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论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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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论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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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
“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
”川把历史视为一种叙事是新历史主义的特点，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延续。
新历史主义从产生起就呈现出体系的复杂、内涵的多义等特点，从中可以看到与诸多理论话语微妙的渊源承继关系。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历史学家寻求的是整个西方历史模式的转换，于是他们书写的历史就是为了例证他们所发现的各种模式。
比如，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历史观，宣扬因果论、决定论、目的论、总体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叙述政治史、民族国家史的宏大叙事。
20世纪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兴起以后，历史研究的中心由政治史、民族国家史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史，大写的政治风云、英雄叙事为小写的世俗生活、民俗风情所取代，在那些为传统宏大叙事淹没、压抑的叙事边缘，文化唯物主义促成了社会文化史的生烦之“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家如何讲述故事—他们发现的哪些事件具有历史新闻价值，值得在他们的故事中提及—这依赖于他们特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义务）、他们的道德视角，以及联系于某个特定学科分支的兴趣。
”
历史由此失去了统一的叙事范式，而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差异。
福柯在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中，研究了知识话语、权力关系，他认为不同时期的历史认知型（episteme）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或承继关系，一种认识型是从另一种认识型所未加关注的空间处生长出来的。
因此，他只对观念史中的裂缝、碎片和非连续性感兴哑“新历史派以此为纲，辅以差异与断裂法则，展开对传统史学整体模式的冲击。
而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干脆把文本叙述形式当成文本意义的起点与终点。
他否定意义的终极性，倡导意义的游戏性。
认为文本世界是开放、无限的世界，文本通过阐释，可以不断消解结构、符号，重建文本，把无限性、开放性不断延伸下去。
德里达并没有彻底丢弃历史性的概念，他否定的是寻求历史终极价值和本体论基础，正如他也没有放弃解构的肯定性意义一样。
在解构的差异性序列中，有一种剩余的意义重新铭写在差异之中，解构主义提出的不是终结区别，不是使意义成为读者所创造的非确定性，“意义是由豁贴过程产生，言语行为，无论是严肃的还是非严肃的，都是豁贴。
结构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回归历史的终极性，而在于历史的阐释过程的任意性与差异J险。
后现代叙述话语对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启发，成为其历史阐释的起点，影响了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
在怀特看来“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的成分参半”。
历史存在于叙事之中，对历史的分析阐释即是对历史叙事话语的分析阐释。
历史本身是通过叙述构成的，而且被构成的历史叙述中深藏着一种诗意的“深层的结构性内容”。
只有这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才是历史真正要宣示的东西。
怀特在他的幻己史学》选择了19世纪的史学来进行实证分析，提取他希望得到的结构要素。
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编纂的文本都会表现出他自己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是多个结构模式之间的特殊组合。
而他的《元史学》中包含的内容“既提供了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一个特定时期的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
为此，怀特把叙事话语分为五个结构层次，即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式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在怀特看来，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叙事的原始因素。
编年史通常有一个主题，并且有讲故事的趋向和冲动，但因缺少故事所需的细节和结局，所以并不是完整的历史叙事。
怀特说:
“历史故事追溯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从开始（临时的）约束的一个序列的事件，而编年史则不要求这样做。
严格地讲，编年史是开放的，它们从原则上讲没有开头……没有高潮或者结局，能不停地讲述下去。
”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事实相比，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因而比史书中的事实似乎更接近过去真实。
相比之下，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和解释后，己经与它们原来的样子大不相同，但他们却是具备了细节、冲突、结局等叙事功能，体现出历史叙事者的历史意识。
因此，历史著作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行为是一种叙事虚构行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一样的虚构性质。
也因此，编年史本质是一种非因果性陈述的历史事实记录，由于缺少叙事功能，因而并不能构成对历史的解释模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如何成为叙事，怀特区分了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的不同。
他认为，历史事件是实际发生的单个事件。
而历史事实则经过叙事者加工整理，并以一种虚构或概念的修辞方式联结起来成为历史叙事对象。
