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问题由来与解决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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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回归记——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外交博弈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1998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倒计一周年，一群纯真的澳门小朋友在大三巴牌坊前的台阶上动情高唱《七子之歌》。

这是70多年前闻一多的不朽诗作。

稚嫩的歌声将其化作一道撕心裂肺的呼唤：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新中国在“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迎来了“七子”回归。

16世纪：

葡萄牙人的捷足先登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始于明朝，比英国人占据香港早近300年。

如果从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收买明朝广东地方官，借口晾晒货物取得澳门居住权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葡人据澳竟逾396年！

这是什么概念？

中国最长的封建王朝唐朝不过290年，两宋相加也才319年。

葡人据澳后，明朝延续91年先亡，清朝延续275年又亡。

至于民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页也翻过去了。

但是葡人居然还在统治澳门。

原因何在？

葡萄牙人16世纪进入中国，正值他们执掌世界海权的强盛时代。

当时明朝主动放弃海权和郑和下西洋活动已逾百年，但国势依然不弱。

葡人几次武力犯华均遭失败，最后变换招儿，以行贿欺骗的方式占据了澳门。

他们承认朝廷对澳门主权和行政管理，搞所谓“自治”，每年向中国交纳租银。

1588年西葡无敌舰队败给英国，葡萄牙开始衰落。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为了保住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从顺从中国的主权管理，逐步转向借助列强的力量来维护他们对澳门的统治，谋取更大利益，乃至觊觎澳门主权。

1661年，葡萄牙与英国签署军事互助同盟条约，攀上一位大哥。

1840年，大哥通过鸦片战争拿到香港。

葡人不免有些眼红，忿忿不平，于是也向中国政府提出，停交一切赋税，割让澳门。

理由是，他们也要像英国那样，成为天朝面前的平等国家。

有了大哥的撑腰，1887年，葡萄牙与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取得澳门的“永驻管理权”，从此免去了朝廷命官和税赋。

但是条约没有割让澳门，仍难平葡萄牙人的心头之愤。

他们在澳门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就不能取得澳门主权？

英国人才来几天？

这也太不公平了！

葡人很快受到了安慰。

他们没有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但这不妨碍葡国事后从中国人那里拿到一笔庚子赔款，尽管这只占全部庚款的0．025％，但数量还是可观的，大约为92250两关银。

更重要的是，葡人得到一条经验，无需多少付出，只要与强国保持一致，就能分享战利品。

他们要求天朝平等待人：

给别人的好处我也要有份儿。

这也造成了葡国对华外交事事攀比英国的特点。

1928年，10年修订一次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再次到期。

国民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新约不废旧约，只作了修订，保留了有关澳门地位的条款。

但是1930年，葡国政府颁布《殖民地法案》，竟把澳门划为葡萄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7年1月中葡通过换文达成协议，葡方放弃治外法权。

中方则保留重谈澳门问题的权利。

当时国民党正在全面进攻解放区，无暇顾及港澳。

葡萄牙人躲过一劫。

1949：

葡萄牙的愚蠢选择

面对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葡萄牙人同英国人一样，惴惴不安。

他们甚至惶惶不可终日。

葡人比英人来华早很多，但是缺乏统治澳门的主权凭证，中国人民和澳门同胞不认可他们的统治传统，他们也没有力量对抗解放军。

他们在澳门几百年算是白过了。

1949年1月，即解放军渡江前3个月，葡驻华公使丰赛嘉在提交葡外长马塔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分析了葡萄牙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共产党中国很可能会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

他提出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式的问题：

一旦中共对澳门采取行动，“列强又会持什么态度？

”

丰赛嘉说：

“综观各方面情况，我们只能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

一、美国立场，即如果新中国政府不对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民主’做出各种保证，则对新政权不予承认；二、英国立场，即设法尽早承认，以此对新政权表示欢迎和好感。

”

葡国政府最初考虑追随英国。

这不仅因为英国是传统盟友，更重要的是英国也有一个类似的香港问题。

这个策略刚一提出夭折了，因为它要求英国派兵派飞机保护澳门。

1949年1月葡外长马塔致电葡驻英大使贝克，说澳门兵力只够镇压共产党在澳门的挑衅，但不足以反击可能的入侵。

因此必须建议英人协防共军进攻。

英人接到建议后犹豫了几个月。

期间发生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渡江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

英人不想把事件闹大殃及香港。

况且他们知道葡人善于渔利，又不会完全听命于英国政府。

两国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几经考虑，英人决定拒绝葡人的建议。

6月15日，英国政府告诉葡国政府，他们决定守卫香港，但是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葡国政府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英国政府违反1661年两国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

无奈之下，葡人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很快得到回应。

9月13日，美国第七舰队访问澳门，舰队指挥向澳督许诺，一旦有难，他将率队前来协防澳门。

原来，第七舰队正在执行美国政府的一项使命，游说亚洲各国，孤立新中国，为盟友撑腰。

这样，葡人又攀上一位老大。

11月1日，英国政府向各国发出承认新中国的备忘录。

葡国外交部回复，他们不能不关注新政权对澳门的态度；目前首先还应考虑同西方国家采取相同态度的必要性。

这就是说，葡国是否承认新中国，一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澳门立场，二是美国承认新中国，它才承认。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港澳政策不取决于英葡两国的港澳立场，而是着眼于新中国的长远利益。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指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

