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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

人物生平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

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

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

”[2] 其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

朱熹云:

“私,犹窃也。

淑,善也。

李氏以为方言是也。

人,谓子思之徒也。

”[3]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4] 而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关于孟子的父亲更加缺乏资料,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

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

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

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

“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6] 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

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10] 。

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

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9] ,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

他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

[11] 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他的学说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需要。

于是就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

在他之后,出现了学者邹子等人。

孟子思想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

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

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

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

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

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

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

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

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

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

”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

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3]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

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

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

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

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

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

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

孟子说: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

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

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

怎样才算是仁呢?

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

第一、亲民。

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

第二、用贤良。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

”第三、尊人权。

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

第四、同情心。

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

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

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

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

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

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

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

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

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

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

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

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

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

“势不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

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

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

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

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

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

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

《说文》解释仁字:

“仁亲也。

从人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

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

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

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

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

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

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

体的仁政措施。

性善论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

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

他说: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

”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

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

推崇尧舜之道。

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

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

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

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

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他说:

“诚者,天之道也。

”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

《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在《孟子》中有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

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

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

“今日病矣!

予助苗长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公孙丑》)上)

认识论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

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

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

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

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

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

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

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尽心上》)

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

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

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

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鱼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

《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

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

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

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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