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瓶罐罐与木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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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瓶罐罐与木桶
瓶瓶罐罐与木桶
A
如果花瓶碎了，怎么办？
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扔掉！
且一扔了事，干脆利索，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
那么，这里头有规律吗？
有。
这就是，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后即可发现：
10～100克的最少，1～10克的稍多，0．1～1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
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即：
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重量比为16：
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
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比是16：
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
1。
于是，发现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将此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从而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并迅速恢复它们的原貌！
这位极善思考的聪明人，就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
可是，我们做到了吗？
没有。
于是突然发现了我们的可悲。
这就是，打碎瓶子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其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时，我们拥抱过它吗？
没有！
就因为迟钝！
如此看来，花瓶碎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千万别一不留神，把我们的聪明打碎了！
B
烦恼肯定是一种邪恶。
它败坏着人的情绪，影响着人的健康，在人的生活中投下了一个深深的阴影。
及时走出这个阴影，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于是想起《资治通鉴》中的一个故事。
汉灵帝时，太原孟敏出行，途中不慎失手打碎瓦甑（瓦罐），只见他掉头不顾，径直前行，名士郭泰奇之，问其故，他答曰：
“瓦甑已破，不复能用，顾之何益？
”
请注意，打碎了瓦罐，的确是件让人烦恼的事。
但故事中的孟敏却偏偏“掉头不顾，径直前行”，这说明他特别聪明特别理智。
这就是，他极善于权衡利弊，深知悲悲切切远不如轻装前进，这才不再计较已有的损失，而且干脆利索，只管向前！
于是也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这就是，在前进的征程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权衡利弊，并认定豁达开通远胜于苦恼烦闷———正如那孟敏，如果打碎瓦甑后便自艾自怨，便可怜兮兮，便哭哭啼啼做黛玉葬花状，他能径直前行吗？
换言之，既然烦恼极像那只“打碎了的破瓦甑”，毫无用处，凭什么不扔掉它！
C
有位奥地利医生叫奥斯布鲁格，他父亲是个卖酒的，为了判明高大的酒桶里还有没有酒，这位父亲经常用手在桶外头敲敲，然后由声音判定桶里还有多少酒，是满桶还是空桶。
父亲的这一做法启发了他，他便由此推论，人的胸腔腹腔不也像只桶吗？
既然父亲敲敲酒桶能知道酒的多少，那么，医生敲敲病人的胸腔腹腔并细心听听，不就可以由声音判明他的病情了吗？
于是细细钻研，认真总结，终于发明了著名的诊病方法———叩诊。
有人更聪明，由木桶而提出了著名的“木桶理论”，即：
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木桶才能盛满水，反之，只有一块不够高度，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怪不得人们常常大声疾呼要补缺补差抓落后环节，原来其意盖出于此。
更有趣的是关于木桶的诸多提法。
比如，想知道一个人的水平究竟如何吗？
像观察木桶似的研究研究他吧，这将有助于找到他最短的“那块木板”！
像敲敲桶似地再敲敲他吧！
你会由此发现他的水平境界究竟如何？
正所谓“满桶不响，半桶晃荡”。
这“响”与“晃荡”，不就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吗？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处处有哲学，瓶里有歌，罐里有歌，桶里也有歌。
∙非法入境的婴儿
∙一位名叫罗泽玛丽的阿根廷妇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路经巴西前往纽约与丈夫团聚。
不巧，她的儿子就降生在巴西巴拉那州贝伦机场。
直到我撰写本文时，婴儿仍被扣留在官僚主义的尿布中。
这一事件导致英国领事馆出面干预，巴西外交部和阿根廷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
我甚至确信，要使海关当局释放这个婴儿，必须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
故事得从头说起。
罗泽玛丽女士在飞行中感到阵阵腹痛。
她不忍将孩子生在飞机上，而想在陆地上分娩。
然而谁能料到这一选择竟招来比分娩更大的痛苦。
DC-10客机在贝伦机场紧急着陆，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在机场大楼内。
罗女士在医院里度过了两个昼夜，出院后等她的却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妖魔——官僚主义。
罗女士带着同行的其他两个孩子来到机场，准备继续旅行，但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却扣留了她。
这位官员查对了三份护照，经过无数次反复核实，发现初生的婴儿竟没有任何证件。
他便带着官僚主义特有的那种腔调问道：
“他是怎么样入境的？
”说着用手指了指婴儿。
“从我肚里。
”
罗女士的回答简明扼要，但这个官僚主义却不能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仍然不慌不忙地重复着他那已背熟悉了术语：
“那么，请问女士是否在行李申请单上填写了腹部携带孩子一个？
”
“我没有申报，但大家都看得见的。
”
“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
”他接着说，“我只能表示遗憾。
但既然如此，孩子怎样入境就怎样出境吧！
”
“我的先生，请你原谅我吧……”
他好像现在才明白过来，他终于发现自己言行的荒诞不经。
但是，为了表明他的思维敏捷，他马上建议说：
“好吧，女士，我们就在于这么办吧！
为了不给彼此带来任何麻烦，请你把婴儿装在一个皮箱内出境，我就装作没有看见。
”
罗女士听罢，呆若木鸡。
官僚主义看对方不说话，又接着说：
“如果您不愿这么办，我只好宣布你是走私。
因为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这婴儿就是你的孩子。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做婴儿走私的勾当呢？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我的女士，看来我只能把你扣留在此。
