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情境下主流文化学术刊物的地方化扩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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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情境下主流文化学术刊物的地方化扩散
抗战情境下主流文化学术刊物的地方化扩散
[摘要]抗战情境下播迁中的知识分子在各地新创文化学术刊物进行文化抗战，推动着战前主要生成于都市的主流文化学术思想向周边扩散。
从思想谱系的角度来看，战时创办于江西的《文史季刊》与现代文化学术名刊《学衡》在编辑人员、刊物风格、文化精神等方面高度重叠、一脉相承，反映出抗战状态下边缘/主流、乡间/都市、战时/平时等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
对抗战时期文化内迁途中新办刊物进行个案式研究，对当下深化抗战出版史研究大有裨益。
[关键词]抗日战争文化学术刊物学衡派《文史季刊》地方化
[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6）01-0118-07
[Abstract]Theintellectuals’migrationduringtheAnti-Japanesewar，acceleratedthemainstreamacademic
andculturalthought，bornincity，spreadingtothesurrounding.Fromtheperspectiveofthoughtgenealogy，
TheLiteraryandHistoricalQuarterlyandTheCriticalReview，whichfoundedduringthewar，arehighly
similarandoverlappedinmanyaspectsincludingcompositionofeditors，periodicals’characteristicsand
culturalspirit.Itreflectssomedeepinteractiverelation-shipsofculturebetweenedgeandmainstream，rural
andurban，wartimeandpeacetimeduringtheperiodofAnti-Japanesewar.Thecasestudyofthepublications
foundedintheAnti-Japanesewarandtheprocessofcultureimmigrationwillgreatlyenrichtheresearchof
Anti-JapaneseWarpublishinghistory.
[Keywords]Anti-JapanesewarCulturalandacademicpublicationsTheCriticalReviewTheLiteraryandHistoricalQuarterlyLocalization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黄金十年”积累起的中国文化学术带来深重灾难与巨大创伤。
目前学术界对八年抗战情境下的现代出版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关注战争对上海、北平、南京等出版重心的破坏，战时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以及战后出版业的复员与重建[1]。
在中心/边缘、东南/中西部、沿海/内地、都市/乡村等现代中国发展二元格局的视野观照下，出版史研究界特别注意到战时出版后方大转移对内地学术文化的深远影响[2]。
笔者曾经以抗战时期贵州盛极一时的出版机构文通书局为例，说明抗战时期文人群体的迁移与西南出版业的盛衰盈虚之关系[3]。
本文拟以受学衡派文化思想影响下的江西文化学术刊物《文史季刊》杂志为例，探讨战时转移状态下主流文化学术刊物的地方化扩散现象。
1学衡派及其报刊文化载体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性流派，学衡派在历经半世纪的沉寂之后，自1990年代以来得到学术界的重新关注，成为当下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普遍认为，学衡派大体是一个以吴宓、胡先?
X、梅光迪等具有扎实的中西学术根底、留学欧美归来的学者为核心，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为主要活动场域，以中西文化融合、古典诗词创作等为基本文化实践，以保守的姿态反抗在20世纪初叶席卷全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流派[4]。
与古典中国思想与学术自然演进状态不同，近代以来兴起的报刊媒体在学术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报刊为中心组成的知识传授与思想传播系统，成为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5]。
尤其是学人刊物，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即某一学术派别或思想潮流往往通过报刊而非著作的形式向大众传播。
此一时期学人多以期刊为聚集场域，宣扬其学术思想或政治主张[6]。
像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依托《新青年》《新潮》、北新书局等新式出版物与书局推动新文化潮流一样，与之形成思想对垒的学衡派，亦主要通过创办或参与报刊构建文化载体，以此为平台发表文章，形成交流与认同，进行文化思想论战，激荡潮流，推动其文化理念的播散。
与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相近的刊物，总体上呈现出核心与外围、常时与战时相互支援、前后接续、彼此补充的格局，具体主要有：
（一）核心报刊。
包括：
（1）《学衡》杂志。
1922年1月以东南大学教师胡先?
X?
p梅光迪?
p吴宓等为主，创办于南京，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初为月刊?
o第61期起改为双月刊。
1933年出至第79期停刊。
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批判风行一时的新文化思潮。
“学衡派”由此刊而得名。
（2）《大公报?
