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起源与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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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起源与历史
船的起源与历史
舟船溯源
人们今天可以很方便地坐在豪华舒适的游船上遨游各片水域，或周游世界，在兴尽之余，出于人类好奇的本能，有时可能也会浮想联翩，思索这成为自然存在的承载工具——船舶，并产生一系列疑问:
它究竟是谁创造的,它源自什么现象呢,最早的船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一类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要想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我们必须回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
一、大自然的启示
马克思说: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对生活在江河之滨的人类祖先来说，从事的渔猎活动和水密切相依，而洪水的爆发经常危及人类生存，因而解决洪水的威胁问题成为上古人类最基本也是最切实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诞生之初时各地都曾遭遇毁灭性的大洪灾，《圣经》中即记载有“诺亚方舟”的传说。
同样中国先秦文献亦有大量关于上古大洪水的记载。
《淮南子?
览冥训》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洪兴注曰:
“凡洪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
”故而有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
《孟子?
滕文公上》载: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这里表明在帝尧时期，黄河大地上成发生过一次极大地的大洪灾，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尚书?
尧典》载: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这里又一次印证了上古时期的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广大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冈。
《山海经?
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
”为了治理大洪水，鲧在未经天帝同意的情形下，盗取息壤。
（图1,1）人类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及文献资料，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洪水成为人类祖先首先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这些毁灭性的洪灾面前，为了生存，人类必须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在漫长的洪荒时代，人类不断遭遇洪灾，不得不与水打交道。
每当洪灾来临之时，许多人葬身水中，然而也有一些人意外地抓住了漂浮的树干而侥幸得救。
在长期的观察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如果把石块投入水中，石块很快就会沉入水底。
但树上飘下的树叶，或掉下的树枝，却能够在水面漂浮。
推而广之，竹子、芦苇等也能在水面漂浮。
而这些能漂浮物，还可以承载一定的负荷。
把另一些物体固定在这些漂浮物上并达到一定的重量时，它们也会沉下水面。
还有这些漂浮物在流水中没有方向，只会任凭水流摆布。
从这些社会现象中，人们开始进行大胆的思考:
漂浮物的面积增大时是否可以承载更大的负荷,树木会在水流中翻滚，怎样可以使人坐在或站在上面比较稳定,是否可以给漂浮物添加一些辅助工具，使它们可以像水鸟一样可以自由把握方向,
知识来源于劳动实践。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向自然学习，从不断发生的自然现象中受到启迪，从而创造、改进自己的劳动工具。
在与水的不断接触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发明了水上的运载工具——船。
二、形式多样的浮具
浮具是指未经人类加工的水上漂浮物。
浮具的出现早于筏子和独木舟，因而它是最原始的浮水工具。
浮具是自然的天然产物。
常见的浮具有倒伏的树干、脱落的树枝、随处可见的竹竿与芦
苇等。
人们通过大量实践得知，为了渡过小河，他们可以找来或拖来一段树干，爬伏在上面。
从汉字“槎”中我们也可得到相关信息，“槎”，即为连干带叶的树段，现在写为“杈”。
在古文献中“槎”是舟船的同义词，可组词“浮槎”、“乘槎”。
由于年代久远，古人不明了原始人群利用树杈作为漂浮工具的事实，便将“槎”神秘化，解释成为神仙所造、有道之士所乘之类，称为“仙槎”。
从这个字的考证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些人类祖先用天然树干做浮具的历史真实。
从文献记载来看，浮具是舟船的最早来源。
《世本》载:
“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
《淮南子?
说山训》亦载:
“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
说明我们祖先对一些物体具有浮性已有认识，从每天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受到启示，并对这些自然漂浮物进行仿制，通过不断的探索，终于仿制出了最原始的舟船。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有些浮具如树段、竹竿、芦苇等，本身浮力小，需要捆成束才能更好使用;有些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吸水性，承载的负荷受到很大限制。
为了进一步改进生活，人们就必须寻找到浮力大、防水性好的漂浮材料来做浮水工具。
《淮南子?
