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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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中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王道勇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农民工出路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而兴起的一个庞大的经济社会群体，目前全国有约2.6亿农民工，约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间，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今天来共同讨论一下中国农民工未来的出路何在。
我们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一些基本状态如何；第二在了解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农民工的未来出路何在。
一、中国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我们先讲第一点，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农民工这个词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汇，在国外是找不到相应的词汇的，最多在发达国家，我们只能找到“流动人口”、“移民”、“季节性的迁移工人”这些相关的词汇，“农民工”这个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出现“农民工”这个词的是在1982年1月《计划经济研究》这篇杂志上，首先发表了一片关于六盘水农民工的一个工作的基本情况的调研报告。
在1984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张雨林教授和费孝通先生在苏南地区进行乡村工业发展调查的时候，他在《社会学通讯》杂志上首次提出了“农民工”这个词，这个词是首次在社会意义上、在学术意义上提出“农民工”这个词，从此以后，从1984年算起的话，到现在为止都有30年的时间了，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农民工的数量非常庞大。
但回过头来，通过当代中国农民工跟中国古代的流民不太一样，跟西方国家的移民也不太一样。
古代中国的流民都是失去了土地，因为灾荒、地主的土地兼并等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他是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乡的，活不下去，去外地要饭，去外地做小买卖或盗取团伙，当时因为战争、因为饥荒，因为横征暴敛的原因而被迫离开家乡的。
而当代中国农民工，他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为了经济上收入更高一点，整个生活更完善一点而主动离开家乡的，最初是进厂不进城，进入工厂但不离开家乡，后来到90年代过后，进厂又进城，进工厂，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务工经商，而同时也离开家乡。
所以，跟古代中国流民不大一样，古代中国流民是被迫离开的，而当代中国的农民工是主动离开的。
跟西方国家的移民相比，中国的农民工也比较特殊，因为西方国家的移民基本上是从一个基础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再从另外一个地方由移到第三个方面，它的移动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去了过后再也不回来了，换个地方住了。
而中国的农民工是藕断丝连，即使长期在城市里生活，过年过节或有重大事务的时候，农忙的时候他都会回家。
所以，他是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来回地徘徊，来回地折返，所以他是藕断丝连的，他并不是一去不返的，这跟西方国家的移民又不一样，而在西方国家有自由迁移的规定，而中国公民到目前为止没有迁移自由权，所以我们还有严格的户籍迁移管理制度，他也无法迁出去，这是西方国家的移民和中国的区别，这区别非常大。
到目前来看，中国的农民工数已经非常庞大。
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亿，这2.6亿是指全年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就称“农民工”，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亿，本地农民工1亿左右。
所谓的外出农民工是指常年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经商6个月以上的是外出农民工，而没有离开本乡镇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叫本地农民工。
这2.6亿农民工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劳动力的来源，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动力。
现在我们来看农民工总体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一）经济层面：
农民工是改革成果的主要创造群体
第一，在经济层面，当代中国农民工是改革成果的主要创造群体。
这个判断是从经济层面上对农民工总体状况的一个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30多年，最近几年以来发展得也非常快，平均保持了将近每年10%的增长率，GDP增速是非常惊人的，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在这里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农民工的巨大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都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的状况，他们的工资很低，他们的福利有时候没有，社会保障很少很少，甚至没有。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劳动贡献都贡献出来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些积累，使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长期我国的廉价的劳动力的红利主要是由农民工来提供的，贡献非常巨大。
