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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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历程
远古社会：
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
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
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
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
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
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
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
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
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
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
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
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夏朝：
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
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
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
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
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
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
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
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
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
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
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
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
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商代：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
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
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
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
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
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
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
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炼的冶金技术。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
器形有炊器鼎等，食器簋、豆、盂，酒器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
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
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
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
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
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
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
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
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
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西周：
周代的手工业，有属于封建领主的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
《国语·晋语》说：
“工商食官”，这表明工是隶属于官府的，他们是向王室或领主领取生活资料的专业工匠。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王室或大封建主都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作坊。
随着大封诸侯，青铜冶铸技巧也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
现在所知，北面到辽宁、河北，东面到山东、江苏、安徽，南面到河南南部以及湖北，都曾经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
铸造方法大抵继承了商人的技巧，不过类别和数量要比商代为多，铭文也比商代的长，这都显示出青铜器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陶器制作方面是出现了板瓦和筒瓦。
虽然当时瓦只限于使用在天子、贵族的宫室上面，但它的出现，在建筑史上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西安、洛阳、江苏、安徽的周墓中都发现有带青釉的陶器，从这些材料看出，陶器已正在向瓷器过渡
东周（春秋、战国）：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
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
《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
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
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
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
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
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
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
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
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
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
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
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
“齐”指铜、锡的比例。
“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
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
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
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
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
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
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
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
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
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
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
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
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
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
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
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
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
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
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
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
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
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西汉：
手工业的发展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冶铁技术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发展。
西汉后期，吏卒徒开山采铜铁，每年用人十万以上，规模是很大的。
汉代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北至辽东，南至犍为，包括某些诸侯王国在内，都有铁官，这些大体上就是汉武帝以后冶铁制器的基地。
山东、河南等省都发现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县、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
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
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了矿石加工场所，发现炼炉、熔炉、煅炉共二十座。
郑州古荥遗址的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计日产生铁可达一吨。
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
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
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
出土铁器，有农具，也有工具，出土的地点非常多。
汉初的铁兵器，各地常有发现；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
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
铜主要产在江南的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雟、益州等郡。
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
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
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有发现。
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
由于铁器漆器的兴起，铜器在汉代已失去了昔日的独特地位，但皇室、诸王和大官僚仍然喜爱精美的铜制器皿。
铜制器皿的生产规模颇大。
铜镜、铜灯、铜熏炉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铜镜，是日用必需品。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
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
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钱以上。
织缣帛一般用比较简单的所谓腰机。
高级丝织品已采用提花织造，但工艺复杂，产量有限。
巨鹿陈宝光妻的绫机用一百二十镊，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锦，六十日始能织成一匹，匹值万钱。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大量丝织物，包括完整的服装和其他杂品。
丝织物有绢、缣、绮、锦、纱、罗等种类，花纹色泽丰富多彩。
对这些丝织物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汉人民在植桑育蚕、缫丝纺纱、织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是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汉代人民衣着所需的织物，就全国总产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其中，北方农村以丝为主，南方农村以麻为主。
家庭手工业品主要供农户自用，多余的在市场出卖。
至于官府手工业品，除盐、铁等在武帝以后由官府垄断者外，一般说来质量虽精，数量并不多，在全国总产品中不占很大的比重。
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
东汉；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
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
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县）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
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盐铁旧制，没有成功。
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
从此各地私铸日盛。
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
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
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
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发现。
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
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
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
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
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
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
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
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
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
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南北朝：
由于北方大批劳动人手南渡，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利灌溉发达，南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荒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高，品种增加。
尤其荆扬两州，土地人口占南朝疆境之半，“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
鱼盐杞梓之利，充斥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虽然主要手工业部门还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铁、制盐、采煤、造纸、瓷器、漆器等手工业仍有发展。
梁筑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可见产量之高。
东晋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纸，有白如霜雪的纸，也有各种彩色纸。
纸往往以万枚计，屡见记载。
青釉瓷器的烧制工艺和造型技巧，东晋南朝都有出色成就。
隋朝：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
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
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
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
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数千艘。
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
史籍记载，邺城郊郭居住着技作商贾，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经进献给文帝的绫文布都是由这些技作户制造的。
建造战船和龙舟的工人大量为征自民间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专业工匠。
开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间私造大船，船长三丈以上的一律没收，说明民间存在着造船工匠。
这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虽然也允许自己开业，但却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
他们具有特殊身分，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个月），租调是否减免不详。
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
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
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
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
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征发百姓。
五代十国: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
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
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北宋：
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
手工业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
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
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
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
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
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
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
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
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
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
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
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
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
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
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
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
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
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
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
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
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
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
今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
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
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
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
宋仁宗皇祐（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
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
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
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
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
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
宋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
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
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
宋仁宗皇□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
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
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
宋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
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
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
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
纺织业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
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
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
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源）、青州（今山东益都）、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
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
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
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
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
亳州（今安徽亳州）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
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
“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
……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
非贵非骄，靡不务此。
……争为纤巧，以渔倍息。
”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
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
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
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
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
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
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
宋代造纸技术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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