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鸟》导演手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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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鸟》导演手记
《风筝鸟》导演手记
序 起初的《风筝鸟》并不是这个故事，它也不叫这个名字。
2010年5月的一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浙江某小学关闭了校内的小卖部，结果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学生在网上发贴表达怀念。
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卖部能够让这么多孩子不舍呢?
小卖部里，究竟有什么让他们恋恋不忘?
在此之前，我就一直酝酿想要拍摄一部儿童题材的影片，这则新闻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构思我的故事，一气呵成完成逾一万五千字的故事梗概，并暂定名《最后的游戏》，接着，我开始着手寻找拍摄场地，这是我的习惯，完成故事梗概后便寻找场地，场地确定再写剧本。
这么做有两点好处，一是看景时或许会应景生情，为故事增添新的想法，二是可以保证剧本内的场景绝对可行，避免想法很好但却实现不了，对剧本再修改的麻烦。
我最终在北京西三旗找到了满意的学校可供拍摄，但由于这个学校马上要进行抗震加固，最快也要8月底才能完工，所以我原定7月开机的计划就不现实了，我征求了创作团队的意见，决定把开机时间延到8月底。
这一等，没成想却等出了问题。
这个故事固然好，但由于我们拍的是部30分钟左右的短片，影片的篇幅难以容下这么大信息量的故事。
众所周知，好故事是可以一句话讲清楚的，长片可以用一段话，但短片必须是一句话，所以我决定，在时间还算充足的情况下，另起炉灶!
再弄一个新的故事出来，我对这个故事的要求是一定要引起观众思考，关键是好看!
能打动观众!
那么，什么故事呢?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则新闻，时间地点已经模糊，但情节仍记忆犹新：
一个在寄宿学校里上学的孩子被发现死在了学校外面，家长认为孩子是在上课期间出意外的，并且他们是亲眼看着孩子走进校门的，学校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学校认为，孩子是在上学途中出的意外，学校并无失职之过。
双方开始扯皮，争论不休。
这件事情解决没有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得出一点结论，就是双方关注的仅仅是孩子的身体在不在学校里，至于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在学校里快乐不快乐，恐怕就没有人关心了。
难道非得出了事，学校和家长才会坐在一起讨论孩子的心理健康吗?
在唯分是举的教育环境下。
有多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孩子?
这正是我想拍也喜欢拍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既能使观众回忆起些许小学时代的些许点滴，更能引起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注，于是，便有了《风筝鸟》。
题材难得
一个好的题材是影片成败的关键，对于短片而言尤甚。
在三十分钟内，要把故事说圆，说好听，又耍使观众感同身受，从这一点来说。
短片比长片更难。
我选择题材有两种方式。
一是顺势，二为猎奇。
顺势说白了就是创作当下观众喜欢的题材，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
猎奇就是挖掘一些有意思、鲜为人知的题材，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我是想把《风筝鸟》拍成两者兼而有之的。
2010年是怀旧风强劲的一年，无数80后都在找寻自己的童年，9月份的《老男孩》更是将这股飓风推向了高潮。
从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喜欢拍怀旧题材的，我的最近三部短片都是怀旧的，2009年的《硬币》是讲我们童年的，同年的《杏》是讲知青的，《风筝鸟》当然也是童年的，究其原因，一是我喜欢历史，本身就是个喜欢怀旧的人，二是我觉得陈旧的东西拍出来好看有韵味，三是我觉得这是种回归，就好比我们来到大自然便会有一种回归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祖先生活在那里，从人类的进化来讲，那里就是人类的童年。
前段时间，在高校巡回放映的时候，有位观众站起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拍得很真实，因为我也是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生，”顿时全场大笑，但究竟真不真实。
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起码说明这个题材也将他感染。
同时，“风筝鸟”这个片名而言，它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什么是“风筝鸟”?
这本身就是一“奇”!
