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递徽商的八大特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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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徽商的八大特点
西递徽商的八大特点
一是贾而崇儒，重文兴教；二是贾而崇义，积德行善；三是讲究商德和修养；四是善于精心筹算，审时度势；五是重视智力投资，讲究经营谋略；六是前店后坊，小本经营，力求做到产、购、销一条龙服务；七是重生意经营轻家庭别离；八是多年轻营积聚下来的钱财主要用于在家乡故里置田做房，怡养晚年，而不愿把钱转投到城镇的扩大再生产上去发展资本主义。
很多人还出巨资兴办学院，重文兴教或乐善好施，举办善事，造福桑梓。
胡贯三祖孙五代是西递徽商的姣姣者，也是“徽、儒、官”三商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
“江南六大首富”之一的胡贯三，官封正三品，通仪大夫，经商数十年，号称拥有“七条半街”店铺，“三十六典当”资产，一生最讲究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三句话的商德；他颂扬“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十二字的人生哲学；他重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人生途径。
他出生重礼学，敦礼教的家庭，继承祖先遗训，崇文尚义，造福桑梓，恤灾扶困，福及乡党，誉为“明经胡氏诗礼孝义人家”。
据方志、族谱记载：
“胡贯三之祖父丙培公曾捐资修建西递至石山两个自然村长达7.5华里的青石板路和外六都的横岗凤凰桥；胡贯三的父亲应海公（官封正三品，通义大夫）和叔父应鸿公除共同捐资村前村后的修桥补路外，还在乾隆初期重建了村口的“梧赓桥”；明经胡氏二十四世祖胡贯三所做好事，更是枚不胜举。
他生于雍正癸酉年（公元1733年），殁于乾隆甲寅年（公元1794年），是一位典型李唐后裔、徽商泰斗。
他继承父祖遗风，乐善好施，除了捐资修建长268米、16个洞孔的歙县太平桥和休宁齐云山登封桥以及黟县渔亭普济桥外，还带头捐助重资倡建了黟县碧阳书院和西递村口的明经胡氏始祖昌翼公的“明经祠”，时还修造了休、祁、黟三县九处大路160余里。
胡贯三有三子一女，长子尚熷，字如川，官至从二品，除了捐造西递村口的魁星楼、文昌阁和潭口村的癸酉桥外还继承父志偕同二弟尚焘捐银一万五千两，两次扩建黟县碧阳书院和县城的东岳庙。
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议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书房行走。
道光甲申年（公元1824年）捐巨资主修《明经胡氏西递壬派族谱》，次年初完稿并请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岳父曹公振镛（歙县雄村人）撰写《族谱序》。
胡贯三的孙子胡积堂、胡积成捐资重修村口的“七哲祠”和“凌云阁”以及黟县城乡最大的牌坊——“节孝总坊”。
胡积堂毕生经商，晚年专著文章，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被列为《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读书大辞典》。
胡积堂生有八个儿子，均为弃商耕读，兴办私塾学堂。
清嘉庆十三年，即公元1808年（胡贯三已去世十四年），朝廷颁发了《奉天诰命》，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元熙之父胡贯三，字学梓，捐建书院，造桥筑路，恤灾扶困，福及乡党，善行所及，礼仪兴焉。
躬淳厚，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为贻谋之方。
兹以尔子克襄王事，贾而崇义，乐善好施，特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
”综合上述，可见西递的鼎盛时期在清初，它与徽商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商业的迅速崛起又与儒学的普及推动戚戚相关。
（史海钩沉）“官商结合”并非徽商的基本特征
在关于明清徽商的研究中，有一个观点颇具影响，这就是认为徽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跟清政府密切的勾结，所以“官商结合”是其基本特征。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妥的说法。
第一，所谓徽商与朝廷的勾结，是指徽州盐商与朝廷及官府的关系，并应从明代说起。
明代开中盐法的实施，正式开启明清朝廷垄断下商人经营盐业的历史，其中淮盐是全国第一大盐种。
由史料可知，当时两淮盐商的主体，是由徽州及山陕商所构成。
但这不是垄断的结果，更不是与朝廷有特殊关系。
这可从江南的变革获得启发。
明清江南经济结构的变革，是改稻种棉和手工棉织业的兴盛。
但该变革又有明显的地域分工。
其中，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因较少离开或根本不离开原有土地，风险小，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自己从事；而远距离贩运等商业经营，则需要离开土地，甚至远离故土，风险大，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不好的江南本地人（尤其是外地商人）所为。
徽商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两淮土著肯定要在淮盐经营中获利，但其主要是从事境内无风险的项目。
如在清乾隆晚期淮盐销往汉口的总运费中，千里江运费只占27%%，两淮境内却占73%%。
这其中便有土著利益所在。
此外，汉口是淮盐在境外的第一大集散地，但该地岸商主体也不包括土著，而是由两淮盐商每年缴纳银数十万两至上百万两，以作为“岸费”。
据罗愿《新安志》，徽州人靠经商糊口的历史，可溯至宋代。
并有史料证明，其向两淮迁徙的历史，也可溯至宋元明初（且有人在那里业盐）。
这是导致徽商介入淮盐经营的关键因素。
所谓徽商“倚重于封建政治势力的庇护”，显不合历史。
第二，明清淮盐经营中的引岸制度，是令商人持引将盐运至指定的地点销售，但价格是由朝廷决定，官府监督。
即商人无自由交易（尤其无自行提价）的权利，不符合“垄断”的定义。
盐引在明代，是于商人纳粮后才给。
它是有价证券，并表现为“先纳课，后行盐”。
但明代有一严重问题是“困守支”，它使商人纳粮后，往往守候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盐可支。
盐商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便不愿参与盐运。
朝廷在收益无望的情况下，则只好出台新政策，以重新招揽商人。
在明代的淮盐经营中，如开中则例的一次次降低、余盐开禁及其在运司纳银，以及中后叶的疏理等一系列事件与政策，都于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参与行盐，使朝廷收益无望相关。
可见，明代的引岸制度，是保障朝廷对盐利的提前获取。
