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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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摘要：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

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关键词：

1917年京直水灾；官民合办；“义赈”

　　中图分类号：

K25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5）09-0135-04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

因这次水灾的受灾区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隶地区，所以被称为“京直大水灾”。

学界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对其灾情和救灾情况的介绍，或集中于对其救助方式的分析。

②本文尝试以《京畿水灾善后纪实》和《益世报》等相关报道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特点、作用及其局限性等作些简要分析。

　　一、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主要特点

　　1.参与“义赈”的慈善救济组织数量多

　　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

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

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

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

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

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

参与本次“义赈”的普通善会善堂主要有天津贫民教养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广仁堂、天津济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义阡局等。

此外，近畿水灾救急赈捐会和以救助冀州所属五县为目的的冀属水灾救急会等义赈组织也在天津地区的水灾救济和防疫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外省区慈善救济组织主要有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上海广仁堂、上海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会以及旅沪顺直同乡会、江苏仁德堂、奉天直隶会馆水灾赈捐事务所、吉林扶余农安慈悲会等。

国外慈善组织主要有美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义助会。

佛教慈悲会、中华圣公会等宗教类慈善组织也参加此次水灾的赈济工作。

　　2.参与“义赈”的各种慈善救济组织联合办赈

　　1917年水灾赈济之初，以熊希龄为首成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作为领导救灾的官方总机关。

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筹议赈济及处理善后事宜，又发起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联合会”）。

该会要求各义赈组织分别按“急赈”“冬赈”“春赈”“工赈”等名目开展赈济工作，无论是按哪个名目还是在哪个县放赈，均应预先汇报并进行登记，以便统一安排。

③相关义赈组织按照“联合会”的要求，接受“督办处”的委托，积极开展赈灾工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除石家庄、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由该会自发办理外，其在文安、东光、沧县、徐水等县所办的赈灾事务均受“督办处”委托。

熊希龄在1917年10月23日给中国红十字会赈灾特派员蔡吉逢的电报中称：

“兹拟请贵会担任东光、文安、沧县、玉田、徐水等五县急赈。

”④1917年11月，“督办处”还请求天津红十字会分会参与静海县的赈济工作，“特别颁发赈款，交该县官绅散放”⑤。

据统计，该会在静海县随机发放棉衣700件，高粱150石。

⑥中国红十字总会还受督办处之邀，为参与中美合作的以工代赈修筑京通公路的灾民提供棉衣2万件。

⑦

　　3.官民合作办赈

　　早在“督办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放赈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绅及各慈善团体”⑧的办赈方针。

“当水灾发生之时，京畿有顺直助赈局，而天津亦设顺直义赈会以应之，其用意皆辅官力之不足”，故而委托慈善组织继续办理赈济事宜，“现在各处急赈，均系由红十字会及诸慈善团体经手散放”。

⑨此后，又相继委托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办理1917年年底的“冬赈”和1918年年初的“春赈”。

在办理“冬赈”和“春赈”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民合作办赈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义赈组织办理“官赈”。

与此同时，义赈组织又委托县知事代为办理某些具体赈灾事务，并由地方士绅参与监督。

春赈款的散放也是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完成。

顺直水灾义赈会没有直接参与春赈款的散放，而是根据“被灾各县灾情轻重，酌量分配发交各该知事”⑩。

并在赈款总数超过1000元的县设置“春赈监放员”，“即就各该县公正士绅择员委任”。

B11从义赈组织的建立及其组织形式来看，也体现了这次水灾赈济的官民合作特点。

如顺直水灾义赈会最先由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发起，“联合各机关筹办急赈，以拯灾黎”B12。

　　二、“义赈”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作用

　　1.为赈灾筹集大量资金

　　义赈组织为此次水灾筹备了大量的资金、粮食和物资。

据官方统计，义赈组织和慈善团体为本次水灾“义赈”，投入的款项多达100万元以上，而实际上用于此次水灾赈济的“官款”总额只有242万余元。

B13义赈款占赈灾款总数的1/3以上，义赈组织在这次救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因各义赈组织所筹款项多寡不一，在“义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顺直助赈局在办理“冬赈”时自筹经费50万元，是各义赈组织中筹款最多的一个。

