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倒爷沉浮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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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倒爷沉浮录
北京“倒爷”沉浮录
网络图
当时，正赶上“十亿人民九亿倒”，也有人归纳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待发展”。
总之，我整日听到那么多倒腾紧俏商品和原料而致富的生动例子，不免深受触动；进而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加紧联络，四下活动。
1
八十年代后期，我走动的朋友不多。
其中就有一位住前后楼的小徐。
同样是结婚时间不长，与我家的捉襟见肘相比，小徐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日新月异。
小徐是个“倒爷”。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价差，倒买倒卖牟利的人。
）我们夫妻偶尔去他家串门儿，看到小徐家新置的电器：
美国制造的微波炉、日本原装的吸尘器之类，总会啧舌不已。
小徐夫妇很热情，因为看出我们夫妻难以掩饰的对新事物、好东西的羡慕，所以一旦又添置了新玩
意儿，就及时通知我们。
比如他俩会到我家亲切回访，看着
？
”我还稍作犹豫，妻子已经欣然表示要即刻前往。
参观
的结果自然令我十分震撼，重新回到自家的小屋里，两人不
半句虽然咽住了，但比说出来还叫我抬不起头。
•••我终于下决心，要做个兼职“倒爷”。
小徐的思想观念显然比我超前，我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心得。
不过听上去，他好像也尚未做成什么特别大的倒卖项目。
直到有一天，惊闻小徐被拘了。
案情大致是他把所在国营单位一台进口精密仪器包好提出去，卖给了中关村一家新开张的民办小公司。
仪器原价六万元，他压价卖了一万五，指望一跃而成为令人眼热的“万元户”。
结果定罪比他预期的要重，不按物品的卖价，而按原价六万元计算，他的罪名为监守自盗，量刑六年，没收家庭财产。
小徐在看守所受审期间，他家人急得团团转，托关系、找门路，不惜倾家荡产以求从轻处罚。
而他的妻子则忙于频频在舞会上周旋，据她自己解释，这也是为了赶紧发展关系，大约属于“曲线救国”的路子。
可等到小徐被正式宣判收监，妻子小于的一纸离婚状也同时送达。
因这件事最受触动的，是我妻子。
她暂时不大念叨有关家庭致富的话题了。
到了1988年，可能是多少年矛盾和欲望累积的总爆发，全社会异常躁动。
人们对什么事都特别敏感。
国家领导人把这种情绪比喻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就连我们的小家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
女儿出生后，物价骤涨，我那好不容易达到一百来块的工资难以坚守到月底，饭桌上于是更多地出现豆芽、豆腐之类充数。
与此同时，周围前所
未有的物质诱惑层出不穷。
妻子也继续保持和发扬着一点虚荣，似乎以她的自身条件，不该受这般清苦。
邻居小徐夫妇的教训已经淡去，妻子不时又要提起别人家如何有关系、能挣钱。
看看人家都在大张旗鼓地相继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组合柜这类新潮大件儿，再看看方兴未艾的下馆子、进舞场、逛超市这样的消费趋势，难怪她感叹己不如人。
我暗下决心，多挣钱。
但当时我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起早贪黑，为机关翻译外文书稿和资料。
那时规定正式出版的翻译稿酬最高千字11元，因是内部翻译的劳务，有时千字只有两三块，单位还要照章收取相应比例的管理费，以免其他没有得到翻译任务的同事眼红。
而且劳务的兑现总是滞后，难解捉襟见肘的家庭急用。
出于加速实现家庭“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我背着掌管财政权的妻子，擅自采取空前大胆的举措：
借钱。
为了让家里早日摆上单价3000多元的彩电，早日用上1600元的冰箱，我不惜硬着头皮开口问姐姐借钱。
姐姐一点没犹豫，把本该存入银行的1500块借给了我。
揣着好不容易托人搞到的“冰箱票”，我赶到海淀区北太平庄轻
工展览馆，雇了“板儿爷”的三轮，满头是汗地运回来一台展工资，我就先骑上车拐到姐姐家，拿出100元还钱。
可想而知，大冰箱在我家发挥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作用，也确实及时冷却过不少自制冰棍儿和剩菜；而买冰箱借的钱，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还齐。