至于商人的获利并无保障，它是由经营效果和机遇决定。
而朝廷对盐的垄断，则是其整个封建垄断的一部分，它怎肯为一点粮食或银两，便与百姓分享用战争得来的垄断权？
实际上，明清朝廷是利用民间资本与劳力的积极性，使自己从经营的风险与烦琐中解脱出来，完成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却从未把与垄断相关的权力下放给商人。
自然条件优越的大江南北不介入盐运，而是由徽州与山陕商人介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好例证。
第三，徽商盐商资本的扩大，是因为下列因素：
（1）开中盐法的本意，是令商人和粮食与朝廷实行交换，并鼓励商人以商屯方式，在边地种粮。
随时间推移，才有银两的介入。
人口增加，行盐量增大，以及各类物价持续上涨，使行盐总金额逐渐扩大。
这是盐商资本在数百年间扩大的主要因素。
（2）“困守支”使原有盐商资本不堪重负，到明中叶，“边商辄贸引于近地富人”，即“近淮富家”。
所谓“近淮富家”，便是靠近两淮的有钱人。
这是徽商其他资本进入两淮，并随余盐开禁，形成强大徽州盐商资本的关键因素。
（3）盐商必须获利，这是于理于法均说得通的事情，仅仅应注意其商业利润率的大小。
我通过对淮盐经营成本的分析与估算，分别求得：
明嘉靖初年为16.7%%；万历三个不同时期为23.32%%、20.77%%、15.95%%；清乾隆年间为13.18%%；嘉道时期运销官盐无利可图，靠夹带盐斤才约11%%。
因经营金额巨大，徽商肯定获得了丰厚利润，但这是以巨大资金投入和辛勤劳动所得。
第四，当前徽商研究方兴未艾。
我们研究徽商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
（1）理解徽商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无论江南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是淮盐经营资本结构的变革，都是社会变革进步的一部分。
徽商与大江南北的广大百姓一样，都是从不同侧面，在变革中扮演进步者和尝试人的角色，其历史作用都不能被抹杀。
（2）学习徽商的优良品质。
徽商出自山区，为何于明清数百年间，能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其中必有道理。
如徽商不受旧观点束缚，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便值得学习。
徽商业绩是安徽业绩的一部分，我们要珍惜徽商这块品牌。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长足发展的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理应本着科学精神，辨识历史真实，不可武断片面。
（作者单位：
广西桂林安新小区）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商帮
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水平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
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常
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
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那就是“贾而好儒”和以道德为依托的“徽骆驼”精神。
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
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
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但多而且快。
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
所以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
徽人不但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
总来说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大多“贾而好儒”。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
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
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
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徽商多是“业儒”出身，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
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
所以，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以诚待人。
“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
深受儒风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三）。
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于你，经常与你打交道，否则，终会对你敬而远之。
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他行商20余年，虽所以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无怨无悔。
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童叟不欺，名声大著。
晚年，胡氏罢业还乡，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胡氏坚决拒绝这个要求，并说：
你如果是诚实经商，又何必借我的店名。
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感悟到要创出金字招牌，非以诚待人不可；如果待人不诚，极尽欺诈之能事，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
二是以信接物。
“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儒家所倡导的“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和信誉：
徽商讲究童叟不欺，市不二价。
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因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原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极为兴隆，四方民众争购其货，从不挑剔货物的“精恶长短”（《古歙岩镇吴氏族谱?
