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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我们教科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是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章节，当年考试的时候可没少从这里出题，所以大家也就记住了康有为梁启超，记住了守旧的慈禧太后，记住了那个有着宏图大志却被囚禁的倒霉皇帝，记住了戊戌六君子，记住了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和他的作者谭嗣同。

从书中我们知道，康有为作为变法运动的推动者和领航者，在晚清的残灯晖淡中点燃了一株明亮的火炬，给已经日迫西山的大清留下了最后一抹亮色。

他领导了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运动，虽然受到了顽固派和守旧势力的刁难和阻挠，可他无惧无畏，依然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不停上书言事，终于迫使清政府启动了政治改革，然而由于光绪皇帝的尴尬处境以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还有袁世凯的告密，这场维新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康梁远走他国，成为那个世纪末最大的遗憾。

不过稍微推敲一下前面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矛盾之处，譬如当时是谁说了算，是光绪还是慈禧？

如果是光绪的话，那何来守旧派的阻挠，如果是慈禧的话，她是反对变法的，维新运动又怎么启动得起来。

再譬如，袁世凯告什么密？

难道这变法运动是地下活动？

地下活动怎么推行？

这又不是小偷小摸，领导干部受贿。

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下面就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一下一个世纪前的这段公案，来探寻这里面的是非曲直。

其实戊戌年的这场改革从公车上书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可以想象，对于割地赔款这样的屈辱，那帮永远昂着头说话的清流党怎么可能善罢甘休，那是一群即使掉了脑袋，赔上全部家当也不可能低下高贵头颅的人，更何况这种屈辱来自一向被他们瞧不起的弹丸小国日本，所以此时无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早已合流，他们纷纷上书，请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全国十八个省的督抚有十个上书拒绝和约。

签订和约之后，拒和大潮更是风起云涌，从能够查到的奏折、电报来看，除了领兵在辽东拒敌的宋庆基本看不到和的声音，大家一致要求迁都再战，张之洞甚至上书请求朝廷杀掉李鸿章以谢天下，即使宋庆也只是同意和谈，但并不同意就这样签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举子们其实是受到了各级官员的感召和引导才举行集会和签名活动的，是当时形势下对社会潮流的一种呼应，绝对不可能有所谓的守旧派对他们进行压制和恫吓，你想连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在反思，连都察院也就是信访办的人都上了折子，谁还会出来自讨没趣？

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是被裹挟的对象，即使有人有守旧想法也不可能提出来，真要那样，折子还没递上去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等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经过痛苦的思考，产生变法想法的时候，相信朝野内外也一定产生了这样的期待，要不，康有为不过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工部办事员，组织一个强学会，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朝廷大员前来捧场，他又不是啥大明星，更没有啥根基和后台，那帮位高权重的大佬犯不着为了啥进步的主张而来为一个下属撑场子，再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知道他老康的主张就是进步的，所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因为老佛爷和皇帝想变法了，大家为了讨好他俩才来凑热闹的。

而恰恰就是在这里，翁老师认识了康老师，由于翁老师天天和光绪皇帝在一起，知道皇帝正在为如何变法夙夜忧叹，便引见康老师见到了光绪。

因此我们说这场维新运动既有顶层设计，又有社会时代需求，同时还有民意基础，上下互动良好，是一场全体公知参与，社会各阶层期待，几乎人人认同的社会焦点事件，根本不可能是康有为冒着啥危险顶着啥压力上书的结果，因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量，可既然大家都认同都期待到了最后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流血事件呢？

这还得从康老师这个人说起。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历史上很多人也叫他康南海，爷爷父亲都做过官却都做的不大，小的时候和大多数官宦子弟一样，也学习儒家传统文化，只是康老师读书真的不怎么用功，考试屡屡不中，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考了七次，一直考到三十六岁才中举，用现在的话说是个老复习生了。

有人可能会说过去科举考试就是难考嘛！

范进不是五十岁了才中举人的吗？

别忘了那时候大多数人家根本没有学习条件，都是自学的，康老师却不一样，父亲虽不是啥大官，但也是县级领导，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舍得投本，相比于他的学生梁启超十七岁中举康老师的资质真不算出类拔萃的。