物原》记载:
“燧人氏以匏济水”。
这生动地说明了华夏祖先曾有以匏为改良的渡水工具的历史事实。
“匏”是葫芦，“以匏济水”是说古人为了使生活得到改善，抱着葫芦或树干作为浮具。
以后，人们又对之加以改进，把好几个葫芦用绳子联起来系在腰上以提高渡水时的浮力，这叫腰舟，以后发展到捆在背上，这样就可以把双手解放出来，使双手配合双脚一起划水，提高了人们在水中捕鱼的能力。
葫芦具有体轻、浮力大、防水性强等优点，因而被人类选为浮具有其必然性。
我国古代文献有不少这类的记载。
《易经》中即有“包荒冯河”这句卜辞。
包是匏的假借同义字，也就是葫芦。
荒是空虚的意思。
冯河意思是涉水渡河。
整句卜辞就是说抱着空心的葫芦渡河。
《庄子•逍遥游》中有段对话，大意是说:
魏王送给惠子一个大葫芦的种子，结出了一个能盛五石容量的超级葫芦，惠子犯愁地说，拿它当水壶用，盛满了水就拿不起来，那它当瓢用，大的没有容器能放得下，惠子认为这是个没用的大东西，就把它砸碎了。
庄子说，你真是个不会用大东西的人，你为什么不把他做成个腰舟（古代救生圈）用来渡水呢,反而发愁没地方搁，你真是不开窍的人。
《歇冠子?
学问篇》:
“歇冠子曰‘中河失船，一壶千斤，贵贱无常’”。
陆佃注曰:
“壶，瓠也。
佩之可济涉，南人谓之腰舟。
”壶、瓠，均为葫芦，渡水时佩带在腰上，可以增加浮力，帮助人在水中游渡，故南方人称其为“腰舟”。
这句话意思是说，在缺少船只的时候，这种平时很便宜的东西壶（瓠），因为可用来渡水，所以也卖得很贵了。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壶卢（即瓠）“释名”时也认为:
“其圆者曰匏，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瓢也。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在我国的民族民俗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
如山东长岛居民捞海参常以葫芦为浮具，年轻人骑葫芦在诸岛之间游渡。
河南山西农民过黄河种地时，一般也腰拴几个葫芦过河。
云南彝族人过河时，常把几个葫芦拴在一起，人挟着过河。
海南黎族人家里都保存着几个葫芦，他们下海捕鱼或和横渡江河时，常在腰部系一、两个葫芦，以协助游渡。
此外，葫芦作为浮水工具，在我国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在傈僳族口头世代相传的《创世纪》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远古时候，天地相连，混混沌沌。
人们都要弯着腰走路，要不然头就会碰着天。
有一个人骂道:
该死的老天，你不能高一点吗?
这咒骂触怒了老天，突然天降倾盆大雨，九天九夜不停，世间一片汪洋。
有对兄妹俩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里，随着洪水漂流。
洪水退落后，葫芦搁浅在泥滩上，兄妹俩人从葫芦里走出来，发觉天地分开了。
天是那么高，地也不是那么混浊，出现高山、平原、河流、森林，但世上的人都被淹死了„„于是兄妹结为夫妻。
兄妹结婚后，生了五个孩子。
生第一个孩子时，父亲把白布裹在孩子身上，对孩子说，你是汉族;生第二个孩子时，父亲把弩箭放在孩子身旁，对孩子说，你是傈傈族;生第三个孩子时，父亲把黑布裹在孩子身上，对孩子说、你是彝族;
生第四个孩子时、父亲把木棍插在孩子身旁，对孩子说，你是独龙族;生第五个孩子时，父亲把簸箕盖在孩子身上。
对孩子说。
你是怒族。
总之，我们中华各民族都是同胞弟兄。
白族也流传葫芦渡水的神话:
天神阿妣告诉人们，地上要发洪水，教人搬到大葫芦里去住，只有阿公、阿婆两兄妹听了天神的话，因而得救，后来兄妹成亲，才传下了人类。
毛南族也有类似神话流传:
天神哥为人类射太阳，但人却忘了“还愿”，只有盘兄古妹送了一条天狗给天神种田，发洪水时，兄妹躲进哥哥种的葫芦里才得以逃脱灾难，后来兄妹成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
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也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讲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躲进葫芦逃脱洪灾。
这些传说虽然带有神秘色彩，但它们反映了华夏各族祖先尝试与洪灾斗争，重建人类美好家园的努力。
它们也在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祖先确实使用过葫芦作为浮水工具的历史真实，葫芦因而成为人类延续的一个文化载体和象征。
