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何回应图像时代的要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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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回应图像时代的要求
作者 高德胜/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2018年12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发布。
这一文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其出发点在于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教育意义，着力点在于推进外在于学校的“优秀影视作品”进入学校和课堂之中。
问题是，一方面学生接触“优秀影视作品”的机会不畅，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生活中天天大量接触并不那么优秀的影像。
用“优秀影视作品”教育学生固然重要，研究学生“图像饱和”的生活现实对他们的影响则更为迫切。
对当今的儿童来说，影像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构成部分，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作为生活要素的影像，与儿童的关系类似于呼吸与空气的关系，对儿童的影响直入意识和无意识深层。
此外，“优秀影视作品”教育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对影像基本特性及其作用于人的基本机制的把握。
没有对影像特性与作用机制的深刻理解，一方面何为“优秀影视作品”不好判断，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准确甄别出了“优秀影视作品”，如何发挥其教育作用依然是一个问题，“一放了之”不是专业、负责的做法。
影像由图像构成，是图像的动态化。
影像作为动态化的图像，已经与图像有了巨大的差别。
即便如此，图像依然是影像的元元素，没有图像也就没有影像。
本文暂时放下更为复杂的影像，专门探索图像作用于人的基本机制，思考图像对人、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以及教育如何回应这些要求。
一、图满天下的时代
（一）“世界就是一块大屏幕”
文字作为主导性媒介已长达多个世纪，如今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文字依然重要，但图像的复兴既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无可阻挡的趋势。
过去时代，图像囿于自身和介质特性，不像文字那样易于传播。
图像比文字复杂，但在表情达意方面却没有文字那么易用。
一方面，不是每个人都能作画和绘图；另一方面，图像在表达连续性的思想和严密的推理过程等方面“力所不逮”。
虽然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形象库”，里面存放着数不清的各种形象，但物化的图像则必须依赖于介质，没有介质，形象无法转化为图像。
我们可以在地上、石头上、布上、纸上绘图，这些介质在使图像得以呈现的同时，也使图像的流动与传播受到限制。
如今则大为不同，首先是介质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图像的流动、复制、传播前所未有地方便快捷，介质不再是阻碍，而是发射图像的“火箭”。
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如今图像制作的难度大大降低，虽然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娴熟地绘图，但可以通过摄影和在汗牛充栋的网络图库中提取作为替代方式。
图像制作、使用难度的降低与图像资源的唾手可得，也使图像表达的固有缺陷得到弥补，如今我们可以使用图像表达复杂的感情与思想，更可以用图像去讲述故事，图像叙事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文字叙事，年轻一代对视频，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趣远高于对文学叙事的兴趣。
正如纸张是文字的绝配，如今的屏幕则是图像的绝配。
数字化时代的人，过的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屏幕生活。
手机、手表、电脑、电视、墙壁都是屏幕，每天睁开眼睛，迎面而来的是屏幕；每天合上眼睛，送我们入眠的也是屏幕，甚至我们走在街上，高楼大厦的外立面也是屏幕。
正如史蒂芬·阿普康所言：
“整个世界就是一块大屏幕。
”各种屏幕所呈现的，虽然也有文字，但更多的是图像与影像。
即使是文字，也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而是或多或少图形化、图像化的文字。
