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估计及中国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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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估计及中国外
美国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估计及中国外贸的长期选择
一、美国消费并未出现与经济贸易同样急剧的下降
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降6.1%，降幅略小于去年第四季度的6.3%，但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出口继去年第四季度下降23.6%后又下降30%，为1969年以来最大降幅；进口降幅也由去年第四季度的17.5%扩大到34.1%。
与之相比，消费在经历下滑后开始有所回升。
一季度，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增长2.2%，其中耐用品消费增长9.4%，非耐用品消费增长1.3%，而这两个指标在去年四季度分别是-22.1%和-9.4%。
耐用消费品的同比增速也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11.4%收窄至-8.3%。
5月，私人消费环比又上升0.3%。
美国居民消费信心有所提升。
美国居民消费的强劲反弹从消费信心的变化也可以看出。
密歇根大学编制的美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从去年11月的55.3（28年来的最低点）上升至今年4月的61.9。
5月26日，美国经济咨商局公布的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54.9。
这也是8个月以来的最高值，比4月高出14.1。
政府减税推动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是推动私人消费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名义收入看，一季度，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薪资收入共减少1347亿美元，环比下降2%（2008年第四季度下滑1.4%）。
但个人获得的转移收入环比增加21.3%,个人所得税支出下降42.7%，共计2875亿美元。
综合各项收入,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环比增加6.2%。
即使按名义价格计算,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增长了5.1%。
与4月相比，5月个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各上升1.4%和1.6%，这些都有助于个人消费的恢复。
二、美国个人消费长期趋势难以根本改变
本次危机影响小于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不会重演。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95%，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将近一半，商品贸易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一人口失业。
大萧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全球贸易缩减65%。
而从目前情况看，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远未如此悲观。
世界银行和WTO对2009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期分别为下降2.9%和9%，且对2010年的预期均好于2009年。
更为重要的是，各国针对危机采取了及时应对。
美国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还联手各大经济体，采取全球行动。
同时，与大萧条时期银行迅速大面积倒闭、企业难以获得贷款不同，在本次危机爆发一年多时间里，工商业贷款余额并未下降，对投资、产出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远小于大萧条时期。
同时，美国战后到2008年，先后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都没有改变其经济基本走势。
因此，虽然危机仍在蔓延，世界经济低迷和发达经济体衰退不可避免，但是金融体系不至于像1929年那样全盘崩溃，世界经济的反弹尚可预期。
私人消费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这是工业革命后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的结果。
从私人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看，1929－1969年为65.7%，20世纪70年代下降为62.4%，80年代恢复到64.3%，90年代上升到67%；2000－2008年这一比重接近70%。
从图1可以看到，从1950年代开始，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保持稳定上升，从未出现大起大落。
图11929-2008年美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
美国私人消费长期稳定增长已经成为综合性趋势。
个人消费的长期趋势总体上是由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水平变化决定的，也与相关制度和文化因素密切联系。
个人收入和消费保持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趋势。
美国和发达国家个人消费的这种长期趋势难以根本改变。
从图2看，1930－2008年除大萧条时期以外，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在绝大多数年份都保持正增长。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年增长率在0－5%的幅度内波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国私人消费在下滑后将逐步回升。
一旦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很多人的消费和经济决策行为又会和原来相似。
图21930-2008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
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支撑美国消费的重要因素。
美国193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美国度过危机的重要支撑。
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相对稳定,老百姓对未来有相对安全的预期。
即使未来失去就业收入，也能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和医疗服务。
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财富缩水，但这些财富中很大部分是属于未来的，比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他们至少在十年到二十年后才会用到这笔钱。
因此，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
美国信贷消费模式不会终结。
美国消费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金融特别是信贷市场发展的结果。
各类信贷的发展缓解了因收入不均导致的消费不足问题，减轻青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释放消费动力。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消费本身，而在于对信用风险的监管防范，再加上在房地产金融方面无节制的创新，造成了风险的失控和扩散。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业发展遵循“创新——危机——监管——再创新——危机——再监管——再创新”的螺旋式发展路径。
未来，在强化监管的情况下，不仅美国不会结束这种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会加快学习。
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公布了一项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刺激消费信贷计划，可望带动1万亿美元贷款的发放，进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和消费的复苏。
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过的多次经济危机证明，只有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危机影响才会更小，走出危机才会更快，危机之后的发展也才能更为迅速。
可以预计，此轮危机后，率先走出危机并再度崛起的大国一定是引领创新技术的国家。
此前，奥巴马已提出在美国开展新动力能源革命。
不论在何种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
金融危机没有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庞大的经济体，是技术创新的最大策源地，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也看不出被取代的迹象，还有延续数世纪的创业精神。
下一轮世界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最有可能还是美国。
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对这种经济模式的规模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美国靠信贷来促进消费，靠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其他发达国家也会延续这种模式。
三、如何看待所谓的“东亚制造、美国消费”经济模式
（一）外界过分夸大了这个模式及其失衡问题
全球贸易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主要经济体市场需求同时大幅放缓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两者之间不可简单等同。
除此之外，贸易链加长对贸易衰退的“放大效应”、全球信贷紧缩产生制约贸易融资、去库存化和心理恐慌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对全球贸易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要正确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形势，首先必须客观看待所谓的“东亚制造、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
1、美国在公司内贸易为主导的格局中获得了更大的增加值和利益。
公司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跨国公司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了70%，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3。
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美国本土内母公司向其海外子公司的出口占美国出口的36%，公司内进口贸易比重达43%。
公司内部贸易是跨国公司在全球拓展公司垄断优势的重要策略。
公司内部贸易以中间产品为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外，信息、技术、管理能力及产品研发等中间产品会直接给企业带来竞争中的垄断性优势。
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工艺。
公司内部贸易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和规避风险。
当子公司所在国存在外汇管制和高税收时，母公司就提高对子公司的设备、原材料和劳务供应价格，使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减少，减少纳税；当子公司产品面临当地竞争时，母公司就大幅降低转移价格，降低子公司成本，增强其产品价格竞争力，操纵和垄断当地市场，然后再提高价格；当所在国货币即将贬值时，母公司就利用转移价格将子公司利润和现金尽快汇出；当所在国货币坚挺时，母公司就利用转移价格使子公司扩资，从汇率中牟利。
总的来看，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不但获得了更大的增加值和利益，也相应增加了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2、综合考虑货物与服务贸易，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失衡被大大高估。