B14天津水灾急赈会赈济灾民的食物、窝铺、苇席、救生渡船等项共计现洋24.6万多元。

红十字会所筹赈款、棉衣、药品、面粉等费“共合洋二十二万有奇”B15。

此外，顺直水灾义赈会为“春赈”筹款20万元，上海义赈会筹款近20万元，上海广仁堂近14万元，江苏广仁堂筹集7万余元，上海义赈协会近8万元，上海济生会近7万元，江南义绅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也为此次水灾筹款6万余元。

B16有的义赈组织以捐助粮食或药品为主。

如日本义助会共捐助“红粮17575石，仁丹5万包”；中华圣公会散放“玉米10万斤”“红粮23万余斤”；香港公诚公司捐“仁丹1万包”。

B17　　2.义赈组织成为本次救灾的主体

　　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全省范围的“官赈”大多由义赈组织代为办理。

“冬赈”除了由顺直助赈局散放大部分地区外，“唐山、隆平、柏乡、任县系由上海京直奉义赈会完全担放”B18。

对部分灾区而言，某些义赈组织成为地方救灾的主力和核心。

如作为天津城区及四乡水灾赈济的总机构，天津水灾急赈会不仅为救灾筹集赈款，而且还为灾民修建临时窝棚，以及参与教养贫民、防险固堤等事务。

外地慈善组织赴天津赈灾均需得到该会的协助或委托办理。

如上海中国济生会代表冯仰山等到天津后，及时与天津水灾急赈会接洽，商讨赈款施放办法，请其派警保护。

B19旅沪顺直同乡会水灾急赈会在天津办理“急赈”时，牵涉到具体的方法和区域，以及修筑窝棚的数量、地址等，均主动和该会董事会讨论协商。

B20义赈组织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义赈款在个别灾区赈款总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霸县获得各类赈款共计23万多元。

其中，义赈款17万多元，占该县所得赈款总额的70%以上。

B21

　　3.办理具体赈灾事务

　　义赈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具体的赈灾事务，如救助被困灾民，向灾民散放食物、钱粮、药品、衣物等，在灾民救济、灾后恢复和防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中国红十字会在1917年9月22日至30日，共救出被水围困灾民13881人，散放大饼、馒头共计15770斤。

B22华北基督教义赈会在文安设粥厂11处，每月所需7500元。

B23中国红十字会在徐水、安平设置留养习艺工所，在文安设立3处灾民习工所，在天津龙亭女子传习所设临时妇孺留养院。

B24多数义赈组织将修理河堤与以工代赈相结合，既有助于防灾，又为灾民提供谋生机会。

如红十字会在涞水县以工代赈修理河堤，用费3000元；华北基督教协会在定县以工代赈修筑堤坝用费5000余元；宁波赵主教在任县补助挖河工费3000元。

B25保定红十字分会还为清苑灾民提供高粱籽种，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

部分义赈组织在为灾区提供粮食等救灾物资的同时，也向灾民发放了部分药品，如日本义赈会向任邱、新镇、文安、大城、雄县等地提供了5万包仁丹；香港公诚公司向新镇发放了1万包仁丹。

B26

　　三、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局限性

　　1.赈灾资金不足

　　救灾资金不足是1917年水灾赈济面临的首要问题。

正如熊希龄所说的那样：

“查前清顺天府尹周家楣办赈旧案。

当时被灾之区不过二十一县，受灾之民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人，而支出赈银及糟（漕）米等款已合银洋三百余万元之巨。

