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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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关系

论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关系

摘要：

在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中，分为四个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

辛亥革命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仰慕者；反袁护法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思想的传播者；探索新道路时，廖仲恺成为孙中山思想的最坚定支持者、实施者，是最重要的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在领导国民革命运动中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捍卫者、继承者和继续推进者，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关键词：

廖仲恺；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志同道合

要讨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廖仲恺，自然离不开孙中山，廖仲恺都是孙中山的信徒、追随者、最重要助手，另一方面，孙中山就是廖仲恺的主要塑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论廖仲恺和孙中山的关系，几乎是个不算问题的问题。

在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中，分为四个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

辛亥革命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仰慕者；反袁护法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思想的传播者；探索新道路时，廖仲恺成为孙中山思想的最坚定支持者、实施者，是最重要的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在领导国民革命运动中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捍卫者、继承者和继续推进者，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时期：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仰慕者

1903年初到日本留学的廖仲恺夫妇，当年8月的一天，就在一次留学生集会上聆听到孙中山富于激情的演说，不几天，他们与广东留学生黎仲实一起前往拜访孙中山，听他进一步指明进行革命推翻腐败清政府、建立民国的现实道路，“很是佩服，愿效微力”，佩服孙中山，决定追随孙中山。

后来廖仲恺接受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有自己清晰的解释：

“头两项是同盟会的宗旨，后两项是同盟会的目的。

”夫妇俩都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成为青年骨干。

廖仲恺担任同盟会外事组干部，他英文娴熟，旅美生活经历，热心作事，具有协助海外宣传、外交方面和财务工作的才能。

廖仲恺组织青年军事训练、海外宣传、参与海外募捐、爱国集会活动等。

孙中山回顾到日本，动员青年参加革命时说过：

“……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美欧。

过日本，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

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成立多有力焉。

”

事实上，廖仲恺对孙中山仰慕并信仰，马上决定追随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爱国思想做坚实的基础，这种仰慕，实际上就是两个相似、非常契合的灵魂的共鸣。

生长在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经历和所受的近代西方教育，使得廖仲恺对于祖国贫弱危急的命运，如何寻求根本性改革道路，有着更痛切和急迫的感受。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一时成为时尚”时，爱国迫切的廖仲恺，抱着“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

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的动机，在日本遇到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时，廖仲恺夫妇非常激动，是“一次见面，即为折服，廖仲恺夫妇遂终生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为什么呢？

这与其说是廖仲恺对孙中山个人的仰慕，不如说是两个相似、高度契合的灵魂的共鸣。

因为，年长廖仲恺十一、二岁的孙中山，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相似的国外生活和西方教育，都有努力寻找拯救祖国的道路的用心，当廖仲恺夫妇遇见孙中山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他的系列探索，那就是，经过了一切努力尝试，上书、改良无望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是孙中山从他切身经历中得出的明确结论。

所以，当听到孙中山以无庸置疑的口吻断言，只有革命才是拯救祖国的方法时，正在探寻救国真理的廖仲恺，便“即为折服”，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这是思想上的强烈共鸣，使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就能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自由平等，就成了廖仲恺自已的判断和信仰。

这样，廖仲恺很快成为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有较高的威望，1905年当选留日学生会会长，在组织青年军事训练、海外宣传、以致奉孙中山之命回国执行危险的革命任务，都是“胜任且愿往”者，是他积极、自觉、自愿的行动，不打折扣，不半途而废。

正如何香凝1906年写给丈夫的赠别诗：

“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爱国、革命、奉献以至牺牲，成为廖何夫妇的共同理想。

二、反袁“护法”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思想的追随者和传播者

孙中山宣布在清帝溥仪退位后即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廖仲恺于1912年3月26日，受广东都督陈炯明派遣前往南京迎接孙中山回粤，随后陪同孙中山南下。

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民族、民权都会因“清帝退位而付诸实现”，现在只要致力于“振兴实业”、“发展物力”，落实民生，三民主义就可以完全实现了！

可是，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想当皇帝，特别是刺杀宋教仁的枪声，警醒了孙中山，孙中山因此决定武力讨袁，走上了“反袁护法”的征程。

可是，反袁的“二次革命”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不得不流亡到了日本，思考如何侍机东山再起的问题，他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整合革命力量。

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死去后，孙中山结束近三年的流亡生活，1917年运动海军南下，进行第一次“护法”，但因受西南军阀的排挤，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到了上海，孙中山重新思考民主革命的理论问题，自己潜心著述，孙中山确信，只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就可以开始“实业计划”，从事工业和技术工作，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腾飞，实现民生主义。

正如2014年12月28日终于实现了在全中国修建成十万公里（20万里）铁路的目标，中国人依靠自己的智慧修建直通拉萨的铁路，而这正是孙中山的计划，一百年前他就充满自信。

同时，孙中山指示廖仲恺和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和《建设》杂志，探讨革命理论。

1920年，陈炯明部回粤讨伐桂系军阀，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第二次“护法”运动展开。

1922年6月，又因为陈炯明叛乱，再次失败。

在反袁“护法”时期，廖仲恺成为孙中山的重要追随者和思想传播者，因为他良好的外语能力、超群的理财能力，被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在传播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解读和创见，他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

在“二次革命”时期，廖仲恺到北京联络国会议员，因运动议员反袁而上了袁世凯的黑名单；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廖仲恺紧随孙中山左右，名义上担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副部长，实际主理党内的重要财务，协助处理党务，有时还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往来函件，充任翻译，以至处理一些孙中山的个人事务。

