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治学之路及其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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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治学之路及其意义
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治学之路及其意义
孙海林
《恰同学少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时成了热门话题。
我们自然会想到“毛泽东”这一用家谱辈序所取的名字——润泽华夏，恩惠东方。
会想到中国几代人会唱的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会想到《辞海》中写道：
“毛泽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会想到诸多美国名人的评价。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说：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
“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
”迈克尔·H·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列榜》中，将毛泽东列在第20位，排在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之前，并且大大超前于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
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已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那么：
毛泽东为什么能创造奇勋伟业而获得如此辉煌大成呢？
其根本原因是他获得了真正的学业大成，即获得了人生和事业大成所需要的高超本领和素质。
毛泽东又是怎样获得学业大成的呢？
他实行了真正的
学习革命，解决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层次而相互关联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
本文旨在用客观史料和唯物史观，研究毛泽东早年的治学之路，给人们特别是年青人以启示和教育。
1902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历时16年半，其中小学（含私塾）9年，中学2年，师范5年半。
他小学阶段一边读书，一边劳动，熟读经书，爱看“杂书”，也读过一些新书。
中学阶段关心时事，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结合，以新学、西学为主。
师范阶段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社会科学为重点，博览群书，为改造国家社会储才蓄能。
1918年夏至1923年春（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之前），毛泽东两度从事教育工作，两次赴北京、上海，一面读新书、马列书，一面投身教育实践，开展革命活动。
一、为何学——“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何学”，指求学目的或求学目标，也是理想、志向和抱负问题。
请看毛泽东是怎样立志为祖国而学的。
他8岁开始读书，27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条深刻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时代精神和浓厚个性色彩的求学道路，伴随着求学的行程——韶山（东山）→长沙→北京（上海），相应的求学目的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1、“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贫困农民苦苦挣扎的情景，毛泽东从小在忧国忧民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
他不喜欢读经书，而爱读《水浒传》等一类反抗皇室官府的“杂书”；他不讲以读书来做官发财，而常和人谈论“富国强兵之道”；他钦佩中外历史上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英雄人物，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同学互勉。
基于对祖国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他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自主恢复学业，于1910年秋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从此，离开了闭塞的山村。
他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了第一次选择。
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给他的父亲，表明自己矢志求学、报效祖国的宏愿。
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韶山人民，说他是“宏中肆外，国尔忘家”。
在投考试题《言志》的作答中，他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
校长阅后赞不绝口地说：
“我们学堂里录取了一名建国才。
”[1]在东山高小学习期间，他还写了《救国图存论》之类的作文，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志向，无论是内容和文字都受到国文教员的赞赏，批语道：
“视似君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2]
2、“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
由于求知欲望的增强，救国热情的高涨，1911年春，毛泽东又赴长沙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
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投笔从戎。
南北议和后，退出新军，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
因这所学校不能满足他求知和报国的愿望，便入湖南图书馆进行自修。
最后几经选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
这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的又一次选择。
在步入师范前的两年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为救国救民而刻苦求知。
在一师的5年半，毛泽东胸怀救国大志，践行德智体“三育并重”，刻苦攻读，潜心研究，顽强地进行体格锻炼，同时主持学友会工作，创办工人夜学，深入农村调查，团结志同道合者建立新民学会，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时代青年中出类拔萃。
他认为，“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
在学生时代“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
[3]为此，与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4]他还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也就是探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
他说，青年人必须“高尚其理想。
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5]“高尚其理想”，必须依靠新思想的指导。
因为“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6]“高尚其理想”的新思想就是革命真理，就是“大本大源”。
因此，他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一日未得真理，即一日无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
”[7]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立志探求真理，这种志向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求学的灵魂，并在他求学的整个经历中起支配作用，规定着他求学道路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这条道路的始终。
3、“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上海，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5个月。
他说：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
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通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8]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在北大，他如饥似渴地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接触了各种社会新思潮和蔡元培、陶孟和、胡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傅斯年、罗家伦等名流，特别是爱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其思想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
1919年4月至12月，毛泽东任修业小学教员，以主要精力主编《湘江评论》，撰写了《民众的联合》等30多篇文章，学习和宣传“十月革命”，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世界”。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为开展驱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去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
他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信仰。
1920年夏至1923年春，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兼一师校友会会长、国文教员，一方面革新学校教育，开展社会教育，一方面成立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建立党团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开展革命活动，为后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1月在留守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毫不隐晦自己的政治主张，感慨万千地对会员们说：
