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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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比较
国内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比较
摘要：
20世纪前后，美国兴起了教育科学化运动。
历史学方法因其“科学性”一度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导致美国教育史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图景。
但教育的历史研究终究被认为无助于美国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自1910年学校调查运动开始以后，学校调查研究备受推崇，至1920年代历史学方法已经被学校调查研究取代。
这是美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次研究范式转型。
但是，在教育研究中过分强调实证调查也阻碍了教育科学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
历史学方法；学校调查；教育科学化运动；教育研究范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
笔者以“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等为关键词对国内的《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中国国家书目》、《全国总书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硕博士生论文数据库等权威刊物和资源进行检索，找到了329篇相关论文和2部专著。
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在国际上属于“外生后发”型，即这种类型的研究生培养，先是发生于国外，然后才由我国引进和发展起来。
不仅实践领域是这样，理论领域也是这样。
基于此，有必要研究国外的相关理论。
笔者以“professionaldegreetraining”和“MBA、MSW、M.Ed、MFA、MPA、MPP”等作为关键词对OUP牛津期刊现刊库、Wiley-Blackwell在线期刊、CALIS外文期刊网（简称CCC系统）、Springer电子期刊、EBSCO、ASP+BSP数据库进行检索，找到相关论文110篇。
本文试图对比国内外学者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研究，期待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进步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为了使本研究显得更有条理，本文按“培养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分类，逐一对国内外学者共同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分析，然后再概括出双方在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异同。
一、培养目标的研究比较
我国学者非常重视培养目标的研究，在进入研究生扩招阶段后，有研究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结构调整和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从培养目标来看，研究生培养应实现从学术型到应用型的重心转换”［1］。
一部分学者认同这种看法，有学者就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实用专家级”人才［2］；也有学者对中职硕士培养目标进行定位，认为“中职硕士学位应该是一种专业学位，面向特定职业应用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3］；还有学者提出“类专业学位”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
在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的名义下，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与规范，培养“现有国家专业学位类型中所没有的职业型人才”［4］；也有学者通过对专业学位研究培养目标的历史进行考察后得出新的培养目标的研究［5］。
几乎所有学者都赞成“应用型”“实用专家”的培养目标。
国外学者也非常重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研究，但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是针对一种具体人才提出培养目标。
如美国学者G.塞力格就针对工程师提出了培养目标，他认为工程学应该充分开发有用的应用软件的潜力，它是在有限资源的框架内提供解决方案，教育需得使工程师能够充当“变革推动者”［6］，这里就提出了将工程师培养成“变革推动者”的培养目标。
有的学者提出的培养目标甚至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区域、具体的人群，或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如，美国学者帕斯卡尔·詹姆斯·尹佩拉特等专门讨论了纽约州立大学Downstate医学中心的一项护理专业硕士项目，该计划初衷在于保护城市居民和移民的健康，旨在培养帮助公众解决健康问题的专业人士，以协助通过人群干预解决布鲁克林的2465326名居民的各种健康问题，而其中38.5％是移民。
由于这一培养目标的具体性和明确的指向性，这一项目在2001年7月开始设公众卫生（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课程硕士。
12名学生于2002年6月入学。
目前有80名学生在读，有18名学生已于2004年和2005年毕业。
这一项目的培养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健康专业人士来解决以往遭到忽视的社区健康问题［7］。
国外的学者反对模糊不清的目标。
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卓尔与阿比·海德，以理性批判的态度，批评了传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培养“知识渊博的实干家”的目标，他认为这种培养目标并不符合实际，也不能在实际中真正应用，因为这个概念对于侧重学术还是侧重实践并不清晰［8］。
在国外，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文章很多，基本上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个项目的具体培养目标的分析，甚至对于区域广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也只是在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