吴南坡公行状》）。
徽商还非常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
如休宁县商人吴鹏翔以前营胡椒买卖生意，与人签约后购进3800斛胡椒，后经人辨别，发现这批胡椒有毒。
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终止双方契约。
不过吴氏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售与他人以损害消费者。
另外，徽商重承诺，守信用。
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
如歙商唐祁，其父曾贷某人银钱，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
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如数归还了债款。
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
三是以义取利。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
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缺的旗号来调和“义”、“利”之间矛盾，主张“以义获利”、“义利双行”。
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体会是：
“财自道生，利缘义缺（《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
徽商以义取利的事例在徽州地方志、谱牒文献中俯拾可得，举不胜举。
徽商的这些商业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所有经营者学习和借鉴。
“贾而好儒”：
徽州商帮的主要特色
（一）
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典型的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州商帮的主要特色。
“儒”主要有四层内涵：
一是指有文化、有学识的人，如“儒生”、“儒士”等；二是指读书人出身的或有学问的大臣，泛指官员，如“儒臣”、“儒将”等；三是指学术、思想，如“儒学”、“儒术”等；四是指道德、人格，如“儒道”、“儒雅”等。
所以，徽商的“贾而好儒”就是指：
徽商是一群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商人；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商帮，徽商将业儒、为官、显名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徽商善于吸收儒家思想的精髓，用以指导自己的商业经营，即会通“儒术”与“贾事”；徽商在经营中恪守儒家道德，以“诚”、“信”、“义”、“仁”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众山环抱的徽州，险阻天成，崇山峻岭构成天然屏障，兵革难至，每当中原地区战火纷飞、干戈扰攘之时，徽州都成为避乱者的“桃源”。
随着北方战乱，世家大族的持续南迁，从唐后期起，中原文化取代山越文化，在徽州地区逐渐形成了崇儒重道、兴学立教的传统；同时，徽州又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桑梓之邦”，随着朱子学官方学术地位的确定，这种崇儒重道、兴学立教的传统在时间的推移中被持续发扬光大。
生活在这种传统中的徽州人，大多在童年即承师受业、读书问学，所以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几乎都曾接受过长短不等的传统文化教育。
徽商之所以后来弃儒业贾，主要是基于这样几种原因：
其一是家道中落。
如明代休宁人汪镗，是因父亲长年生病，无力供其继续读书，而迫不得已去经商的；清代婺源人汪辑五，自幼“习举子业”，并立志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不久因“家贫亲老，遂弃而就商”。
其二是科场失利。
如明代绩溪人章献邦，“家世业儒，少承家学”，后因两次参加科举未中，“遂隐于贾”；清代歙县人江春，“少攻制举业”，也是因为参加乡试未能被取中，“遂弃帖括经商扬州”。
其三是克绍箕裘，继承父业。
如明代婺源人李世福，初业儒，“过目成诵”，后因其父致富心切而命之弃儒经商；休宁人汪君实，亦因其父经商于外，“督理乏人”，而命之“弃儒业，游方城汉水间”的。
虽弃儒服贾，但多数徽商仍然保持着先前读书好学、穷经研史、吟诗作画的传统。
他们“居常屈首抱几，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
”
很多徽商不改穷经研史之习。
如明休宁商人汪应浩，天性好读书，尤其是对《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爱不释手，经商余暇“披阅辄竟日”，并颇有阅读心得。
明歙县商人吴彦先，经商之暇喜读史书，结果“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
清黟县商人余士溥，“性嗜学”，白天经商之暇“手不释卷，无事不出户庭”；晚上仍“焚膏继晷”，学习“每至夜深”。