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有利于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因为现在城乡差距比较大，但如果没有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一部分的话，城乡差距会更大，因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里拥有40%的收入是外出务工所得，而且都是现金收入，所以，如果没有外出务工这一块收入的话，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入的差距会更大，它促进了城乡的一体化，它促进了区域的均衡发展，正是因为中西部的农民工到东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到城市地区，小城市的、中等城市的往大城市跑，这样的话，人口的不断流动给东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消费者，所以，使东部地区繁荣，同时农民工外出务工也给本地地区带来了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其他的一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要素，使本地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很大的促进。
同时，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主要从事的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包括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
所以，他们整个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也在现代化，使中国整个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都在现代化，这些都是经济层面上的巨大贡献。
所以2008年欧债危机后来形成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第一个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国家是中国。
当时《时代周刊》在2009年最后一期的年度封面人物上把年度的群体人物的荣誉称号给了中国农民工，并且写了一句话说，“中国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首先摆脱危机，首先就应归功于这些中国任劳任怨的农民工们”，这句判断是准确无误的，这是第一个总体状况，在经济层面上贡献巨大。
（二）社会层面：
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群体
第二个总体状况，在社会层面上，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群体，他处在城市社会结构的地层，是城市的弱势群体。
在城市里没有农民工之前，城市里面吃低保的，城市里面的无业人员，他们是城市的最底层，到了农民工进城过后，这些吃低保的、无业人员变成了城市的中下收入群体，他们抱怨的程度明显比过去减少，因为农民工进来过后，很明显，他们大部分人在社会地位上都是底层化，他们基本上没有城市人的身份，工作找的是最脏、最苦、最差、最乱、最危险的工作，社保（养老、医疗、工伤）基本上没有，孩子在城市里很难上学，以前是非常难上学，现在稍微容易一点。
所以，农民工的整个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替代了过去吃低保的、失业的无业人员、贫困者这些人，成为了城市新的社会底层，这个底层化的社会倾向是整体性的一个替代。
所以，社会结构底层这一块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这是第二点，在社会地位上，农民工仍然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
（三）政治层面：
农民工是地位日益清晰的新兴群体
第三点的总体判断，在政治上，农民工是地位日益清晰的新兴群体。
“农民工”这个词非常特殊，它简单地理解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但实质上他有可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因为农民是第一产业，工人是第二产业，但很多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是第三产业，如服务员，端盘子的，或在一些服务业从事工作的，他们虽然没有城市人的正式身份，但他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工业，也不是工人，他是典型的第三产业服务人员，但我们把他称为“农民工”，这个词语非常奇特，这个奇特的词很模糊，所以造成了过去农民工在政治地位上也非常模糊。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前十几年，我们把农民工当成农民来看待的，他在城市里面是完全没有政治权利的，没有话语权的，他无论是村民选举等他都得回家参与。
而居民选举，居委会管理这一块他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而农民工当时是作为农民来看待的，所以工人的代表，一些政治代议机构，如工会、人大、党代会，以前我们都是以农民来看待他，所以是以农民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
但现在工会已经开始承认中国农民工是中国劳动力的新生劳动力大军的主力，是未来中国工业工人的主力军，所以将他定位为工人。
所以工会开始大量吸揽农民工入会，而现在我国已经有将近1亿农民工入会，还有1.6亿农民工没有进入工会，而未来参加农民工工会的人会越来越多，政治地位日益清晰，开始从农民把他当成工人来看待，让他参加工会了。
另外一点，政治活动参与起来，他也比过去更加顺利了。
如城市地区，如果满足一点的条件的话就可以参与城市居委会的选举，这也是政治的一个权利，把他当做市民来看了。
如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有农民工代表，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始，我们就有三个农民工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里有31个农民工代表，这数量增长得非常之快。
如党代会中，党的十七大是没有区分农民工代表的，但党的十八大增加了26个农民工代表，这也是政治地位日益清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从工会、从党代会、从人大、从他参与城市居委会选举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过去我们就把当做农民看待，现在我们开始把他当做市民、当做工人、当做农民工这样一个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群体来看待，这样的话，他的政治地位把过去清晰得多，在政治上，他是个地位日益清晰的新兴群体，这是第三个判断，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日益清晰。
（四）文化层面：
农民工是正在艰难转型的过渡群体
第四个基本判断，在文化上，农民工是正在艰难转型的过渡群体。
居住地点的改变是最简单的，从农村到城里面就改变了，一年365天有360天住在城里，5天住在农村，而这个改变是非常容易的。
谁知身份的改变比较难，职业的改变也比较难，但最难的是文化层面的改变，因为文化层面涉及到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理念以及深层的心理结构，所以文化转型从一个传统的、落后的比较封闭的农民变成一个现代的，比较开放的现代市民，这是一个文化的彻底转型，这个转型非常麻烦，非常深刻，甚至有时候一代人都无法完成，两代人、三代人才能够完成。