这么讲好
《毛主席语录》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受用，“有了正确的观点，还要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句话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特别是探讨问题，是非常适用的。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一个好的观点，如果采用了不恰当的表达方式，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任何艺术作品就是创作者在与观众交流，创作者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法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观众，并希望可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共鸣。
所以作品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看的，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只有找到了适合它的方式，它才有可能为更多的观众所接受。
《风筝鸟》在台湾放映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国观众讲，他很喜欢《风筝鸟》，他印象中的中国电影节奏很慢，但看了这个影片后，感觉很像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大国民》的叙事方式，问我是不是借鉴了这部影片。
老实讲，我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恰恰证明了，我采取了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起码让观众觉得好看。
其实《风筝乌》的故事非常简单，李小岸和周建军是小学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
李小岸特立独行，始终相信有种鸟叫“风筝鸟”，在老师和同学眼中是个异想天开的人，周建军性格懦弱，经常挨同学欺负，两个不为集体所容的人惺惺相惜。
但是李小岸在某天却突然失踪了，他的父母和老师同学寻找未果。
长大后的周建军突然收到一个包裹，仿佛明白了“风筝鸟”的含义。
我采用了倒叙的方式，让李小岸先“失踪”，老师、同学、父母来共同讲述他的故事，把观众一步一步引导到最后谜底揭开，这不仅使影片具有了悬念性，更使节奏快速，愈发好看。
场地就是根据地
拍摄影片最重要的是场地，没有场地，一切无从谈起。
我以为，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而言，切忌异想天开，盲目追求场地的气氛和效果，再好的想法，最终也要落在地上。
因为很多气氛和效果往往是需要资金来实现的，但我们年轻创作者资金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妥协，更要理性，在这个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力，还要善于捕捉生活的瞬间，比如偶然问路过的，不经意间看到的，这些有意思的地方都要印在脑海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呢。
《风筝鸟》最重要的场地就是学校，由于资金有限，我不可能搭建一个学校，只能寻找一个和我想像中最贴近的，看起来像力十年代的小学。
但是北京的学校大都已引进现代化设备，校园也很崭新，北京以外肯定能找到，但异地取景意味着成本增加太多，不可取，所以一时竟无头绪。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机房看到一位师兄在剪片子，素材里的学校教室里有绿色的墙围子，绿色墙围子是九十年代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我便问他，他告诉我这是个农民工子弟小学。
我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开始在网上搜索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找到大概有七八个，我一个一个的实地探访，最终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
科学选演员
我过去拍片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找表演系的同学来演，一般就是看看他们班级的汇报演出或者以前的作品，觉得合适就交流一下，同学们也很配合，这样就能确定。
又或者需要一些特型的演员，诸如老年人和中年人，我就通过经纪人来寻找。
《风筝鸟》里就有我通过看汇报选中的，也有过去合作过的，也有经纪人推荐的。
但做为主角的小演员，在选择上却不得不慎重。
因为小演员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小孩的天性爱玩，让他们加入一个成人的有秩序的工作团体，难免会有不适宜。
其次，小孩的认知有限，强迫他去表演出我想要的样子，显然有些勉为其难。
所以，我通过经纪人找来了三四十个孩子，开了个演员面试会，当面细致地对孩子进行考察，选出符合我戏中人物性格特点的孩子，这样他们在拍摄时便不是在演，看起来便自然舒服许多。
片场如战场
拍摄现场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场地变故。
场地变故是我过去拍片最常遇到的问题，尽管有些地方可以签订租用合同，但也不能丢下片子不拍去跟人家打官司，这样的合同更像是君子协定，更何况有些诸如家、小卖部这样的场地往往是口头协议，所以唯一的解决方式便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留好备用场地以防不测，如果没有备用场地的话，那就只能依靠导演的临场应变能力了，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苛求场地的气氛和效果了，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影片才是头等大事，这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我们原本和学校签订的合同是让他们在八月底我们开机之前必须彻底完工，在一片工地和噪音中拍摄是无法接受的，但不幸的是。
学校并没有完工，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我要想办法在画面里规避工地，在最后的片子里，在操场上的所有景别都是以中近景为主，没有把我们小学时代美丽的操场拍出来，非常遗憾。
除此之外，噪音也是非常令我头疼的问题，因为我不可能后期全部配音，现场收音难度很大。
于是，我安排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分布在操场的各个角落，每条实拍之前，他们便会让工人暂时停下，很多人的嗓子都快喊破了，这样起码在拍摄时噪音会下降不少，现场录音师再通过录音机避掉一些噪音，后期再通过专业软件修补一下，最后的声音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戏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景，就是主人公李小岸的家，他的家里有他的第一次出场，和楼道里赵老师和小岸父亲的一次对话，戏份不可谓不重。
但是，当我们的美术提前一天去布景时，却被告知不让拍了，原来当初答应我们在这个地方拍摄的是这个楼的二把手，谁料一把手和二把手有矛盾，他得知后便严令不允许在此拍摄，我们苦苦哀求未果，只得考虑别的方式。
拍戏时时间就是金钱，我当即决定重新寻找场地作为李小岸家的外景，最终在相隔不远的一个小镇里我们找到了_一户人家的门口，木头门红砖墙的平房，看上去倒也符合那个年代，况且也没有进门的戏，我们甚至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就在人家门口把赵老师和小岸父亲的戏给拍了。
那内景怎么解决呢?