原始的浮具不限于葫芦，还有许多种类，如关于“皮囊”的记载很多。
皮囊也称浮囊，亦称“浑脱”。
其制法是杀牛或羊时，不去毛而趸剥皮，然后“扎三足，一足嘘气其中，令饱胀，扎之，骑以渡水”。
《太白阴经》记载:
“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缚其孔，缚于腋下，可以渡也”。
“浑脱羊皮”是宰羊剥皮的一种方法，用来代指皮囊，后来进一步简称为“浑脱”了。
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亦有“元跨革囊”一典故。
史书记载:
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进攻大理，他率领中路军经四川西南，在泸沽湖附近休整后，翻越瓦哈山（今大药山），在今宁蒗县境内用革囊横渡天堑金沙江。
革囊就是指将几个吹满气的羊皮口袋，用绳索绑在纵横交错的木棍或竹子上，供人乘座渡江。
孙冉翁即以“元跨革囊”四个字概括了十万大军轰轰烈烈、气势磅礴、横渡金沙江之壮举。
明代李开先在《塞下曲》中亦有诗句:
“不用轻舟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
”描绘出了皮筏的灵巧便捷。
对这种浮水工具的记载，在《明史?
唐龙传》亦有印证:
“时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限以黄河，不得渡，乃用牛为浑脱渡，入后山，然浑脱非船比，乃缝羊皮吹气令饱，而人乘之以渡耳”。
据说以皮囊浮水工具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项发明。
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记载:
“以革为舟夜渡，是牛皮为船，由来久矣，皆出于‘番’俗也”。
（图1,2）
除皮囊可作浮具外，竹筒、蜂巢等也可作浮具。
在云南哀牢山地区，有些彝族小孩过河时，常常砍两节带有隔膜的竹筒，作为漂浮工具。
当地还有一种七里蜂，其巢如磨盘大，直径可达1.5米，厚三四厘米。
人们把蜂房放在水中，坐在上面或者趴在上面，以两手和两足划水，作为过河的浮具。
三、筏——改进的浮具
筏是第二代水上工具，它脱胎于浮具，是浮具发展的必然结果。
浮具比较简单，一段树干或一根竹竿都是浮具。
但浮具有很大的不足，因为它面积小，一般呈圆筒状，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都受到极大限制。
一是它在水中易于滚动，不太平稳，不够安全;二是它的面积小，承载负荷有限;三是它没有方向感，在流水中无法控制。
基于这些缺陷，在不断的实践中，人们把几根树干或竹竿固定成排，用滕或绳把它们捆扎起来，从而成功地制作成了筏。
（图1,3）
筏因其大小和取材不同，在古代有不同的名称。
《尔雅?
释地疏》记有:
“桴、栰，编木为之，大曰栰，小曰桴，乘之渡水”。
郭璞注释说:
“木曰栰，竹曰筏，小筏曰桴”。
筏的首创者是谁呢,无疑是人们大众，但在生活中人们却喜欢把类似的伟大发明归于某一位华夏始祖。
伏羲，这位文化英雄便被人们推认为筏的发明者。
《淮南子?
物原》记载:
“伏羲氏始乘桴”。
桴就是筏。
筏具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制作简单，操纵灵活;面积增大，负荷较多;行驶平稳，安全
可靠;配置篙、桨，可控方向;取材便利，成本低廉。
因而，自从诞生以来，一直被人们用作水上工具，即使是今天，仍可以看见它的身影。
我国各族人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创造出了形式多样的筏，有的甚至进一步发展为筏船。
如江南的木筏，漓江上的竹筏，黑龙江鄂伦春族的桦树皮筏，藏族的耗牛皮筏船，九曲黄河沿岸的羊皮筏等。
（图1,4）但其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木筏，其次是竹筏。
因为在上古时期，这两种漂浮材料分布最广，最容易得到，且结实耐用。
古人认为筏是“并木以渡”，形容得很恰当。
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筏，比起浮具来，更易受到人们的喜爱。
《国语•齐语》“方舟设泭（同桴），乘桴济河”。
说明古时山东齐国人已习惯使用筏来渡水了。
甚至孔子周游列国之际，因各国诸侯不采纳他的主张，郁郁不得志之时亦曾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
（图1,5）
秦汉以后，由于筏的诸多优点，因而被广泛于军事上。
《史记?