同样是在上一篇文章中，作者乔纳森·卓尔与阿比·海德呼吁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计划，但只是针对具体的医学而言，并且要求“同时提供给大学自行决定赋予课程当地特色的空间”［8］。
由此可知，国内外学者都重视专业学位硕士生的职业性和能力性特征，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国学者提出的“实用型专家”、“职业型人才”等目标，抽象程度过高，适应面过宽，且缺乏详细分析，所以有点口号式的倾向，即使是关于某一专业培养目标的确立，也是具有抽象、涵盖面广、但实用性不强的特点。
同时，我国学者提出培养目标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像国外学者那样，将目标的提出建立在大量具体事实和长期调查积累之基础上，而是基于比较空洞的理论分析，或者没有分析，干脆就是自己的主观见解和提议。
二、课程设置的研究比较
国内学者对专业学位课程研究，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关于国外课程设置的介绍与评价的探讨。
如学者黄海平对英国石油地质专业硕士的课程特点进行介绍，认为其特点在于“课程设计详细，授课内容灵活，课程的实用性非常强，学生毕业成绩由校外考官根据课程记录、论文质量和面试结果统一评定”［9］。
袁锐锷对美国教育硕士课程进行了介绍：
“美国全国教学专业委员会（NBPTS）制定了一系列标准与程序来认定美国的优秀教师，成为重新设计教育硕士课程的指导框架。
美国许多大学根据NBPTS的标准重设了教育硕士的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0］学者高亚杰对日本教育硕士的课程特点进行了介绍［11］。
唐仁华总结了美国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认为“美国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服务个性化需求、必修课程少、选修课程多、强调拓宽知识面、学用结合等特色”［12］。
第二种，是关于课程设置的一般要求或原则探讨。
如杨宁的硕士学位论文介绍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的课程设置的一般要求：
“
（1）面向需求、体现特色。
（2）课程内容基本水准。
不同的培养单位所制订的课程设置方案可能不尽相同。
”［13］潘全“对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中课程体系的制订前提和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课程体系的制订遵循了共性、系统性、交叉性、可扩展性等几个原则”［14］。
刘辉煌也谈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基本要求［2］。
第三种，是关于课程结构的探讨。
杨明全通过对多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课程设置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说“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结构应”减少理论性课程，增加教学实践课程；调整公共必修课程的比例与课程内容，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比重，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等”［15］。
杨宁的硕士论文中，以工程硕士为例，指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的课程设置应涵盖四个方面的基本课程：
数理基础知识类课程、专门知识类课程、人文社科知识类课程和工具性知识类课程［13］。
还有一些类似的文章。
这些文章，大多来自理论思考，即使有一些调查分析，在数据采集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显得非常有限；在数据分析上比较简单和浅显。
国外学者的研究，从内容上来说，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对国外专业硕士培养的介绍与分析。
美国学者费恩专门探讨了越南工商管理硕士的培养现状，从结构上分析了越南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体系的优势与不足，对工商管理硕士的八个项目提出具体的改进和操作性的设计［16］。
第二种，关于课程方向的探讨。
美国学者彼德·多拉托分析到：
美国有学者提出4年制的工程学士学位人才不能适应美国现有工程实践领域需要，学校应向用人单位提供学历为工程硕士的人才。
这一提法也许在实际操作上还为时过早，但向工程实践领域提供更高学历的职业型人才乃是一种趋势［17］。
第三种，关于课程结构的探讨。
德国学者阿卡德曼探讨了生态工程硕士在野外作业时需要的课程结构，包括生态科学课程、跨学科的横向课程、野外探险的技能与策略训练课程、和平与安全教育课程四大块［18］。
美国学者德费尼指出传统的MBA课程设置中忽视了道德教育，要求重视在课程中增加商业伦理与学者价值观的内容［19］。
美国学者里查德也认为MBA培养中的道德教育课程是不容忽视的，提出应对MBA道德教育课程内容进行评估［20］。
第四种，主要是针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的研究。
例如德国学者斯特凡·克莱因在第14届北欧—波罗的海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物理大会上，介绍了课程的主要结构以及在摸索完善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包括主要课程内容、课程表和德国的认证结果。
其研究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吕贝克的两所大学的国际硕士课程“生物医学工程”的实验之上的［21］。
又如，学者J.巴里·汤普森的论文《凯普斯项目提供计算机硕士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经验》，就是建立在对课程学习时间长短的专业学位硕士生学习结果的影响上的。
此文在花费数年时间的硕士课程与仅需12~14个月的硕士课程之间做了比较，并详细介绍了桑德兰大学的计算机硕士课程，尤其是课程的实际参数和评估方案，同时也详细介绍了学术研究环境变幻下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最后提出一些总体的结论和悬而未决的问题［8］。
以上比较分析表明：
中外学者在研究内容上，均关注国外专业硕士培养的发展动态，均重视课程结构的探讨。
但研究差异也很明显：
（1）国内学者更关注课程制订的基本理论与原则，国外学者很少提原则，但研究课程动态与方向。
（2）国外学者特别注重专业硕士尤其是MBA的道德课程与教学研究，他们甚至有专门的企业教学伦理的杂志；我国则相对缺少。