今京畿灾区一百零三县，灾民五百余万，视周家楣时加至四倍，而支出官款仅一百九十余万元。

即合之本省公款及各慈善团体所放并计亦不过二百八十余万元。

”B27据统计，用于1917年水灾的各类赈款总计仅300余万元，平均每县不到3万元。

B28参与此次水灾赈济的慈善组织虽然数量较多，各慈善组织所筹款项普遍不多。

中国红十字会也注意到此次水灾筹款之困难，正如沈敦和副会长所说的那样：

“当年曾筹集一百五十万元，大半来自外国，今则必须自行筹款。

”B29虽经多方努力，中国红十字会也只为此次水灾救济筹集到各类款项22万余元。

以往筹款最为得力的教会义赈组织在此次水灾救济中表现不佳。

除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霸县、安平等地散放粮食及赈款折合21万余元外，中华圣公会在肃宁、河间等地散放粮食等折款不及2万元，献县天主教堂施行价值500多元的粥饭，英国教士鲍秉公在任县设粥厂，用款1000余元。

B30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赈款多数来自国外，国际援助款项占很大比例，但是此次水灾发生时，欧美各国多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

正如当时欧洲人所感叹的那样：

“吾人以欧洲战事，捐款协助伤兵残疾孤儿俘虏等，囊多告罄。

今遇此巨灾，不能多施赈济，诚属恨事。

”B31因此，此次水灾“义赈”的款项主要来自国内。

　　2.“义赈”区域有限

　　受资金所限，不是所有的灾区都能得到义赈组织的关注。

除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受委托办理全省范围的“冬赈”和“春赈”外，多数义赈组织只能在一地或几地开展赈济活动。

1917年水灾中共有103县受灾，其中40县重灾，B32获得“义赈”救助者仅有36县。

B33天津水灾急赈会主要在天津城区及四乡办理“急赈”，并受委托办理“冬赈”。

红十字会先后在天津、静海、文安、武清、徐水、安平、霸县、清苑、沧县、东光、涞水和石家庄等12地办赈。

上海义赈会在霸县、饶阳、玉田、宝坻、隆平、柏乡、任县、唐山等8个县散放赈济。

江苏仁德堂义赈会在东光、沧县、青县、霸县、静海；上海义赈协会在霸县、静海、安次、固安；上海广仁堂在文安、新镇；唐宗愈和唐宗郭兄弟在霸县、固安、文安、新镇；中国济生会在安平、通县、正定、献县、霸县、饶阳、冀县；佛教慈悲会在安新、霸县；中华圣公会在肃宁、河间、献县、永清、安平、定县；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定县、文安、安平、霸县；日本义助会在任邱、雄县、大城、新镇、文安、天津。

此外，还有美国红十字会、旅沪顺直会馆水灾急赈会、宁波赵主教、献县天主堂等其他义赈组织或个人仅在一地或两地开展赈灾活动。

　　3.赈灾资金分配不均

　　赈款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很突出。

如在这次水灾赈济中共发放冬赈款162万余元，B34文安、大城等县得到赈款6万余元，而有的县仅得到1000多元；B35共发放春赈款61万余元，天津得到赈款4.9万元，而磁县等县只得到300元。

B36此外，义赈款分配不均的情况也比较明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不同县份的灾情有轻有重。

如前文所提及的文安、霸县、天津等重灾区，所得赈款都相对较多。

因多个慈善组织多次在这些地方开展“义赈”，这些地方所得的赈款自然相对多。

如在霸县开展“义赈”的慈善组织就有江苏仁德堂义赈会、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佛教慈悲会、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吉林扶余农安慈善会、旅沪顺直会馆水灾急赈会、上海中国济生会等。

当然，某些重灾区所得赈款较多，也与义赈组织的散赈办法有关。

义赈组织在某些灾区采用普遍散赈的方法，所有灾民均能得到赈款，所费尤巨。

如上海义赈会仅在宝坻办理“冬赈”，就用款近5万元；佛教慈悲会在安新县向全部灾户统一散放急赈款3.7万余元；中国济生会在通县开展“冬赈”时，将所有灾民按极贫、次贫等不同等级统一散放急赈款3.4万余元。