我们目力所及，真可谓“满园春色”，只不过这“园”不是庭园而是屏幕，这“春色”不是实景而是影像。
（二）图像时代的“屏幕少年”
在媒介与影像学术领域，在屏幕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被称为“屏幕少年”。
人是交流的动物，而交流是需要借助媒介的。
我们交流所借助的媒介，反过来又在塑造我们。
可以说，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主体形态。
出生于屏幕环境下的几代人，在屏幕与图像的环绕中长大，屏幕与图像对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陪伴物。
这种陪伴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对图像自然态度的形成。
对图像的自然态度，也就是认为图像在生活中是自然、必然、理所当然的存在物的态度。
对“屏幕少年”来说，他们很难想象没有屏幕、没有图像的生活，在他们心里，承载图像的屏幕与吃饭的碗筷一样是再自然不过、不可或缺的事物。
对屏幕与图像的自然态度，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屏幕与图像的依赖，没有了屏幕与图像，生活就少了一个关键存在，就会感到不适应、不舒服，甚至会焦躁、难熬。
与自然态度、依赖性相伴生的还有思维与行动方式，由屏幕与图像陪伴长大的几代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不可避免地已经带有了屏幕、图像的痕迹，比如直接性、表情化。
如今的交流，哪怕是文字的交流，也已经离不开图像，比如在网络交流中，文字似乎已经不足以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情，非得有各种表情符号的加入不可。
在“屏幕时代”长大的人，与屏幕和图像“两小无猜”，没有“感情裂痕”。
那些与屏幕、图像“半路相遇”的人则不同，他们虽然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生活中屏幕与图像无处不在的现实，但因为曾经有过非屏幕与图像主导的生活经历，不是屏幕与图像生活的“原配”，一方面与屏幕与图像生活有隔阂、疏离，另一方面也保有想象没有屏幕与图像生活可能的能力。
有人说，如果你想衡量由任何新技术所引发的文化变化，你就必须去一个没有这种新技术的地方。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对“屏幕少年”或“屏幕人群”来说，再去过没有屏幕与图像的生活，已经机会寥寥。
而与屏幕、图像时代半路相遇的人则拥有这个优势，他们早年没有屏幕的生活就是一种跳脱屏幕主导看世界的视角。
也许，这是我们反思屏幕与图像问题的宝贵机会，因为一旦这些“故人”故去，再去刻意过一种没有屏幕技术的生活以反思屏幕与图像问题就极端困难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书写文字刚产生的时候，那些经历过口传时代的人忧心忡忡，比如苏格拉底将专门从事文字书写的作家比喻为“种植文字”的农民，写作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个人声誉。
等到文字普遍使用之后，就少有人再对文字进行反思了，相反任何对文字的威胁都会引起警觉和抵抗。
（三）图像：
原初性的表达方式
从个体的角度看，婴幼儿是先识图再识字的。
图画对幼儿来说，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幼儿对图画也有一种天生的、本能的理解力。
在尚未学会写字之前，幼儿已经可以用稚拙的图画表达了。
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远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祖先已经可以用图画来表达情思了。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离文字产生尚有很远距离的原始人，已经可以绘制图画。
原始人一开始绘制图画的目的在于处理不可克服的死亡问题：
威望极高的部落首领离世了，用图画或塑形的方式使之得以继续“活”在部落之中。
世界各地发现的原始图腾、原始壁画、岩画，都证明了远在文字产生之前，原始人已经可以用图画表情达意、传递信息了。
从人类的角度看，图像不仅先于文字，还是文字的根基。
玛丽·E.霍克斯和米歇尔·R.肯瑞克说，所有的文字一开始都是图形的，文字的图形化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淡化，表音文字的出现要比图形文字晚得多。
虽然只有遗迹可循，原始社会存在图形表达而没有文字是可以断定的事实。
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字，诸如古埃及文字和中国汉字，图形之根十分明显。
也就是说，文字是在原始人绘图能力的基础上，由图形凝练、演化而来的。
文字的根，不在其他，而在于对事物形象的描绘。
只不过文字产生之后，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远离图像，慢慢有了自身的系统和特性，展示出图像所不具备的抽象性、想象性和逻辑性，并开始贬低、排斥图像。
对图像的贬低，古希腊时代就有了，柏拉图甚至认为意象是智慧病态、扭曲的敌人。
