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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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第六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地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列强掀起了抢夺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的狂潮，日益没落的清帝国就成了列强在远东的主要目标。
所以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东南、西南、西北边疆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断地在这些地区制造事端，蚕食中国领土。
1874年日本公然侵略台湾。
台湾早就为各列强所垂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就企图强占台湾。
此后，美国也曾两次派军舰到台湾刺探情报，一些美国军、政官员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
1867年，美国政府则借口“罗佛”号船水手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进攻台湾，遭到了当地高山族人民的抵抗，美由于台湾距美遥远，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转而勾结日本进行侵占活动。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对外扩张的要求也随之益增。
在美怂恿下，1871年，日本政府借琉球渔船遇风飘到台湾被当地高山族一些人误杀，向中国进行讹诈，被清政府驳回。
日本政府则借清政府答辞中有：
“生番化外”“不便深究”这句话大做文章，硬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于1874年在美支持下对台湾发动了战争，当地高山族人民立即以大刀长矛迎击日本侵略军。
清政府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宝桢率兵赴台，部署防务。
当时日本维新后没几年，要想吞并台湾这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日、美在台的活动损害了英国利益，英国对此也很不满，日本只好与清廷谈判。
虽然当时清政府军事实力还略优于日本，但迫于英、法、美的压力，还是向日做了让步。
1874年10月，由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大久保利通订立了《台事专约》（或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本从台撤军，中国赔款50万两，将琉球事件写为“日本国属民”为高山族人杀害，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
这样日本便以此为依据，1875年迫使琉球王宣布与中国“断绝”宗属关系。
清政府为此再与日本交涉，后在李鸿章投降妥协思想指导下，又是不了了之，听任日本将琉球改为冲绳，并入日本。
当东南海疆告急之时，英国又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新的事端。
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探险队”，由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从英国殖民地缅甸出发，探测通往中国云南的道路，英驻华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前去迎接。
1875年2月，马嘉理引导武装“探险队”入中国云南，在腾越（腾冲）地区的蛮允山寨，遭到了当地群众的阻止。
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竟然开枪打死打伤边境地区居民多人，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当场击毙了马嘉理等6名侵略者，将“探险队”赶走。
英公使威妥玛利用这一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甚至以开战相威胁。
清帝国此时边疆危机，东南吃紧，惟恐西南再起战事，只好向英妥协，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
1876年9月13日订立了《烟台条约》，主要内容：
（1）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2）扩大领事裁判权；（3）租界内的外国商品免收厘金；（4）允许英派人到云南调查，并可经甘肃、青海入西藏，转赴印度等地；（5）清政府向英“抚恤”、“赔款”、“道歉”并“惩凶”，将23名景颇族群众杀害，并将当地文武官员革职讯问。
中英《烟台条约》又为英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敞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英《烟台条约》使得英国侵入西藏地区的活动合法化了，但由于当地藏族同胞坚决反对，英人一时无法实现。
80年代，英国侵略者便试图用武力打开通往西藏的道路，不断进行挑衅。
1888年，英国侵略军数千人从印度向西藏隆吐山发动进攻，藏军与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誓不与英人共天地”。
清政府又怕惹恼了英国，便立即命令中国军民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罢免，代之以主妥协投降的升泰。
1890年，清政府在英威胁下被迫订立了《藏印条约》。
1893年，又订立了《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和五年进口免税权。
英国侵略势力伸入到了我国的西藏地区。
在英国处心积虑地往西藏渗透的同时，沙俄也在窥测西藏，沙俄以“游历”、“考察”为幌子，19世纪70年代多次派“调查团”入西藏，进行非法活动，搜集西藏地理、历史资料和商业情报，在西藏上层人物中进行阴谋活动。
他们利用当地人民反英的情绪，表示愿意派兵相助，还利用佛教的宗教关系，在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中培植间谍，派往西藏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
最著名的沙俄间谍德尔智喇嘛在西藏各大寺活动，后来成为达赖十三世的经师。
他极力向达赖等上层人物灌输沙俄是喇嘛教的唯一保护者，挑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的矛盾，煽动达赖判国投俄。
1900年、1901年，德尔智又两次受达赖委托访俄，沙俄也为达赖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以争取控制西藏。
中国西北边疆此时危机更为深重。
1864年，在内地人民反清斗争推动下，新疆维吾尔、回族等族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并很快扩展到了天山南北地区。