如农民心理，小农心理很难改变，还包括一些行为方式，在农村里面垃圾便丢没人管，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睡觉之类的，农村人遇到人际交往的时候都是以亲情、人情交往为主，而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它规则非常鲜明，而且很多交往的时候不带感情色彩的，交往的节奏大，强关系很少，而弱关系非常多，这跟过去的农村文化非常不一样。
所以，一个农民工在文化层面向现代市民转型是非常难的，在农民外出务工本身是一个转型是一个进步。
100多年以前列宁曾经写过一本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那个时代俄国已有很多农民工，但他不叫“农民工”，是外出的农民到工厂务工，当时俄国的总人数比较少，所以当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概是300万，很多人对农民从山村里面出来而到城市里务工经商忧心忡忡，觉得抢了城市人的饭碗，觉得社会就不稳定了，有很多非议。
所以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这篇著作里边就专门着重强调了一个问题，他大致说了这么一个意思，“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他不仅仅是改善其经济生活，这是一个进步，而且农民从那些被人遗忘的穷巷僻壤里面拉出来，卷入现代文明的漩涡之中，让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成为现代市民”，列宁大概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代表意义，他说明整个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它不仅仅是一个改善生活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传统人变成一个现代人的问题，是由一个传统的农民帝国向现代的市民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过程，它涉及到一个生活方式转型、行为方式的转型，思维理念的转型，深层的心理结构的转型，这个转型是非常彻底的。
很多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里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他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与一般的城市青年也没太大的区别了，但他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要想转型的话还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上大学了，在城市里面有个体面的工作了，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里面工作了，他即使工作几十年，他心里都藏有农民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并一定是坏事，但这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如果你想转型是非常艰难的。
中国的代代农民工已经艰难转型，但这种转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不敢说他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已经实现了农民工在文化上的转型，所以他正在艰难转型，是一个过渡的群体。
这是总体上对农民工状况的四个基本判断。
一、经济贡献巨大；二、社会地位低下；三、政治地位清晰；四、文化正在艰难转型，是过渡人，这四个不同的方面决定了农民工有些方面的出路已经非常明显的，如在城市地区，他长期在城市里工作，工作几十年了，他就不想回去了，所以经济上的出路很明显了，而政治地位日益清晰比较明显了，但社会结构的落实地位和文化上过渡人的状态，这种将来怎么办？
这都是我们未来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中国农民工的未来出路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未来中国农民工的出路问题。
未来中国农民工应当往哪儿走，怎么走？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总体现状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通过政策上的调整让农民工的整个发展方向向非常好的，我们向往的美好状态而进行专心。
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上述农民工总体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农民工现在面临的几大问题非常突出，如户籍问题。
户籍问题本身不是户口问题，它是一个公民权的问题。
你把过去长期以来把城市里作为一等公民，而把农民作为二等公民，所以农民中出来一部分农民工过后，他仍然是二等公民，在很多国民权利上是不一致的。
其中最基本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一块是明显的歧视性供给。
社会越高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越高，体制内的比体制外的保障程度要高，发达地区的要比欠发达地区要高，非农民工要比农民工的福利要好，它是典型的歧视性供给，这个歧视性供给是没有任何理由、任何道理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在所有的基本权利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尤其是社会保障权是基本平等的。
所以，基本公共服务的歧视性供给保强不保弱，嫌贫爱富的现状是过去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它表现为户籍，以户籍来划分，但是公民权的问题，这是农民工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安全。
第二个，职业问题。
如果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的话，他就能够在城市地区长期地生活下去，而且生活得还不错。
第三个问题，日常生活问题，包括社会交往、政治权利、孩子上学等基本问题，它是生活问题。
这三大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和公民权问题，这三大问题如果解决得好的话，将来农民工的出路是非常光明的。
所以，未来农民工在出路这一块关键看政府怎么做，未来我们应当在四个方面着力，实现“四化”建设。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二，让农民工在经济上中产化；第三，让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主体化。
第四，全国人口在迁移上自由化。
这“四化”建设如果能真正实现的话，农民工的出路、农民工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的。
以下我们分别讲一下从制度建设这一块已经正在做的或将来即将会做的一些制度的创新和安排。