当时，正赶上“十亿人民九亿倒”，也有人归纳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待发展”。
总之，我整日听到那么多倒腾紧俏商品和原料而致富的生动例子，不免深受触动；进而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加紧联络，四下活动。
没用多久，就凭着辛勤钻研，对钢铁、煤炭、水泥、汽车、彩电，乃至沥青、化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行情，了解得头头是道；对中间倒卖这些物资的层层回扣额度了如指掌，甚至连圈内的行话都能脱口而出。
那时候广大群众还没有寻呼机、手机，我们的小家也远未装上固定电话。
装电话先是特权，后来是要托人，而且初装费实在可观，据说要五千多块。
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前期投入。
正在开展的业务联系，只能靠偷偷摸摸用办公电话，或四处去找收费的公共电话解决。
每回在街头巷尾的小卖铺打公用电话的时候，我都能让大爷大妈听得咂舌，末了一般会多收我几毛话费。
要是遇上特别重要的线索，我会直接跑腿儿，前去面洽。
周围能想到的亲朋好友几乎都叫我惊动到了，当然不少是互动的，因为他们也都怀着
与我类似的致富渴望，乐意与我交换信息。
经大家传播的各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谁都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决心。
比如某人会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信誓旦旦地说：
一帮
高干子弟手中有一批紧俏货，具体地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在西郊某仓库，有500吨钢材！
每吨报价6500元，
你只要能7000元一吨找到下家，你算算咱们能净挣多少吧！
到此，说者和听者都已经睁圆了眼睛。
须知，那时的万元户就堪称地地道道的大款了，是许多人梦想的目标。
折腾了半天，到头来的结果往往是，差不多全北京的机灵人都在传颂着同一批货的消息。
但我的确是挣钱置家心切，宁愿白跑趟，不想漏掉一回。
我顶着酷暑，蹬自行车或辗转公交车，从城东赶到城西，去见形形色色的人物，而见到实实在在货物的情况却从来没有。
可见那时许多人就已经很超前地在折腾期货了。
最后我发现，真正手里有货的倒爷比金丝猴还难得一见；侃爷倒是一天能遇上七八拨，还不算我自己。
有一个月，我的小家实在入不敷出，眼看离月初的三号开工资还差几天，翻遍了所有可能放钱的地方才找出几枚钢蹦儿。
我尽量沉住气，坐到窗前冥思苦想一番。
最后发现，唯一可以立即变现的，就是我的自行车！
那辆当年上初三时父母给买的飞鸽17型大链套28车，曾经让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整日骑上它围着景山外墙绕大圈儿，现在却动了卖掉它的念头，想想也多少有点儿惭愧与不安。
当年花了176元加一副三块六的车锁，虽然过去了十来年，车况仍然保养良好；从结构
到外观，从动力系统到制动系统，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听说在西城区缸瓦市一带有个“地下车市”，当场卖了就能变现，手续比到委托商店简便得多，还少了中间差价。
午后，我把爱车从头到脚最后一次仔细擦洗一遍，每根车条都沾着机油擦亮了。
骑上它前往十站地开外的缸瓦市，一路的心情有点儿像杨志卖刀，或者秦琼卖马。
到那儿一看，路边有三三两两的可疑人士，因为是地下性质的自由车市，所以交易迹象不大明显也属正常。
不过，还是让我看出了在场的人神色都有点儿鬼祟。
我推车沿着马路牙子走，果然就有人上来搭话，小声问：
“哥们儿，这车卖吗？
”“打算开什么价儿？
”我觉得这几个人的面相不大顺眼，不是土气，就是像放出来不久，因而也就不大可靠，于是没答话，继续往前推。
总算迎面站着
个比较顺眼的，也在打量我的车，我停下来。
那人声首低
沉地问：
“怎么着，卖吗？
”我显得老练地反问：
“你多少钱
了句：
“再加五块。
”那人问：
“有车本儿吗？
”当时自行车不含糊，除了后挡泥板上有大牌照，还要照章纳税，有个红塑料
皮的小车本子，相当于行驶证。
但我出门心急，偏偏忘记带，
回家取钱吧，就跟旁边儿，这儿太扎眼。
”我正好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就跟着他往前走，回头发现刚才那几个人都
拿异样的眼光瞧我，我心想这是因为没把车卖给他们。
拐过
个路口，来到一座简易平房前，那人停住了，同时握住了我那擦得亮亮的车把。
我不能不发愣，那房子门口牌子的白底黑字是：
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队。
我脱口而出：
“你是'雷子'？
！
我不卖了还不成嘛？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爱把便衣尊称为
雷子”。
