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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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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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篇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
去年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
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
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
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嘻！
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
“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
“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
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象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变成顶荣耀的东西。
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
“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
“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又有一般人说：
“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这是中派的议论。
实际怎样呢？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
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把你入另册！
”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
今天认得我们！
”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那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
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
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国民党右派说：
“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
“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
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
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
不是的。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
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
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
“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
“农民协会么？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
我劝你们不办的好！
”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
”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
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另册！
”或者说：
“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
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
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
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
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帐。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
“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
”“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
”他们的结论是：
“怕未必！
”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
“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扩大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
“请你加入农民协会！
”中农回答道：
“莫性急啦！
”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
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
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
“我们早进了农会，他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
“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
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百分之七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
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
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
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
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
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
但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
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
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
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
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2]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
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
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三十
篇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所经之地的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形成积极互动之势。
其中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农民运动迅猛异常的进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因而引起他们的仇视。
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军官纷纷咒骂农民运动。
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也指责农民运动，一些地方党组织甚至采取了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
1927年一月至2月，毛泽东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材料，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也批评了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地位。
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革命的真正目标。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还从当时农民运动的现状和趋势，论证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
他说，驶入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速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的论述，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还是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现实力量，都证明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向中国革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第二，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的地主权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首先必须推动他们的政治机器,而低值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
毛泽东提出，组织农会是农民运动的第一件大事；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
毛泽东说，这个都睁不申报管理，其他一切箭镞见习、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阶级，都没有胜利的可能。
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
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将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农会的梭镖队，这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将大于旧武装力量。
第三，分析农民中的各个阶级，肯定贫农是农民中的革命先锋。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作了分析。
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可参加革命宁，对他们应该争取和团结；贫农是“乡村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特别分析道：
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到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的大元勋。
由上述这一系列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依靠贫农来完成民主革命。
他说：
“没有贫农，便没有哥们能够。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
第四，提出在推翻地主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技能攻击斗争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产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
打倒地主阶级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二是未完成上述任务准备了前提条件。
一旦地主阶级政权被推翻，农民运动便进入新阶段。
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经济上打到地主的任务，指出：
“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妈呢激励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
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
第五，体现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
毛泽东认为，高潮迭起的工农群众运动不仅是革命发展的标志，也是检验社会上各种势力特别是革命分子的试金石。
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用大量事实和道理，驳斥了反对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农民群众运动“好得很”。
他特别批评了那种嘴上天天喊“唤起民众”，民众起来又有害怕的叶公好龙式的人物，指出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占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尽管当时被党内一些右倾代表所责难，但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工农群众却热情欢迎它。
这篇文献解决了一些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比之党的创立时期有了发展，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
篇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感
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感触颇深。
让我深深认识到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就必须牢牢依靠和发动广大的农民。
这是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只有我们的主席毛泽东认识到。
故而在国民革命时期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期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其中以湖南农运的发展最为猛烈。
但是农民运动遭到了各方的责难，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
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
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
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近代中国在融入国际市场体系后最凄惨的就是数亿的小农。
在不断的社会灾害和国际列强的压迫下，市场竞争中的小农们永远都是最没有实力的一方，他们不断地被挤压，贫困的程度越来越高。
在竞争中，不少的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过着赤贫的日子。
财富不断地向着少数高垄断阶层汇聚，越来越多的人占有着越来越少的财富。
加上连年的战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他们希望改变现状，过上好日子的欲望是最强烈的，态度是最坚决的。
如果要产生社会变革，他们无疑将是最坚定、最有力的推动变革的力量。
因为他们已经接近一无所有了。
只有团结和领导农民中最贫困的这部分人，拉拢那些在革命中也会获得好处的人们，争取和革命对象有矛盾，有过节的人们的支持与认可，获得与事件无关的人们的同情或默许，才能建立一个最大程度上孤立敌人的，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这样的革命，这样的斗争才是可以获胜的斗争——在人数上、在道义上占了优势。
道理就是多与少。
同时在对敌人的打击上，是要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深层次的。
对于这样一种要推翻一种绵延了几千年的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社会，建立一个平均分配财富，人人都有权力，平等自由的大众的社会，为这个理想所奋斗的人们，对于旧体制没有极大的冲击力、破坏力是不可能实现目的的。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毛主席的这份报告对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研究。
从而用事实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轻视的问题，甚至抛弃农民这个重要的同盟军，揭示了农民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解放的积极参与者。
认为农民运动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