“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能宜采用。
”[10]他极力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新宗旨。
毛泽东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改造国家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真理与道路。
二、学什么——“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
“学什么”指学习的范围、内容及其性质。
毛泽东早年的求学行程和求学目的决定着他的学习内容，既刻苦攻读“有字之书”——经书→“杂书”→报刊→新书→马列书，又潜心研读“无字之书”——寻师→取友→游学→调查→实践。
古往兮来，对“有字之书”，人们都知道重视它，而对“无字之书”，有不少人却等闲视之，有谁比得上毛泽东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并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读“有字之书”：
1、经书。
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的6所私塾读了6年经书。
他从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开始，接着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继而读《公羊春秋》《左传》《汉书》《纲鉴易知录》等经史书籍。
毛泽东把6年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他说，我小时候“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11]此后他一直坚持读古书，如 1916年2月29日 给萧子昇写信说：
“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
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
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12]周恩来曾说：
“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
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很熟练。
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13]
2、“杂书”。
毛泽东最爱看《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传》等“杂书”。
对其中的故事几乎都能背诵下来，经常给小朋友、有时还给大人们讲述。
特别是英雄好汉的行为和农民造反的故事，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并给他后来的戎马生涯以最初的启示。
他回忆说：
“我熟读经书。
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14]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书，还有《红楼梦》《金瓶梅》《聊斋》《西厢记》《东周列国志》等仍是毛泽东的案头必备书。
3、报刊。
以时间为序，毛泽东早年依次重点研读的主要报刊为《新民丛报》→《民立报》→《湘江日报》→《公言》杂志→《甲寅》杂志→《新青年》→《共产党》月刊。
他在延安时期留下一句名言：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并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
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
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
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5]当年在一师的教室、寝室见不到毛泽东，他一定在阅报室看报。
同学们都称他为“时事通”。
随着所读报刊的转换，毛泽东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到信仰马克思主义。
4、新书。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辍学种田，在挑灯夜中读了清末改良主义者写的三本新书，即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列强瓜分之危险》。
他说：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
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而“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立志出乡关”。
[16]到东山高小又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联想到国家的危亡和自己的责任，非常激动，对萧三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时间长不要紧。
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
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17]1912年秋冬，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修了半年。
他研读了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自然科学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社会通论》等，还有世界历史、地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等。
凡是当时从外国文译成了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
他说，当时每读一本书，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的吃一样。
”[18]如《天演论》中主张“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反对“好古而忽今”，提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观点，对他影响很大。
5、马列书。
毛泽东于1914年第一次在《湘江日报》上看到有关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激起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次去北京、上海，他不仅阅读了一批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西方书籍，而且研读了李大钊广泛搜集的马列主义书籍及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他觉得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第二次去北京、上海，主要是联系实际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他曾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可是这些书上，并设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20]
读“无字之书”：
1、寻师。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尊师求学，而且向社会寻师求教。
1909年，维新人士李漱清从外地回到韶山，他主张去除神佛，兴办学校，改庙宇为学堂，遭到许多人的非议，毛泽东却拜他为师，经常去找他问学求教。
1915年，长沙开办的船山学社是湖南文人学士讲演王船山及湖湘学术思想的场所，毛泽东经常去听讲。
1916年，柳午亭（即柳直荀烈士的父亲）留日归来，毛泽东听说他在体育理论与实践上造诣很深，便步行100多里，登门求教。
后结合自己的体会写了一篇至今熠熠生辉的《体育研究》，发表在《新青年》上。
1917年春，日本知名人士宫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
毛泽东与萧三特地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一望见”，“聆取宏教”。
2、取友。
毛泽东提出“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表达了他渴望得到同学、朋友帮助的迫切心情。
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邀请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
当即应邀者有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他身边聚集了蔡和森、萧子昇、何叔衡等志同道合者20余人。
他们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问题讨论了100多次，得出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1918年4月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
至五四运动时期，会员发展到74人，学会由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转变为先进的革命团体。
3、游学。
毛泽东十分重视向社会实际学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和罗章龙游览过长沙的禹王碑、贾谊祠、飞虎营和岳麓山、妙高峰的古迹及屈原、王夫之的故居。
1917年暑假，邀萧子昇进行修学旅行，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城镇、农村，步行900余里。
1917年寒假，又与陈绍休走访了浏阳市铁炉冲一带。
1918年夏初，还同蔡和森游历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地。
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张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具体实验。
同学们看了他的游学笔记，称赞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4、调查。
毛泽东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21]他在游学中，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进行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职业、公共事业、教育状况及社会世态、风土民情等调查，深深感到农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了解到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和要求。