（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点，为解决公民权问题，应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步伐，这是第一化，这个均等化主要解决的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基本的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获得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但现状是非常骨干的，理想是非常丰满的，从理论上看理想非常好，但现实是很残酷的。
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是不均等，未来我们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方面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的均等化，这就要求各个地方在进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之时要进行城乡统一的规划，不要城里搞城市规划，农村搞农村规划，城里人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村人有新农保，这两个是两个制度，过去我们是分开建设的，将来我们要进行制度的规划，我们也应统一地规划为标准，不再以户籍为标准，过去我们都是以户籍为基本标准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未来也应有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应该是户籍，而应有两个基本条件，一实有人口。
这个地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它实有多少人口就按多少人口做规划，这样的话，实有人口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长期在这个地方生活，按实有人口标准来进行规划。
第二点，按服务半径来进行规划，这个行政区域里或能力范围内，服务的半径是多少，以服务半径画个圆圈，你能服务多少就规划多少，而不是以户籍，以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来划分基本的依据，这是第一点应该做的。
第二点应该做的或正在做的是制度的衔接，现有的各种各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我们现在很多方面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我们已经走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广覆盖阶段，现在正在进入全覆盖阶段，全面覆盖，以前都没有养老、工商、失业、生育保险，很多农民工都没有，后来慢慢地就有了，现在有7000多万农民工加入了工伤医疗保险，现在有了。
但有了过后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工人具有不同的工伤保险，正式工人、领导干部、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不对接的，很多时候是无法流动的，如在东莞这个地方给农民工上了养老保险或工伤保险的话，只能在当地进行报销，要是回到四川、安徽、河南这些地方的话就无效，所以这个制度还不衔接，不衔接的结果是很多农民工从东莞打工过后，明年他就不想来了，不去东莞了，去广州或江苏、浙江了，这样的话，他的社保、养老保险带不走，很多在农村地区所上的新农保不衔接，带不走又不衔接，所以这个制度设计就比较碎片化，将来制度衔接是问题的关键。
否则农民工东莞不去的话，他只能去社保局把自己交的养老保险拿出来，但是拿出来的话只能拿个人账户的一部分，社会统筹的大部分钱他拿不出来，只能留在当地了，留在当地的话对农民工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他跟新农保之间是无法衔接的，制度衔接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各个地方可以进行试点，有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试点，地级市统筹，甚至我国要求一段时间过后实行省级统筹，将来慢慢地全国也统筹，这是制度衔接，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
制度衔接这一块有一个问题，因为它的标准不一致，有些标准是700块钱，有的标准是500块钱，标准不一致，将来我们应当坚持农村向城市，弱势向强势靠近的原则来进行制度的衔接。
农村的标准和城市有两个标准，并不是把城市的标准拉下来跟农村标准差不多，而是城市标准的增长速度慢一点，而农村标准增长得快一点，让它们的制度进行衔接。
让弱者的标准提高得快一点，让强者的标准提高得慢一点，这样的话慢慢地能够进行制度衔接，这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衔接。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进行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现在不同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程度也非常差，上海的一个职工和青海、西藏或宁夏这些西部地区职工的工资水平差别非常大，而且社保水平差距也非常之大，很多基本公共服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他要慢慢缩短区域之间的差距，而且可以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两个：
第一，加强对弱势地区的扶助力度，包括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的困难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这些也都是外出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对特殊地区的扶助力度，对它们进行定点的扶助、资金的援助等各个方面的援助，加强扶贫的力度，国家正在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对外出农民工本身的生活改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大它的力度。
第二点，我们一点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生态保护上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的收益不多，它仅仅是获得农民工的一些汇款收入，这样的话，很多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回乡养老去了，结果他的养老、医疗等基本费用都是由当地政府来出，这样的话，发达地区的政府得到得多，失去得少，付出得少，而欠发达地区得到得少，但要承担的义务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生态这方面应当形成代际之间、区域之间的补偿，我们还应形成不同区域之间因为劳动力的贡献分布不一致、配置不一致而形成不同地区之间的补偿机制。