淮阴侯列传》记载，楚汉相争之际，汉将韩信领兵从陕西向山西进军。
魏王豹叛汉与楚约和，率兵驻扎在临晋，切断汉军退路，封锁河关。
韩信故意多设疑兵，陈列船只佯装要渡河关，而伏兵却从夏阳用陶筏（木框架中安装陶瓮）偷偷渡河，袭击魏都安邑。
魏王豹大惊，引兵迎击韩信，韩信大胜，虏魏王豹，平定了魏国，改魏为河东郡。
《太平御览?
舟四》记载，东汉末年，孙策在江南起兵，欲渡江北上，但船只太少不够使用。
其姑母王氏下令砍伐芦苇，绑缚成束，再扎成筏子，于是“船、筏相佐，大军毕渡”。
即使在现代战争中，筏也没有完全失去其功用，仍是重要的水上辅助工具。
1937年12月底，在日军疯狂进攻下，南京即将失陷之际，肖山令将军命令所属军队紧急突围，于是数万军民争相渡江逃命，浩浩长江，一泻滔滔，天寒水冷，苦渡无舟。
肖将军急令各部撤房扎木筏渡江，将部分军民渡到长江对岸。
在日军步步紧逼中，肖将军率领未渡江的军民与敌进行血战，直至全军覆没，肖将军也壮烈殉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中，第200师在抢渡金城川时，桥梁多次被南朝鲜炮兵炸毁，在战争千钧一发之际，师长李静命令部队迅速赶制木筏，并率先乘坐木筏渡江，终于使得预定作战计划得到顺利实施。
当然，在悠悠历史中，筏主要还是一般民众生产、生活、交通的工具之一。
即使是今天，筏在我国民众中仍有广泛使用。
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人的筏是用桦木干制成的，一般长二三公尺，粗细接近，均为十五厘米左右，每十至十五根编排为一筏，用皮绳或柳条捆扎。
云南省摩梭人拴羊皮筏子时，常从树林里砍回长约1.7米直径三四厘米的若干树棍，把这些树棍捆成长方形木架，其中纵者七根，横者六根。
把木架平放在河边，视人数或载货量的多少而在上边拴四、六或八个皮囊。
这种拴皮囊的筏子又称浮筏，是筏的一种改进。
即使是在工业飞速发展的大上海，木筏也曾一展雄姿。
在建设上海石油化工基地金山工程时，为了搬运一些长达六十米、直径达六米、重达二百吨的大型设备，扎排工人根据经验，设计出了一种杉木制的巨型箱型木筏，成功地把这些设备从黄浦江运到了金山工地。
四、独木舟——人类智慧的结晶
筏有不少缺点，最大的缺点是不能逆水而上，故而有“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之谚。
基于此，富有追求的人类祖先，又开始不满足于筏的优点，开始了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仍然离不开日积月累的对自然现象的细密观察。
人类祖先在不断探索中，发现河水中漂浮的因天然腐朽形成凹槽的树段，浮力大于完整的树段，人甚至可以坐在凹槽里自由活动。
这一意外发现激发了人类智慧的火花，从这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试作，经过大量的实践，人类终于试制出了原始的独木舟——舟船的最初形态。
关于独木舟的创造，古代文献中有不少相关传说。
《易经?
系辞》曰:
“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伏羲氏凿空木头以成舟船，剡削木才以成桨楫，使得江
河的交通得以顺畅;《世本?
作篇》曰:
“共鼓、货狄作舟。
”宋衷注曰:
“二人皆黄帝臣也。
”把独木舟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和货狄;《束薪发蒙记》曰:
“伯益作舟。
”认为独木舟的制作者为伯益;《吕氏春秋?
勿穷览》曰:
“虞姁作舟。
”说创造独木舟的人是虞姁;《山海经?