美术提出因为我们的道具很充足，所以可以考虑把学校内的校长办公室通过布景改造成李小岸的家，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原定的房子也是需要布置的，这样只不过是换了间房子布置而已，最后改造很成功，就这样，问题解决了，尽管效果肯定比原先的场景差了些，但好歹是可以拍了，最后效果也不错，只是心里还留下点遗憾罢了。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我上一部作品《杏》上，我起初的设想是表现知青们在地里劳作的场面，为此特意在跟村长谈好了村里的一块地，但谁知我们当天赶到地里一看，整个地都被挖了，上面还停着好几辆推土机，明摆着是拍不了了。
可数十人的群众演员已经到位，总不能跟他们说场地拍不了了吧。
怎么办呢?
我忽然想起，路过村口时看到路边有一大片草地，草地的深处还有树林，树林高低有致，也是蛮有感觉的，于是这场戏由“劳作”变成了“除草”。
总之，我认为，年轻导演在现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临场应变，片场如战场，特别是在我们资金有限导致的拖不起和战备不足的情况下，恰当的应变才能保证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
和小演员合作
跟小演员合作确实是一大苦差，何况片子里有四个小演员，还有几十个群众小演员，每次拍完一个镜头之后，我经常是喊破嗓子找不到人，找不到就只能等，等找到了接着拍，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小演员毕竟还是小孩，他们还是很爱玩的，而目有的孩子还是第一次演戏，更加不好调教。
更有甚者，他们有时在实拍时搞怪做鬼脸，导致其他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因为还得重拍一次，这个时候，我是很严厉的，警告他们不要这样。
更多的时候，我倾听他们的想法，满足他们的愿望，跟他们成为朋友。
这样，他们就能比较容易领会我的意图。
而且，我给他们表演时充分的自由度，因为他们之间有他们的交流方式，孩子的天性才是最有魅力的，如果非让他们去“演”就打破了这种自然，这就不好了。
在拍一场教室里的戏时，李小岸站着望向窗外。
周建军向我提出可不可以转过身去向李小岸招手示意他不要看了，其实我觉得那样做是不符合那场戏的，但我同意了，按他说的拍了一条。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励他，因为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这样会给他继续好好表现的动力。
在拍一场周建军的哭戏时，我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他刷地一下就哭了，而且哭得很到位，那场戏拍得非常成功。
因为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很想念他去世的奶奶，尽管这么讲很残酷，但毕竟都是为了能把戏拍好。
总之，对待小演员，一定要付出极大的耐心，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从观众的反馈来看，我们对小演员的把握还是很成功的。
热情高于专业
相对于专业水平，我更看中合作者的热情。
没有经验没有关系，只要有热情便可以。
大家都是同龄人，专业水准谁又比谁差到哪里去呢?
