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从文字到影像的爱情诠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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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从文字到影像的爱情诠释

《倾城之恋》从文字到影像的爱情诠释

　　［摘要］2009年初“内地第一编剧”邹静之将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同名电视剧。

原著叙述一对自私男女间一段角逐式的、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一种经过各种权衡之后的爱情交易，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却将其演绎成了一个琼瑶式的浪漫爱情剧。

结局虽似相同，即最终都以一场战争成全了这对男女，但细细品味，却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小说透过爱情写生存，带有苍凉之感，而电视剧则为爱情而爱情，基调阳光明媚。

从小说中的文字到荧屏上的影像，改编者努力使影像符号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关键词］《倾城之恋》；倾城；相恋；底色

　　小说《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完成于1943年9月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叙述一对自私男女在沦陷区上海和香港两地因偶遇、试探与徘徊而敷衍出的爱情故事，张爱玲把这段纠缠不清而且夹杂着杂质的爱情诠释得别有一种风情和韵致。

香港作家李碧华曾说过：

“张爱玲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掏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

”［1］1944年张爱玲自己将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在上海连演80余场，场场爆满；1983年许鞍华将其改编成90分钟的电影；2009年初“内地第一编剧”邹静之又将其改编成36集的长篇电视剧。

仅两万余字的小说一下被其扩充到几十万字，其中用来演绎白流苏与唐一元、范柳原与洪莲的情感“前传”就耗去整个前半部的篇幅，而后半部也是继续沿用复线结构，即同时演绎白范之恋和七妹宝络的爱情传奇，其中人物与情节的大量增添就不足为奇了。

更为关键的是，邹静之的改编偏离了原著的主题意蕴和审美风格，把张爱玲对生命的感悟改成了琼瑶式的浪漫爱情剧，这种过度诠释甚至使电视剧在原著基础上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大话”与“戏说”色彩。

下面笔者就从“倾城”“相恋”和“底色”三个方面来考察两种艺术样式中的“倾城之恋”。

　　一、倾城：

城市/美貌

　　单从题目上看，读者很容易想到西汉李延年唱的《北方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其中夸张地叙述了一个北方佳人惊世骇俗、摄人魂魄的美好风姿。

因此，“倾城”本义是指城墙的坍塌，引申义是指女有美色，倾倒众生。

小说里的“倾城”更多沿用字面的本义，指称香港这座城市的沦陷，而电视剧中的“倾城”则偏重美色这个引申义。

　　小说《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的世俗情爱故事，两人都为了各自的目的谈恋爱。

在这场情感交易中，白流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拿出百分百的智慧和精力去攻守“爱情堡垒”。

她需要婚姻作保障来抓住这个男人，以获得“经济上的安全”［2］76和生活上的安稳。

而范柳原游戏人生，只想从白流苏那里寻找一点精神慰藉，却又不愿负婚姻的责任。

经历了无数回合心灵的博弈与情感的讨价还价，白流苏努力来的最好结果是得到一个“情妇”的地位。

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和上海的沦陷“成全”了她。

在最低限度的生存与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面前，人们匆忙抓住现实中的东西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他们结婚了，因为“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在香港这座有形的城市坍塌之后，他们敞开心扉，将对方“看得透明透亮”，从而获得了“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而“这一刹那足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个十年八年”［2］82。

“心城”在瞬息万变的战事中悄然坍塌后，他们在精神上达到了某种短暂的妥协、平等与契合。

　　虽然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的真情，白流苏也拥有了她期待的“安稳”，但一座城市的倾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两个人的本性，它只是在那一瞬间轰毁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心城”。

结局虽然美好但并不圆满，甚至有些苍凉色彩。

在此，张爱玲巧妙地改变了“倾城之恋”这一成语故事的传统内涵与内在逻辑，白流苏不是因为貌美而赢得“倾城”之恋，反而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即“倾城”为她赢得了心仪之婚姻。

