣的局面。

在帕姆竹王朝时期，藏医学出现了南北两个不同学派。

北方学派以朗杰札桑为代表。

其代表作有《八支集要•如意珠宝》等。

南方学派以舒卡•年姆尼多吉为代表。

其代表作有《四部医典广注•水晶彩函》、《珍宝•药物形态识别》等。

公元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推翻嘎玛王朝，建立甘丹颇章王朝。

五世达赖喇嘛的“第司”（相当于总理）桑吉嘉措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和学者。

他在对《四部医典》不同注家的著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四部医典蓝琉璃》。

此书被认为是对《四部医典》的权威诠释。

为了使藏医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桑吉嘉措主持了藏医系列挂图“曼汤”的绘制工作，在1704年完成了79幅全套“曼汤”。

桑吉嘉措还撰写了《起死回生宝剑方集》、《医学概论•仙人喜宴》等多本医学著作。

四川德格地区的藏医药学家帝尔玛.丹增平措对藏药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

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20年的实地考察在1787年（一说1835年）写成了《晶珠本草》一书。

此书是集藏药之大成的藏药学经典著作。

此后，藏医药界还涌现出不少藏医药学著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从此，藏医药学进入现代发展阶段，涌现出一系列现代藏医药学著作和教材，如《新编藏医学》、《藏医基础学》等。

藏医药学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藏医师的培训模式经历过四种不同的教育形式：

（1）“口耳相传”形式；

（2）“师徒、父子相传”形式；（3）以寺庙为中心的医学教育；[2]（4）现代藏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

[3]

在藏文出现之前的藏医药萌芽期，藏医药学知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留传给后代。

从7世纪到17世纪中叶，藏医师的培训主要以“师徒、父子相传”的形式进行。

师傅有时是根据梦境预兆来选择弟子。

[4]有些医师在求学期间，拜过多位前辈为师。

这种培训形式培养的医师，数量非常有限。

但是，父子或师徒相传这种传统培养人才的形式，至今仍在民间延续。

如藏医药学界的权威学者强巴赤烈、措如•次朗等藏医药学家都带有2至3名精通藏、汉语言的学生，帮助整理老师口述的藏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寺庙为中心的医学教育最早出现于8世纪，在17世纪最兴盛。

建立在寺庙中的医学教育机构包括“曼巴扎仓”（医学经院）和“门孜康”（医学星算学院）。

763年，宇陀•元丹贡布带徒弟德瓦拜在门隆沟修建了名为“达那都”的医药寺，聚徒三百余，向他们传授了《四部医典》支义及补遗，培养出“门巴绷让巴”（医学博士）50人、“门巴热江巴”（医学硕士）50人、“门巴噶久巴”（医师）50人。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出现了几所依附于寺庙的医学教育机构，包括拉萨哲蚌寺的“医学利众寺”、日喀则的“医学神仙院”等。

1696年第司·桑吉嘉措在拉萨药王山建立了“琉璃光奇妙利众寺”。

药王山的“利众寺”招收的学员包括僧人和俗人。

学习内容以第司·桑吉嘉措所著《四部医典蓝琉璃》为主，同时还学习《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和《草药秘方》等内容。

桑吉嘉措还带学员到拉萨北部的桑宜、多底、司美拉、路那菜等地识别采集草药。

学员要进行《四部医典》及其补注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获得“曼让巴”（医学学士）之称。

[5]在青海和甘肃地区，于1711年和1724年先后在青海的塔儿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建立了“曼巴扎仓”。

[6]在“曼巴扎仓”主要的讲习内容是医方明，多以集体讲经形式进行。

在塔儿寺，根据《四部医典》的四个部分《总则本集》、《论述本集》、《秘诀本集》和《后续本集》分为四个班级，每一级教授相应的本集。

在夏令和秋令期间传授《布棋与植株》的内容，在坐夏期间背诵药物识别的医典并讲授《晶珠本草》，并在藏历七月二日始七天内识别土、石、木、草等药材。

[7]另外，青海的广惠寺、夏琼寺、拉加寺等寺庙，甘肃南部地区的卓尼本巴沟贡巴寺、碌曲郎木寺，以及蒙古和辽宁的一些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寺中也设有“曼巴扎仓”。

“门孜康”建立于1916年，是集医疗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

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医算人员为民众防病治病，研究历算指导农业生产等等。

“门孜康”修建于拉萨吉林寺西侧庭院内，规模不大，初期招生三十名，后来陆续增加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六、七十人。