不过要说康老师一点不聪明也有点冤枉他，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来分析，康老师屡考不中估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喜欢看课外书，不仅看还研究，什么心学，什么佛学，什么修身养性的学问他都涉猎，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因为他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性格孤傲，结果和老师搞拧巴了，最后老师不教了，他只好一个人跑到白云洞进行修炼，整天披头散发、破衣烂衫，像个疯子一样在山里瞎吆喝，还见到谁骂谁。

我靠，这简直就是个神仙，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考取功名呢？

他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一直对人说小的时候老人都说他“非池中之物”，他饱览中学，知万国之物，是圣人，是天才，在中国真的很少有人这样夸赞自己，难怪老师和他分道扬镳。

后来他去香港走了一圈，又到上海的租界转了转，接触了西方思想和文化，便又开始研究西学，开始营造自己的思想体系。

光绪十四年，他再次进京乡试，又一次没中，回到家就开始招收门徒，而且竟然还招到了比他学历还高的梁启超，一个秀才竟让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天才少年佩服得五体投地，拜倒在他的门下，他有什么法宝吗？

当然有，那就是他有思想，有口才，能忽悠，傲视一切，浑身上下散发着光芒万丈的人格魅力，他有好多老婆，其中一个就是听了他的一场演讲之后断然决定以身相许的，那一年她只有十七岁，他却快五十了。

而被他这种人格魅力吸引的可不止梁启超和他的女人们，还有光绪皇帝。

当翁老师将他引见给光绪之后，这位青年帝王一下子就被他镇服了，本来翁老师因为和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关系闹得很僵，是想拉老康来壮声威的，没想到这位狂人的到来却让翁老师提前打铺盖卷回家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翁老师和康老师表面上看都是维新派，要不翁老师也不会做引荐康老师的事情，康老师也不会称翁老师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但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翁老师是温和维新，他想改变的只是官场的腐败，官员工作敷衍，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对如何变革都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康老师则不同，他是激进改革派，虽然见到光绪皇帝的时候他不可能把全套方案和盘托出，但从后来的资料看，他的变革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也是有步骤的，那就是虚君共和，要开议院，定宪法，他要革大清王朝的命，所以当光绪这个年轻人在马关条约的耻辱中赌气想不计后果，彻底改变一切的时候，翁老师发现他的位置已经被新来的康老师取代了，康老师没有变成他阵营中的一分子，反而结结实实地把他排挤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于是翁老师开始后悔，也开始自保，当光绪皇帝往他索要康老师的同党黄遵宪的书籍时他拒绝了，要他出面力保维新派张荫恒的时候他又拒绝了，当要他将康老师书籍再抄一份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和康不相往来，还说康居心叵测。

我靠，翁老师，你说啥？

你和康老师不相往来？

康老师居心叵测？

那当初不是你举荐的他吗？

怎么到了这时候就居心叵测了？

你到底是咋想的？

事实上光绪清楚地知道老师是咋想的，从小到大他就是老师陪着长大的，师徒二人亲如父子，知根知底，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师的想法呢？

只是现如今徒弟已经长大，坐在这把龙椅上就应该肩负起相应的责任，甲午年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战前老师和李鸿章掐架，战时又躬身指导能败得那样惨吗？

徒弟只是碍于多年的情分没有处分老师，现在老师既然不能助我一臂之力，那就回家养老吧！

就这样，新政刚刚启动第四天，翁老师就被徒弟撵回家了，留下的空缺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递补，直隶总督则由荣禄接任。

在这里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新任北洋大臣，因为就是他牢牢掌握了兵权才为后边政变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屡立战功，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忠烈，朝廷特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使得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作为朝臣要想永保官位必须站对了队。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初的祺祥政变，慈禧慈安联手恭亲王做掉了八大臣，当时在北京带兵的就是荣禄，所以从那时起荣禄便得到了老佛爷的信任，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直到坐到了北洋大臣这个位子上。

我们不得不佩服老佛爷的高瞻远瞩和政治精明，她在支持变法的同时并没有放任不管，自从甲午战败她就万分懊悔，光绪虽说是他一手带大的，可这个孩子却不像她，表面看性格懦弱，可骨子里却认死理，不会变通，这样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帝王，遇到大事既扛不起来又容易一头撞南墙。