　　而电视剧中的白流苏则有倾国倾城之貌，虽然已经28岁，接近青春的尾声，打扮起来却内敛清丽、落落大方，不单相貌出众，而且满腹诗书，处变不惊。

由偶像明星陈数饰演的白流苏更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行为举止，还是待人应物，均沉稳得体，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书香望族小姐的气质。

就算白流苏没有认识范柳原，凭她的外貌与气质，完全也可以另择佳偶，剧中也叙述了白流苏有众多的追求者，如在香港有商界人士刘先生、年轻律师邱先生，回到上海老家又有报社主笔吴先生，并不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除了范柳原就别无选择。

相对于原著中白流苏不过是一个“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自己的文章》）的自私女人而言，电视剧里的白流苏彻底颠覆了这一形象。

　　而范柳原也不是张爱玲笔下“粗枝大叶”的华侨，而是“实实在在”的美男子。

饰演者是阳光帅气的黄觉，他本就是众多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范是华侨富商家庭的私生子，通过官司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且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身边不乏女人。

他之所以会爱上白流苏，除了相貌吸引之外，更是因为她长得酷似其初恋情人洪莲。

剧中叙述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好男人，对于改嫁他人的初恋情人始终无法释怀，因而他也无法给白流苏结婚的承诺。

当战争来临，他顿时醒悟，在战火连天的世界里，渺小无力的个人无法预知明天的事情，于是范柳原向白流苏许下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

他们的爱情是始于外貌上的相互吸引，战争只是爱情的催化剂，是战争加快了他们走上婚姻之路。

这是一部热情、时尚的爱情偶像剧，制作人利用各种手段包装演员，利用精致的场景、合拍的音响和唯美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提供给观众一种“悦耳悦目”的视觉奇观和感官愉悦，这体现了电视剧的大众性和商业性。

　　总的来说，在小说的“倾城”意在指城市的倾覆，是城市的坍塌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而电视剧中的“倾城”则实实在在是指主人公的美貌，他们最初的好感是基于外貌的相互吸引。

改编者利用当下的当红明星和大众的偶像崇拜，让俊男靓女在电视剧里倾情演绎，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

　　二、相恋：

婚姻/爱情

　　电视剧《倾城之恋》不仅在“倾城”这一意象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动，而且其中的“恋”也随之改变了，恋爱的归宿也由单方追求之婚姻转变为双方真爱之流露。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爱情都是《倾城之恋》的主线，但不同的是，小说透过爱情写生存，而电视剧仅仅为爱情而爱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境界。

　　在小说中，白、范之间有着一种不对等的爱情。

范柳原是渴望爱情的，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把爱情当作终极目标来追求，他希望白流苏懂得他，但他无意于家庭幸福，只是把爱情当作一种目的。

当战争来临，一切都不可靠了，范柳原能抓住的也只有这不对等的爱情。

白流苏则是一个在爱情中机关算尽的小女人，当然不是说她不希望得到爱情，但对处于困境中的离婚女人来说，爱情实在有点奢侈，婚姻才更重要，也许她更信奉后来毛泽东所谓的“一切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3］的著名格言。

虽然最终香港和上海的沦陷成全了他们，让他们走向了婚姻的殿堂，成就了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但这只是一场没有对等爱情基础的婚姻。

　　白流苏并不是为相爱而结婚，而是为谋生而相爱，凭着青春和美色换得生活上的保障和物质上的丰裕。

用《花凋》中的话来说，就是“做‘女结婚员’是她们惟一的出路”。

在传统中国女性看来，一纸婚约比什么都来得实际，有了婚姻，就有了长期饭票与未来生活的保障。

因而这是一个女性对婚姻的追求和追求到以后依然不幸福的喜中带悲的结局，这也凸显了作品的悲美特质与苍凉风格。

　　相比之下，电视剧中的爱情少了世俗功利，少了钩心斗角和相互猜忌，同时也少了小说中特有的阴冷与苍凉。

电视剧上演的是一段琼瑶式的浪漫爱情剧，剧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是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也可说是加入了政治色彩的“年代剧”，因为其间凭空添加了大量原著中没有的抗日内容。