印刷术的发明，更使文字如虎添翼，科技革命成功所倚重的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更是使文字的统治地位前所未有的牢固。
与文字的兴盛相伴随的是图像的衰落。
每个个体，小时候都有绘画的冲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读书写字，绘画的技能开始退化，到成年时虽然对图画依然有极大的兴趣，但多数人已经丧失了绘画的能力。
人类作为整体，有类似的过程：
早期以图形作为基本表达方式，及至文字产生，图像虽然对我们依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对图形的依赖已经大大降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图像作为人类原初的、基本的表达方式，已经远离普通人，成为一种特殊的技艺和艺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特殊能力。
从人类与图像的关系史来看，当今的图满天下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一种“复古”。
图像本来就是人类原初性的表达方式，只不过因为其所固有的缺陷，以及文字抽象理性文化对图像的排斥，图像表达方式才在人类文明史中没落了。
如今，借助数字技术、借助屏幕，图像这种原初的表达方式又重新复活了。
也正是借助数字技术，图像由艺术产品变成了技术产品，由艺术制作变成了技术制造，图像得以大众化，克服了图像制造与传播的技术障碍，使图满天下有了介质与技术基础。
图满天下、图像复古之所以可能，技术发展只是外在原因，内在的原因则是人的心灵是图像的流淌地。
我们的心理活动总是有形象的，作为普通人，基于逻辑和推理的心理活动不是没有，但比有形象的画面性思维要少，我们总是以想象的方式带着画面进行思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肯斯坦说心理活动的基础是图像而不是语言。
没有这一心理基础，图像的复古是不可能发生的。
即使是在图像被边缘化、艺术化的时代，图像也一直以内心形象的方式存在于心灵之中。
而且，内心形象也是语言表达的基础，没有内心形象作为基础，语言表达也是不可能的。
总起来看，心灵是图像的流淌地，这是图满天下的内在心理基础；技术发展克服了图像制作的技术障碍，这是图像复古的外在技术保障。
二、图像对人的要求
（一）图像是有“欲望”的
图像虽然看上去是静态的，但其都是有生命的。
图像的生命表现在图像有欲望和要求，也表现在图像能够言说，总是在向我们叙说着什么。
图像的欲望，首先是抓住眼光、吸引观者的欲望。
米歇尔说一幅图像类似于一张人嘴，总想去“吻”观图者，与观图者形成零距离的亲密关系，甚至有将观图者“吞”进图中的欲望。
图像是有生命的，但图像的生命依赖于观者的目光，如果不能吸引人的目光，不能抓住人，其生命力就得不到证明。
孤立的图像如此，混在的图像更是如此。
当今时代虽然是图满天下，但文字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当今的媒介是混合的、“多媒体的”，不是文字与图像二分，而是文字与图像的“杂拌”。
与文字“杂拌”的图像，总能在与文字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总是能够最先抓住人的目光和注意力。
我们总以为小孩子喜欢图像，实际上成人也逃脱不了图像的诱惑，在图文共在的情况下，首先抓住我们眼光的是图像。
如前所论，人的心灵是形象流淌地。
图像抓住人的目光不是最终欲望，图像的最终欲望是进入人的心灵，成为心灵之中的形象，在心灵之中驻扎下来，成为心灵的构成成分。
人之目光是图像的通道，是图像进入心灵的通道。
图像需要借助介质，而形象在心灵之中，不需要介质。
有介质的图像可以“挂起来”，没有媒介的形象是“挂不起来的”。
“挂不起来的”形象因为脱离了介质而拥有了图像所不具有的优势，即不依赖于“在场”。
化作形象的图像，即使不在场，也是“可见的”，也是“在场的”。
也就是说，图像一旦进入心灵而成为形象，就可以随人而在，图像在不在场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图像已经以形象的形式在心灵之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嵌入了心灵。
图像的另一个欲望是叙说。
图像表面上是静态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向观者诉说。
图像作为叙事方式，虽然不如文字那样有复杂、多样、绵长的表现力，但是拥有文字所没有的冲击力。
不要小看图像的力量，有时候一个单幅的图像足以“改变世界”，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比如，苏明娟渴望读书的眼神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有多少农村儿童的命运也因这一幅图而改变。
这幅图看似简单，实则表达着失学女童想要上学的心灵诉说。
这幅图呈现的只是苏明娟一个的面容和眼神，但表现的却是一个群体的遭遇与心声。
我们看这幅图，卷入其中，读出的不是苏明娟的表情与眼神，而是画面之外她所代表的整个群体的遭遇与命运。
（二）接入或刺入的作用方式
图像实现自身欲望的方式在于其作用于人的方式。
文字作用于人，中间有从符号到意义的思维过程，而图像作用于人的方式则是直接接入的。