美国的贸易优势是服务贸易，但在计算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平衡时却未被记入，因此夸大了双边的贸易不平衡。
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东亚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
如果算入服务贸易，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逆差会下降。
而且，服务贸易统计中误差和遗漏较大。
比如，美国服务贸易统计中，非常重要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
因此，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往往被低估。
从美国消费看，服务消费是美国私人消费的主要形式。
比较耐用消费品（主要包括汽车及零部件和家具及家用器具等）、非耐用消费品（主要包括食品、服装鞋类、汽油、燃油和煤炭等）和服务消费（主要包括住房，电、气等家庭，交通和医疗等）支出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发现，服务消费支出急剧扩张是美国消费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
1929-1969年美国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5.3%，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上升到28.8%、33.4%和38.5%，200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1.5%。
可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消费的过度服务化是美国经济过度消费的基本形式。
相比，各个时期耐用消费品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6%、8.6%、8.3%、8.2%和8.2%，1980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占CDP的比重分别为32.8%、25%、22.7%、20.3%和20.2%，总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
危机发生后，受影响最大的应是服务消费，耐用消费品所受影响最小。
图3美国各类消费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
3、东亚贸易的区域内份额在日益上升。
伴随着东亚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日渐增加。
据统计，目前东亚地区超过50%的贸易发生在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在东亚的贸易体系和经济交往中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份额。
目前，韩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日本的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分别是我国的第三到第六大贸易伙伴。
中国贸易表现一直影响着东亚区域内贸易，甚至在200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仍然保持14%的增长，超过2300亿美元。
更为主要的是，区域内各国经济存在巨大的互补性，贸易的互补性也显著增强，新兴工业化各成员之间的互补程度已经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间的互补程度相提并论。
从市场规模看，仅在“10+3”模式下，东盟加上中、日、韩的人口就有20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4、国际贸易更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与重组产业链的结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和营销网络，推动了贸易投资一体化，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设置营销服务、制造组装、研发设计等中心，形成了全球产业链。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制造组装业务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制造组装基地。
极大地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东亚地区正是因为低成本优势，才得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节点。
在产业链的重组中，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点。
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他们掌握了全球1/3的生产和2/3的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中，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的比重不断增加。
因此，一个产品由多个国家参与生产，贸易的扩张和萎缩不再仅限于生产国和消费国，在贸易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其影响将产生“连锁反应”，扩散到参与该产品生产的多个国家，导致全球贸易的波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5、中美贸易失衡被显著夸大。
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过分夸大了。
除了统计口径不同、香港转口贸易和没有计算服务贸易外。
还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是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
虽然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快速增长，但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并没有多大变化。
通过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
其次是美国对华投资快速增长掩盖了中美帐面贸易的实质。
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华出口总额占比从1990年代初的13%迅速升至目前的近60%。
有专家测算，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10%，则从中国进口增长7.3%，对华出口将下降2.1%。
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第三是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
加工贸易在中国全部贸易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在加工贸易中,中方只获得很少一部分加工费,但当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时,统计上是按产品的出口值计算的,而并非增加值,这就夸大了中国实际的出口额。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选择
1、伴随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中国扩内需有巨大空间和潜力。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内部需求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技术改造、农村发展等都会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处于消费水平快速成长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潜力巨大。
我国有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额，有规模巨大的居民储蓄和社会储蓄，财政收入充裕，扩大内需不仅有潜力，也有基础和空间。
走主要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要求。
但也要看到，由外需增长为主向内需增长为主的转变，需要有制度性的改进，比如财政体制的改革、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
这些工作的完成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从长期看积极发展外贸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3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外贸发展对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综合性引擎作用。
这次危机证明，正因为有外贸的支撑，我们才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应对金融市场的动荡，正因为有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存在，才保证了就业和社会的稳定。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仍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首先，出口作为一种最终需求，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平稳增长，带动出口产业本身和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其次，出口增长对居民消费有非常大的关联效应，出口及相关部门职工收入的提高将有力支撑消费增长；第三，我国投资增长与全球市场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出口带动有效率的投资，并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第四，由于现阶段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度很高，出口增长也带动了服务业发展；第五，出口部门及其关联部门提供了大量就业，为解决国计民生这一宏观调控重要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出口作为一种最终需求，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可替代。
3、外贸也有利于经济长期转型和结构升级。
目前，我国制造业仍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市场营销、金融等生产服务缓解严重滞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很艰巨。
通过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将大力促进技术进步，缓解资源瓶颈，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
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贸易开放和自由化还有助于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加快市场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外贸对于拉动内需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特殊效应。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通常受国内需求不足的制约，庞大的外需可以支撑这些产业迅速实现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带动国内成本和价格的大幅下降，激活国内消费需求。
外贸还可通过上下游产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国内各产业需求的扩大和升级。
同时，贸易开放还可以推动金融开放，减轻金融抑制，从而降低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因此，作为一个要素结构不均衡、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大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应该是我国一项长期而理性的选择。
（政研室政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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