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直隶士绅与义和团关系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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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直隶士绅与义和团关系探析

19世纪末直隶士绅与义和团关系探析

　　甲午战后的中国处于强邻环伺，危机四伏之中，社会剧烈动荡。

直隶为畿辅重地，处天子脚下，是晚清的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区。

因此，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中与外，新与旧等多种力量纷纷登场，均力求在近代社会的错动中寻找到合适的位置。

士绅，作为省内原有势力的代表，在这场错动中也做了充分的表演。

让我们先循着社会结构错动的脉搏，去探求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的深层社会原因。

　　一、19世纪末直隶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

　　19世纪末的直隶社会经济虽是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方式为主体，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渗透下，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首先，农业结构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农产品商品化。

在承德、广平两府下属的14州县，所种的棉花“或设轧花厂，或收买运出口岸，此可获利二也”。

［1］其次，手工业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如文安“自西欧通商以来，其所输入之布，物美价廉，士民多购用之，渐至机户亦狃于价值，而弃其所业。

”［2］在雄县“油脂麻油能和味，棉子及蓖麻油可点灯，俱各灯油，近因煤油盛行，多已歇业。

”［3］总的情况是“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

”［4］再次是交通运输结构的变化。

1895-1900年间，清政府在直隶境内修筑了津榆、京津铁路，芦汉铁路芦保、保正段。

铁路的兴建侵占了大片民田，铁路修到哪里，外国势力就渗透到哪里，加剧了对这些地区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

如抚宁县“往日多贸易关东，借谋衣食。

自火车通行，本地无大宗出产，生意日就萧条”。

［5］连外人都承认“铁路的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

［6］加之铁路修建后，多被外人控制，“铁路工役又多属教民”，［7］造成多经过地区运输工人和镖客失业，驿站人员减少这些人生活失去保障，汇入到流动人口大军中，成为社会中不安定的因素。

交通运输结构的变化同样成为引发经济结构错动的重要因素。

　　直隶社会经济结构中诸环节间的错动，并不是单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外力压制下一种扭曲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在进出口贸易所呈现的逆差。

而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茶，其主要产地又在东南地区，正如一位外国人所评论说：

“中国南部的棉织品也遭受外国竞争，但土布贸易的如何缩减，都充分为外国人对绿茶的需求和绿茶的增减抵补了。

西南各省因与外国发生关系而产生的商品繁荣，却是华北相对的和绝对的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8］因此，同样是遭受外力的冲击，直隶的损失应更大些。

总的特点是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附庸，失去了自主性。

这种错动的特点使直隶社会经济更加脆弱，由此引发的动荡和贫困也就在所难免。

同时，应该看到直隶的许多士绅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功名和地位，又有土地和财产。

　　直隶社会经济结构的错动势必影响到政治及认购，已往研究者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论述很多，但对直隶近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还缺乏深入探讨。

在晚清，地方社会政治结构中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官、绅二元结构，这是以一定社区为范围，以中央集权的弱化为前提的。

士绅虽非官吏，但在封建社会却是“四民之首”，也为官府所倚重。

尤其是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国内人民起义，到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士绅借筹饷练团之机，大力发展地方势力，形成了“虽举贡诸生皆得奋其口舌与地方官为难”的局面。

［9］直隶是举办团练最早的省份之一，并在镇压北伐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力量不可低估。

此外，士绅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官府在地方上的举措也要借助士绅的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士绅能够在统治者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架起桥梁，起了某种缓冲作用，能够以将相的辅佐来协助和调节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中央集权衰弱的情况下，这种官、绅二元结构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和再生活力。

　　但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教会势力，不仅从经济上，也从政治上向直隶传统社会展开了冲击。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未尽，西方传教士便迫不及待的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认为在直隶传教更便于实行对华的侵略和渗透，所以《北京条约》签订至义和团运动兴起时，直隶除少数地区有英、美、俄等国的教会势力，绝大部分为法国天主教会所控制。