”
罗女士听后只觉得头晕目眩。
她要求见机场场长。
场长来了，他满面笑容，尽力安慰她，并推说那位工作人员是个新手，保证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其实很简单，只要女士将婴儿出生证、儿童律师的许可证、护照、所得税申请报单和22000克鲁赛罗（巴币）的存寄收据交给我们，婴儿就可以出境了。
”
“22000！
这太荒谬了……”
“得了，得了，我的女士……”场长打断了她的话，“你应该知趣了，要是个三胞胎，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
罗女士竭力申辩，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重复了一遍：
在这里停留，仅仅是为了让孩子出生，离开布宜诺艾利斯的目的是去纽约与丈夫团聚，场长听后大笑一声说：
“好，好极了！
为何女士不早说呢？
这样，情况就不同了，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你只要办理一份宜诺艾利斯的居住证，一份阿根廷的政府的证件，证明你确实要移居加拿大，一份结婚证书，一份纽约警察局的证明，确认你丈夫在那里生活，你丈夫的两张免冠照，还有一份加拿大政府的公函，证明你们将定居在加拿大。
对了，你们将居住在哪一个城市呢？
”
“蒙特利尔市。
”
“是这样，那我们还得要一份蒙特利尔市政府的确证件。
还要，你们住别墅还是公寓？
”
“住公寓。
”
“那就别忘了再带一份公寓的草图来。
”
罗女士不得不抱着初生的婴儿开始朝拜各级官僚办事机构。
“办理护照？
必须先准备一份免疫证书、选举证、身份证、申请书和三张穿礼服、系领带的照片。
“但是，孩子出生仅30天。
”
“这没关系。
女士，在我们这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办理护照，必须持本人身份证，而领取身份证就必须先办理一份良民证，领良证则需要出示工作证，办理工作证更需要无数的资料和证件，如果没有服务税证明，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办理护照还需要持本人的选民证，在领取选民证前，必须先领取一份居住证，并附一份煤气结帐单，还需准备两张免冠照片和健康证；最后还要一份所得税申报单存根，然而谁知道领取上述申报单存根究竟还需要什么证件呢。
“请他亲自填写一份表格就行了。
”
“他还不会写字，但必须先办理一份委托书。
”
罗女士无可奈何，只得抱着这个名叫马里奥的孩子四处奔波，她终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迷魂阵，无所适从。
然而她从中也得到一种实惠，这就是，当孩子哭闹时，她就威吓他：
“你再哭，我就把巴西官僚主义叫来。
”
时间流水般地流逝。
一天，罗女士的丈夫居然在纽约收到儿子马里奥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
亲爱的爸爸，我和妈妈还在为巴西政府要求的各种证件四处奔忙（妈妈还是习惯性把我抱在怀里）。
我想，当我们把所有证件办妥后，恐怕只能海运到加拿大了。
我给你写信，是为了使你放心。
看来，我们见面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明天，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最后一份证件——我的服役证明。
”
“大陆漂移说”的启示
在科学史上,由阿尔佛雷德·罗塔尔·魏格纳所创立的“大陆漂移说”可算是历尽磨难,为人们提供了诸多的思考。
魏格纳是德国气象学家和探险家。
1912年，他提出了地壳变迁的大胆假说,即“大陆漂移说”。
这一理论认为,在两亿年前,地球上只有一块被无边无际的泛海洋所包围的原始泛大陆。
这块泛大陆由较轻的固态硅铝层组成,并漂浮在粘性很大的液态硅镁层上。
到古生代以后,泛大陆开始破碎,碎块在地球自转和日月潮汐力的作用下,逐渐漂移开来,形成了今天的陆海分布格局。
南美洲与非洲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南美洲的东海岸与非洲的西海岸正是它们之间的一道裂痕。
这一石破天惊的理论,立即在科学界炸开了锅。
一些学者积极支持,认真求证;另外的多数学者则坚决反对,猛烈抨击。
直至1928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地学讨论会上,“大陆漂移说”仍被斥为“荒诞的怪论”、“积木游戏”。
两年以后,魏格纳在格陵兰的探险中不幸以身殉职,“大陆漂移说”也从此销声匿迹。
20世纪50年代,随着古地磁学新发现的问世和地球物理勘测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支持“大陆漂移说”的新证据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才使这一学术在沉寂20多年后得以起死回生,重新活跃起来。
此后,科学家们沿着“大陆漂移说”的思路,深入研究,创立了“海底扩张说”和“板块构造说”,“大陆漂移说”才彻底站住了脚根。
“大陆漂移说”的生死沉浮,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真理的光辉遮挡不住。
“大陆漂移说”从创立到得到承认,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经受了无数的责难和攻击,但终究死而复生。
其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大陆漂移说”的生命力在于它产生于实践,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实践成果和理性思维的结晶;它的起死回生,同样得益于实践成果的支持。
如果没有上世纪50年代对古地磁的测定和地球物理勘测技术在海底考察中的广泛应用,“大陆漂移说”就可能要面临更为严酷的考验,经历更多的挫折。
其三,既有的理论不能作为检验新理论的标准。
“大陆漂移说”之所以一出生就遭到强烈反对,就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已成为科学界共识的“大陆均衡说”和“陆桥说”。
前者认为地壳只有垂直升降运动,而不可能有水平运动;后者认为在很久以前各大陆之间曾经有过狭窄的“陆桥”,使古代生物可以通过“陆桥”自由来往。
那些将“大陆漂移说”斥为怪论的人,正是依据了上述两种理论来作为是非标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标准是靠不住的,依据这个标准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谬误。
其四,人数多少也不能作为判断科学是非的标准。
科学史已经反复证明,科学真理最早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受到多数人的非议。
“大陆漂移说”就是如此。
因此,在科学问题上,不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尊重少数、保护少数应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
其五,综合分析能力是科学创新的重要素质。
作为气象学家的魏格纳,并不具有比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更丰富的地质及生物学知识,但他却能把这两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并用新的观念去进行综合分析,所以能创造出全新的理论成果。
围绕着“大陆漂移说”的这场斗争已经远离了我们,但它给人们思想上的启迪却永远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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