想想也确实像埋在坏人旁边随时准备引爆的地雷
同时出来个穿警服的把我的爱车接过去，往墙边一摔，锁上车，拔了钥匙，装他自己兜里了。
我心疼得不行，急于申辩，那个便衣再次拍拍我的肩：
“怎么着？
想找不自在呀？
”我被安排坐在审讯桌前的木椅子上，那位便衣舒坦地坐到对面，我现在觉得他一点儿都不顺眼。
那位同志把玩着一支竹杆的圆珠笔，颠着一条腿发话了：
“说吧，哪儿偷的？
”“真不是偷的，这车确实是我自己的！
”“您取来还不成！
”我尽量用尊称。
“别跟我这儿抖机灵了！
”便衣啪地一拍桌子，怒喝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到了
这儿还敢跟我诈刺儿！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
”我低头认错，
你的案！
人赃俱在，盗窃一百块以上就够判刑的，何况你还
头汗。
曾经听说过，我们原来的大院里一个上了大学的邻居，因为拿了同宿舍的四百块钱急用，在“严打”期间被判四
年，发到新疆沙漠去了。
便衣显然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又审问道：
“说，哪单位的？
”我堂堂机关单位的，死活不能把这事弄到组织上去，事闹大了不说，在领导和同事面前脸还往
哪儿搁？
如果想有点儿前程的话，不就全毁了。
我只好继续
们也能查出来！
”我低头想想，他们确实很容易查清一个人，再说不让他查也完不了。
没办法，有口难辩，最后两害之中取其轻，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号码告诉他。
便衣当即抓起电话打过去：
“喂,你是某某的单位吗？
……他盗窃了自行车在这儿倒卖，叫你们单位保卫处来个人……”我冲着电话大喊:
快把车本儿给我送来，在缸瓦市治安队！
”我还算急中生智，告诉便衣的是妻子上班的电话，刚巧她也是在一个机关单位。
估计妻子这回的临场配合还不错。
便衣也有轻敌大意的时候。
△作者几年前拍的照片，这辆车和他曾经想卖的那辆十分相似眼看快到治安队下班的时间，妻子终于衣着光鲜地跨进门来，把车本儿递到警察手里，便衣这才意识到接电话的是我妻子，有点儿恼羞成怒，但又累又饿估计也懒得再跟我耽误工夫，又训了几句：
“听着就是自己的车也不准到这儿来卖，
这是违法犯罪！
记住了吗？
！
”之后他就急着下班走人了。
我闷头骑上没卖成的自行车驮着妻子回家，妻子批评教育了我
路。
这个下午，既受刺激又没面子。
这次不大不小挫折之后的某天，我还没完全振作起来，从家里下楼后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楼前空地上停着几辆没挂车牌的新轿车，是那种当时令人向往的白色两厢夏利。
住在一层的那位邻居，五十来岁，小个，谢顶，一副嗜烟嗜酒的黑瘦模样，平时从不与我打招呼，因为他是很吃香的某物资公司的部门经理。
我稍作打听，就探明这些车正是他弄来的，由他丈母娘整天搬个小马扎坐在楼门口给他看车，他还按经济关系付给丈母娘一点劳务费。
但那位山西乡下来的丈母娘私
里跟我抱怨说：
“我那女婿跟女儿黑着哪，赚了那么多钱，才给我那么一点点看车费，还不够买几个鸡蛋！
”当时鸡蛋定量要票，也时兴拿粮票换鸡蛋。
我在旁边看那位经理鼓弄车的时候，与他随便攀谈几句。
他打量了我几眼之后告诉我，
只要能介绍到买主并且最终成交，就能得到回扣。
我问车价，几天后我路过景山东街，顺便去看看中学同学宋家瑞，没想到他家完全旧貌换新颜。
那个公私合营时被充公的老院子重归他家所有，院子和临街的房子打通成了饭馆。
他家的正房里装修得相当阔气，进口家电一应俱全。
原来，宋家瑞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曾经去偏远农村插队。
到七十年代末，除了嫁给陕西农民的二姐之外，他们陆续返城，但要找份工作几乎没门儿。
后来“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陆续摘帽，他家以前被没收的私房大部分返还，个别没搬出去的劳动人民也变成了租房户。
他家与海外的亲戚恢复了音讯，人家基本上都在外面生意有成或学问有成，雪中送炭似地给他家捎来一些美元和物品。
他那资本家老爸总算等到了时来运转，但没来得及享福就闭眼了。
他家的儿女们似乎都继承了做生意的基因，正像那些最没门路的人一样，他们没什么可瞻前顾后的，先是把原来没人喜欢住的临街房改成门脸儿，成为最早一批服装个体户。
一有了本钱，又大胆将四合院的平房改成特色餐厅，由于邻近名胜古迹，所以光顾的中外客人很多，声名雀起，生意火得忙不过来，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先富裕起来的那
小部分人。
他的二哥原先找不上媳妇，这回像是赶上了幸运末班车，娶回一位年轻貌美、出身“革干”的姑娘，这在年前简直想都不敢想。
他的姐姐有的成了备受羡慕的个体老板，有的趁着年龄不太大及时远嫁国外。
总之，他家就像是枯木逢春一般。
聊来聊去，我顺便问他：
“唉，你们家做生意应酬这么多，是不是也该买辆汽车了？
”巧的是，宋家瑞他们正有这方面的意向，钱也多得正不知往哪儿砸才好。
这次见面之后，我与老同学又经过几次电话沟通，他就果真跑来看车了，先直接上楼进了我家。