发达地区应通过各种方式来补偿过去30多年来农村劳动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及对欠发达地区带来的巨大的负担。
我们可以采取的方法包括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传统做法，其中，既可以通过直接向中央财政上缴更多的税收的方式，由中央转移支付转移给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来进行补偿。
另外一方面可以考虑试点，横向之间的转移支付、平级之间转移支付，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无论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是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他们的目标都是均等化。
让农民工，农民和市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差不多的，虽然标准有差别，但大家都觉得基本上是可以忍受的，是正常的，这样的话，农民工首先生活过得比较舒服，他的就业培训社保、孩子的上学就有保证，这是均等化，这农民工的第一出路。
（二）以全面改善民生行动推进农民工经济上的中产化
第二出路，中产化。
要通过全面改善民生的行动，实现农民工在经济上的中产化，不要实现底层化。
在社会地位上，农民工是底层化的，地位非常低，首先我们首先要使农民工在经济上实现中产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现在规模非常小，现在官方非常统计数据，社会学家估计2013年中国中产阶层约为28%，这个规模非常小，像美国是80%以上，日本是九层皆中流，90%以上是中产阶级，所以，这样的话，中国人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极度贫困的人也比较少了，受益人群是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是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你要说他特别穷，吃不起饭，这也没有了；你说他日子过得特别好，是中等收入群体了，他也没达到。
他不是极度的穷人，也不是中产，他处在一个中产阶层的边缘上。
整个中国未来农民工是最大的一个中产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之间一部分技能水平比较差的，文化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工作是一般化的这些人可能变成蓝领，变成蓝领过后，大部分人会变成中产阶级的下层来源，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部分人，他们有知识，有技术，是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这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随着技术水平不断上升，他们的收入不断地提高，现在中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很高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变成白领阶层。
2.6亿农民工如果都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话，这样城市里面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增加，这样的话整个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不但是28%，可能是68%、78%、88%，这样的话，整个收入就开始中产化，整个国家就开始中产化，中产化的一个社会是比较稳定的，富人很少，穷人也很少，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目标是农民工的第二个出路所在，经济上中产化。
但要实现农民工在经济上中产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以下一些事情现在正在做或急需做的。
第一点，消除就业歧视。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一个单位里面经常分为正式工和农民工、临时工、劳动合同制的员工，分类非常之多，这种分类方法是在不危害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改革，但这个差别巨大。
一个环卫工人，如果他有事业单位编制的话，他收入是3、4千，基本上不用干活。
如果是一个农民工进来的临时工的话他的收入就只有1千块钱，一天干10几小时的工作，这明显的是不公平，现代社会就不应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典型的就业歧视，因为身份不一样，因为户籍不一样，所以它明显不一样，这种基于身份、基于单位的区别是中国所特有的，是非常不合理的，将来我们要进一步歧视，其中还包括对有些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对一些老年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这种就业歧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这是第一点，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
第二点，我们要不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
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最近几年以来我们做得非常多，如最低工资标准全国的水平是不断地上升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对于一般城市人来说最低工资标准对他们意义不大，他们的收入怎么也都有3、4千、4、5千，只有农民工的收入只有1千多块钱左右，所以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升，对农民工的意义最大，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意义比较大。
同时我们还应形成三个基本的机制，工资的支付机制，工资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的公决机制。
一是支付机制，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好，现在农民工欠薪的现象非常普遍，后来从2004年过后全国开展了清偿农民工欠薪的行动，最近十年以来干得都非常好，而且农民工欠薪欠钱虽然有，但越来越少了，这是工资的支付机制。
第二个，工资的增长机制。
应有一个公民工工资持续增长的基本机制，我们现在有工资最低标准的增长机制，但每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应增长多少，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如日本的工人每年很少举行游行示威，他每年春天一到的时候就有工会代表农民工跟企业主协商今年的工资应涨多少。
所谓“春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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