文学副刊》。
为后期学衡派的重要阵地。
1928年1月2日起，由吴宓主编，清华国学院学生浦江清、张荫麟等协编，周刊，共出313期。
1934年1月1日由新派作家沈从文接办，改为《文艺副刊》，学衡派由此丧失该阵地。
（3）《国风》杂志。
1932年9月1日，由于办刊理念等原因，中央大学学衡派成员与当时已经任教于清华的吴宓发生分歧，另起炉灶，创办《国风》杂志。
原《学衡》大部分作者加入，由此成为学衡派后《学衡》时代的重要阵地，1936年12月终刊。
（二）外围报刊。
包括：
（1）《史地学报》。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共出版4卷21期20册。
（2）《文哲学报》。
由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共出版4期。
（3）《湘君》。
1922年8月由学衡派成员吴芳吉、刘永济等在长沙明德中学创办，最初为季刊，后为不定期刊物。
（三）抗战状态下的学衡派刊物。
包括：
（1）《思想与时代》杂志。
1941年8月由集中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贵州遵义）的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贺麟等学衡派成员创办，1948年11月停刊。
（2）《文史季刊》。
胡先?
X、王易等原来活跃于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胡先?
X长校的中正大学（江西），王易为《文史季刊》主编。
（3）汪国垣（辟疆）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刊登旧体诗词，主张尊孔[7]。
目前，关于学衡派群体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论。
有学者认同《学衡》杂志创刊之初提出的组织方式，即“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8]。
而有学者则主张区分松散的《学衡》社与学衡派，提出以反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认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文化保守理念为标准来界定学衡派[9]。
但认识到上述现代报刊与大学场域建构的文化空间对学衡派的凝聚作用；结合相关报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从以报刊为联结的文化网络角度入手，剖析学衡派及其集结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思路。
从1910年代末延续至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新青年》―新青年派与东南学风―《学衡》―学衡派，在激进与保守、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西方文化（科学、民主）与东方儒学本位、反孔与尊孔、白话与文言等文化理念上形成激烈冲突，但整体上讲仍属于中国现代性不同道路的论争。
因为现代报刊媒体的兴起、现代大学建制的完善，使得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呈现出思想争鸣的活跃态势。
及至日本侵华，这一进程被战争时局残酷打断。
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及其孵化与卵翼下的文化学术因此遭遇重创。
2从《学衡》到《文史季刊》：
战时状态下的文化播迁与地方性文化学术刊物的创办
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格局与人文生态。
一次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以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下上海，开始疏离清政府；第二次则是在1928年前后，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国民政府首都迁至南京和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繁荣等原因，大批作家与书局南迁，上海一度取代北平而跃升为文化中心[10]；最大一次亦即第三次则因抗日兴起，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关山万里西徙南迁，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西移。
具体到对现代出版业来说，第一次迁移间接导致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第二次则使以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语丝》和《现代评论》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出版机构离开北平，上海的新书业获致勃兴的大好机遇；第三次西徙南迁，则使西南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战火中呈现出勃勃生机[11]。
就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大迁徙而言，从全国的情况看，除了西南作为迁徙目的地所受到的明显影响，在广袤的中东部地区，其文化格局亦相应发生变化。
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南京等原有文化中心解体散落，文化人四处流徙，去寻求战局相对平稳的地域寄寓。
目前抗战出版史研究普遍注意到，随着沦陷区的扩大，除大后方出版业集中于重庆、桂林等大城市外，若干小城市相继跃升为出版发行的新据点[12]。
“从抗战期间出版业迁徙的路线和过程来看，呈现着出版据点分散不一、出版机构游移频繁的特点。
在抗战初期，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出版业，一时间十分繁荣，重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出版业，亦显露出过去未有的新气象。
而到了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则成为大后方出版业的集中地带，恩施、邵阳、蓝田、衡阳、耒阳、贵阳、曲江、上饶、泰和、赣州、金华、丽水、永安等若干中小城市，亦相继跃为一省或数省出版发行的新兴据点。