用阿普康的话说，就是“一幅简单的图片，就如插入观者知识电网中的电线”。
图像之所以能够直接接入我们的身心，一方面在于我们的心灵本身就是图像流淌地，外在的图像与内在的形象之间可以直接对接；另一方面也在于图像不像文字那样是经过“编码”的（理解文字需要有一个“解码”的过程），而是以未经“编码”的直接形式作用于人，更接近于人的现实感受，更容易理解。
如前所论，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人类整体来看，图像都是先于文字的，是我们认识世界、表达自身的原初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图画的依赖慢慢消退。
但童年的经历不是过眼云烟，已经沉淀到我们的生命底色之中；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已经不再像原始时代那样与图像厮守终身，但人类童年的经历同样已经沉淀到我们作为物种的底色之中。
正是个体与物种生命底色中所沉淀的图像经历，使得我们与图像没有距离，可以直接接入。
看到图像，我们生命中所沉淀的图像记忆犹如通了电，一下子就激活了。
沃勒和利朋斯对刺激性图像的研究很有启发性。
他们发现，悲剧性内容的图片作于人的方式在于其拥有“刺点”，能够刺伤观者，通过伤口，隐藏在图像背后的世界进入观者的心灵和生活。
也就是说，悲剧性图像作用于人的方式是直接的，即用悲剧性细节作为“刺点”刺伤我们，通过伤口，直接将图像与我们联结在一起。
其实，何止是悲剧性图像，一般性图像，包括喜剧性图像，无不如此。
只不过悲剧性图像在刺伤我们的时候，显得尖锐，我们会有痛感，而喜剧性、娱乐性图像在“刺伤”我们时是带着快感的。
（三）图像的强大说服力
“有图有真相”是一句网络流行语，道出了人们潜意识里对图像的信任。
你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一张图的说服力。
如前所论，话语和文字是符号化的表达方式，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话语者的倾向渗入。
而图像则直接是对现实的呈现，是现实的映照。
人是语言的动物，但更愿意相信图像，一方面在于我们都知道语言的玄机，另一方面也在于图像与现实联系的直接性。
我们对图像的信任不仅来自图像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也来自图像与我们自身的直接关系。
如前所论，图像作用于我们的方式是直接接入或刺入的方式，图像与我们的心灵直接相连，不需要“解码”等中介性过程。
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逻辑与理性，但人的本能与情感的力量依然强大。
这里面有一个“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的关系问题。
所谓“第一天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情感，而理性与德性作为“第二天性”虽然不能说全是后天的，但后天努力的成分占据了更多的比例。
我们之所以更相信图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图像作用于我们的本能与情感，作用于我们不需要思考的“第一天性”，引起的是本能性的、直接性的反应。
对于图像“不打折扣”的说服力，亚里士多德有深刻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说服力上证据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三种技艺在说服中具有重要作用，即逻辑、情感和伦理。
图像的说服力之所以强大，一方面在于图像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图像就等同于真相，另一方面图像与另外两种说服技艺都是直接相关的。
图像不但可以通过接入或刺入的方式作用于人的情感，还可以通过诉说的方式表达伦理要求。
面对一个悲苦的画面，我们都会感到一种道德压力，因为悲苦的图像具有一种道德权威，我们不得不服从、不得不作出反应，否则我们自己内心都过不去。
我们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以理性为突破点来影响人。
但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人窥见了另外一种影响人的捷径，那就是通过影响人的情感来达到说服的目的，智者派的修辞术与演说术走的就是这条路，一个简单的演说通过鼓动与修辞，不讲逻辑、不说真相，一样可以打动听众。
在这方面，图像同样具有这样的“修辞力量”，图像可以压制理性、排除思考、引起疯狂。
三、图像时代的教育回应
（一）学校教育的图像态度需要改变
现代学校教育的媒介基础是文字。
图满天下的时代变化以及教育对象的屏幕化、图像化（“屏幕少年”）似乎都未能引起学校教育的重视，学校教育依然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给自足”。
在图满天下的时代，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不受图像控制的话，那就是学校了。
学校，如今成了图像世界中的孤岛，是漫天图像所不能攻克的堡垒。
在图满天下的时代，这是一个少有的奇观：
教育在图像之外、图像在教育之外。