（3）国内重视理论研究，国外更重视具体项目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经验观察加理论思考的方法，国外学者大多采用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三、培养方式的研究比较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大量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文章。
内容主要集中在：
第一，产学研合作的培养方式。
魏玮认为：
“经济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就在于产学研合作培养。
”［22］胡小唐认为工程硕士的培养，应该坚持“校企紧密合作，聚焦企业需求，服务行业发展”“面向企业自主创新，实施订单培养，重点服务国家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培养方式［23］。
北京大学医学部撰文报导：
该部“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7年制医学生和在职申请学位人员实行并轨培养，统一按照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执行3+2培养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4］。
王东旭提出“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就是指研究生培养单位（高校）与合作单位（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且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校研究生培养基地，并形成一种有效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实现高校、企业、社会合作共赢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5］。
学者们在探讨国外专业学位培养方式时，也是强调学校与社会的合作。
邓光平介绍到：
“美国行业组织通过主导专业认证、指导人才培养、参与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等活动对第一级专业学位质量监控发挥着关键作用。
”［26］第二，双导师制改革。
程伟认为专业学位研究得到发展对现有导师制提出了挑战［27］；郑园主张“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28］；刘成立对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实行双导师制的理由［29］；羌建峰提出了医学专业硕士实行双导师制的设想［30］；杨跃认为应在教育硕士培养中推行双导师制［31］；周欣基于对医学院的导师实践提出了导师评估的方法［32］。
第三，区别全日制专业硕士和非全日制硕士的培养在修业年限、理论与实践课时的分配上的区别［33］。
这些研究，对于培养方式提出了许多设想，有些设想是借助国外经验提出，有些是根据个人经验提出。
国外的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产学研培养方式。
国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中，约有70%的内容都会或多或少地探讨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的产学研合作问题。
如英国学者斯科特基于对一个职业性高校的长期实验，提出了专业学位硕士各项技能的提高，有赖于学生与企业界的紧密结合［34］；美国学者赫琳达更是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出发，以大量事实论述了产学研结合对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有效性［35］。
第二，修业年限与课时分配。
国外的学者往往会根据学生的不同类别探讨修业年限与课时的分配问题。
如印度学者哥什谈到：
对移民学生可用远程教育的方式，由此要增长修业年限，2~3年方可修完全部课程，取得学位［36］。
美国学者帕斯卡尔谈到一个公共卫生项目，建议该项目由3个学期24门课程来实践。
为了照顾非全日制学生（实际上参加这一项目学生主要是非全日制的），必修课大多在晚上或周末开设［7］。
第三，网络教学。
学者马德琳·亚布拉迪·达尔格伦探讨了专业学位硕士生如何提高通过网络学习获得学位的问题。
他指出：
自1999年以来，维尔纽斯米纳斯技术大学就相继出台了三个网络学习攻读硕士学位的课程系列。
为了提高网络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维尔纽斯米纳斯技术大学开发了建筑和房地产管理攻读硕士学位的智能教学系统（ITS-CREM）。
该系统由6个子系统组成：
域模型、学生模型、教师和测试模型、电脑学习系统数据库、决策支持子系统和图形界面。
该文就该智能教学系统进行了分析［37］。
以上分析表明：
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都重视产学研培养方式，重视不同类型学业的修业年限与课时分配。
不同的地方在于：
（1）国外学者更重视专业硕士的远程与网络学习。
而国内学者更多是探讨集中培养。
（2）国内学者重视导师制的改革，倾向于倡导双导师制；而国外研究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双导师制的文章，这可能是因为英美等国家硕士培养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导师制已不成为一个问题的缘故。
（3）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对培养方式的提出基本上缺乏事实依据的分析；而国外学者更加倾向于以某一所学校的某一个项目作为分析对象，提出的培养方式往往经过了研究者较长期的实验，或实验性实践的检验。
四、实践环节的研究比较
实践环节是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国内外关于培养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模式的探讨，都注重实践环节。
我国学者的探讨，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提出自己主张的探讨。
如学者王大忠提出应该从“人才培养机制、人才选拔机制、教育运行机制、质量保障机制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工程硕士培养的实践创新”［38］。
杨宁更是探讨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实践环节培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认为：
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实践环节培养时应该注重培养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现实技术水平及制造企业的运作管理方式，通过参与实际课题的研究或企业的具体工作，训练研究生发现及解决工程应用中技术及管理问题的能力，增长本领域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实践环节需考虑以下两点：