可事实已经这样，她也没有好的办法，也不能就这样废了他。

朝廷大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可任性，否则老百姓那里也不好交待啊。

于是以防节外生枝，她退而求其次，和光绪约定变法可以，二品以上官员任命必须到她那里谢恩，那意思就是说，得经过她的同意，同时借着翁老师被撵走这事任命荣禄做了北洋大臣，将军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还有因为训练新军，为了表示重视，她和光绪打算秋天到天津阅兵。

慈禧的担忧果然不无道理，自从新政启动以来，康老师就没有在新政上下功夫，虽说下了一百多道诏书，可落实情况并不好，康老师说的那些话就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光鲜陆离，可到了现实中却变得那么虚无缥缈。

你想部门裁撤容易，那裁下来的人怎么办？

不能拆了庙把和尚撵到大街上不管啊！

学习新学简单，那师资、那校舍、那教学设备如何筹措，这样的事情可不是上嘴唇碰碰下嘴唇就能办的到的。

没有前期准备，没有民众发动，没有循序渐进，只是这么密集地下诏书把事就办了，那这变法也太容易了，然而康老师却不管这些，那他在忙什么呢？

原来他在忙制度局的事。

制度局？

啥意思？

什么是制度局？

这么说吧，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有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制度局就类似于这文革小组，康老师对光绪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

意思是说咱要办事就得有咱自己的人马，所以他提出开办制度局。

光绪毕竟年轻，一听有道理，下的那诏书没人听，新政推行不下去，就是因为下边都是老佛爷的人，是他们消极怠工，对咱要求办的事积极性不高导致的，他哪里想到政策推行不下去其实是缺乏配套措施造成的。

于是他便开始大肆筹办制度局，中央办十二局分别负责法律、税收、教育、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由皇帝也就是光绪任该局局长，地方也相对应设立民政局来执行中央的有关文件。

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啊，有了这制度局那以前的军机处干什么去？

六部干什么去？

还有原来的地方行政部门干什么去？

这不被架空了吗？

这不就是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吗？

这还是变法吗？

这就是悄无声息的政变夺权啊！

下边的人能干吗？

老佛爷能同意吗？

戊戌年的这场变法运动将走向何方？

翁老师说的没错，康老师的确居心叵测，制度局的设立就是夺权，不管康老师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这制度局一旦设立就会面临两套班子同时存在的尴尬，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出现双头政治。

我们知道，权力就是利益，事实上权力可不仅仅是利益，权力更是饭碗，一旦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话语权，下一步面临的可就是裁撤、下岗、丢饭碗，失去生活保障，所以，康老师这么做不是在和守旧派斗争，而是在和大清的全体官僚体系做对，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自杀行为，以维新派当时的力量来看就是鸡蛋碰石头。

只是康老师不是翁老师，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人，这样一个人恰恰又碰到了光绪这种病重乱投医的青年，他被康老师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瑰丽色梦幻所吸引，一心想实现他中兴大清的理想，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制度局似乎马上就要开张了。

然而，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每个人都对现状不满，都期待有所改变，可正像前面我们说的，这样的变法没有配套措施跟上，没有后续安置和疏导，到了现实中就是胡闹。

大家都不是傻子，谁不知道再换上的人只能是那帮野人狂人。

变法要改变的是大清落后的社会风气，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是要提振国民士气和信心，不是为了消灭一部分人，如此绝情地砸掉这么多人的饭碗，用脚后跟想也会想清楚一定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

制度局设立是康老师在第六次上书的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主管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还是重新复出的奕訢，奕訢是谁？

鬼子六，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油条，这里面的利害轻重他能看不清楚？

所以他担心这折子递上去光绪皇帝头脑一热，保不齐就会马上开始张罗，于是便把折子压了下来，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生病不能主持政务才递到光绪的手里。

果然，光绪看了这折子之后龙心大悦，以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想法，便立即转给总理衙门讨论，看这事可行不可行，该怎么办，其实呢，光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大家的支持。