这一奇观，一方面反映出图像对学校教育这一文字堡垒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教育对漫天图像的无动于衷。
学校对图像的无动于衷还体现在学校教育对图像使用上的无意识。
学校教育虽然是图像时代的孤岛，但也不可能将图像完全拒于门外，因为图像是低年级儿童认识世界、表达自身的主导性方式，也是他们进入文字世界的“必经之路”。
基于这一现实，学校教育对图像的排斥过程是以对图像一定程度的容忍为起点的。
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材料与教科书中，图画是主导性的内容。
如今的学习材料与教科书中的图画多是卡通图画，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学习材料与教科书为什么要大量使用卡通图画？
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说明我们对卡通图画的使用是无意识的。
社会读物、动画片是卡通式的，因此我们的学习材料和教科书也是卡通式的？
如果是这样，那学校教育与娱乐产业的界限在哪里？
学校教育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哪里？
或者是因为幼儿喜欢卡通，所以学习材料和教科书中就用卡通图画？
要知道儿童的欣赏趣味是可以塑造的，在卡通尚未流行的时代，那时的儿童喜欢读的是连环画，为什么不用连环画作为教科书的主导性图画？
这些问题一经问出，就暴露出我们在使用卡通图画上的无意识，即虽然选用了卡通画，却不是经过反思、论证后的选择，而是一种无意识选择。
学校教育在社会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可以成为冷静甚至是保守的力量，以自身的定力为剧烈的社会变化注入一种沉稳。
问题是，这种冷静与保守，需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之上。
当今学校教育对图像的无动于衷，不是出于自觉，而是出于无意识。
如果学校教育对图像的无动于衷是出于自觉，那么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对于图像的充分研究，即出于对图像特点及其危险的充分认识。
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学校教育对图像的冷淡、排斥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不要说教育实践，就是教育理论，都鲜有对图像特性与教育意义的研究。
如果一个新的时代潮流是暂时的，我们可以望见其并不久远的将来，那么学校教育不为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图像的兴盛潮流显然不是如此，图满天下还在向纵深发展，将来的人，不仅是“屏幕少年”，还会是“屏幕成人”“屏幕老人”。
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教育对图像的冷淡，不是沉稳，而是落后。
（二）“可视化素养”的培育
学校教育在图像时代的“后知后觉”，还有一个想当然的理由：
儿童对图像的理解是不学而会的。
学校教育的一个基础性功能是脱盲，即教儿童能够读、写、算，因为读、写、算的能力不经专门的学习就不能获得。
如前所论，图像与文字相比更直接，儿童即使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也能读懂一般的图画。
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
正如识字有不同的能力水平一样，读图也有不同的能力水平，初级水平不学而会并不同于高级水平也是不学而能。
如何能够读懂复杂的图像，读出图外之意，从图像中建构意义；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图像世界中进行选择，提高自己的图像识别能力和读图趣味；如何用技术所提供的图像制作手段制造图像来进行图像表达和图像叙事；如何将图像与文字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图文互嵌式的写作……这些都是需要专门学习的。
有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是文化素养，那么，有基本的识图、读图、用图能力则是“可视化素养”；文化素养需要培养，“可视化素养”也需要培育。
学校教育对图像的无动于衷，是一种放任。
这种放任，其实也是一种教育责任的放弃。
图像时代，商业与娱乐业最为敏感，他们是图像时代的“弄潮儿”。
用图像抓住儿童，甚至达到对儿童的支配，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商机和利益回报。
学校教育对图像的放任，其实就是将这一新的教育领域让给了消费业、娱乐业，将儿童的“可视化素养”培养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一代代人的图像品位任由他们来塑造。
众所周知，当今学校教育的竞争性前所未有，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竞争为基本动力的，学生课业负担严重、心理压力巨大。
对图像文化无动于衷的学校教育，热衷于考试与竞争，客观上也起到了将儿童推向消费化、娱乐化图像的作用。