实践与学位论文相结合；建立实践基地。
”［13］第二，关于某一学校某一项目的经验总结与介绍。
如学者聂文斐等“以华南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例，提出了以实践为主线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三段式的培养方案及相应的培养机制”［1］；学者李忠等“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从建立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奖助体系和实践教学基地、改革课程设置、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做法”［39］；华丽水等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工程硕士的培养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实践能力培养的介绍，文章写到：
“基于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要求和自身实际，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工程硕士培养探索了依托工程中心、重大项目、重点团队的培养模式，即通过工程研究平台的实践来拓展技术研究能力、通过工程培训平台的实践提高团队创新能力，通过工程实训平台的实践提升工程实践能力。
”［40］
国外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大致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如美国学者乔纳森通过对15名研究生的深度访问，发现来自医学学术教育机构的硕士生们倾向于强调学术造诣方面的培养，而来自护理专业的硕士生们注重实践层次。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
护理硕士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实践，做知识渊博的实干家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护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太可能兼具学术与实践［8］。
巴伦德认为：
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传统的在教室中进行企业管理教育的方法已经过时了，真正的学习应该是到实践中去，学校师生与实践基地的专业构成团队，这样才能及时补充理论学习和模拟实践学习的不足［41］。
凯普路认为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团队学习，只有在实践训练中才能真正取得成效［42］。
第二种是关于讨论实践有效性的。
如美国学者帕斯卡尔提出：
公共卫生硕士的培养，应包含250小时的社区实习要求，以把他们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公共健康实践中。
文章指出学生的实习在连接课堂与社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二者之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7］。
美国学者麦克唐那的研究通过使用描述性的设计和定性研究方法，对10个学生和10位教师进行了两次访谈，得出结论说：
参与实践的学习使学生感觉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和额外的任务，使教师也意识到了实践教学的益处。
虽然实验表明师生偶尔会质疑新的知识如何在实践中使用，但最终，学生和教师还是一致认为，硕士水平的实践教育改革将会促进护理专业水平提高［43］。
美国学者莱夫威尔通过对健康护理专业硕士生职业体验实践的调查，发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护理不亚于对他们身体健康的护理，因此，那些开设了护理心理学系列课程学校的硕士生，比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的学校的硕士生，在护理实践中会取得更好的效果［44］。
以上比较表明，国内外学者对实践环节的研究，都重视对实践环境重要性的研究，都探讨实践的途径，也都重视个案研究，但在研究具体问题的细节上有差别：
（1）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一部分以提自己的主观主张为主，而国外学者则几乎没有只提自己主张的研究文章。
（2）国外研究者有大量文章检测实践的有效性，而国内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3）我国学者提出的实践途径，往往有三四条甚至更多条，且对所有实践都培养合适，而国外学者一项研究中往往只提一个实践途径，并对这一途径进行深入剖析，如前面提到的服务社区的高级护理专业的培养模式的探讨，就只提到了与社区紧密合作这一实践途径，并围绕这一途径进行了大量的量化分析与事实说明。
（4）研究方法不同，我国的研究重视经验与个案，但基本上是经验总结型的，而国外对经验与个案的研究，大都采用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五、结语
总结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四个领域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
（1）两者都重视对于以上四个大的内容的研究，且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但总的来说，国外的实践比国内实践要长得多，所以理论研究比我国先进，国外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借鉴。
（2）国内学者注重理论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结论试图解决共性问题，但往往针对性不强；而国外学者更注重实践与细节的研究，且针对性和应用性很强。
（3）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虽然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难以深入探讨，但通过对大量论文的浏览，确实发现两者的差距非常显著，国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介绍研究方法，而我国的研究却很少，即使硕、博士论文中自称采用了一定的方法，但离教育科学研究范式尚存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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