湖南一师附近有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电灯公司，聚居着许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
毛泽东利用课余接触工人，和他们交朋友，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
第一次去北京期间，两次赴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调查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深感唤起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起来进行斗争之必要。
这些都为毛泽东在建党后领导工农运动、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5、实践。
毛泽东早年的实践活动是全方位的。
一是军事实践。
辛亥革命时期他为湖南新军里的“秀才兵”。
后在一师的军国民教育中，领导课外志愿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王汝贤师3千余人的枪枝，师生们称他“通身是胆”。
二是社会实践。
在一师主持学友会工作，开展仇日反袁活动，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从一师毕业后，继而进行“新村”试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主编《湘江评论》，开展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实行“湖南自治”的尝试。
三是教育实践，全面革新小学教育，改革师范国文教学，先后创办工人夜学、民众夜学和湖南自修大学，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
四是革命实践。
第二次去北京、上海返回长沙后，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一大”，建立湖南党团组织，争取黄爱、庞人铨及其湖南劳工会；倡导劳动立法，建立工人团体；领导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奧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及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铜官陶业工人罢工等。
在党的“三大”，陈独秀总结“二大”以来的工作时指出：
“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怎么学——“自己看书，自己思索”
“怎么学”包括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运筹、学习艺术等诸方面，而研究毛泽东的“怎么学”，要把握他所主张和践行的“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这一重点。
对孔子、朱熹等古代学者善疑好问、独立深思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非常推崇的。
1、学习兴趣。
毛泽东酷爱读书。
他曾说：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22]他认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也不会感到苦和累；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看不下去。
因此，在韶山，“他像猫逮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
”[23]在湖南图书馆，“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在一师5年半，除了规定所学的10多门课程，他课外所读书籍超过1000册1亿字。
他一生读过的书究竟有多少，无法精确统计。
他亲自圈阅和批注过的诗词曲赋就达1590首。
他的书房“菊香书屋”收藏有他经常阅读、浏览的好几万卷书。
2、学习态度。
毛泽东特别强调治学要有吃苦精神。
他说：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24]他最忌恨懒惰，认为“懒惰为万恶之渊薮。
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
[25]只有“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才是“良习惯”。
[26]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奋发踔厉，刻苦用功，从早到晚，学习不止。
他每天提前起床，照例进行冷水浴和“六段操”后，迅速走进自修室，在窗前迎着熹微的晨光，朗读文学或英语。
有时也去后山君子亭看书，称“静中求学”；间或还有意识地到喧闹嘈杂的南门口去看书，谓“闹中求学”。
上课时，或正襟危坐，专心倾听老师讲解，或聚精会神地钻研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
午后或空闲时间，总到阅报室去看报。
晚餐后，照例邀集一些同学外出散步，互相交换一天的学习心得，或谈论时事问题。
一到晚自习，便集中精力钻研社会科学。
每当夜深人静，同学们已进入梦乡，他却在茶炉室或走廊上的灯光下看书。
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废寝忘食。
他没有上过馆子，没有进过戏院，没有坐过人力车，唯一例外的是到火宫殿吃过臭豆腐。
星期天回校晚了，就到食堂要点冷饭吃。
几身衣服运用加减法，冬天加，夏天减；穿了补，补了穿，直至毕业。
3、学习方法。
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刻苦勤奋，而且讲求读书方法。
在他的读书方法中，有的来自老师的教诲，有的来自自己的学习实践。
杨昌济强调自学，提倡用分析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以“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主张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徐特立主张“定量”、“有恒”、“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和“不动笔墨不看书”。
袁仲谦主张“四多”：
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
毛泽东直接受这些读书方法的影响，并在学习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完善的发展。
他主张在自学的基础上研讨、交流、“质疑问难”，“自学”与“共学”相结合；主张正确处理“博”与“约”、“通”与“专”、“新”与“旧”、“中”与“西”，以及积与不积、精与不精、恒与不恒的关系。
科学的读书方法使他在治学的征途上如虎添翼。
4、学习运筹。
毛泽东的学习运筹，指他在学习活动中的心理运筹、时间运筹和智谋运筹。
运者，行也；筹者，划也。
学习运筹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的学习方法，而是学习中的方法论。
（1）心理运筹。
人的学习心理是学习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学习活动。
毛泽东的学习心理——兴趣、情感、意志等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人。
在一师借读《二十四史》最能反映他的学习心理。
历史老师罗元鲲有一套《二十四史》（850册，约4000万字），他借一本、读一本、还一本，以异常的惊人毅力，在一学年的课余和假日就读完了。
（2）时间运筹。
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一。
学习时间的长短与学习的“量”一般成正比例关系，而与学习的“质”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函数关系。
他运用学习时间的辩证法，取得了一般人不能取得的最佳学习效果。
1907至1909年，他整天在地里劳动，但坚持“学足三余”。
就读湖南图书馆时，严格执行“自修计划”，早上第一个到，傍晚最后一个走，中午只买两块米糕充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在一师则实行“五段课程”计划：
“所谓五段课程……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课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
所谓五段者如此。
”[27]（3）智谋运筹。
毛泽东的谋略智慧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习和人生等各个方面。
论谋略智慧，古今中外的著名谋略家都难以与他媲美。
他的学习智谋运筹主要体现在：
一是“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他认为，人非圣贤，不能孜然而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
改造国家社会，绝非少数几个人可以办到的，必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可以共谋大事的同志、朋友，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和志向而协力奋斗。
二是“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制订的探索真理的谋略是“国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而以“国内研究”为主。
他期望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能有像屈原、贾谊一样的爱国济世之才华，立志扶摇直上九万里，担当起拯救天下、整顿乾坤的历史责任，创造国家社会和个人美好的未来。
三是“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
他说：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斢换过来。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28]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5、学习艺术。
毛泽东一生注重实践，但又是以书为伴的。
他在知识的海洋遨游，深感读书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们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学习实践与思想，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因为他的读书生活是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如，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寻师”与“求学”、“亲师”与“取友”、“自学”与“共学”、“自己看书”与“自己思索”、“静中求学”与“闹中求学”相结合等。
在湖南图书馆的“自修计划”也很有特点。
他借鉴《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治学经验，将要读的书分为当读之书、当熟读之书、当看之书、当再三细看之书、当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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