与战前出版业主要集中在沪、宁、平、津等大城市，尤其是主要汇聚于上海的这样一种出版格局相比，战时大后方的出版据点，显得要分散了许多，不稳定了许多”[13]。
其中特别是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战局的发展使浙闽赣三省抗战区域日渐靠拢并向内地推进，逐步形成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犄角相倚、互相呼应的发展格局，由此鼎足而立形成三个文艺中心：
浙西南的金华―丽水，闽西北的永安―南平，赣东南的上饶―赣州[14]。
对以上出版业新兴据点，尤其是战时省会如湖北恩施、浙江金华、福建永安等地的个案性研究，近年得到程度不一的展开[15]，但主要是缕述与梳理当地新兴的出版活动、机构与出版物。
事实上，从人员流动、思想文化播迁的角度来动态地审视新兴出版据点与原有相关主流报刊之间沉浮兴衰的互动关系，更能深入理解抗战情境下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的流变脉络。
从学衡派谱系的角度来看抗战中期创办于江西省政府暂迁地泰和县的《文史季刊》，可以清晰勾勒出抗战情境下文化由中心向边缘流散、发展的轨迹，亦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坚持文化抗战的情怀。
《文史季刊》创刊于1941年3月，由国立中正大学编辑出版，编辑部设在中正大学南迁途中的江西泰和县杏岭。
如果说同年创刊于贵阳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反映了学衡派成员以浙大教员为主体在文化群体迁入地――西南地区的重新集结，《文史季刊》则典型反映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学衡派主流文化学术思想抗战情境下向周边扩散、落地生根的地方化努力与坚持。
学衡派文化学术思想在抗战中得以借创办《文史季刊》的方式向江西扩散，主要基于其核心人员宁赣之间密切往来形成的交游网络、相近的文化理念，尤其是《学衡》杂志中江西学人的积极参与与活跃力量。
由于地缘所致，近现代江西学人与南京关系密切。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由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办，其目的即为了让“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皆得入堂受学”[16]；1904年开学后，学生分别由三省按分配学额选送。
《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第一章“立学总义”第一节就“正名”曰：
“本学堂名三江师范，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公学。
”[17]1906年学堂易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5年，“升级”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但在江西本地高等教育兴起前，江西学子入南京接受教育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变。
教师群体中，江西学人更是与学衡派发生密切关联。
三江师范―两江师范―南京高师三个不同时期的负责人，皆为江西籍知名士子，即义宁陈三立、临川李瑞清、婺源江谦。
由此之故，许多江西籍的学者入此任教。
生物学者胡先?
X1918年夏受聘任南京高师农林专修科教授，由此与此前的留学同学、此时正热心创办《学衡》的梅光迪、吴宓等在南京会合。
胡先?
X京师大学堂预科同学、南昌籍学者王易，在南昌任教期间，因为投稿，成为《学衡》重要作者；并于1927年经胡先?
X推荐，任教于由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等江苏境内公立学校合组建而成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18]。
自该年起，他们在京师大学堂的另一江西同学汪辟疆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
这个圈子中的江西人，还包括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萧纯锦、社会学系主任杨铨（杏佛）、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邵祖平等人[19]。
其中尤其以胡先?
X、邵祖平对《学衡》杂志影响较大。
1921年1月《学衡》创刊时，分为《插画》《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
其中主持《文苑》编辑者为胡先?
X，《杂缀》编辑则为邵祖平。
民国以降，同光体江西派通过重振地域文化传统、改变传播媒介营建阵地等方式，来应对近代文学的变革潮流[20]。
诗歌理念与同光体相同的胡先?
X，在掌握《学衡》杂志的编辑主动权后，即自觉接续此前的《庸言》《东方杂志》《国闻周报》《青鹤》等宋诗派重要媒介传统，激活传统江西诗派历史资源，在《学衡》杂志大量刊登江西人的诗。
江西籍作者包括南社成员胡先?
X、杨铨和同光体诗派成员陈三立、夏敬观、华焯、王易、王浩、汪国垣、陈衡恪等。
由于东南大学理工学者重视人文修养、喜欢诗词写作的传统，萧纯锦、熊正理等江西籍理工科学者亦常在《学衡》发表作品。
因为对胡先?
X偏袒同乡邵祖平刊发大量江西人之诗表示不满，《学衡》主编吴宓后来与胡先?
X在杂志编辑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这是导致《学衡》停刊、同仁群体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21]。
江西学人与《学衡》杂志上述密切关系，为抗战中延续《学衡》精神创办《文史季刊》埋下人际伏笔。
1930年代中期，学衡派原先活跃于南京、北平等城市的多个核心报刊文化媒体皆因思想冲突或停或易手于新文化群体。
抗战爆发后，原先集聚于南（京）北（平）二京的学衡诸子，主要散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西迁大学，以及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但在流散全国各地后却由此获得新创刊物传播思想的“民间”契机。
1937年，南京遭日军轰炸，王易挈家返回南昌避难。
未料此后竟一直被滞留在江西庐山等地。
机缘巧合，江西正举全省之力筹办中正大学。
1940年8月26日，行政院第478次会议决定任命胡先?