买卖双方本来就是商人，都挺讲规矩，不直接见面，也为了保险，只通过我这个中间人在同一栋楼里跑上跑下传话。
当然，我给老同学报价就低不就高，是十万七千五，虽然人家不一定在乎这点儿零头。
条件
谈妥之后，就到了关键环节，那天宋家瑞和家人拎着一只大
赶紧沏上茉莉花茶，我尽管不会吸烟，还是拿出一包早已预备好的万宝路高级香烟请他们，自己也点上一支做做样子。
宋家瑞如今既是忙人也是痛快人，二话不说，哗地拉开大提包的拉链，露出一提包的人民币。
他们把钱一捆一捆码放在面前，当时最大面额10元，将近11万的巨款码放了一片。
当然，这其中真正将会与我有关的微乎其微。
我马上三步并两步跑到一层去把卖主叫上来，卖主还真端得住，握起桌上的小壶喝了口茶，点上支过滤嘴儿烟，上楼时并不着慌。
双方一共三个人当面点钱，主要是卖主沾着湿嘴唇点得很仔细，好像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把我们夫妇看得眼花缭乱。
点清了钱款，卖主随即将钥匙和手续凭证从怀里掏出，郑重地递交给他们。
那时买辆私家车好像比后来简便得多。
然后略微客套几句，我和卖主领着宋家瑞一行就来到楼下院子里，打开他们看好的一辆两厢白色夏利的车门。
性急的宋家瑞立刻钻进已经属于自己的车里，打着了火，车一下子就蹿出去了！
他忽然又来个倒车，众人再四散躲闪。
不想他倒得过猛，眼看着就斜撞到楼前小房的红砖墙上，一边尾灯当场破碎。
竟心疼得那位卖主在旁边直跺脚，并马上向我嘟囔着：
“是他自己撞的，没咱们责任啊！
”我正惊讶着，宋家瑞下车看看，居然连眼睛也没眨，招呼他们的人上车，向还没回过神来的我挥挥手，说那边有生意上的事，改日再聊，便扬尘而去。
家住一层的卖主总算松口气，用汗湿油腻的手将我拉进他家，点出一叠半的钞票包好塞进我上衣兜。
我还不好意思地推让，由衷地说：
“太多了，太多了！
”卖主说：
“就这么着。
下次再拉客户来！
有我赚的，就不会亏了你。
”他还要留我坐坐，我迫不及待地告辞了。
一口气上楼跑回家，妻子早已急切地等在门里，两人差点儿撞个满怀。
我关严门，来到桌前，小心而郑重地打开包钱的《人民日报》，我俩都双目炯炯地盯着，这是平生挣到的最大一笔！
夫妻俩马上各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1500块！
也数了差不多十分钟。
妻子随后就将这笔钱妥善收藏起来，连我都轻易别想找到。
当晚夫妻俩枕边商议的话题不再是明儿吃什么，谁买菜，买什么菜，而全都是对未来家庭现代化建设的憧憬与规划。
此后的日子，我像着了魔，全力以赴寻求买主。
与各色人物不厌其烦地打交道，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进去，甚至将家务活儿理直气壮地脱开，同时逗孩子的宝贵时间也不得不牺牲了，妻子虽有怨意但也一时无话可说。
当然，这样的经济活动可是相当的熬神费力，而且再不像第一次那么走运，毕竟老同学老朋友当中有购车意向的暂时还只是宋家瑞个，不容易迅速发展壮大。
结果，我锲而不舍地通过外围的人际关系，终于又牵线成交了三回，卖出两辆夏利和一辆东欧车“达西亚”（车价六万一，回扣相应减为1000）。
对于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的我，这外快的确令人鼓舞。
这样的业绩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感到离“万元户”的富有标准不那么遥远了，因而变得比较财大气粗，首先一出手给了小侄女二百元压岁钱。
我的弟弟有些吃惊，觉得不妥，要在我冷静之后退给我。
我悄声对他说：
“没关系，发了一笔！
”我已经及时还清了借姐姐的钱，终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了！
三千块钱的进口大彩电已经搬回家来了。
买电视艰难，其实看个电视也不容易。
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的时候，往往专门要有人跑到外面摆弄天线，一边转方向，一边冲屋里的人喊：
怎么样啦？
”屋里调电视的人面对一屏的雪花忙得不亦乐乎，终于抓住信号赶紧喊停。
电视天线一时间成为某种刚富起来的标志，外面每幢居民楼的顶上都支满了五花八门造型的天线。
不过，大概正因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反而使我后来的商务活动日益艰难，这或许也与市场环境的恶化及人心的复杂化有关。
总之，我的这类忙碌再也没见到实效，尽管经验比以往丰富多了。
到来年的四月中旬以后，全社会反腐败反官倒的潮流起来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置身游行队伍中，跟着高喊“打倒官倒”，发自内心地不满社会生活的一些混乱与不公。
至此，我这个人的“倒爷”生涯亦告落幕。
编辑：
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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