学制三年、六年、九年不等。

“门孜康”是西藏近代培养藏医、历算人员的重要基地。

“门孜康”的教学也是以《四部医典》为主要内容。

首先，要求学生必须熟读《四部医典》，并具有熟记、背诵、应考的能力。

其次，坚持“医药不分家”的传统，要求学生掌握《四部医典》所记载的药物和方剂知识。

每年七月初一至十五，“门孜康”都组织师生上山进行识药、辨药的教学活动。

然后，安排学生参加捣药、制药工作，由教师或老药工讲授药物的各种炮制方法、规范，以及各种剂型的制作过程。

另外，在教学中还采用由桑吉嘉措首创的藏医系列挂图“曼汤”进行形象化直观教学。

“门孜康”的教学纪律严明，对违纪学生进行体罚，考试以传统的“背诵”和“答辩”方式进行，不循私情。

[8]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医教育领域开始步入现代教育的形式。

最先是在拉萨由一些名医任教，创办了一所藏医中等专业学校，为药王山和“门孜康”培养了15名藏医。

这批最早的现代化的藏医学生于1962年毕业。

1959年，“门孜康”与药王山“利众寺”合并成立拉萨市藏医院，1980年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963年，藏医院创办一个藏医班，招收了45名学员，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藏医的骨干。

1972年，拉萨市卫生学校增设了一个藏医班，招收了181名学员。

这批学员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各地，使藏医药学在西藏发扬光大。

从1981年至1986年，自治区藏医院每年都举办一期藏医进修班。

学员来自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

进修班为期一年，有较高的教学质量。

这些学员学成回到原地行医，成为藏医药事业的骨干。

1984年有关部门经过调研，认为在西藏地区创办藏医高等院校的条件已经具备。

1985年先在西藏大学内设立一个藏医系，招收了27名高中毕业生入学。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藏医高级人才。

1989年9月，西藏藏医学院正式成立。

学院内设有大学部、中专部。

1991年，全学院有学生340多人。

学院有图书馆和留学生部，另外还设有藏医及天文星算研究所。

[9]

在1959年前，西藏的藏医机构只有拉萨的“门孜康”和药王山“利众寺”两所。

门诊建筑总面积只有500平方米，从业人员不足50人，条件非常简陋，日门诊量30-50人次，主要为贵族、领主和上层喇嘛服务。

在随后的40多年里，国家拨款8亿多元发展西藏的藏医药事业。

全西藏7个地区中有5个已建立了地区级藏医院；在全西藏75个县中，有5个县成立了藏医院，其余70个县都设有藏医科。

1959年，西藏各类藏医药人员只有434人，到1999年，西藏的藏医药从业人员已发展到1071名，其中主任、副主任医师61名，主治医师166名，医师和医士844名。

由“门孜康”和药王山“利众寺”合并发展而成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现有建筑面积十几万平方米，工作人员438人，其中医疗技术人员290人，病床250张，对藏族民众实行免费医疗政策，年门诊量达23万人次。

该院建立了门诊部、住院部、藏药厂和藏医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肿瘤科、胃肠病科、小儿科等门诊科室，还建立了预防保健、口腔、眼科、藏医外治科等20多个专科门诊，另外还设有放射、检验、B超、心电、胃镜等现代化的医技科室，除采用传统藏医药技术治疗疾病，还采用西医与藏医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疾病，丰富和发展了藏医诊治技术和理论。

传统的藏药是以手工制成。

药品制成后，按传统的教规由全体僧侣诵经七天，祝愿各药“灵验”。

[10]经过40多年的发展，西藏现在已有22家藏药厂。

这些藏药厂以现代先进的制药工艺，使传统的藏药以全新的剂型和品种打入市场。

仅西藏自治区藏药厂就能够生产360多个藏药品种。

自治区藏医院附设的藏药厂的建筑面积比过去扩大了近百倍，达4789平方米，年产药量由几千斤增长至15万斤，品种为300多个。

所生产的药物包括丸剂、散剂、糖浆、冲剂等多种剂型。

生产已实现半自动化，并向自动化过渡。

该厂生产的“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疗脑神经系统疾病方面取得良好疗效，深受国内外患者欢迎。

自从1995年卫生部颁布首部藏药部颁标准以来，藏药事业逐渐走向标准化、法制化管理轨道。

目前西藏已开发出多种疗效显著的新产品，其中41种藏药材、97种藏成药达到国家标准，有12种藏药成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25种藏药被列入国家医疗保险用药目录。

目前，治疗胃病、风湿、关节炎、心脏病等疾病的藏药较为畅销。

二、藏医药学的传播

中国境内的藏族分布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

现今藏族人民除了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之外，还分布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中，这些地区包括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在西藏之外的其他藏族地区，藏族人民也应用藏医药防治疾病。