X为中正大学校长；10月2日，胡先?
X就任。
1940年10月末，王易前往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县，加盟初创于抗战流亡途中的中正大学；并于1941年3月创办《文史季刊》，担任主编。
同年8月，王易出任中正大学文史系主任。
沈卫威认为，从大学空间的角度来看，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形成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派”学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正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的人文学科形成保守的学衡派学脉[22]。
对僻处江西的中正大学作出这种学脉传统的勾沉与判断，正是基于胡先?
X与王易此前在南京学衡派网络中的重要身份及其影响。
《文史季刊》主要发表以中正大学学者为主作者的文史研究论著与传统诗文，每三、六、九、十二月出版。
因战时经费不足，仅出版五期即至1942年3月第二卷一期即告停刊。
尽管如此，但因《学衡》三大核心人物之一的胡先?
X与重要作者王易在中正大学的重新携手创刊，使得《文史季刊》呈现出与《学衡》杂志精神相通、传统相续的鲜明色彩。
3《文史季刊》与《学衡》编辑风格上的一脉相承
3.1刊物栏目设置与保守的编辑风格相类似
《学衡》分为《插画》《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文史季刊》栏目则首学术论文，其次为文录、诗录、词录、英诗选译。
两刊主体部分皆为以传统文史为主的学术论文，且在文苑、诗录、文录等栏目大量刊发旧体诗词文赋。
《文史季刊》旧体诗词文赋作者包括胡先?
X、王易、周岸登、柳诒徵、林庚白、涂世恩、欧阳祖经、章士钊、程学恂、吴宗慈、王英瑜、沈尹默等。
其中至少前五人曾经是《学衡》的重要作者。
由胡光廷负责的《英诗选译》栏，刊发有威至威士（华兹华斯）《刈麦女》、雪莱《云雀歌》、歧次（济慈）《夜莺曲》等名诗，皆以旧体诗词体例翻译。
在新文学运动席卷全国、白话文取得胜利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逆潮流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给杂志打上了明显的异端、另类色彩。
坚持旧体诗词传统的刊物定位，“在20年代和30年代那个新文学迅猛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注定只能是精神信仰和文化道统的特殊体现，而无法在艺术审美的创新上有所展示”[23]。
陈永正在考察百年文言文的发展史时曾精当地指出报刊对于文言体传播的作用，其中包括前后相继的《学衡》与《文史季刊》杂志：
“二十世纪文言文文献，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赖报刊杂志以留存。
较早有《南社丛刻》，收录社员诗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为主的刊物有《学衡》《甲寅》《青鹤》等，四十年代则有《国艺》《文史季刊》《岭雅》等”[24]。
选择文言文与旧体诗词作为符码的编辑实践，在新文学―文化潮流“得势”的20世纪上半叶，使刊物被视为明显的“保守”风格。
3.2发刊词的精神相通
“凡是一种报纸出世，必定有一种标明主义和趋向的话，叫发刊词”[25]。
发刊词是期刊独有的话语，主要交代刊物的缘起、目的与办刊思想等，在传播过程中有着告示、确立自我形象、引导作者等功能。
沈卫威在论述学衡派学统的承传性时特意指出：
“王易为中正大学《文史季刊》所作的《发刊辞》也明显昭示出与《学衡》的文化精神联系。
”[26]注意到存在仅五期的江西刊物《文史季刊》，可谓精准的历史观察。
《文史季刊》发刊词为王易撰写，突出论述了在抗战背景下研究传统文史学术对于振作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国立中正大学既成立于民族抗战之第四年，校之同人仰维我政府敷教建国之大计，暨我领袖广大精微之要道，咸兢业奋勉，砥砺钻研，期以恢闳术德，见诸施用，?
ㄆ衾囱В?