在学校里备受压力与煎熬的学生，将图像世界当作了喘息、减压的空间。
学校教育的图像自觉，首先是图像态度的改变。
要改变教育的过程就是慢慢减少、排除图像的过程这一过时的思路，将图像视为与文字一样不可缺少的教育媒介，将图像像文字那样区分出层次与难度，与不同的年龄阶段配合起来，在不同的年级使用不同难度的图像。
学校教育要逐步过渡到自始至终都有图像伴随，教育层次越高，对图像使用要求也越高；教育的过程，既是文化素养提高的过程，也是“可视化素养”提高的过程。
其次，学校教育对图像的使用不同于消费与娱乐产业，应有品质要求和教育指向，通过使用高品质的、有教育意义的图像来提升儿童的图像阅读品位与能力。
再次，学习材料、教科书中的图像使用达到专业性要求，即不是无意识地选择，而是结合儿童需要、教育内容和图像特性所进行的最优选择。
最后，用图像使用伦理去培养儿童的图像伦理意识。
学校教育的图像无意识还表现在不关注图像使用的伦理问题。
如前所论，图像比文字更直接，甚至是以“刺点”来作用于人。
既然图像有此特性，那么图像的使用就有一个适宜性、伦理性问题。
因为图像比文字更能引起对儿童的刺激、冒犯与伤害，教育与教学中的图像使用因此需要更加谨慎。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
如果教育提供给学生的只是温和、舒适的材料与内容，学生也就失去了接触激烈、浓重材料与问题的机会，也就失去了了解世界苦难与真相的机会，思考与思想的深度、感情的深刻性都会受到影响。
但过于刺激性的图像，确实又可能给尚未成熟的学生造成激烈的心灵冲击甚至是伤害。
在这一问题上，常用的策略是“引发警告”，即在使用刺激性的图片之前，提醒学生图片的内容性质，以便学生自主选择是看还是不看该图片。
对没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低龄儿童，教师要有图像选择的伦理意识，以教育的专业眼光为他们选择适宜的图像。
教育中图像伦理的坚守，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是避免图像使用的失当给儿童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对儿童图像使用伦理意识的教育，即通过示范所进行的教育。
（三）发挥图像的说服力量
如前所论，图像作用于人的方式是直接介入、刺入，直接与人的本能与情感相连，可以绕过人的理性，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学校教育应该研究图像的这一特性，充分发挥图像的教育力量。
图像的这种教育力量，也正是科技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在农业时代，人对自然、他人、未来的影响限于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今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对他人、自然、未来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密，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都是一个工作链条中的小小环节，以至于很难看到自己工作的整体效果。
在这种悖论性的存在境遇下，要培育年轻一代的责任意识，靠说理的方式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这里，图像大有用武之地。
因为图像可以将我们当下作为的远处、未来后果化作眼前的“事实”，使不可能想象、很难想象的事物成为可以想象的事物，成为进入年轻一代心灵之中的形象。
教育是站在人类高度的事业，要带领年轻一代超越自我、当下、本地进而达到人类的高度来看世界和社会。
了解世界的真相和人类的苦难，理解他者的生活，是教育所不能缺少的环节。
在这方面，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具有文字所没有的力量。
通过图像，我们一下子可以将受教育者置入人类苦难的真境，使他们对之有切身的体会；通过图像，我们可以将学生全景式融入他者的生活，以情景参与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可能。
甚至通过图像，学校教育还可以带领学生重新进入历史深处，去体会、感受、理解前人的遭遇、困境、挣扎、谬误、奋斗。
图像的强大说服力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通过图像实现对儿童的操控。
如今远比学校教育发达的广告业，虽未明言，但实际所行的就是通过影像来操控儿童，使他们变成商品消费者。
教育是道德事业，这就决定了教育只能利用图像的强大说服力去做道德的事情，给学生正面的积极影响，不能利用图像的力量去操控学生。
不仅如此，学校教育还要从小教育学生警惕图像的危险，提高图像识别能力，拥有抵御图像操控的意识和能力。
（四）培养图像时代的“关键德性”
图满天下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其实就是伦理的基础。
伦理基础发生了变化，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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