范柳原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白流苏对范柳原的爱是萌生于自然的吸引。

相貌出众、知书达理的白流苏身边有众多的爱慕者，她有选择权，之所以选择范柳原不再是因为需要下半辈子的经济依托，而是被其身上散发的男性魅力所吸引。

在徐太太正式介绍之前，剧情就已经设置了风流倜傥的范柳原与姐妹俩的接触，特别是在危急时的解救之举，更让这俩姐妹印象深刻，这样的情节正是爱情偶像剧的程式化编排。

还有白流苏后来那段现代式的爱情宣言：

“这次我到香港来，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情而来的。

自从上次回到上海，其实也是日日在思念，我常问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情，答案是：

有。

那既然心里有情，别的不就不重要了吗?

”［4］656在这里读者能清晰地看到白流苏的真情流露。

一对平凡男女由于身世遭遇相似而惺惺相惜，同样历尽感情沧桑而对爱犹豫不决，最终归宿是以真爱为基础的美满婚姻。

　　电视剧中的白流苏贤淑大方深明大义，敢于对不幸福的婚姻说不，敢于走出令人窒息的旧家庭。

白流苏的爱情态度是：

“男女之事，不是有人喜欢我，我就一定要喜欢他的。

”［4］630这种情感表白已经和小说很不一样了，积极追求个人幸福，很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需要。

从这种意义上说，电视剧的爱情具有更多的浪漫与现代言情色彩，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倾城之恋，爱得天真烂漫，爱得轰轰烈烈，爱到地老天荒。

　　纯真的爱情应该说一直是该剧的主要内容。

范柳原对初恋情人洪莲的留恋和思念，是范柳原不想和洪莲的影子――白流苏――结婚的真正原因。

对于如此痴情于初恋情人的男人，我们无法指责其在白流苏面前的徘徊与游离不定。

而白流苏也是一直在寻找真爱，寻找心灵契合的另一半。

整个剧情对真爱的宣扬也正迎合了大众文化中爱情至上的“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与情感实现”［5］。

在文化消费时代，只有契合大众的情感、心理、审美需要的影视作品才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张爱玲曾说：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留情》）她的笔下永远也没有真正的爱情，而电视剧却迎合了当下大众的口味，通过偶像明星叙述了一个理想的爱情故事和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三、底色：

苍凉/浪漫

　　张爱玲的小说一向以苍凉风格著称，《倾城之恋》也不例外，虽然她以少有的团圆为结局，但读完却给人一种阴冷悲凉之感，这跟她生长的环境和身世有很大关系。

原著虽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世事无常的背景，但也不难看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有着张爱玲父母爱情的影子，中西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让他们最终以离婚结束，这对张爱玲的人生和创作均具有深远影响。

　　小说《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男人，而白流苏也是封建遗老遗少的后人，他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背景与作者父母一样都大相径庭，所以他们精神上像平行的铁轨一样永远达不到交集。

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忙着谈恋爱”［2］83，范柳原为了得到真爱，白流苏为了得到经济上永久的安全。

他们彼此算计，相互刺探，暗暗较劲。

小说中的中西方爱情观差异是很明显的，范柳原代表的西方爱情观更看重爱情本身，而白流苏代表的东方爱情观则更注重爱情的结果。

小说中有一处描写二人爱情观最激烈的一次碰撞：

“我不至于那么糊涂。

我犯不着花了钱要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

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

唉，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2］72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只不过是求得婚姻的手段，是女性赖以生存，借以栖身的工具。