这些地区的藏医药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

位于湟中县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大寺院，最早建于1560年，其内设有曼巴扎仓，它是中国藏医医方明的发展中心之一。

塔儿寺的曼巴扎仓在藏医的人才培养、医疗、继承整理古典文献、刻印医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之后，青海省的藏医医疗工作在原有曼巴扎仓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开始时，出现一些零散的藏医门诊。

到1978年，在一些综合性医院里设立了藏医科和藏医门诊部。

1979年，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医院。

此后，在各地相继建立了藏医院。

到1990年，全省已有23所省级和地区级藏医院，许多乡设有藏医门诊部。

这些藏医院的制度较健全，对诊病有详细的记录。

过去，藏医人才的培养都是在曼巴扎仓中进行。

除了塔尔寺外，广惠寺、夏琼寺、拉加寺等寺庙都设有曼巴扎仓。

这些曼巴扎仓培养的藏医人才虽然数量较少，但水平较高。

其中有不少人成了藏医名家。

1949年后，逐渐出现了较高层次的藏医人才培养形式。

最先是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内设立藏医专业班，自1981年至1990年培养出藏医人才313人。

青海省藏医学会在1988年至1991年间举办了6期藏医培训班，有600多人参加过学习。

青海藏医学院于1987年成立，1992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医学课程中60％开设传统医学，40％开设现代医学课程，此外还开设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要求学生能对藏、中、西医有全面的了解，有利于藏医药集众家之长获得更大的发展。

四川省的藏医药学主要集中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这些地区的藏医药学受中医药学的影响较为明显。

在四川藏医的发展过程中，德格和石渠县的贡献和影响较大。

在八世达赖时期（18世纪中叶），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注释本、手抄本以及藏医药挂图等已在四川藏区流传。

同期，德格人帝尔玛·丹增平措经过对四川和外省的藏药的系统研究，写出了《晶珠本草》。

后来，色都、曲久将中医的四诊和治法引入藏医学，著有《恩翁》、《四部医典难理解》、《其麦洛称》、《晶珠本草注解》等；色朵•倾贤良勒根据中医学理论和经验，对藏医学进行整理，并纠正了藏医文献中的一些错误，著有《打多》（虎袋）、《仁多》（豹袋）等医书。

18世纪，德格修建了印经院，不断刻印保存了大量藏文医籍，使其能流传至今。

该院刻印传世的医籍约有60余部，1200多种，成了四川藏医药学的重要学术中心。

19世纪石渠的学者吉•米旁嘉措著述颇丰，有5部70余种，并传带了21名弟子，被藏医学界誉为甘孜州近代藏医药学的奠基人。

四川的藏医药学属于南方学派，其特点是擅长治疗脾胃疾病、温热病，对高原性风湿病、水肿病、高血压病有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处方药味多，喜用大方，并用放血术配合治疗疾病。

1949年前，四川的藏医药学主要依附于宗教进行传播，其活动主要在寺庙中进行，医疗和制药也多由喇嘛承担。

从1950年代开始，四川的藏区各县将一些藏医吸收到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工作，鼓励藏医带徒，提倡藏医组建联合诊所。

同期，若尔盖县人民医院建立了藏医科，德格县筹建了藏医院。

在德格等多个县举办了多期藏医学徒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初级藏医药人员。

1969年以后，办起了以藏医药为主的医疗站近100所，培养了近200名藏医“赤脚医生”。

70年代后期，先后在阿坝、甘孜两所卫生学校增设了4年制藏医学专业。

到1984年共毕业藏医173名。

甘孜州与英籍藏胞阿贡活佛在德格办起了9年制藏医本科学校在1991年开始招生。

此后，甘孜、阿坝两州从民间藏医中经过考核选拔了20名充实到国家卫生机构工作。

1992年底，全省有高、中级藏医药人员219名。

同时，建立了若尔盖和甘孜州藏医医院，并在23个县医院设立了藏医科和中藏医科，还在阿坝州和多个县筹建藏医院。

甘肃的藏医主要集中在甘南地区。

这里的寺庙很多，其中以位于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扎仓，以及卓尼本巴沟贡巴寺的曼巴扎仓和碌曲郎木寺的药师佛殿等。