按说这开设制度局的建议也不能说一无是处，站在光绪和康有为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无论到了哪朝哪代，要想做事就必须有自己的人马，这无可厚非。

问题是你得先理顺人际关系，不能事还没办，先挑起内斗。

可这制度局一开，莫说六部九卿，就是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得歇菜，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竟然让总理衙门的人来讨论可行性，这不是幼稚，是缺心眼。

你想人家能给你讨论吗？

即使讨论，能按你的想法提出建议吗？

只是你是皇上，也不能不给你面子，于是就开始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拖拖到了阴历四月份（本文后边日期皆为阴历），变法的诏书都出炉了，还没讨论出结果。

终于光绪急了，等不及派人来催，当时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是庆亲王奕劻，见实在躲不过去了，便去找老佛爷，老佛爷来了一句“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给奕劻吃了一个定心丸，回来后便给光绪来了一个“制度局的职能六部都能做”的答复，那意思就是说没必要脱了裤子放屁自找麻烦。

既然总理衙门讨论的结果是不可行，为了寻找支持，光绪又把折子转给军机处议复，然而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虽说是俩部门，可人马有好多都是重叠的，都兼职呢，总理衙门说不行，可想而知，军机处也不会再说支持。

做皇上做到这份上，真够悲催的，大家都觉得做皇帝好，金口玉言，说啥就是啥，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光绪就是铁了心要办成这件事，因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这是在为大清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于是他又电征各地方督抚的意见，没想到大家态度竟然惊人的一致，不赞成，甚至有的督抚就跟没接到电报一样，连个回电都没有。

这还真不拿豆包当干粮了，真不把皇上当人看了，这不是明着给皇上难堪吗？

大家心为什么这么齐？

那可是皇上啊，要碾死谁还不跟碾死个蚂蚁一样？

翁老师那么牛逼的人物，跟皇上感情那么好，不是说撵回家就撵回家了吗？

整你们这些虾兵蟹将不跟玩一样吗？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是在当时康有为这样的变法之父上来就整人，早已是朝野共愤，大家支持变法，但不支持康老师变法，已经形成了大气候，法不责众，光绪也实在不好处理谁，再说了，你是征求人家的意见，人家有权说不，要是必须说同意的话，那就无须征求意见了，直接下旨执行就行了。

二是大家都看明白了谁当家，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的自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几乎所有的事务在做决定之前都会到颐和园听取老佛爷的意见，而恰恰在制度局设立的问题上，老佛爷不同意，在专制社会，官是怎么当上的，没有灵敏的嗅觉能当上吗？

所以与其说是大家在拒绝光绪，不如说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迎合老佛爷。

就这样闹得沸沸扬扬的开设制度局的动议还没有实施就流产了，光绪不甘心，心里窝着一股火，政策政策推行不下去，机构机构改革不了，这还搞什么新法。

见到康老师之后燃起的那股激情像那卯足了劲要展翅高飞的苍鹰被人硬生生折断了翅膀，一下子遭受了巨大的挫败和打击，委屈、抑郁、愤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体里慢慢积聚，他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他要用他的方式抗争，他要告诉天下的人谁是皇上，谁说了算，七月十九日，变法开始第八十六天，他终于不想忍了，矛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爆发了。

当时有一个维新派人士叫王照，在礼部做主事，他写了一份奏疏，建议皇上和老佛爷去日本考察一下，一是对外展示俩人的团结，免得外面风言风语的搞得人心不稳，二来也开拓一下眼界，增长一下见识，这对新法的推行不无好处。

谁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竟然说没必要，不给往上递。

都是礼部的人，虽说只是个办事的，或许人微言轻，可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该给个面子，这明显就是有情绪，对新法不满意嘛！

于是王照一生气越过领导自己把折子递了上去，还参了这俩哥们一本。

这搁在平时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可此时的光绪正生闷气呢，礼部这帮人一直以来对新法推行积极性就不高，推三阻四，这事不行，那事不可，我正找茬想整你们杀一儆百呢！

那好你们就下岗吧，于是一道旨意下去，连尚书带侍郎一下子免掉了六个人，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