历史学家把编年史中的事件划分为不同意义的等级，并使这些事件成为叙事结构的部件，发挥各自的叙事建构功能。
通过事件发生、发展和转折之情节、场景的叙事从而形成叙事完整的因果链条，使历史事件具有了故事形式的连贯性。
历史通过叙事向我们呈现，历史的讲述即故事的讲述，历史叙事同文学一样就是虚构。
他认为，阅读和写作历史的方法与创作一部虚构小说相类似，历史事件是“故事的因素”。
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进行历史叙事，往往有选择地舍弃一些事件，突出强调另一些事件，同时赋予这些事件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即历史学家为了使叙述的故事达到情节的合理编排，要按照故事模式的要求来裁剪历史事实，所以，故事的讲述过程、事件与事件的豁贴过程必然使用叙述手法，也是选择、建构叙事结构的过程。
二、历史叙事阐释的模式
把编年史中的所选事件编排成故事，关系到完整故事情节的组成要素，涉及到关于事件关联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与被视为一个完整故事的整组事件的结构有关，并且需要对某个特定故事与编年史中可能发现、鉴别、或揭示出的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做出大致判断”（9。
历史的叙事研究并不限于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究，梳理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促进该进程的思想，也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渗透期间的过干‘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之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
”显然，与历史对话的角度、立场、方式、目的等不会相同，所以，历史叙事建构过程中的问题能够用许多方式来阐释。
就此，怀特受结构主义方法启发，提出具体的历史叙事阐释模式，主要包括情节化模式、论证式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情节化模式。
主要是“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确定故事情节化意义”的方式。
通过这一解释模式，形成故事的事件序列逐渐展现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故事。
怀特认为，故事与情节不同，情节是一种结构或者概念化的叙事模式，故事是对情节的描写，情节内在地规定了故事。
情节结构类型总是生成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文化传统为历史叙事情节提供了基本的原型结构，从而把历史事件讲述成历史故事，赋予孤立的缺少确定含义的历史事件以可以理解的意义。
这是个所谓情节化的过程，由此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排序，逐渐展现出某一结构类型的历史故事。
怀特根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的原型结构，区分了四种主要情节化模式结构，即浪漫式、悲剧式、喜剧式和讽刺剧式。
他指出，不同的历史学家必然会以某种原型或综合模式构建历史故事，每部历史著作都必定是某种历史故事情节方式的编排。
这些情节编排模式也是历史的原型情节结构。
历史学家依据某种原型结构通过叙事解释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在这些历史事件“历史语境”的回归中透视诸多文化系统与语境的关系，在各种情节编排的差异中探究隐含其中的深层意识结构。
怀特以西方社会一些历史著作为例，说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必然包含不同的但类型相当稳定的“故事结构”。
例如同样对法国大革命的叙述，在米切莱《法国革命史》的叙述中是一个“浪漫史”，在兰克的《政治谈话录》的叙述中是一个喜剧，而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中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悲剧。
这种情节模式的差异并不表明各模式之间彼此完全割裂、孤立。
事实上，一个特定历史叙事情节结构包含的历史故事，经常可能是另一种历史叙事情节结构包含的故事片段或阶段。
在给定的历史事实范围内，不同历史学家出于不同叙事“前景，“背景”而编排历史故事，在遵循基本的科学规则和情节逻辑基础上，历史事实的排列组合有赖大量的想象虚构，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故事的情节结构模式才表现出各自独立性，但各个结构模式之间并无本质差异，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的阐释，是历史叙述者运用和文学创作一样的修辞手法提炼、挪用、剪切历史事件，建构起的历史故事，目的都不在叙述中“再现”（reproduce）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它只是表达如何思考这些事件，并对这些事件给出不同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评判。
这是新历史主义不同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之处。
论证式模式“通过运用充当历史解释推定律的合成原则，这样一种论证就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解释。
”主要是借助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释历史故事中的事件进行历史解释。
这种论证实际包含了一个三段论:
作为推定一些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大前提、规律适用的小前提以及结论。
通过这一形式的论证可以清楚地认识历史特定领域中观念、事件等诸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或总体意义。
怀特认为，论证式所提供的历史解释是以论证自然规律的形式来分析历史叙事中的事件。
根据史蒂芬·c·佩拍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怀特把论证式历史阐释模式分为四种范型，分别是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情境论。
形式论主要是通过对历史叙事客体独特性的客观再现，明确历史叙事客体的类别、族属及特定品质。
情境论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得以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叙述而解释历史。
有机论主要是通过将各种相关联的条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来解释历史事件作为部分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地位。
机械论是从某一局部的基本法则来确定某种特殊的条件对历史领域的影响。
怀特认为，形式论关注历史叙事中的故事叙述，情景论偏重历史事件的环境关系，而有机论研究重心是历史中部分相对于整体的地位，机械论型则注意历史中部分与部分的区别与勾连关系。