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其内的曼巴扎仓同时具有培养藏医药人才和藏医门诊的功能。

该寺庙藏有大量医方明的刻板古籍。

甘南地区在历史上是名医辈出的地区，如13世纪碌曲几仓的吉格，他与当年为元王朝国师的八思巴在西藏安多时，曾讨论过包括医方明在内的密宗教义。

还有一位名医年仓•卡龙曼加当年曾随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见顺治皇帝。

他以高明的藏医疗法治愈了顺治帝的病，并受到重赏。

在甘南地区传统的藏医药人才也是从曼巴扎仓培养的。

到1979年，在甘南地区成立了一年制卫生学校，内设有藏医专业，首届只招10名学员，以后逐年增多。

到1990年底，共培养了150名左右学生。

1989年，甘肃省中医学院建立了藏医系，并将其设在甘南。

在此之前，甘肃还通过向西藏、青海等地选送学员的方式培养藏医人员。

过去，曼巴扎仓起着藏医医疗机构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形式的藏医院开始建立起来。

1970年，夏河县藏医院正式开诊。

随后，其他县也陆续建立藏医院，其中包括碌曲县的郎木寺藏医门诊部、卓尼县的麻路藏医院、碌曲县藏医院、玛曲县藏医院、卓尼县中藏医医院等。

到1980年代，在甘南地区已形成了一个藏医药诊治体系。

云南的藏医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藏医的放血疗法、火疗法在云南藏族地区较为流行。

公元708~835年，吐蕃医药学专著《四部医典》传入云南藏区。

18世纪出版的藏药巨著《晶珠本草》收录了多种云南藏医常用药物。

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先后吸收了多名著名藏医到国家医疗机构工作。

云南还出版了《迪庆藏药》、《藏医临床精要》等藏医药学研究专著。

藏医药学除了在中国的藏族聚居地发展流传外，还以多种不同的途径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首先，在16世纪，随着藏传佛教大量输入蒙古地区，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被译成蒙文，藏医药学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医学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17世纪，蒙古地区也开始以“曼巴扎仓”的形式传授医学知识。

著名的“曼巴扎仓”有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曼巴扎仓”、现今辽宁省阜新县瑞应寺的“曼巴扎仓”、热河布达拉（现今河北承德）的“曼巴扎仓”、外蒙库伦寺的“曼巴扎仓”等。

其次，为了继承和发展藏医药学，扩大藏医药学在国内外的影响，199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西藏山南藏医院合作，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家“北京藏医院”。

该医院是以藏医、藏药为主要治疗手段，并辅以西医的现代检查方法，具有藏医传统医学风格的综合性医院。

目前，北京藏医院设有藏医心脑血管专科、藏医萎缩性胃炎专科、藏医肝胆专科、哮喘专科、牛皮癣专科、白癜风专科、脑病治疗中心、藏医药浴治疗中心等。

至1999年为止，该藏医院诊治了国内外患者30万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11]

第三，随着藏药在全国各地的销售，藏医药学知识也传播到全国的许多地区。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广东办事处”于2000年在广州开设了一间“广州雪域藏药专卖店”，一年多后，又陆续开设了三间分店，经营来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甘肃五省藏区的数百种藏药精品。

这些藏药包括丸剂、散剂、汤剂和颗粒剂等。

该专卖店从藏区聘来知名的藏医进驻药店的总店和分店，免费为顾客把脉，指导用药，并做火灸等治疗。

其中有不少中、西医生顾客向进驻药店的藏医请教各种有关藏医药的问题。

该专卖店在一年多时间里已接待了十万名海内外顾客。

西藏的22家藏药厂所生产的部分名贵藏成药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均设有销售点，成为内地600多家各级医院的医疗用药。

部分药品还远销世界许多国家。

另外，许多到藏区名胜古迹游览的国内外游客也会从旅游点购回一些名贵藏药材或藏成药。

第四，出版、教育和传媒对藏医药学知识的传播也起着一定作用。

科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藏医学》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中国的藏医》这两本专著对藏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做了系统的论述。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和《中国民族医药杂志》两种期刊及其他医学期刊都经常刊登有关藏医药学的论文。

中医学院校有关中医学历史的课程[12]和人类学系有关医学人类学的课程[13]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藏医药学的知识。

报纸和因特网也经常发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信息。

由此可见，西藏地区是藏医药学的最早发源地。

藏医药学在中国境内的辐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世纪至18世纪，以藏传佛教作为媒介向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族聚居地和蒙古地区以及辽宁的阜新、河北的承德等地传播，并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多个次级发展中心。

第二个阶段出现于最近十年，藏医药学通过医药文化交流与合作、藏药销售贸易、文化资讯传播等形式向全国各地传播。

藏医药学的传播主要受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自1270年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后，西藏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为藏医药学向中国其他地区传播奠定了政治基础。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扶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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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藏医药学能够以藏传佛教为媒介，传播到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蒙古地区，以及辽宁的阜新、河北的承德等地。

其次，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藏药生产作为发展西部经济的支柱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藏医药学以藏药销售贸易为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