这可不是个小事，大清自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光绪如此意气用事确实有点过了，谁的责任免谁就是了，据说有个侍郎上任才没几天也给免了，这不是在耍威风吗？

更何况他和老佛爷还有个约定，二品以上官员任免得和她通气，可光绪为了赌口气就是要故意这么做，他要试探老佛爷的反应。

果然，老佛爷很快就知道了，因为怀塔布的老婆和老佛爷关系特好，到老佛爷那里哭鼻子去了，同时怀塔布还跑到天津找到了荣禄，进行了一番愁肠百转的诉苦，荣禄是奕訢之后老佛爷最倚重的人，他立即就赶到了颐和园和老佛爷商量对策。

然而对策还没商量出来呢，七月二十日，光绪又一个重大决定出炉了，他授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什么是军机章京？

咱们前面说过军机处，都知道是一个临时机构，没有品级，是雍正时期为了西北战事设立的，军机大臣都由亲王、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兼任，其实就是给皇上当参谋的。

后来因为这一机构办事效率高便被保留了下来，成了最有权力的草台班子。

由于这一机构越来越重要，难免需要有人抄抄写写，处理公文，传递奏折，提提建议啥的，光靠那几个军机大臣也忙不过来，于是各位大佬便把自己所在单位的得力助手也带了过来，这就是军机章京，也叫小军机，其实就是干活的，跑腿的，像各位军机大臣的秘书，当然说是皇上的秘书也行。

那光绪提拔这四个人做了小军机用意何在呢？

在以往人们一直以为上面这四个人是铁杆康党，是康有为保荐的，其实不是。

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这俩人可是一向和康老师不睦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康党。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变法并不是康有为要变，而是光绪要变，前面我们说过，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期待变法，很多大佬也有自己的变法方案，康有为只是这众多人士当中的一位，是被光绪选中的那位。

我们可以这么来打个比方，一个单位大家都觉得应该做某件事了，譬如年底发个福利，周末大家一块到哪个地方放松放松，于是领导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各抒己见，其中康老师说，我们发福利应该这么发，周末应该这么玩，领导一听有道理，于是就安排人去办。

上面这四人就是光绪选拔来办事的，只能说是光绪的人，而康老师呢，被选中的仅仅是方案，顶多算个幕僚，具体工作并不参与。

罢免礼部六堂官和提拔四小军机是光绪负气和冲动下的激情所为，也是甲午战败以来第一次独立做出的决定，他想通过这两件事试探老佛爷的底线，结果八天过去了，老佛爷虽然与荣禄进行了沟通，却并没有动静，或许她想维持帝后之间的表面团结吧。

然而光绪却并没有因此而罢休，因为开设制度局流产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痛，上述两事的顺利操作大大激发了他的自信心，经过深思熟虑他又想出了新招，那就是重开懋勤殿。

懋勤殿在康熙朝时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来为了议事方便也在这里接见内阁大学士，会商国事，军机处开设以来这懋勤殿议事的惯例逐渐被废止。

本来这开设懋勤殿是梁启超所上折子中提到的，开始光绪并没重视，也不知怎么那天闲着没事干翻着以前的奏章玩，一下就看到了，像受到了启发一样，眼睛一亮，制度局不让开，那好，我改个名字，我开懋勤殿。

于是，七月二十八日，他找到谭嗣同，让他研究一下懋勤殿是怎么一回事，拟个旨意后边就办这个了。

没想到这个决定却让另一个人大为兴奋，他就是康老师。

变法以来康老师取代了翁老师的位置，但地位远没有翁老师那么显赫，光绪只是安排他到总理衙门做了一个章京，也就是个办事员小秘书啥的，根本没有进入决策中心，所以他一直以来就在寻找机会，推荐设立制度局就是他精心设置的局，无奈在大家的一致反对下没有做成，这次谭嗣同将光绪要开懋勤殿的事一告诉他，他马上意识到机会又来了。

他连夜找到王照、徐致靖、宋伯鲁这些铁杆哥们草拟奏章，每人上一份，意思只有一个，相互推荐进入懋勤殿，为皇上分忧，为国家操劳。

我靠，这也太赤裸裸了吧，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新政人物，新法推行不下去，康老师确实太有想法了。