但这些起义的领导权落入到了一些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手中，他们利用人民的反清斗争，在新疆各地实行割据，甚至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害异教徒）相号召，制造民族分裂。
喀什葛尔（喀什）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攻下汉城（疏勒），向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求援。
浩罕派阿古柏率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地区，攻下了汉城和周围地区，1867年建立了哲得沙尔（意为七汗国），自立为汗。
1870年，他又进占乌鲁木齐，消灭了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封建割据政权，至此占领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为了维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与英俄密切勾结。
英俄当时正在争夺中亚地区，因而都极力拉拢阿古柏，企图把阿古柏变为他们自己的工具，以达到控制我国新疆的目的。
1872年，沙俄首先迫不及待地与阿古柏订立条约，承认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扩大沙俄对新疆的贸易。
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也承认了阿古柏政权，并与阿古柏订立了军事条约。
英俄双方都向阿古柏提供军援，以加强他们各自对阿古柏政权的影响。
沙俄还借阿古柏入侵北疆地区之机，借口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安全，于1871年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
清政府这时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李鸿章借口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停止西征，已出塞和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
其停撤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
以便扩大他的势力，筹建北洋舰队，公然要放弃新疆。
李鸿章得到了朝中权贵醇亲王的支持。
左宗棠则坚决表示反对，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要求全力西征，认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西南”。
左宗棠以“塞防”为重，固然与其势力在西北有关，但主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的主张得到了朝中重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
最终清政府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了新疆军务。
1876年，左宗棠指挥大军入新疆，在当时苦于阿古柏和各地封建领主残酷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支持下，节节取胜，势不可挡，很快攻占了乌鲁木齐，规复了北疆地区。
这时英国侵略者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出面要进行所谓“调停”，遭左宗棠坚决拒绝。
1877年，左宗棠又挥军南下，连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阿古柏在库勒服毒自杀。
1878年，左宗棠又收复了喀什葛尔、和田，处死了民族败类金相印。
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新疆地区。
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交涉退还伊犁。
崇厚怯懦无能，在沙俄威胁下，1879年10月与沙俄订立了《交还伊犁》条约，规定中国须付兵费500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增辟陆路通商口岸，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等。
伊犁虽归还中国，但险要尽失，三面被沙俄包围，成了弹丸孤注之地。
消息传来，朝野哗然，清政府迫于压力，将崇厚革职，定罪“斩监侯”，并照会沙俄政府，崇厚“违训越权”，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谈判。
曾纪泽经多方努力，据理力争，双方于1881年订立了《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9城，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却划归沙俄，赔款增至900万卢布，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
后沙俄又通过几个勘议书，共割去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俄对我帕米尔地区也是处心积虑地进行侵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派探险队、军队入侵帕米尔地区。
1892年，沙俄公然强行派探险队占领了帕米尔地区，赶走了中国牧民，拆毁中国的卡伦，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清政府与沙俄经多次交涉，毫无结果。
1894年，清政府被迫同意暂时保持双方军队的位置，但明确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力，双方将帕米尔问题搁置了起来。
但沙俄1895年私自伙同英国，在伦敦订立了瓜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的条约，清政府当即严正声明，决不承认沙俄和英国的非法活动和协议。
二、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侵占越南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入中国而引起的。
早在18世纪下半叶，一个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向法国国王建议夺取越南，开辟去中国的商道。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更急于开辟海外殖民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法国曾乘机进攻越南，但被越南军民击退。
1862年，法国进攻越南南部的南圻，逼签不平等条约，在这以后又相继侵占了南圻诸省。
1873年，法军向北进犯，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4省。
越南军队无力抵御法国的侵略，便邀请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为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一支起义队伍，因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