怀特的论证式历史阐释模式没有否定历史中的逻辑结构，但也不是回到古典主义哲学时期的形式逻辑推理。
历史事件是确实存在的，但历史事件的连接组合却为历史叙述留下想象自由的空间，“历史”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范型，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几种有关“历史真实”的叙述险记载。
正是在此点上，怀特的历史叙事使得传统史学理论的真实观处于悬疑状态。
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认为任何历史叙事都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立场，反映了某种伦理因素，伴随着声称“科学’、‘现实”这样权威性价值评判体系。
这种模式主要分析历史叙事阐释的意识形态立场。
怀特借用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对意识形态类型的分析，认为历史叙事有四种基本意识形态立场:
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
这四种立场都主张社会变革，但对变革节奏步骤和时间的认识不相同。
无政府主义反对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提倡个体的自助关系，倾向于理想化远古自然人的那种纯洁状态，从而否定现实社会业己确定的秩序与信念。
保守主义强调维护既有社会价值和维持社会现状，把历史演进想象成现行制度结构逐步建立的过程。
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不满，认为乌托邦时代即将来临，希望以革命的方式迅速实现乌托邦社会。
自由主义相信人的善良和理性，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反对以激进方式实现乌托邦状态。
怀特吸收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认为历史、文学作为话语文本，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是不同意见话语碰撞之域。
因此，历史叙事阐释话语都难以避免基本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情节编排、论证方式就可以透视出历史阐释中的价值取舍。
在怀特看来，历史叙事阐释话语表达的倾向性立场实际包括超越现实或顺从现实两种，但无论哪种，作为一种话语并不意味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而在于对此秩序的话语追问。
这是因为，怀特所谓的意识形态主要指对社会认识的态度、对改变或维持社会想法，属于知识形态的话语，而不是“充当特定政治派别的象征”。
历史学家选择特定叙述方式叙述历史事件，基于的思想观念并非特定党派利益。
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阐释对现实的社会制度形态运作机制及其适应变革的能力并不关心，而是从文化层面通过分析阐释透视历史叙事中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关系和话语策略。
这种做法把叙事与社会、与政治意识形态等复杂关系重新纳入历史阐释研究的视野，赋予历史叙事阐释意识形态立场以正当险，也纠正了长期以来形式主义文本研究拒斥语境研究的偏执。
怀特的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这三种历史阐释模式，不仅是历史阐释的不同范型，也是认识历史的三个不同层次。
这三种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历史认识的意识序列，也因此形成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达风格。
怀特认为:
“各种可能在不同的写作层面使用而获得解释效果的模式中，有着可选择的亲和关系。
而且，这些可选择的亲和关系是基于结构上的同质性。
这可以在情节、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的可能模式中得到证明。
”〔巧〕怀特在这里指明了各个模式实际运用中的呼应关系，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就是各种历史叙事对历史的阐释都可以在写作层面和一定的历史阐释模式相对应，体现出一种结构的同质性。
由不同历史阐释模式形成的历史叙事是不同文化精神在同一文化体系内冲突的显现，也正是这一内在冲突，使得历史叙事形成了个人风格，同时使得历史叙事的表达方式变得更为重要“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
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因为，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它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
就其结构的构成性程度而言，它也是诗性的。
这种结构以后会在史学家提供的言辞模型中，被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
”于是，原本由人的意识产生的历史意义最终演变为通过语言结构形态的分析解释去获得，对历史事实本身的阐释过程转变为叙事语言修辞模式的分析过程“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成为新历史主义“新”的基础所在，也表明了新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深刻的渊源关系。
各个阐释模式的亲和关系并不能完全消融它们之间的衔接障碍。
事实上，任何一种阐释模式中的任何一种范型并不是与其他模式的任何范型随机相容，不同模式的各个范型之间有些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排斥的，比如喜剧情节与机械型的阐释模式不相容，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讽刺剧的情节编排也不相容。
因此，怀特认为，历史阐释的不同模式之间虽然存在亲和关系，但并不等于说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历史叙事阐释方式是由他所偏好的历史叙事解释范型所规制的，实际的叙事阐释体系往往很复杂。
不同阐释模式的对应表达关系并不是必然地出现在某一历史叙事之中。
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这些对应关系事实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由此构建起历史阐释的多样性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比如情节编排模式与另一种论证模式结合，或与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怀特称为历史著作的辩证张力，这种张力对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及其组合，是同一文化内部不同文化精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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