在直隶分设了东南、西南和北境三大教区，共有大小教堂、公所2290所，洋教士77人，华教士75人，教徒近12万人。

［10］直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聚集的地区。

这些传教士进入直隶后，不甘寂寞，立即向士绅的传统地位发出了挑战。

首先，包揽词讼，袒护教民，取士绅的地位而代之。

在传统的处理讼案过程中，士绅充当了事实上的“法官”。

在保定，生员王泽世极善调解纠纷，所以他老家的各村庄很少有诉讼案件。

［11］在天津，贡生杜永调解纠纷十分明断，十余年间他所在的庄上竟无讼案。

［12］一般地说，士绅与官府多有交往，过去凡与平民涉讼，他们常处胜讼地位。

但随着传教士的深入，形势有所改观，他们都把发展中国教士和教民，作为其势力扩张的关键，而这些人入教后便倚仗教会势力，对封建统治秩序和现实等级制度提出挑战。

如在涞水定兴交界处某村教民与一举人发生冲突，讼于官，结果该举人被罚酒席和钱。

［13］因教民有洋教士撑腰，根本不把士绅放在眼里。

这些都说明直隶士绅的传统地位受到了威胁。

　　其次，传教士严重损害了士绅的经济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直隶各地非法侵占房产上。

《北京条约》规定将以前没收的教堂、田地、房屋等财产全部退给教会。

传教士往往利用年代久远，无从查考，“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逼令民间退让”。

［14］在1894年，法国公使曾发给林沃德一张“传教执照”，上面明文规定在直隶，“无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15］北京西什库天主堂主教樊国梁在致各地方官的信中，也多有施加压力强夺地产之事。

［16］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几乎所有士绅的利益都和这有限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往往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

　　总之，19世纪末直隶社会政治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这就是官、绅、教三元结构，它削弱了士绅在传统结构中的作用，打破了以往政治结构的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制约着文化结构，但文化结构却不一定总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变化保持同步。

直隶在清代是封建教育发达的省份之一，其封建文化的灌输主要通过书院和私塾的教育来进行。

直隶的书院在清代多姿多彩，修复、新建200余所，［17］但大多数书院严重官学化，是科举考试名副其实的预备机构。

学生在书院中主要目的在于穷究八股以应付考课，取得乡试资格。

私塾主要是私人所办小规模的学校，分为族塾、村塾、义塾等。

学生在此求学多是为了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功名。

　　西方传教士向直隶文化的渗透，就思想交流而言，收效甚微，而且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扩大了中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文化结构凝聚在社会环境中，成为社会环境背后的一种深层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直隶士绅的性格成长。

他们既受特定的文化结构制约，又是其受益者。

所以他们对旧文化结构中出现的危机，是不会等闲视之的。

连八国联军的头子瓦德西也承认“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

［18］

　　此外，19世纪末直隶的自然灾害频繁，与邻近省份相比，直隶的灾害虽没有山东严重，但比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严重。

［19］特别是1899-1900年的连年旱灾，延续时间较长，遍及直隶大部地区。

并且，1852-1910年全国人口发展趋势是下降的，但直隶的人口却以年平均2．07‰的速度增长着。

［20］人口的增多又是雪上加霜，这些势必加剧社会结构的不良错动。

　　综上所述，19世纪末直隶社会在外力的冲击和诱发下，旧的结构受到挑战和威胁并开始发生变化，但新的结构尚未建立。

在社会结构错动中，士绅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感到无力维持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情况下，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改变处境是完全可能的，这应是直隶士绅投身于义和团运动的根源。

那么，在此社会背景下，直隶士绅的具体情况：

它的构成、政治倾向、经济地位、思想及心理活动等等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

　　关于士绅的界定，说法颇多。

或以为应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1、不是现任官，而属于“民”。

2、获得一种不同于平民的、为封建制度所认可的特殊“身份”。

就直隶而言，又有其特殊性。

直隶既不像湖南拥有诸多因军功致显而还乡的官僚，同时有限的经济潜力也使其很难通过纳捐获取功名。

综合起来考虑，大体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人：

第一，取得功名（进士、举人、秀才）的未仕士子；第二，退职还籍的官僚；第三，因捐纳而获得某项职衔的地主和工商业者。

然而取得功名的士子不一定就能做官。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从外人的评论中也可见一斑，“其余大部分不得意之浅学人士，则散布全国之中，倾心教派，易于谋乱，此次拳党之中，此类人士人数甚多。

”［21］直隶是封建教育发达的省份，官学数额居全国第一。

［22］在通向仕途的漫长道路上，有许多士子终生不得入仕，只能以绅士身份在地方上活动。

另外，人才登进，向重正途，因此在直隶士绅中，应以第一种情况为主。

　　考察了直隶士绅的构成之后，它在省内的力量又如何呢？

1920年北京敷文社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共收录4764人，为当时收录最丰的一部任务辞典，所收入物涵盖政治、教育、军事、工商等领域。

