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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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引言
在理想的状态下，国家进入乡村秩序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立法进入方式，即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作为规范基层秩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是执行国家法律的机构，它不应当有独立的立法权（除非特别授予之），而是以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为工作目标。
二是仲裁进入方式，即不直接干预基层的管制规则，而是在对方出现问题时介入裁定是非。
由于裁定的结果须基层机构去执行，因此裁定的权威性不能不极大地依赖于执行者，而且，由于裁定进入的暂时性-它通常只针对某个单一的事件，其处理结果不能扩散-成为其他事件遵循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组织往往发展出自己的规则处理事件。
这些规则并非由国家颁布，但在多数情况下亦未遇到对方明显的禁止，即处于事实上的默认状态。
当出现了基层组织不能或不想自己解决的问题、希望他者介入的时候，它需要“邀请”国家进入、并提供资料或对方要求的帮助。
在中国乡村多发生的情形接近第二类。
在这种情形下，基层组织的重要不仅在于他的官方授权地位，而且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排它性的管辖机构。
“相对独立性”意味着，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的局部范围里，它们往往有在长期实践中被承认（默认）的相当部分“立法”及“司法”权力。
这些权力未必代表国家，但却比后者的权威性毫不逊色；在执行方面，它们享有相当程度的选择空间；在联系国家的进入方面，基层组织具有“邀请”及选择-辨别哪些事交给外面（上面），哪些事内部解决-的权力。
而“排它性”意味着基层组织的立法和管辖权并不能轻易被它者替代或废除，或者，即使在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实际上也会因为缺少执行机制而搁浅。
所有这一切，在乡村秩序中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建制或制度基础，它们和其它制度-比如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税赋结算制等-共同作用，维系着现阶段基层组织的支配地位。
这种支配地位，在我看来，虽然因经济组织方式的非集体化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这些社会建制之所以特别，在于村民各项行动的正当性-依据通常的分类，有政治（选举）、财产（收益）和社会（福利）权利-传统上是由“村庄”这个社会单位界定（或否定）的，而且，这种界定通常并不需要依据更大范围的宪法，就是说，对于村民各项权利的保护主要由前者而非后者承担。
虽然宪法在理论上应当具有这样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往往仅限于抽象的表述一般性原则方面，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一般性原则往往被树之高阁，相反，村庄组织对村民分享权利资格的界定权，则长期受到社会个体及组织、甚至是更高级组织的承认。
结果，在乡村基层，对于村民各项权利的界定与管辖并没有分开-由理论上的不同单位行使，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现象，使得对村民正当行动的界定成为基层组织主要的管辖内容之一，如果村民离开了村级组织的管辖范围，就等于放弃了应当分享的各项权利。
这样的情形，为我们思考下列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方向：
在基层组织因“利益分离结构”的作用、缺乏社会支持基础的条件下，是什么使得基层权威的地位得以延续？
看起来，如果仅仅看到基层结构的不稳定一面，就无法理解基层社会基本秩序绵延不断的现实。
当然使用权威主义模式的观察者可以争辩说，这种秩序源于基层政权的强力控制，但若仅仅如此，我们何以解释，现今农民依赖市场的普遍发展，并没有使基层政权的权威根本解体？
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假定，上述社会建制（socialconstitution）支持并巩固着基层政权的地位、从而使其成为农民生存所需依赖的机构。
这些社会建制在必要的时候邀请来自上层的支持，但通常它具有相当自主的地位，能够独立地起作用。
借助这种地位和作用，基层政权“给予”了村民作为社会成员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村民才能具有现实的“权利”，才能发展出他和社会公共体制发生联系的渠道，诸如他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的渠道。