对于外面的风言风语光绪不可能听不到，开始他只是把这归为顽固势力对新政推行的阻碍，现在看来，康老师本人的确有问题。

所以对于他们递上来的折子光绪并没有做什么新指示，只是安排人做了一个记录，然后就去了颐和园，因为想来想去，他觉得懋勤殿之事还是应该征求一下老佛爷的意见，可没想到他一到颐和园就遭到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

老佛爷从礼部六堂官被免职说开去，一直说到康有为的为人，说到大清的国运，说到众官员的饭碗，说到政治的稳定，最后她总结说，“你还年轻，有些事要考虑周全，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丢了祖宗之法。

”谁知一说到祖宗之法，光绪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即想到了顽固派，想到了守旧势力，想到了一直以来大家对他推行政策的消极对抗，他觉得很委屈，于是就顶撞了一句：

“我宁愿丢弃祖宗之法，也不愿丢弃祖宗之民，丢弃祖宗土地。

”其实这话光绪是最没有资格说的，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才三年，台湾是谁弄丢的？

但老佛爷又不能把这话挂在嘴上，孩子毕竟是皇上，得给他留面子，可又见他脑子还是没转过来，便把他留在了颐和园，第二天娘俩继续探讨。

其实光绪也不是一个傻得找不着家的孩子，他也在反思，回到住所他想了很久，自己从小就是老佛爷带大的，老佛爷对自己虽说严厉了点，可在大事上从来没有难为过自己，若不是甲午战争自己听了翁老师的意见瞎胡闹，她也不至于收回高层官员任免权，再说有些话她说的也不无道理，康老师这人的确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说别有用心可能有点过，但说他的心思没有用在新政上倒也贴切。

只是这日子得往下过，新政还得推行，不能半途而废，可又不能和老佛爷这么僵下去。

怎么办？

要是六爷活着还可以去找他商量商量，老佛爷最倚重他了，可他却走了。

就这样想来想去，光绪想到了杨锐，四小军机之一，因为杨锐这人持重稳健，做事踏实，深思熟虑，同时他还是张之洞推荐的，而老佛爷对张之洞又颇为欣赏。

于是第二天他就把杨锐召来，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与老佛爷的矛盾，谁知杨锐竟然支持老佛爷的建议，他也觉得康老师这个人有问题，他说：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希望光绪尽快和康老师切割，否则新政恐怕要流产。

或许是杨锐的建议让他猛醒了，也可能是老佛爷的话他听进去了，在颐和园住了三天，八月初一回到紫禁城，初二他就降下旨意让康有为离京，当然给他找了个理由，去上海督办报馆局。

这一切都风平浪静，似乎娘俩的矛盾也要稳妥地解决了，可八月初四却风云突变，老佛爷突然从颐和园赶回西苑（就是现在的中南海），气氛陡然之间紧张起来，初五光绪在勤政殿接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初六老佛爷发动政变，将他囚禁在了西苑瀛台，宣布再次训政，除了教育改革之外所有新政叫停，并逮捕维新人士。

七天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正式宣告失败。

娘俩的矛盾不是解决了吗？

怎么又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变故，是什么让老佛爷勃然大怒？

还有变法维新本是政策改革，最多算是制度改革，也不至于把人家的脑袋砍了，更不至于把皇上囚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局势变得这么不可收拾？

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仅朝野震惊，连国际媒体也大惑不解，变法的确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也不至于用流血来结束这场纷争，这其中到底出现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让局势最终失控，酿成了这场血案？

随着历史的烟尘散去，国内的、海外的资料逐渐披露出来，人们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我们还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到颐和园给老佛爷请安说起。

那天光绪把康有为几个人上的相互推荐进入懋勤殿的折子安排人做了记录便去了颐和园，名义上是请安，其实是请示。

事实上娘俩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有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老佛爷角度来说，她并不贪恋权力，要是真恋权，她没必要那么坚决果断地拒绝众人的挽留归政光绪，意思意思就行了，她只是担心这个少年撑不起这个摊子，就像一个普通的母亲担心刚成家的孩子过不了日子一样。

而从光绪角度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他必定有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