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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申丹
提要:
本文评述西方现代文体学（尤其是英语文体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共分四个部分:
一、20世纪前半叶:
现代文体学的成长期；二、60至70年代:
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期；三、80年代:
话语文体学的兴起；四、90年代:
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
文体学、述评
一、20世纪前半叶:
现代文体学的成长期
西方对文体的研究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研究。
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的《论文体》这样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论著。
但在20世纪之前，对文体的讨论一般不外乎主观印象式的评论，而且通常出现在修辞学研究、文学研究或语法分析之中，文体研究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20世纪初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文体分析方摆脱了传统印象直觉式分析的局限，逐渐深入和系统化、科学化。
欧洲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在20世纪初发展成
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对其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接着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或修正（Spitzer1948）。
受德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斯皮泽将文体学视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旨在通过对文体特征的研究来考察作者的心灵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嬗变的历史。
50年代末以前，文体学的发展势头较为弱小，而且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的为新批评）。
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英美，随着新批评的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一个重要国际会议—“文体学研讨会”（参见Sebeok1960），这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会议上，雅柯布森宣称:
“……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
”（Jakobson1960:
377）就英美来说，这个研讨会标志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就西方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即将进入兴盛时期。
二、60至70年代:
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期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
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本文不涉及研究不同语言变体的“语体学”）。
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标准之上的。
“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
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催生新的文体学派。
“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
与此相对照，对于“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
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则特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派别（CarterandSimpson1989:
1-17）。
在60至70年代，文学文体学达到鼎盛时期，很多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转向文学文体学（参见Chatman1971）。
“文学文体学”有广狭两义:
它可泛指所有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的文体派别，也可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
不少声称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将文学文本纯粹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这在60年代末以前十分常见）。
他们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写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语言学文体学”的典型特征。
但其他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探讨作品如何通过对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意义和艺术效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学”。
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被依据语言学流派来划分文体学流派的批评家视为“形式文体学”。
文学文体学的兴起之日正是新批评衰落之时。
与新批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文体学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时兴盛起来，也许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文学文体学用现代语言学武装了自己。
其二，有些文学文体学家采用了比新批评派更灵活的立场。
他们虽反对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或历史文献，但并不摒弃对作品背景的了解。
利奇曾明确提出:
“如果要对每一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
“（Leech1969:
vii）与新批评派相比，文学文体学家虽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还较能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此外，文学文体学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白，在语言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派别看来不过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
他们并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参见Leech1969；Widdowson1975，Cluysenaar1976；Turner1973；Leech&Short1981）。
由于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密切相关的语言特征，因此在语言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薄弱。
不少语言学家或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在他们看来，文体学应以帮助发展语言学为目的。
不难看出，文学文体学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所接受。
大多数文学文体学家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们往往反复阅读作品，以找出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相关的语言特征，然后运用适当的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描写，阐明它们的文学意义。
在这样的文体研究中，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往往密不可分:
被描写的是经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详见申丹1994，1995）。
70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
“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别。
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
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学文体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Halliday1971）。
该文提出“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
所谓“语言的功能理论”,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从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
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的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
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
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
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参见张德禄1999）。
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系统功能文体学的奠基之作。
它有两大特点。
一是其“语言的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
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
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语言的任何领域之中”。
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
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
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
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的类型和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
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详见Halliday1985）。
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本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语调、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中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
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
如集中研究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或关注作者对属于人际功能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次上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性，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andO’Toole1988）。
系统功能文体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与社会语境的关系。
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
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重视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语言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
不少文体研究成果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则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
同样，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
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
三、80年代:
话语文体学的兴起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
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派别，它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较快。
在分析对象上，话语文体学有两点不同于其它文体学派，一是注重分析会话，注重交际双方的相互作用过程。
诚然，近年来的话语文体学注意研究文学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对话），但即便如此，话语文体学的分析重点仍为戏剧、小说、诗歌中的人物会话、独白或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种种对话关系。
另一特点是，话语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为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
话语文体学分析文学会话的模式主要来自以下几种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参见Toolan1990:
273-274）:
1.人类学方法的会话分析。
它关注社会结构中会话双方的相互作用，尤为注重发起谈话、结束谈话、轮流发话、修正、接收设计、理解显示等为完成交际任务而产生的言语方式。
在《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图伦运用会话分析的一些概念对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GoDown,Moses）中的人物对话进行了分析（Toolan1990:
273ff.）。
他在分析中还借鉴了其它话语分析模式，尤其是以格赖斯（P.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的模式。
这是不少话语文体学家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根据需要，综合采用不同分析模式。
2.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辛克莱（J.Sinclair）和库尔特哈德（M.Coulthard）为代表的“伯明翰话语分析法”。
它借鉴了韩礼德阶与范畴的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起具有五个层次的模式（课—课段—回合—话步—行为）。
该模式适用于分析老师与学生之间、大夫与病人之间或律师与证人之间规律性较强的对话。
伯明翰大学的伯顿为分析戏剧（以及日常对话），将该模式最高层的“课”改为“应对”,并作了其它调整。
在分析戏剧时，她尤为注重“话步”这一层次，从“开题话步”、“支持性话步”和“挑战性话步”的对照中，看人物之间的不同地位和权力关系（Burton1980）。
3.以戈夫曼提出的“脸面”和布朗与莱文森提出的“礼貌”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Brown&Levinson1987）。
这一模式将言语行为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对话时，注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维持自身、他人或受话人的恰当形象。
话语文体学家通过揭示人物在对话中采用的不同礼貌策略，可说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Simpson1989:
170-183）。
4.以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的模式。
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准则，即数量准则（提供适量信息）、质量准则（不说假话和缺乏证据的话）、关联准则（不说离题话）、方式准则（说话清楚明白、井然有序）。
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推导出各种会话含意（Grice1975）。
这是话语文体学家在分析戏剧、小说中的会话时较为常用的一种模式，他们尤为注重分析人物话语中蕴含的诸种会话含意。
普拉特等人还借鉴这一模式来分析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1977）。
除了借用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在分析小说中的会话时，话语文体学家还发展了自己的模式。
福勒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复调性质（Fowler1989:
76-93）。
威伯也对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分析，但他更为注重反映说话者态度和判断的情态系统的作用，通过分析主要人物语言的情态特征，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Weber1989:
94-111）。
不少话语文体学家还注意分析文学篇章的语义结构。
总的来说，与功能文体学家相似，话语文体学家较为重视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在这个意义上，可划归“语言学文体学”）。
话语文体学家也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去，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
四、90年代:
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蓬勃发展
90年代，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仍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持形式主义立场的文学文体学则受到文化批评的强烈冲击，虽然在语言文学教学中，它仍起着积极的作用（参见Thornborrow1998）。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说，90年代的突出标志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
80年代初以来，受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不再把语言看成一种中性的载体，而是视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不再把文本看成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把语言和文本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辩证的生产关系，语言与社会语境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加重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英国文体学家伯顿（D.Burton）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
她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当时被认为颇为激进的文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个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里。
后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掩盖矛盾和压迫，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学，则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和欣赏成了为统治意识服务的帮凶。
伯顿呼吁文体学家审视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为压迫性质的统治意识服务的，还是对这种统治意识进行挑战的。
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
她的文体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体分析，因为其重点在于探究文本的结构如何建构出它自己的（虚构）现实（详见申丹，1998b）。
伯顿的立场在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分支。
一为以福勒为首的批评语言学，另一为麦考伯（C.MacCabe）倡导的历史语文学（Toolan1990:
304-308，DurantandFabb1989:
53）。
批评语言学兴起于70年代末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
1979年福勒与他在该大学的同事克莱斯（G.Kress）和霍奇（R.Hodge）等人出版了两本宣言性的著作:
《语言与控制》和《语言作为意识形态》,书中首次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名称，并阐明了这一派别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将话语视为社会政治现象，将文学视为社会语篇。
他们注重分析各种文本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语言结构中蕴涵的阶级观念、权力关系和性别歧视等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使语言表达带上了各种烙印和偏见。
他们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批评语言学在90年代发展迅速，在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均有市场。
麦考伯倡导的历史语文学则影响不大。
他强调语意研究中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注重某些关键性词语在历史发展演变中产生的语义变化，并着眼于单个词对文本阐释所起的作用。
这种注重单个词语的历史语文学与注重分析模式和语言模型的当代文体学有一定的距离，而与英国的新批评（实用批评）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分析立场上则主要受英国威廉斯（R.Williams）的文化研究，以及欧洲大陆的语言文化研究思潮尤其是福柯（M.Foucault）的影响。
它的研究基地在苏格兰的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
其影响有限，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属于文体学。
实际上，有的文体学家将批评语言学也圈出了文体学的范畴。
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区分文体学派的标准不止一个。
将批评语言学圈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人，所依据的标准为分析目的；而将批评语言学圈出文体学的人，所依据的标准为分析对象。
尽管不少文体学家已不再坚持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参见申丹1998a:
121-141），但他们仍然将文学文本视为文体学的当然研究对象。
在笔者看来，这里最好还是将研究目的作为区分标准，因为从事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人已摒弃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也不再研究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再以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作为区分标准未免过于牵强。
与从事其他文体学派的学者形成对照，很少有文体学家声称自己搞的是社会历史或社文化文体学。
这样的名称往往仅出现在总结概述性的论著中，它涵盖了数种采用不同的批评理论和语言学工具的文体分析方法。
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大旗下，分析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详见丹，1998b）。
五、结语
西方现代文体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了不少挑战，最为著名的有费什对文体学的“狂轰滥炸”和史密斯对文体学的强烈抨击（Fish1973，1980；Smith1978；参见申1995:
33—85）。
尽管对文体学的挑战常常有偏误和过激之处，但能促进文体学家进行反思，认清文体学的局限性并力争有所改进。
文体学近来的发展势头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代表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二是多头并进，不同的文体学派竞相发展，不断有新的文体学派形成。
如近年来有的采用语用学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文体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文学语用学”或“语用文体学”（Sell1991，封宗信1998）。
总之，任何一种采用新的语言学模式或文艺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体研究都有可能自成一派，原本归属一个较大派别的分支，若强大起来，也可能独树一帜。
当今西方文体学的大本营当推以英国为基地的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
该协会每年召开年会，并于1992年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语言与文学》,对文体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我们相信，西方文体学在新的世纪里将不断更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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