海内经》曰:
“番禺始作舟。
”认为独木舟是番禺制作的;《汉书》曰:
“黄帝作舟以济不通，旁行天下。
”班固则认为是黄帝创造了独木舟;此外，还有《蜀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造舟的传说等等。
这些创造虽然各执一说，但它们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即上古时代的独木舟，不是具体个人的独创，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是上古先民群体的伟大创举。
（图1,6）
独木舟的创造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独木舟的制作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也是原始人类施展智慧的过程，而且它也依赖于当时的具体生产条件。
一方面它需要比较锋利的磨制石器，石刀、石斧、石锛等，另一方面为提高效率，在刀削斧砍的前提下，还需使用火作为辅助手段。
恩格斯说:
“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
”独木舟的制造，是石制刀具与火焚并用的结果。
如何用石器和火来制作独木舟，从我国民族史资料可得知一些信息。
相传云南纳西族人祖辈都在制造独木舟时使用火。
他们找来粗细适当的一段树干，把其一面砍削平整，并在平面上画出应挖去部分的轮廓，把它分成若干段。
开挖时，一段段开始砍削，但并非全部用刀、斧砍削，而是在砍削之后用木屑点火燃烧，然后再砍削，如此反复，待到挖至合适的时候，再把分隔的各段打通。
这样的石器和火并用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制造独木舟的效率。
因为只用石器加工劳动量很大，而在燃烧木屑以后，周围焦化的木质容易加工，也减轻了再次砍削的劳动量。
（图1,7）
独木舟在我国南北方都有广泛的应用。
生活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很早就会制作独木舟。
自汉代起“挹娄人便乘船”;至辽代，“其俗刳木为船，长可八尺，行如梭”。
而独木舟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南方江河地区。
宋代《溪蛮丛笑》记载:
“贵州、湖南一带，蛮地多楠，有极大者，刳木为舟”。
说明贵州、云南一带，多用楠木制作独木舟。
晋代裴渊在《广州纪》记载，广州当地居民以制独木舟为业，就在树林边居住。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
“广西江行小舟，皆刳全木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钦州竞渡兽舟，亦刳全木为之。
”表明南宋时期广西临江地区还有以整木制舟的习俗。
台湾日月潭一带的高山族，至今仍有用樟木制作独木舟的习俗流传。
我国发明独木舟的大致年代，仍无法知道确切的年代，但从考古资料的发掘可以推测在我国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六支木浆，说明当时已有水上活动工具了。
还有一个像独木舟的废弃木构件，中间空，一头残损，另一头尖圆，直径约0.6米。
在该遗址上还采集到一个舟形陶器，从陶质、制作方法、造型风格等特征来看，考古学家它的历史距今有六、七千年。
1976年广东化州县石宁镇三号汉墓出土的独木舟，舟内某些部位甚至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木屑被火烧焦化后用石器挖掘的痕迹。
（图1,8）在我国江苏、福建、云南等地也出土了一些独木舟的残骸，说明在上古时期独木舟已是我国江河地区水上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此外，在四川及东南沿海地区，还陆续出土了一些棺葬独木舟，反映了我国古代某些地区存在的一种独特丧葬习俗。
船的演变
独木舟是船的雏形，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华夏民族祖先不断地对船的性能、外形等进行改进，从而使得船成为人类想象与思维的延伸，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和活动的空间，推动了人类的相互交往与文化的传播。
下文从木船的演变和机器船的演变两个方面简单介绍船的演变情况。
一、木船的演变
大禹治水成功后，独木舟、筏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水上运输工具。
但独木舟、筏的局限性很明显，因而夏朝建立初期，大禹便命令船匠设计木板船。
船匠们根据大禹的指示，结合独木舟、筏的现有特点，经过多次实践，终于制造出了轻便、容量大的木板船。
木板船航行时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它的抗风能力较差。
只有当抗风浪能力较强并能借助大自然风力进行远距离航行的木帆船出现后，人类的水上航行活动才能更为主动。
关于帆的发明，据《物源》记载，传说是大禹受到一种叫鲎鱼的启发。
鲎鱼的形状很奇特，身体扁而宽，眼睛长在背上，嘴长在肚腹之下，而背上生有高七八尺的鳍。
每当有风吹来的时候，它的鳍就收拢起来了。
不论自然界是否有这种鲎鱼，但是帆的发明，必然是人们受到自然界某种东西的启发。
（图片1,9）
由于木帆船的发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到殷商朝，水运已得到初步发展。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卜辞中不尽相同的“舟”字，说明了当时木船的形制已经多种多样了。
到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造船业及航海业迅速发展。
由于战争烽火不断，时局呈现“战国何纷纷，兵戈乱如云”的特殊状态，适应水战的战船得到空前发展。
而地处沿海的吴国战船最为有名。
据记载，吴国战船有“艅艎”和“三翼”。
艅艎是王侯们乘坐的大型指挥战船，体形宽大，首尾高耸。
三翼有三种型号，大翼广一丈五尺，长十丈;中翼广一丈三尺，长七丈;小翼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
可见当时吴国船舶制作技术的精良。
（图1,10）
秦汉时期，船舶的型式多重多样，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
秦代，徐福率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找不老之药。
那楼船之巨，可以想象得出。
据《史记?
