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和跨周期调控下的银行业应对策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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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和跨周期调控下的银行业应对策略研究

疫情冲击和跨周期调控下的银行业应对策略研究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经济非理性衰退和金融结构性风险，而由逆周期政策演进的跨周期设计调控又释放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

文章深入分析了疫情冲击对中国银行业的不利影响，研判了现阶段银行业的政策红利和业务机遇，在梳理全球逆周期调控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跨周期设计调控在银行业的实施路径，得出：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既要狠抓风险防范、稳住金融杠杆率，也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还要推进金融创新、审慎开展国际化综合化业务经营，在防风险和保增长之间寻求一条动态平衡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疫情冲击；跨周期调控；中国银行业；防风险和稳增长

2020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其严峻性、复杂性、传播性都超出预期，引发了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

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后续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采取了财政刺激、货币宽松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缓释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受冲击而次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保障了银行风险总体可控和金融的安全稳定。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重要信号，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刘鹤副总理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条件下，要增强预判性，理解市场心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为保持疫情冲击下金融发展的韧性和成长性，中国银行业需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积极贯彻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要求，在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之下寻求稳健发展的路径。

一、文献评述

关于疫情冲击对银行业的影响，钟震和郭立（2020）认为，在疫情的影响下，银行不仅会受到来自资产端、负债端和权益端的直接冲击，发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资本不足风险，而且会因为宽信用、宽监管、宽货币的实施而面临利润下降、道德风险和高杠杆风险。

常诚（2020）认为，相对于受直接冲击最大的消费行业而言，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波及。

周宏波（2020）提出银行应对疫情的五大展业和转变，即支持企业渡过难关、抢抓当前政策契机、展望长期机遇、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员工素养。

张吉光和陈舟楫（2020）指出部分中小银行在业务拓展、营收增长和资产质量等方面面临较大挑战，疫情催生了服务线上化、智能化等新模式，分析了中小银行抱团发展的路径。

关于逆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刘尚希（2020）指出，当前需要的是救助式政策或生存性政策，把保障企业生存、减少倒闭作为首要任务。

在疫情条件下，实施需求刺激政策是无效的。

陈欣（2020）认为，依赖高杠杆特性的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流动性枯竭，信用紧缩现象已开始蔓延，疫情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乃至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概率正在加大，因此应对疫情的逆周期政策应该更加果断。

李成威和奚艳萍（2020）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目标要从保护GDP调整到重点保护民生和生产能力，宏观经济要立足于通过构建确定性来稳定预期，出台力度更大的政策，使经济重获活力。

刘伟（2020）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及相应的经济恢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清晰的要求，从适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应对疫情冲击要求两个方面阐释了我国货币政策变化需要遵循的原则。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发现，疫情冲击带来宏观经济的失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危与机并存，而危大于机，银行业需要积极应对疫情风险挑战、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稳定。

很多研究认为，需要实施果断、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实现由“逆周期”向“跨周期”演进，而当前对于跨周期政策的分析较少。

本文认为，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前瞻性，让政策意图更加清晰地传递到市场主体，稳定市场和社会预期；二是连续性，从更基本、更长期的角度设计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定力、不搞急转弯；三是平衡性，综合施策，协调配合，确保各项政策的边际效力最大化，不把某项政策的空间用尽，不因短期过度刺激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二、疫情冲击对中国银行业的负面影响

从疫情冲击对银行业传导路径上看（见图1），疫情冲击首先带来了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现金流收紧，然后影响到劳动力、资本和信贷等市场，进而影响到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银行业所受的影响又反作用于市场和部门。

但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的联动发力下，银行业发展也存在着可观的回旋余地和潜力空间，这对于整体经济提振和金融业态恢复有着显著的助力。

（一）实体经济融资萎缩

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从全球采购经理人综合指数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波动状态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受到了深度影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衰退。

我国由于疫情发现较早、措施果断，经济活动平稳复苏。

但在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下，我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萎缩，银行短期内经营压力增大。

（二）银行存贷利差收窄

为了提振经济，各国或地区的央行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重返零利率，欧洲、日本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英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0.1%的历史低位。

在全球货币宽松大潮下，存贷利差空间收窄，挤压了银行利润水平。

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下调银行机构的信用评级，抬高了银行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

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带来了利润进一步下滑。

同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新机制的深入推进再次压缩了银行利差。

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

（三）银行资产质量下滑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2.8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96%。

特别是中小银行规模相对较小、资本和流动性储备不足，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很多研究表明，当前不良贷款尚未充分暴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虽然延期还本付息、续贷、展期等纾困政策缓释了部分风险，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文体旅游等行业的企业经营仍未完全恢复，且国内地区性、小范围的疫情还一定程度存在，今后银行将持续面对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

（四）市场波动风险增加

2020年以来，全球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等金融市场受疫情、金融刺激政策、流动性紧缺等因素影响而持续大幅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避险资产价格持续走高，经济基本面和经济主体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均难以在短期内修复，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投资交易的风险增大。

2020年上半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和我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恒生指数都经历了下跌反弹的波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三、疫情背景下银行业面临新的机遇

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在遭受疫情冲击和短期损失后，回归常态、增长长期向好、内在向上的态势没有改变。

同时，危和机往往共生并存，危机蕴含着分化、调整和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已倒逼了银行业的监管政策、市场格局、运营模式发生改变，还有可能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银行业需要把握机遇、危中寻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收获全球金融秩序调整和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红利。

（一）货币宽松和监管调控缓解了资本压力

为防范疫情演变为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加强了银行业的资本补充，寄望于强化资本管理，提高风险抵补能力，做好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准备。