这段时间里，廖仲恺非常频繁地出入孙中山寓所，有时跟同志们一起，有时候俩夫妇一起去，也有不少单独去，由于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在流亡两年多的时间里，有记录的就达462次之多，而且不时有一天之内去了三次孙宅的记录。

为了第一次“护法”，廖仲恺在上海帮助筹款，运动议员南下，做海军家属的工作，为国会议员南下筹款逾百万元。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处理完广东财政部移交工作后，离粤赴沪，被孙中山指派担任《建设》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廖仲恺与朱执信一起把孙中山的英文原著《实业计划》翻译成中文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他还撰文宣传解释，多方努力，传播孙文学说。

他翻译、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全民政治论》，同时发表译《序》，对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等民主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与胡适所展开的关于井田制的辩论，体现出他认为土地制度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唯物论观点，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廖仲恺的一些观点和理论比孙中山走得更远。

同时期，他自己也撰文阐述，发表多篇关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的文章，对三大民权、钱币革命、妇女解放、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专论，探讨民主革命和建设理论。

廖仲恺作为“国民党最著名的理财能手”而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就是他在经济建设理论、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解决民生、落实民生主义方面颇多真知灼见。

他强调中国经济上不去，因为交通不发达，因为技术水平低，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甚至没有附加值的原材料，这既使当前经济无力与帝国主义争利，也有可能因此“吃子孙饭”，把后代的资源用尽，非常危险。

所以，要自己发展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和革新，发展交通运输业……而要突破经济建设大计，就要不断清楚“自己的路如何走法”即“心里计划定了，第一先把自己路上的障碍物除去”，这就是“政治上的障碍”。

“这政治上的障碍不除，经济、商业是绝对不能进步”的。

“求一般人免于肚饿，须先打倒不平的现在社会制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革命，把目前的不良制度推倒。

这个问题，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又无饭食，又无书读，内受军阀的压迫，外受列强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痛苦。

廖仲恺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实业问题无从谈起，不能为实业而实业的观点，甚至比孙中山更鲜明、更突出，体现出他的创见。

廖仲恺因此被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在第二次护法期间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的北伐大计，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前两天被诱捕、遭囚禁65天。

三、探索新道路，廖仲恺是孙中山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是最重要的助手

陈炯明叛变后，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了上海。

刚刚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祸乱中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意识到国民党的进步性，“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共中央随后“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明确推动国共合作的愿望。

所以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前来拜访，后多次接触、畅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本来已使孙中山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新希望，很快就把李大钊引为同志，从而孙中山迅速地把国民党改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寻找革命同盟者、国共合作以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想法，变成了党内议题，进入讨论并实际推进。

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而国共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但是，孙中山这个顺势而为、与时俱进、领潮流之先的决策，却在党内遭到了右派的激烈反对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任务艰巨，压力重重。

而廖仲恺则是三大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并且成为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最重要助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廖仲恺之所以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有他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坚韧的执行力，他是善于把构想变成现实的大干才，更根本的是他在思想认识上的新高度，即反帝、打倒军阀就是这个时期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聚集、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成了廖仲恺的自觉。

廖仲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在孙中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到新三民主义转变，制订三大政策的过程中，他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从1923年秋开始几乎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

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改组委员，到上海主持国民党改组工作，往返于穗沪两地，主持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廖仲恺坚持革命原则，态度坚定，立场鲜明，在与右派的斗争过程中发挥着“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的作用，使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顺利召开并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形成了革命的纲领和章程，国民革命高潮从此发端。

大会后，廖仲恺坚决推进大会决策的落实，他与苏俄代表、共产党人真诚团结合作，依靠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确实地把国共两党拧成一股绳，积极支持工农运动，重视并直接做农民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鼎力创办黄埔军校以建立革命武装，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严厉镇压商团叛乱，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和反击。

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三大政策的实现，大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巩固孙中山主持的广东革命政权，以至北伐战争，准备好了重要条件。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国民党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这两仲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左右十数年间，为贯彻落实孙中山的主张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四、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成为国民党左派旗帜

在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竭尽全力捍卫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执行和捍卫三大政策，并在继承中有自己的创新和超越。

他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战斗力，对于工农兵联合的重要性，对于反帝斗争的重要意义，都达到了认识的新高度，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是真正的革命派、国民党中新三民主义的真正执行者，这既有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追随，也有对孙中山个人的忠诚，他为人忠厚，更多的是廖仲恺对于继续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巩固革命政权、致力于促进民权、民生实现所做的努力。

廖仲恺继续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支持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廖仲恺积极主张并参与讨伐陈炯明的东征，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叛乱。

不断反击右派分子的立场，“革反革命派的命”，最后被右派使出的暗杀这种卑鄙的手段所害，牺牲在国民革命的途程中。

归根到底，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共同之处太多，他们就是志同道合者，在谋求民族独立、祖国富强和人民的平等自由的民族复兴的目标上，有完全一致的追求。

要振兴中华的唯一途径就是近代化，这是空前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许多代人的奋斗努力。

孙中山、廖仲恺及其同时代的革命家、先进知识分子，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江山社稷为重，筚路蓝缕，前仆后继，在终于将中国带入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环节。

孙中山、廖仲恺心有灵犀，都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苦心孤诣，彪炳青史，令后世永远怀念感怀。

所以，“廖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遵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政策、遗嘱而奋斗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农工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

”事实上，20世纪初叶，要在知识分子中激起民族主义是很容易的，“革命思潮，一日千里，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纷纷创办杂志，多以发扬民族主义为号召”，甚至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去引导民族主义情绪的也大有人在。

孙中山、廖仲恺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并且与时俱进地研判新形势，进行新探索，在理论上创新，在实践中推进，屡败屡战，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从而达到新高度，直到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