太平天国失败，迫于清军围剿，刘永福便率领部队退到中越边境地区活动。
他在接到越南政府邀请后，便率部千余人加入到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去。
1873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配合越军作战，痛歼法国侵略军，击毙了法军统帅安邺，收复河内，将法军赶出红河，迫使法军退守海防。
此后10余年间，黑旗军同越南人民一道团结战斗，抗击着法国侵略军。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金融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给大量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行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政策。
1882年4月，法军在增援部队支持下攻占了河内，黑旗军协同越南军民将河内包围了一年多。
1883年5月，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纸桥展开决战，歼敌200余人，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大获全胜。
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功勋，特封他为三宣正提督。
法军在北越受挫，但在中越进攻却没遇到多大抵抗。
1883年8月，法军逼近越南首都顺化，当时越南国王刚病死，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很大，不能齐心御敌。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越南被迫与法国订立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法国日益加紧侵略越南之时，清政府应越南之邀，从1881年——1882年，先后陆续派出了部队以剿匪为名进入北圻。
法国侵略军在攻占了顺化后便将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退兵，并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境，这样中法矛盾日趋尖锐化。
这时一贯以对外投降妥协著称的李鸿章声称：
“法军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
”要求力保“和好大局”。
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官僚的强烈不满，左宗棠等认为，中越唇齿相依，如果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中国就有唇亡齿寒之忧，法国在占领越南后，势必进一步向中国推进，因而要求清政府在对法交涉中持强硬态度，同时要保护和利用黑旗军，并加强云南和两广的兵力，抵御法军北上，既是“一时不胜”，当“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
主和主战的分歧，既有派系之间矛盾的因素，也反映了清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不同态度。
清廷在舆论压力下，一方面不能不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又在谋求与法妥协。
清廷无决心，将士更无斗志。
1883年8月，法军攻陷越南怀德、丹风，12月，便向驻扎在北越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清军将领云南巡抚唐炯率军逃跑，黑旗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后因孤军力单，撤出了山西。
1884年3月，法军又进攻越南北宁的清军，清广西巡抚徐延旭不战而逃，北宁失守，法军向中越边境逼近。
前线败报传来，清廷大惊，慈禧为了推卸贻误军机的责任，撤换了弈等所有军机大臣，以醇亲王会商军机，弈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主战的清议派张佩纶等人往前线，摆出了一付决战的架势。
但实际上清廷并无坚决抵抗的决心，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若在天津举行谈判，订立《中法简明条约》，内容包括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中越边境通商，中国从越南退兵等。
6月，法军前往“接收”凉山，气焰嚣张，首先攻击清军，清军被迫反击，在北黎大败法军。
法军借口北黎事件，进一步扩大战争，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
1884年8月，利比士率法国军舰到台湾基隆，企图以优势火力强行登陆，台湾守将刘铭传率部英勇反击，法军丢下100多余具尸体退回到海上。
法军在台湾不能得逞，便全力以赴进攻福建。
早在1884年7月间，孤拔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
马尾是福建水师的基地，洋务派所创建的中国最大的福州船政局又在马尾山下，法军舰队擅自闯入中国海防要塞，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破坏了中国主权。
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这时怕妨碍和局（此时李鸿章与福禄若已订立了和约），便急忙筹备，给法军舰队以隆重的欢迎。
法舰驶入后，又和福建水师舰队停在一处，实际上是将福建水师完全监视了起来。
随着中法关系的紧张，许多官兵要求自卫，而清政府则幻想和平解决，严令官兵“不可衅自我开”，换句话说只能等着挨打。
又同时命令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代表巴德诺（法驻华公使）谈判。
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勒令官兵“不准无命自行起锚”。
8月21日，中法谈判破裂，法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
23日上午，法国在福州马尾军港的舰队司令孤拔，通过法驻福州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瑾等发出通牒。
何瑾、何如璋、张佩纶此时才知着急，惊慌失措，竟向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请求延期开战。
孤拔则提前行动，当日上午向福建水师发动进攻。
此时福建水师官兵由于何如璋、张佩纶还将法军宣战的消息保密，竟不知怎么回事就遭到了进攻，有的仓促还击，有的没来得及起锚便被击沉，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竟仓惶逃跑，在半个小时内福建水师的9艘军舰，19艘运输船被击沉击毁，将士伤亡700多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马尾船政局也遭到法军炮击，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也被击毁，法军并向两岸炮台发炮轰击。
马尾海战惨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坚决要求惩办何如璋、张佩纶，追究李鸿章的责任，此时清廷也只好被迫下诏向法宣战（8月26日）。