靖献邦家，盖人同此心矣。
”传统的学术“孔门之教，视才质而殊科；周公之思，通古今而求合”；现代大学教育院系分立，“学者不必兼攻，教者无取求备，而要以修己安人为依归……欲求开物成务，崇德广业，以延续人类永久之生命，发扬民族不朽之精神者，则非学术文化不为功”。
当下国难当头，政府与领袖“深维治化之本，必在振作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以此发动全民，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确定救国道德、建国信仰。
精神的力量，则来源于传统的文史文明。
由此可见王易遵奉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融会中西学术，从传统中汲取力量蹈砺民族精神的思考路径。
这也是创办《文史季刊》的初衷。
接着王易论述稽古有三难：
考信、融贯、致用，提出治国学之五义：
崇经训、稽典文、明小学、畅情志、通象译，而落脚于真善美之学术目的：
“‘疑事毋质’，‘慎言其余’，此求真之说也；‘曲能有诚’，‘中道而立’，此求善之说也；‘君子安雅’，‘出言有章’，此求美之说也。
三者备而学无?
[?
c之患矣。
此同人之愿，亦《文史》之鹄也。
”[27]《学衡》创刊时，柳诒徵所撰弁言即《发刊词》提出“四义”：
“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
”[28]自第三期始，卷首刊有吴宓撰写的《学衡杂志简章》，阐述刊物“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主张对国学“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29]。
从《发刊词》中所述的刊物定位等内容可以看出，《文史季刊》与《学衡》所秉持的以国粹、新知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刊理念，高度相通。
3.3内容体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主义文化精神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文化独立、国魂觉醒与民族精神复兴等问题上往往容易达成共识与相互支援。
抗战爆发，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经历战争洗礼，转而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民族精神的发掘，增强民族认同感，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成为国难情境下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美国学者艾恺分析认为：
面临外来侵略时，知识界常常在当下找不到民族复兴的依据，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和历史来构建一种民族的神话，寻找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复兴的可能性[30]。
由此引发对国学与传统学术的兴趣。
除了时势刺激因素，思想史家张灏从传媒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作出省思，认为民族主义出现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现代传播媒体网络在1895年以后大规模的出现。
这种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基层建构的起始点”的传播网络以三种制度为基础：
首先是新型报刊大规模出现，尤其是知识精英型报刊的出现，以及出版公司的诞生。
其次是新型学校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取代传统的考试制度与书院组织，成为新思想的温床。
再次自由结社的社团。
经由这些网络，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范畴、词汇得以引进，并与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相汇合加以催化，形成中国现代的国族观念，即以中华民族为标志的民族主义[31]。
1938年，风雨欲来的战前，罗家伦集合方东美、朱锲等中央大学教授创办《新民族》，“以发扬民族精神树立建国意识增进抗敌力量为宗旨”，高举“民族主义”与“抗战建国”两面旗帜，希望刊物能成为“这新中华民族降临前的一个小小号兵”[32]。
蔡文熙通过对此分析认为，1930年代“国难下民族主义复兴”这一现象的出现，有赖于三种制度基础：
一为知识群体在民族危机下抱有的使命意识，为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提供了山鸣谷应之约；二为作为知识分子提供“重回社会中心”功能的高校，充当了民族主义复兴的苗床；三为知识界创办的刊物，在大众传媒中演变为积极宣扬民族主义话语的广播塔。
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一脉相承的传统紧密相关，《学衡》《史地学报》《国风》等思想性刊物，其刊物核心话语基本都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基础上，以宏扬中国传统精神、伦理道德或是固有文化为己命，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33]。
从上述民族主义话语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文史季刊》与《学衡》在内容上有两点明显类似。
其一是注重传统文史学术。
如王易《大学讲?
?
》（一卷二期）、《中庸讲?
?
》（一卷三期）、《论语讲?
?
》（一卷四期）、《周度今徵》（一卷四期、二卷一期），刘泳溱《说文段注例辑述》（一卷四期、二卷一期）等。
其二是文章表现出战时状态下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主义文化精神。
生于忧患，学术艺文自觉以救亡图存为职志，刊物所发学术性文字多寄寓有一代学人在国难家仇、时代仓黄情境中的幽怀别抱。
其深沉的考虑，即是通过对中华民族固有精神之探讨与弘扬，提高民族自信心，尊重本国历史与文化，为民族复兴奠定文化复兴的基础或前提[34]。
如欧阳祖经在《文史季刊》上发表《省名考》（一卷一期至三期），阐述当时二十八省与两地方（蒙古、西藏）之地理人文与名称沿革，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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