我们的影片最终的美术效果令人称道，但我们的美术师们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影视美术的经验。
他们是我们学校舞台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美术功底扎实，我的上一部作品《杏》的DVD盘盒是由他们设计的，我因此与他们结缘。
他们在为我设计DVD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是对影视美术抱有极大热情，同时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所以在考虑《风筝鸟》美术人选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
结果自然也是不负重望。
戏中赵老师的扮演者是我们学校表演系零九级的学生，当时正值大一，我通过看她们班的汇报而中意她，但由于她之前没有任何影视表演经验使我迟疑不决，但有一天她正在参演的一部话剧的副导演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我的戏什么时候拍，他说这个女孩-直在等我的消息，所以不能和他确定排练时间，我放下电话立马就确定赵老师由这个女孩来出演。
一个怀着巨大热忱渴望出演的演员我能拒绝吗?
等等诸如此类，有热情便有无穷动力，愿意为之付出最大努力，潜力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整个团队便能克服万难，反之，纵然才高八斗，但自以为是，便会拖累整个团队。
学生作品也要打广告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片电影是肯定有宣传的，那么由我们学生等年轻创作者的短片电影难道就不需要宣传了?
我们的本质都是要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观众，所以我们也需要重视和依托宣传来争取更多的观众。
我采用的宣传方式主要有预告片、首映式、高校巡回放映、微博等，在网络上发布预告片是第一步，利用网络的广泛传播性把预告片作为电影广告的价值充分发挥，预告片的载体便是首映式，早在2009年大一的时候我为《杏》举办了首映式，学生举办首映式，在这之前闻所未闻，所以当时创作团队里很多人都不赞同，不赞同的主要原因无非是“怕羞”，他们认为作品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准，这么公开的拿出来恐怕为人所笑，更会招致批评。
但我以为不然，其一，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纵然如张艺谋陈凯歌般成熟，作品就完美无瑕了吗?
就没人非议了吗?
其二，《杏》作为一部知青题材的短片，我认为是大一学生的一次伟大尝试，我们起早贪黑，战胜了那么多同龄人不曾遇到的困难，终成此片，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
其三，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创作者而言，应该有勇气把作品展现个观众，这种展现跟把片子放到网络上还不一样，因为在网络上你是无法及时得到观众反馈和交流的，而这种方式恰恰跟戏剧一样，每次放映我都是坐在观众之中，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观众的呼吸、笑声、表情等反映，而放映后与观众交流不仅仅是一种锻炼，更能第一时间得到观众的反馈，为日后的创作汲取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风筝鸟》在北大放映时，一个向我提过问的女孩在活动结束后继续来找我交流，我发现她的笔记记了整整一本!
在高校巡回活动之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即一部作品，不论好坏，有了观众，它才真正有了生命力。
宣传不仅可以让作品具有生命力，还能为整个团队的创作人员带来新的机会。
学生或年轻创作者要学着早谋划未来，为自己创造更多机遇。
首映式我经常会邀请很多业内前辈和媒体来参加，对于主创特别是演员是很好的表现机会。
《杏》的主演蓝盈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凭借在《杏》里的精彩表演差点被选中出演同为知青题材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的“静秋”一角，后又成功作为主要演员出演了电影《画璧》和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后宫甄寰传》。
宣传还少不了商业合作。
和企业进行商业合作对长片来讲再正常不过，我也一直通过我的短片来尝试，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在拍摄《杏》的时候，就有松下赞助的高清摄影机和提供的免费使用的后期高清机房，《风筝鸟》更是由佳能赞助首映式及高校巡回活动，可见，只要敢想，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学生或年轻创作者应该具备市场的眼光，努力发掘其商业价值，既能更好地推广自己的作品又能节省大量资金，何乐不为?