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加强防务，同时授刘永福以记名提督衔。
法军在马尾得逞后，气焰更为嚣张。
9月，孤拔又率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基隆，刘铭传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失利后，退守淡水。
10月，孤拔又率军进攻淡水，并组织了800多人登陆，但遭到刘铭传部沉重的打击，被迫退回海上。
法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次失败，使全舰队人人为之丧气”。
孤拔为了迫使台湾投降，对台湾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并派舰队骚扰浙江沿海。
刘铭传向当时拥有中国最大舰队的李鸿章求援，李鸿章说什么：
“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拒不增援。
当时法军舰队共有军舰8艘，两艘铁甲舰，总吨位为14514吨，官兵1790人，而北洋舰队当时有军舰总吨位在20000吨以上，其中两艘主力铁甲舰都是7430吨级的，并非完全不能与法军较量。
李鸿章畏敌如虎，为了保全自己一系的实力，竟听任法舰猖獗，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1885年3月，孤拔又率舰队进攻镇海，浙江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严阵以待，法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孤拔本人也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
清军与法军陆路战斗也于1885年展开，战争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路进行。
西部岑毓英部与黑旗军协同作战，在宣化一带不断打击法军，收复了一些府、县。
东路统帅潘鼎新受李鸿章妥协路线影响较深（潘是广西巡抚，李鸿章淮系），消极懈怠，其部众士气低落，1885年2月，法军发动进攻，潘鼎新放弃凉山逃到镇南关，2月23日，法军又向镇南关发动进攻，清军纷纷后撤，法国侵略军得意的在关前插立木柱，用汉语写着“广西门户已不存在了”。
当地人民群众愤怒的写上：
“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张之洞保荐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率粤军赶赴广西前线，就任前敌主帅。
冯子材大力整顿溃军，团结各路将士，同仇敌忾，准备收复镇南关。
法军被迫炸毁了镇南关，退到关外30里的文渊城。
冯子材率军进至前隘，筑长墙10里作为工事，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同法军相持。
3月23日，法军大举进攻前隘，逼近长墙，冯子材率众死战，“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
次日，战斗更加激烈，法军趁大雾扑向墙下，有的已冲上长墙。
冯子材所守的中路5个堡垒被法军攻破了3个。
在此危急关头，冯子材奋勇大呼：
“如再让敌寇闯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再见两广父老”，在主将激励下，将士拼死搏斗，打退了法军的进攻。
经此恶战，冯子材估计法军不会就此罢休，与其部将宣誓：
“誓与此墙共存亡”。
第二天法军又兵分几路猛扑长墙，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冯子材率部队作好“近身搏战”的准备。
当法军凭借优势炮火掩护越过战壕冲上长墙之时，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执长矛，率自己儿子相荣、相华大吼一声跃入敌阵，其它将士见主将当先，个个争相效死，与敌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敌军优势的炮火无法实施，其它方面守军前来会合夹击，侵略者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向凉山方向逃窜。
此次大捷，法军死伤1000多人，侵略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由部下护卫逃生。
冯子材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克文渊、凉山等城。
西路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收复10余县。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法国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法国资产阶级因战败影响到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也群起攻击茹费里，茹费里内阁在一片谴责声中垮台，法国当局急于同中国和平了结。
而此时清最高统治者根本没有作战的决心，在宣战后，清最高统治者慈禧一直支持李鸿章或明或暗与法人谈判，而各列强也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1885年2月，清政府派英人金登干（在中国任税务司）为代表赴巴黎进行秘密谈判。
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建议乘胜即收，“当借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
慈禧便听从李鸿章之言，授权金登干在巴黎与法签定《停战协定》。
当时清军乘胜反而求和，使法人大感意外。
前线将士无不义愤，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上折“诛议和之人”，但清政府却不顾全国人民的不满下令撤军。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定了《中法和约》，其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之间订立的条约；
（2）中法两国派会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边界；（3）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境指定两处为通商埠；（4）日后中国修造铁路与法国商办。
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将刘永福的黑旗军从越南招回。
法国战败反而获得了许多侵略特权，中国不败而败。
清政府中的一帮投降卖国分子将广大将士用鲜血换回的胜利，又给断送了。
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深入到了我云南、广西地区，也更加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重了。
第二节中日甲午战争