平淮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因与南方边地部族进行水战的需要，汉武帝在长安附近的昆明池演习水军。
当时环列的楼船，高十余丈，旗帜猎猎，甚是壮观。
而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莫过于楼船了。
楼船本身大小不一，层数不等。
作战的楼船一般三层，每层四周有防御敌人用箭矢与石头攻击的“女墙”，上面开设窗孔。
窗体表面蒙有皮革，起防护之用。
从西汉中期前后，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印度、斯里兰卡，可见当时造船技术已十分发达了。
三国时期，船舶尤其战船得到更大发展，赤壁之战时，双方战船繁如群星。
（图1,11）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并携带当地土著居民数千人回到大陆。
夷洲，今之台湾，澶洲，就是日本岛屿。
西晋建立后，为了灭吴国，命王濬在蜀地组建水军舰队。
王濬监造的最大楼船长宽各一百二十步，可承载二千多人，舱面上建有瞭望台，船上可以驰马往来。
西晋水军也因之被称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晋后期，法显和尚西行印度，寻求戒律，历时十四年，数次濒死，终于在七十岁高龄时，只身远航归国，带来对后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大量佛经。
这次远航，说明当时已知信风的有关知识，并掌握了观察日月星辰辨别航向的航海技术。
隋朝船舶工业进一步发展。
隋文帝时期，杨素打造的“五牙舰”，楼分五层，高达五十尺，可容纳八百名战士。
（图1,12）隋炀帝好大喜功，多次征发民工制造龙舟及各种花船数万艘。
最大一艘龙舟共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
它反映了隋炀帝的萎靡奢侈的生活，也反映了隋代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造船实力。
（图1,13）
唐朝时，造船上已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黄底龙骨，漆涂防腐技术、金属锚等先进技术。
此时战船型式多样，主要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六种。
其中“海鹘”一种新型战船，其外形模仿能在海浪中疾驰的“鹘”鸟而制作，头低尾高，前大后小，以便于冲浪。
（图1,14）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主持制作的战舰，“挟以二轮，令蹈之，溯风破浪，其疾如挂帆席”。
唐末杨厚监制的巨船“和州载”，费时三年，“载甲三千人，稻米倍之”。
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
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了运用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史?
岳飞传》记载，杨么水军使用一种叫“车船”的战船，“以轮击水，其行如飞”。
（图1,15）此时中国船舶已设置了水密隔舱，即使在触礁船壳破裂时船舶仍可航行。
元时，为护送阔阔真公主至波斯成婚，忽必烈“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派马可?
波罗从泉州起航护送。
明清时期，中国造船与航海业日趋衰落。
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船高峰。
这一时期在航海史上或船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
据《明史?
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树9桅张12帆，排水量超过一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
《明史•兵志》又记:
“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造船与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在西方现代轮运业的冲击下，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古代水运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也从而翻开了中国船舶史艰难而沉重的一页。
二、机器船的演变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对外关系基本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造船技术虽然仍在缓慢发展，但已逐步落后于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了。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国社会由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廉价的原料，西方列强利用所享有的各种特权，纷纷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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