虽为商人，但其“学问渊博，虽通儒尚不逮焉”。
很多徽商则对做诗填词情有独钟。
如清代歙县盐商郑超宗在扬州西门外建影园，经常招徕四方名士在此赋诗饮酒，并编成《瑶华集》行世；影园中黄牡丹盛开，郑氏又大宴宾客，赋诗赞美，并征诗江南、湖广间，“一时传为盛事”。
清代歙县盐商江春，“精于诗”，在扬州建有江园，“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他主持淮南风雅，编有诗文集多部，自著有《水南花墅吟稿》等。
侨居淮阴的徽商程嗣立，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凡是文人雅士路经淮阴，程嗣立必请之下榻家中，与其“流连觞咏，历旬月很多倦”。
弃儒业贾后的徽商对书法、绘画亦兴趣盎然，而且多有成就。
如休宁商人汪梦龙，对楷、草、隶、篆诸书体，以及历代诸家书法，“无所不精”。
他的书法“包罗百家，前无古人”，在吸收前人长处的基础上独创一格。
清代徽商汪己山，也是“工书”，并能笔随意动“作方丈字”；他还建有“观复斋”，邀请四方书法名流至观复斋表演、切磋书法技艺。
徽商对收藏典籍兴趣浓厚，很多徽商同时也是藏书家。
如明休宁商人吴琼，年老还乡后，建书室，“聚书万卷”。
清歙县人程晋芳，曾为两淮盐商，他将经商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购书，家有藏书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
至于清乾隆时歙县大盐商鲍廷博、汪启溆，祁门大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等，均“藏书甲江南”，被誉为清代著名藏书家。
徽商藏书不但仅为了“暇则披览其中”，以供玩味，更重要的是为了“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即通过收藏、校勘，然后刻印行世，传播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
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业十分兴盛。
明代中后期人谢肇说：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即徽州）、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
”
清代歙商鲍廷博，致力于藏书刻书，取《大戴礼记》中“学然后知不足”之意以名其斋，曰“知不足斋”。
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鲍廷博应诏献书六百余种。
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开始，鲍廷博尽其所收珍本、善本，刻印《知不足斋丛书》，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去世为止，出了二十七集。
其子鲍士恭秉承父志，继续刻印，到道光初又刻了五集，共三十二集。
这是一部以精善著称的综合性丛书，“海内皆推崇”。
清祁门商人马曰，生平酷爱典籍，家有藏书楼，乾隆时诏征天下精善图书，曰子马裕捐献七百七十种，为当时献书最多之人。
马曰不惜钱财，刊刻有价值的图书。
如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完成后，无人敢承印，马曰不惜千金付梓。
另校刻有《说文》、《玉篇》、《困学纪闻》、《字鉴》等。
其弟马曰璐也是嗜书之人，其藏书楼名为“小玲珑山馆”，刊有《小玲珑山馆丛书》六种。
徽商的藏书刻书，一方面是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使然；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藏书刻书活动，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对业儒、为官、显名的终极关怀
徽商的“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对业儒、为官、显名的终极关怀，渴望由商贾之家而转变为耕读之第、仕宦之门。
经商是徽州人在“土狭薄不足以食”客观环境下的生存选择，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言：
“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今邑……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
谚语以贾为生意。
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
……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
”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为官、显名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
关于这个点，我们从徽商训诫子弟的言语以及徽商的临终遗嘱中可窥一斑。
如明休宁汪可训，因业儒应试屡不得志，遂弃科举之学，涉足江湖。
经商致富后，他延名师，课督其子，并训诫其子曰：
“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