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这次谈话是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由来。

新中国政府宣布港澳是英葡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没有把接受这一观点作为英葡两国与中国建交的条件。

新中国开出的建交条件适用于一切国家。

这就是承认新中国，与台湾断交。

葡萄牙人一味追随美国，完全不考虑中国立场，反而狂妄地把中国对澳门的态度作为与中国建交的前提。

这还不算。

他们竟以为这一招儿颇见实效，使中国不敢轻易回收澳门。

1952：

澳葡政府登门致歉

实际上，这种愚蠢常常导致葡国和澳葡政府自取其辱。

试想在中国领土上，弹丸之地的澳门与广东不过一墙之隔，经济生活离不开祖国。

葡国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

一旦澳门有事，中国方面并无大碍，而澳葡当局可就惨了。

他们一般只能同广东交涉，要找中国政府，非求助第三方不可。

关闸是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

战后葡方在关闸北中方一侧不远处偷设了一个岗亭，企图蚕食中方土地。

到了1952年，这个岗亭仍在。

7月25日，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与我边防军士兵发生武装冲突。

葡军首先开枪，我方进行自卫。

双方交火长达两天，互有死伤。

中方派人入澳交涉，提出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须负全部责任，遭葡方拒绝。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暂时断绝了澳门的生活资料来源。

仅20天，澳葡当局便撑不住了，只能妥协，答应中方条件。

由于两国没有邦交，中国边防军不承认葡方官员的身份，澳葡当局只好派澳门华人商会主席何贤（澳门特首何厚桦之父）出面交涉。

8月23日，澳葡经济局长罗保在何贤等人陪同下，带着他签署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司令致歉。

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岗位撤至关闸外葡方一侧，答应赔偿中方人民币4．4万元。

1955：

四百年庆典偃旗息鼓

这一年，葡国政府在澳门搞了一系列宣誓主权的活动：

1月14日，批准成立纪念澳门400周年活动组织委员会；7月5日，颁布《澳门省章程》，把澳门划为葡萄牙的海外省；8月25日，授意澳葡总督史伯泰任命何贤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委员，制造华人参政的假相；10月12日，400年组委会决定11月份在澳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揭幕纪念碑，发行纪念邮票等，葡萄牙将派一名部长出席。

这些活动带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示威的性质，同时也是想造成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澳门属葡萄牙领土。

中国政府并不介意葡国政府宣称拥有澳门主权，也不想马上收回澳门。

但是对挑衅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却非常重视。

可以肯定，庆典活动一旦实施，势必激怒中国人民，到头来中国政府被迫收回澳门也说不定。

这种结局非但会使葡人碰得头破血流，亦不符合中方的既定方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来访的香港总督葛量洪，请他带话给葡方。

周恩来严肃指出，听说澳门的葡萄牙人要庆祝澳门殖民地成立400周年。

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喜欢这种典礼，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

两个殖民地的共产党人也会有所行动，后果很严重。

葛量洪建议，如果典礼只限一天，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整个典礼要取消！

后经商议，周恩来同意举行一天简单的不会惹起反感的典礼。

10月12日，葛量洪总督回到香港后向澳门总督史伯泰转告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

史伯泰很明智，表示不再搞庆典活动。

但是这个意见被葡国政府否定了。

第二天，澳葡当局还是公布了庆典计划。

直到葡国政府接到英国转来的周恩来关于庆典活动的备忘录，才感到必须下令取消庆典。

他们对外宣布的理由是“缺乏足够的经费”。

葡国政府仍不死心，认为澳门400周年总要留点什么。

庆典活动取消了，纪念碑工程却照旧进行，结果又遭到澳门同胞的抗议，被限令48小时内拆除在建工程。

澳葡当局被迫炸毁纪念碑，并悄悄取消了原定的小型纪念活动。

1966：

澳葡总督签下认罪书

澳门与香港不同。

它不是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程度仅处在中低水平。

主要原因是葡国长期实行独裁体制，以落后的殖民主义方式治理澳门。

澳葡政府的公职岗位几乎都由葡人或澳生葡人占据。

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

其结果不仅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也不懂葡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

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

官方不办学，他们就坚持自办，不畏强暴。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

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仍未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

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

11月15日，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发生冲突。

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澳门日报》记者。

次日，氹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

18日，氹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

但是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便是一口回绝。

这就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使抗议和冲突不断发生。

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扫射前来示威的中国师生，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一二·三”惨案。

该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高潮中，哪咽得了这口气。

除《人民日报》和文革小报刊发文谴责外，广东和各地红卫兵还云集拱北，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

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

12月5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由于事态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帮它摆平。

中国政府仍不想就此回收或被迫回收澳门，所以答复得十分巧妙：

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当局磋商解决。

澳葡政府被迫吞下无邦交的苦果，屈尊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

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请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并清除国民党在澳势力。

10天后，又限期令他们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

22日，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

最后，中方拿出一份“认罪书”，令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

这份“认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