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19世纪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后起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得殖民地，急起直追，极力向外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将朝鲜和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扩张目标，在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就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向世界扩张，极力宣扬武士道精神，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即先征服我国台湾，其次是朝鲜，然后是我国东北，第四是征服全中国，最后就是征服世界。
所以在70年代就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侵台战争。
1887年，日本又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
”叫嚷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
到了90年代初，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60000多吨的海军舰只。
日本还派间谍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为大规模发动战争做准备。
1890年，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内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幅度增长，同一时期又由于农业连年歉收，导致了米价上涨。
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城市失业工人及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统治者更急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危机。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转而向清王朝求救。
日本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好时机，一面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向清政府表示日本“必无它意”，一面秘密下令动员、准备发动战争。
清政府对日本的圈套毫无所知，应朝鲜政府邀请，1894年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1500多人于开赴朝鲜，驻守在汉城南的牙山，并按照《天津专约》规定通知了日本方面。
日本见阴谋得逞，立刻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借口，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朝鲜，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的沿途军事要塞，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
日军还源源不断开往朝鲜，总兵力达10000多。
清政府见日本不怀好意，这时朝鲜局势也已平稳，建议中日双方共同撤兵，但遭日方拒绝，日本借端挑起战争的意图十分明显了。
面对日本的挑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备战，以防后患。
此时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主战主和不一。
在对日问题上光绪帝和其师傅翁同和等帝党成员，力主对日作战，想借战争争取人心，扩大自己一派的实力。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一派，为了保存实力，力主避战求和。
在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支持下，李鸿章往来于英、俄之间，乞求列强从中斡旋。
当时沙俄对日本的扩张是深感不安的，它不愿看到日本占领朝鲜，所以当李鸿章向俄求援时，沙俄答应调解，并劝日本从朝鲜撤兵。
但当日本表示尊重沙俄在朝鲜的利益，这样沙俄的调停也只停留在口头上。
李鸿章又不得已向英乞求调解，英国当时正在中国东南各省扩展自己的势力，本不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但由于英国和俄国矛盾很深，为了钳制俄国南下，又想拉拢日本，借日抗俄，在得到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后，英国便对日采取怂恿态度。
李鸿章又相继向法、美、德乞求调解，也都遭到了拒绝。
李鸿章在希望列强调解落空后，仍力主避战，甚至认为日本不会先发动战争，还说这是“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清政府的畏缩退让更助长了日本的气焰，在7月22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成了新的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迫使朝鲜大院君傀儡政府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
就在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兵分两路分别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进攻，和向驻扎在牙山外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袭击，挑起了中日间的战争。
7月25日清晨，我国“济远”（1885年德国造，2355吨巡洋舰）、“广乙”（1000吨钢质，炮船福州造）两舰从牙山出发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突然被日本“吉野”、“浪速”等3艘快舰拦住围攻，此时恰有清政府雇佣的运载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英国商船由天津驶至，日舰遂以“吉野”追击“济远”号军舰，又以“浪速”号胁迫“高升”船上的中国士兵投降。
当时“济远”号军舰管带方伯谦竟要挂白旗投降，遭爱国官兵抵制并发炮还击，“吉野”受伤而逃。
此时方伯谦不乘势回救“高升”号，致使“高升”号在拒绝投降后被日军击沉，护卫舰“操江”号（上海造木质炮船640吨）被俘，损失官兵800多人。
在日舰进行海上偷袭的同时，日军4000多人向牙山中国驻军进攻，聂士成率部与日军激战，而主将叶志超竟率兵逃往平壤，聂士成最终寡不抵众，牙山失守。
在清军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后，李鸿章对日本侵略军不但不积极抵抗，反而异想天开，说什么“高升”号挂英国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
”幻想英国出面干涉。
他又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声明“日先开战”，“衅非自我开”，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万国公例”，谴责日本“开衅之罪”，帮助调停。
但第一个希望随着日本政府迅速向英谢罪赔款而落空，第二个希望也因各国宣告“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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