年龄不是问题
由于《风筝鸟》幸运入围台湾金狮奖，而有幸来到台湾。
金狮奖是台湾地区唯一的国际学生影展，也是亚洲及国际上最受重视的学生影展之一。
《风筝鸟》作为唯一一部入围本届金狮奖竞赛单元的中国大陆影片，我心怀忐忑，也渴望学习。
我惊讶地发现和其他国家的入围的学生导演相比，生于1989年的我居然是年龄最小的导演之一，当他们得知我是在二十一岁时拍摄的这部短片时，都感到惊奇，投来赞叹和羡慕的目光。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二十七八岁拍摄的影片，很多是他们的毕业作品，甚至有的导演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们在影视圈混迹了一段时间后，又考取了研究生再拍了短片来参赛的。
所以我觉得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是否还有一颗勇往直前的恒心。
一个二十八岁的美国导演就告诉我，他从专业院校毕业后就进入了电视台工作，但他发现编导节目实在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便毅然决然地又考取了电影专业的研究生，拍摄短片继续追逐自己的梦。
后记
《风筝鸟》拍摄于2010年8月底，2011年3月完成第一版，后来我越看越不满意，又反复修改，于2011年7月完成第二版，这也是最终的版本。
不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就满意了，而是我觉得我已经被掏空，有些有心无力了。
就像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儿子一样，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从观众的反馈来看，我对影片的修改是成功的。
我写这篇文章之时，已经是一个将要从大学毕业的大四学生了，以后可能就无法所心所欲地拍摄自己的影片了，需要更多的向商业向市场靠拢，因为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
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就肯定有成功的一天。
其实，这部作品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得到了锻炼，而是我们的大学时光有了这么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成为大家学生时代的一个永恒记忆，多年之后，我们相聚的谈资，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感谢我们剧组的所有同仁以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同学朋友!
《未上路，在前行》
准确的讲，我还没有走上电影之路，但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2006年我刚上高二的时候，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未来还很迷茫，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阿姨送给我一台小DV，我拿着它纪录下我们的生活，我忽然发现，镜头里面的世界是那样的有魅力，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纪录下我们很多美好却已逝去的瞬间，于是我爱上了它，经常拿它捕捉同学们有意思的瞬间，每年班里的新年联欢会，播放我制作的片子便成一个固定的节目，看到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007年，我随学校赴澳大利亚的兄弟学校交流访问，我向学校领导提出由我来拍部纪录片把这半个月的历程纪录下来，于是便有了《我们的故事》这部稚嫩的纪录片。
回学校后片子在全校公映，受到了广泛好评，连校长都激动得给我父亲打来电话，我也第一次感受到观众的魅力。
2008年高三毕业后，我不再满足于纪录身边的人和故事，开始了短片的创作，我拍摄了《筹愁》，讲述一群学生筹拍奥运短片的艰辛历程，影片参加了酷6网举办的感动100奥运故事大赛，获得了观众网络投票冠军，此后我签约酷6网，并为酷6网拍摄了一系列的网络广告短片。
同年9月，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得到进入这座中国艺术教育最高学府学习的机会。
《筹愁》随即入选第四届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影像展，我有幸成为最年轻入选者。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进入中戏之初，其实我是很自卑的，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考上中戏，就算考上也是侥幸，我觉得其他同学都比我优秀，但从此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能行，我可以做到最好。
虽然，我知道老师把我的作品选入影展是为了鼓励新人，但这次入选为我日后创作带来了莫大的勇气和信心。
当时我很不理解很多师兄花很多钱拍文艺片，我认为他们拍完之后缺乏播出的平台，很难有观众能看到，等同于自娱自乐，而当时网络广告短片则不然，其实就是现在微电影的雏形，首先影片是广告商定制，资金由他们来解决，其次是传播面广，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我认为是练手的绝佳方式，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当我自筹资金拍摄文艺短片后，宣传在我心中依然排在很重要的位置。
2009年，我接连拍摄了短片《硬币》和《杏》，知青题材的短片《杏》不仅入围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更获得了第五届“传媒影像力”首都高校原创影像大赛“岁月铭记奖”，20岁的我再次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大奖，登上领奖台时，面对台下一千五百多观众有点不知所措。
我始终觉得，“小红花”虽然在真正意义上不能代表什么，但它可以给我信心和勇气，给我一种气质，让我不畏挑战。
于是，2010年，21岁的我决定再次挑战我的能力，拍儿童戏，拍《风筝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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