”明婺源李大祈，因家业“百端丛脞，窘不能支”而弃儒服贾。
经商致富后，他深为自己因幼年家贫而无力完成“儒业”而遗憾，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专门为其子修筑了“环翠书屋”，每日督促其子读书问学，同时又反复勉励其子一定要攻诗书、取功名，以“光显先德”，以实行自己的未竟之志。
从徽商的临终遗嘱中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其子弟读书业儒、入仕、成名的渴望。
明休宁人程封，因早年父死家贫，弃儒就贾，历尽艰辛，终于致富。
弥留之际，他谆谆告诫三子：
要以读书为本，要通过业儒成名，千万不可废学。
明休宁商人汪镗，“卒之日，罗诸孤嘱曰：
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尔等……”清婺源商人胡永，“力苦所积为诸弟侄教读，临没犹谆谆以诗书不可不读嘱其后”；方凤仪，临终嘱其子侄说：
“吾未见汝辈成名，死不瞑目，待汝辈入泮（入泮指中秀才）后乃葬。
”这些商人对未能服儒入仕“以显名于时”的遗憾和悔恨，正隐含着他们对儒业与仕途的崇敬与向慕。
在科举时代，读书、业儒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入仕。
徽商希望子弟读书成名，说穿了就是希望子弟读书做官。
明歙商许莲塘经商致富后，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惜重金延揽名儒教育诸弟。
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他回答说：
“陈平之所以后来成为汉代良相，是谁之力欤？
乃归功于陈平之兄也。
史书记载，陈平之兄鼓励、支持陈平游学，而自己独肩家事，这才造成了后来陈平的相业啊。
我就不能为陈平之兄吗！
”清歙商凌珊延名师并亲自督子为学，一日他对妻子说：
“儿虽幼，已为有司赏识，吾与尔教子之心当不虚。
异日者尔随任就养，必教儿为好官，以不负吾志乃可”。
可见凌珊延师课子，并亲自督子为学，其目的也是望儿为“好官”。
如果说以上这些仅仅说明徽商对其子弟业儒入仕的期望，并没有反映徽商本身对业儒入仕的追求，那么以下两点能够为证：
其一，很多徽商致富后，弃贾业儒，转向科场入仕之途。
如明歙县商人潘仕，在其父去世后对其兄长说：
“我以前废儒而贾，是为了协助父亲经商，不伤父亲之心；如今凭借亲之灵保佑，贾有成业，我将舍贾而归儒也。
”于是潘仕弃商重新寻师就学，后为南京国学学生。
清康熙时休宁人汪，“以父卒，家中落，弃儒服走四方，供母甘旨者十余年。
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癸卯、庚戌登两榜，甲寅考授中翰。
……擢吏部文选司主事，历考功验封司员外。
”又如江登云，清康乾时歙县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大获成功后却殊不自得，决心“志功名，为国家作栋梁材”，于是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后官至南赣都督”。
清乾隆时歙人程晋芳更为典型，他治盐于淮，托身于贾，但却“好儒，罄其资购书五万卷”。
后弃贾服儒，虽屡试不第，但他年过四十，心犹不死，终于考中进士，为官吏部文选司主事。
四库馆开，议叙改翰林院编修。
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赠其诗曰：
“束发便苦吟，白头方许入词林。
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
”反映了程晋芳对儒业功名的不倦追求。
其二，很多徽商致富后，通过“急公议叙”或捐赀买官而跻身仕林。
通过科举入仕毕竟颇为不易，因而对徽商来说，跻身仕林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急公议叙”或捐赀买官。
《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五写道：
“原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
”这里所谓的“徽州人”自然指的是徽商，“乌纱帽”是指为官，“红绣鞋”是指挟妓。
即使这是出自小说家之口，但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徽商，特别是他们中的盐商，对急公捐输十分积极。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1617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的一百多年中，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以军需、河工、赈灾等名义捐输给封建政府的钱财共计有白银39302196两、米215000石、谷329460石。
徽商的巨额捐输，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于是清统治者也投桃报李，为徽商封官晋爵。
如江春，因“逢大典礼暨工、赈，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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