但香港的沦陷让范柳原在“一刹那”认识到了平凡夫妻的意义，于是白流苏终于获得了她想要的婚姻。

　　“人往往就是这样，一旦被命运抛到生死灾难的边缘，平实的、庸常的生活就可能成为首选。

”［6］结局似乎是美满的，但契机却是偶然的，她虽得到了婚姻，可未必就得到了终身的依靠与一辈子的幸福。

在这大团圆的背后，充满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凉氛围，张爱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2］84，作者这是在隐喻白流苏――也许是所有女人――另一种同样无法把握的命运，结尾以胡琴咿咿呀呀拉上了帷幕，渲染了一种凄怆的氛围，形成了小说所特有的苍凉的美学风格。

　　小说《倾城之恋》中的苍凉之感来源于张爱玲对人性、亲情、爱情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与入木三分的冷漠描写，而电视剧却将其演绎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童话般美好的爱情传奇，白、范之间步步为营的爱情角逐被置换成了琼瑶笔下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卿卿我我。

与原著相比，苍凉感与人性内涵被无限稀释，而温情与浪漫则被无限放大。

剧中白流苏曾说：

“‘情’这个字是最不能强求的，有些事情强求了不见得有好的结果。

”［4］510在整部剧中都贯穿着这一思想，追求真爱，简单而清晰，在电视剧里观众已全然感受不到张爱玲小说中那种生存的“惘惘的威胁”。

《倾城之恋》的改编者不仅在情节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而且在主要人物性格上涂抹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亮色，以进行理想化的提升与美化。

白流苏变得知书达理、温柔开朗、与人为善，范柳原则玉树临风、出身显赫、情深义重。

总之，电视剧《倾城之恋》里的“张味”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琼瑶剧的童话色彩与浪漫喜剧氛围。

　　电视剧以圆满喜庆的结局出现，二人在婚礼上互相表白生死不渝的爱情誓言，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商业语境中的《倾城之恋》把原著那种严肃的人性思考与人文主题淹没得无影无踪。

因为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商品，其流行性和群众性“既是它的生命线，又是它的死亡与更新的必然性的关键因素”［7］。

邹静之在对《倾城之恋》进行再生产时，正是迎合了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并融入时尚美学元素，使这部文学经典在荧屏上大放异彩。

　　小说中所有的诙谐都是悲凉的底子，张爱玲的笔下永远也没有彻底的喜悦，生命只不过“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

而电视剧营造的是一种浪漫的氛围，为创下更高的收视率而尽情涂抹与改写，因为观众在乎的不是一种理性启蒙或文化沉思，而是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是观赏的轻松和愉悦。

　　小说讲叙一个自私女人和一个多情男人之间的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电视剧却叙述了一个宽容善良女子和一个痴情男子在战火纷飞中可歌可泣的爱情，同是大团圆的结局，却给人不同的感悟。

小说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让人看不到未来与希望，而电视剧则显现着生命的平凡延展和不灭希望，是男女主人公幸福生活的开始。

　　从各自的文化逻辑来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无疑，原著为电视剧提供了优秀的题材与情节，电视剧则为原著走近大众提供了更为感性、便捷和直观的样式。

小说和影视，文字和影像，有着各自不同的受众诉求与价值取向，也有着各自的媒介优势与先验缺陷，两种艺术形式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好坏之分。

只是在小说中，张爱玲用一个苍凉手势呈现出人性的深度与生活的真相，而在电视剧里，邹静之则将浪漫手印烙在俊男靓女们的世俗美梦与理想人性中。

　　［参考文献］

　　［1］李碧华.绿腰［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0.

　　［2］张爱玲.倾城之恋［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毛主席语录［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

214.

　　［4］邹静之，刘亚玲.倾城之恋［M］.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9.

　　［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

译林出版社，2000：

39.

　　［6］金宏达.平视张爱玲［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128.

　　［7］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4.

　　［作者简介］张劲松（1970―），男，湖南冷水江人，文学博士，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与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