2020年4月起，汇丰、渣打、摩根大通等多家欧美银行宣布取消或暂停分红派息，将更多利润留存作为内源性资本补充，全球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情况较好。

我国央行、银保监会也高度重视拓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和风险抵御能力得到了强化，特别是资产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315.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二）新行业和重点经济圈带来了业务机遇

疫情催生了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如电子支付、宅消费、平台经济等发展迅速，居民线上消费、健康消费趋势更加突出。

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主的新基建又成为投资新风向，将会产生配套的金融需求，银行业需要及时跟进，加大试水相关业务领域。

同时，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重点经济圈建设给银行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

2019年，三大经济圈贡献了全国40%以上的经济总量，近来又获得了密集的金融改革开放等政策支持，银行业应抓住机遇，为重点经济圈、雄安新区、自贸港的建设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资金保障。

（三）金融科技和场景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

疫情正在改变银行的传统业务模式，加速金融科技的广泛运用。

国际大型银行在未来的战略计划中纷纷加大金融科技投入，通过直销银行、虚拟银行牌照拓展客户基础，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开放银行打造新服务场景，为企业和客户提供金融电子化的支付服务。

在我国，金融企业“上云”加快，银行数字化转型提速，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在经济社会多领域的应用活跃。

可以预见，金融科技、开放银行的发展将迎来新机遇，在提升金融效率、普及金融服务、降低服务成本等方面将会拓展更大的潜力和空间。

四、跨周期调控政策在银行业的实施路径

银行业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经济下行时，银行信贷收缩会加速宏观经济萧条。

中央提出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凸显出我国宏观调控将不仅侧重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的逆周期政策，还注重与结构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的有效结合，保持政策的持续性。

在银行业调控方面，需要在采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等逆周期调节的基础上，应用中长期规划、区域协调和产业扶持等政策开展跨周期的设计和调节，在充分应用市场手段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金融体系平稳健康发展，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经贸摩擦等风险对银行经营的扰动，其实施路径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前瞻指引，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前瞻指引是指监管当局要对未来银行业的趋势和走向给出明确信号，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和安抚市场心理。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金融外部性需要金融监管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带来的银行业经营阵痛下，更需要监管部门科学管理市场预期，引导银行的理性预判，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提高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服务能力，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改善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多渠道补充资本。

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双向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宏观审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宏观审慎是指要从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避免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

一方面，要引导银行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及时盘活资金存量，为新增信贷投放腾挪空间，综合应用清收、转让、核销、重组、债转股等多种手段，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另一方面，规范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发展，有效防范交易结构复杂、杠杆层层叠加及期限错配风险，及时化解信用、流动性、操作、市场和声誉等风险，使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三）包容增长，完善资本监管约束

包容增长是指在疫情冲击下，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在有效把控风险的基础上，对银行业经营发展实施包容性、边际性宽松的监管。

金融监管的核心是资本监管，可考虑适当放缓部分较为严格的资本监管政策，如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等。

发挥国内监管的自由裁量权，优化TLAC政策的实施条款，减小中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合规压力。

优化银行资本工具发行流程，缩短审批时间。

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保持银行流动性水平。

对于受疫情影响形成的逾期资产，差异化实施资产减值计提的政策，减少拨备占用。

（四）激励相容，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激励相容是以金融市场稳定为目标，妥善协调处理银行、企业、金融科技公司、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实现金融市场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资源配置最佳状态。

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理财、信托的转型，规范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构建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多层次、广覆盖和宽领域的金融体系。

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升监管科技效能，防范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对各类金融活动和行为实施全面监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维护消费者基本权益和金融市场秩序，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五、银行业对冲疫情风险、实现跨周期经营发展的建议

中央关于宏观政策跨周期调控的信号为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中国银行业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疫情发展的阶段特征，一方面要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审慎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助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另一方面要稳住金融杠杆率，防范化解疫情引致的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和同频共振。

（一）积极助力国家战略，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银行业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其培本筑基的一项长远工作。

银行业要精准对接重点经济圈、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大战略衍生的业务机遇，助力稳住供应链、产业链，大力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针对疫情催生的线上消费、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探索精准有效的金融服务模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加大相关领域贷款投放力度，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不断激发我国农村地区内源性发展动能，有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六稳”、“六保”的质效

银行业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障就业民生，稳定企业市场主体。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积极疏通落实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用好央行再贷款、再贴现和金融债等政策，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

对于民生和居民消费的资金需求要给予更多关注，对于涉及医药制造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防疫科研攻关、医疗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要全力保障，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娱乐旅游、住宿餐饮、物流运输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要继续做好稳贷增贷工作，纾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创新开展综合经营，审慎谋划国际化战略

银行国际化战略是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要稳步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双向开放，把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由于疫情影响，全球大型跨国银行普遍调整收缩了境外经营策略，我国银行业应及时评估、动态调整国际化业务的经营范围。

同时，疫情导致息差收窄，综合化经营将成为银行稳定利润的主流模式。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逐步加强在投资证券、财务咨询、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和资产管理等领域的业务经营，探索符合国情特点、顺应行业趋势、对接国际实践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新模式。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力稳住金融杠杆率

刘鹤副总理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提出，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及时处理不良资产，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开展经济环境变化对资产质量影响的压力测试，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提前做好风险对冲。

应加大与银行同业、非银机构的合作力度，采用联合贷款、信用保险、联合担保等方式分散风险，稳定资产质量。

应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推广线上化、无接触式、数字智能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增大客群基数，增强客户黏性，提升金融营销效率，弥补不良贷款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