B37红十字会在文安县办赈时，仅为各灾户提供半月口粮，就发放粮食4500石，用洋2.2万余元。

B38对大部分灾区而言，此次“义赈”只是针对部分灾民，而且他们所得到的赈灾款也相当有限。

如在固安县进行“义赈”的两个慈善组织所发放的赈款总共不到9000元，上海义赈会在柏乡县散放的冬赈款也只有2000多元，中国济生会在正定散放的冬赈款仅1000元。

B39邢台县得到美国红十字会的赈款只有3350元；B40唐山县冬、春两项赈款合计只有5000多元。

B41　　由于赈济款项不足，不少灾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改观。

如1917年底赵县、宁晋因洪水无食，又得不到赈济，“人民用以作食物者即赖糠与棉花子皮，此物亦有不能得者”，灾民多外出谋生，沦为难民，“男女老幼携儿抱女向外逃生，十人二十人五十人一群，肩挑背负逃往河南山西境内”。

B421918年春季时，衡水县灾民“以杂粮和木屑而食之，其尤苦者则食树皮、树叶、薯芋、干叶、玉米穰、豆饼并他种不堪下咽之物，卖妻鬻子者不计其数”。

B43唐山、正定、曲阳等县出现多起灾民闹赈的情形，B44虽被地方官强力镇压，但灾民生计并无任何改善。

涿县灾民因“流离失所，无处可依”，“近来蜂集城市，时向县署吵赈，虽设有一二粥厂，而众口嗷嗷难普及”。

B45

　　总体而言，“官赈”与“义赈”相结合，是1917年京直水灾赈济的突出特点。

慈善组织受委托办理各类赈灾事宜，义赈组织成为救灾的主体，官民合作赈灾取得较好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在我国慈善救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然而，由于义赈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协调性不强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义赈”范围有限，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多数灾区所得义赈款物可谓杯水车薪。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办赈效率和救灾效果。

　　注释

　　①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30页。

　　②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赵新颖的《熊希龄与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唐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霍娟娟的《试论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工赈》（《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王林的《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王秋华的《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池子华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等等。

　　③《熊督办致上海红十字总会电》，《益世报》1917年11月3日。

　　④⑤周秋光编：

《熊希龄集》第6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2、222―223页。

　　⑥⑩B11B14B16B17B18B21B23B25B26B30B32B33B34B35B36B37B39B40B41殷梦霞、李强选编：

《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285、245、230、192、246、269―293、194、269―293、288、282―291、290―291、286―293、27、269―293、193、194―204、246―257、273―285、274―280、291、200―252页。

　　⑦《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年11月12日。

　　⑧B27殷梦霞、李强选编：

《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340页。

　　⑨《京畿水灾筹赈治河之进行》，（天津）《大公报》1917年10月20日。

　　B12《红十字会筹办急赈之通启》，《益世报》1917年8月7日。

　　B13B28殷梦霞、李强选编：

《民国赈灾史料续编》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175、175―176页。

　　B15《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1904―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印行，1924年。

　　B19《急赈董事开会记》，《益世报》1917年9月9日。

　　B20《急赈董事开会记》，《益世报》1917年10月3日。

　　B22《天津红十字会分会查放灾区报告日记事实》，《益世报》1917年10月9日至25日。

　　B24《留养院近事二则》，《益世报》1917年10月23日。

　　B29《天津水灾之西讯》，《申报》1917年9月26日。

　　B31《天津水势之外讯》，《申报》1917年10月4日。

　　B38《蔡吉逢君报告文安灾情电》，《益世报》1917年11月26日。

　　B42《赵县、宁晋之灾况》，《益世报》1917年12月28日。

　　B43《衡水县最近灾况之报告》，《益世报》1918年3月1日。

　　B44《曹省长赈济灾民之训令》，《益世报》1918年3月1日。

　　B45《直隶灾民吵赈纪闻》，《益世报》1918年3月9日。

　　责任编辑：

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