其中所收录的河北官绅数仅次于江苏、浙江、广东，居全国第四位。

虽然该书所收录的是辛亥五四前后的人物，但距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时间较近，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又据历朝进士名录的统计，1875至1904年，直隶考中的进士为307人，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

［23］张仲礼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据他统计，太平天国以后的直隶官学额为2888，对应直隶当时的人口总数，则生员占人口的0．48%，如果加上具有高级功名（举人、进士）者和她们的家属，直隶士绅及家庭成员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提高到4．1%，居全国第三位。

［24］其中虽然有一些人的功名是通过捐纳取得的，但这些捐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读书人，他们捐纳得功名是为了进一步科考，所以这个统计大体反映了晚清直隶士绅在人口中的比重，综合上面的三份材料，基本上可以断定直隶士绅的力量是比较可观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二是政治，宋明以后，随着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省份成为全国财赋的聚集地，因此人才荟萃于此。

而影响直隶人才成长的主要是政治因素，政治都会所在，全国文化所聚，四方人才辐辏。

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制约，存在两个不足：

一是北京、天津是很重要的聚集地，其余则分散在广大乡村地区。

二是缺少绅士家族，在绅士家族势力强大的区域，他们对义和团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以易州为例，当时的几个大姓，基本上中立于拳教之间。

　　士绅的地位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刑特权，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士绅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既得者，他们进可为官，退即为绅的政治地位，决定其政治倾向基本是站在统治营垒一边的，并忠实地为其服务。

每当民众的革命运动完全指向统治阶级时，士绅总会做出反应的。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太平军和捻军横扫直隶时，直隶各地士绅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大办团练，拼死抵抗。

在临关，监生宋遵信率团练与清军共同夹击太平军，直至战死。

［25］关于此类记载很多，这都是很好的明证。

　　从经济地位看，士绅不等于地主。

就士绅阶层而言，之所以为士绅，不是以其占有土地多少，而是以其有无身份，所以士绅中也不乏贫寒之士。

相对而言，南方发达省份的士绅经济状况要比直隶好些。

经济上的制约，使他们与地方势力、基层社会的互赖、倚存度较高，在争取实际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公义上，很可能和民众处于同一阵线。

　　直隶士绅的政治、经济、受教育状况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思想保守、封闭、狭隘。

在这样闭塞且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中，他们既没有物质基础，又没有信息渠道，整日周旋于章句帖括之中，对各种新学多未讲求。

因此，绝大多数士绅仍然生活在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人的一生是社会化的一生，其心理发展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不仅受环境的影响，而且心理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也呈现出个性特点。

如果将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心理变化发展置于社会生活中去考察，就会呈现如下特点：

　　1、“学而优则仕”是士绅的普遍心理。

传统社会是个讲身份的社会，没有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高贵身份，说话办事都很难。

士绅之所以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权，虽然与他们富有和出身望族有些关系，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因此，读书应试成为直隶士绅的主要活动。

　　2、重农抑商。

在传统社会结构“士农工商”中，士为首尊，商为末，等级分明。

在士绅与商人之间横着一条等级鸿沟而不得逾越。

民国初年，直隶视学使在全省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为大部分地区民风淳厚，人多务农不善经商。

［26］

　　3、重道轻商。

儒家经典讲“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要求人们执著于对道德追求，而忽视、轻视对器的探索。

形成了只重科举，不务实学，“轻自然，斥技艺”的思想，造成了“学”与工农商之间的畸形分工。

直隶地处政治中心，深受这种道统思想的影响，士子除四书五经外，很少读其他书。

　　以上三种心理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浸染、影响下形成的，直隶表现得较为典型，直隶的闭塞限制了士绅的视野，但他们并不排除采取其他方式谋求自强之路，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民族情感。

19世纪末的直隶社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忧国自尊与盲目排外的心理表现的极为典型，加之“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

［27］因此在“洋人大炮所轰不倒的内地传教区，就难免不遭受到这股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

［28］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清政府软弱的无奈，对帝国主义的愤恨，而这一切又无法在现有的统治内部和自身的努力下得到满意的解决。

在经历长时间的压抑后，便蕴积了一股力量，当这股力量遇到新的途径和机会时，就统统以排外的方式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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