而在此之外，他们的权利界定虽然能够找到可查证据，但因为缺少现实的制度基础支持-没有执行机构帮助其实现权利，这些权利只具抽象的意义。
本章选择使用来自各地的、主要是当代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资料，观察地方权威的管辖权及其性质，在我看来，它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基层政权控制辖区的某种制度性基础。
虽然许多乡规民约只具有文字表述的意义[2]，它通常是应上级的要求而定，作为“依法治村”的证据，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但是，对于我们观察的基层组织而言，它们仍有不可多得的涵义。
原因是，这些乡规民约基本上是由基层组织、或其委托的人士起草，并在基层组织中得到广泛认同的作品，因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这些人对于其权利、权力、责任、义务和管制方法的认识。
本章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低度稳定的结构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为什么仍然得到延续？
处理这样的问题，需要认识基层治理中的另一些因素、尤其是，需要认识其绵延不断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抑制结构的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在文尾部分，我将就与此相关的“国家政权建设（管辖权威的深入）”问题，做一初步的、尝试性的讨论。
村庄“成员”资格
财产与人丁的共同登记，不仅建立了户口与税赋的关联，也建立了乡民与某种基层“公共”组织的确定关系，它需要一种基层组织去记录、查实并担负户口变更的工作。
而这个组织的功能并不单一，它不仅记录和查实户口，还对记录在册的，纳入组织的人实施管理、照顾和保护的责任。
对于村民个人而言，如果他失去了在册的单位，在获得卸去税负“自由”的同时，也同时失去了与公共组织联系的途径。
在通常意义上，这种“失去”联系的游离状态也许并不重要，但在出现问题需要求得公共组织帮助的时候，其受到保护的身份就会遇到麻烦，对方完全可以一句“不归我们管”，推卸自己的责任。
另外，由于教育、福利、养老等社会服务供给通常是由基层组织担负的，离开了组织的登记范围，就意味着放弃这些服务的享用资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弃“权利”）。
因此，户口制度不仅仅是出于管制的需要把农民人丁划为区域，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对农民、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各项资格/权利的界定（承认）单位。
这样的单位，在乡间，传统上是区域性的。
时至现今，区域管辖的办法一直延续着，这使基层政权和农民在该区域中的成员资格认定关系密切。
有人根据户口制度与税赋的关联判定“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的展开，而实际上，人们很难在上级的户口管理部门查到确切的村民户口，原因是这些户口不仅由基层登记、自下而上地进行，而且在基层查对、更改并取得承认。
在国家部门，户口只是备案用做各种统计的依据，乡村福利并没有由国家提供，乡村税务也不由国家单位直接收取，而基层管制中的所有事项，都须以对户口的承认为据。
可以说，掌握户口及其实际意义者"，基层是也。
户口虽然是上级分发补助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依赖基层的上报和不断确证，这无形中给了基层通过“报户”而控制税、赋、役、捐、免的权力。
户口登记背后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至对登记的基层监督也在一些地方发展起来：
在本世纪30年代的河北丰润，一位地主将自己的10顷田登记为5顷以逃避地捐，曾被人发现受到处罚[4]，而发现和处罚的实施都是来自乡里组织而非国家税官。
这一证例表明，在村民登记及其成员资格确认方面，基层组织的“历史”作用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这种组织的组成（成分）不同而已。
与历史相比，当代的乡规民约对户口的重视没有大的改变，它仍然以户口登记的年龄、性别及其田地作为提供公共劳赋的基本依据，其理由是田地的公共所有性质。
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许多农民将自己的田承包给他者，并安排由对方负担各种公粮税费，自己进城打工，但他们总保持着对出租土地的收回权，以防止失去城中工作时缺乏生存资源。
没有使用田地的村民虽暂时免去了税负，但没有因此也免去该管辖单位中的村民资格，同样，外来的承包者也没有因此而获得永久的村民资格，这正是上述社会建制的作用-人们可能以各种方式逃税或代税，却不愿意放弃户口涉及到的、对村庄公共资源的占有或分配权利-例如承包、租房经商、宅基地的拥有、及（村级）社会福利的分享权。
这些权利显然并不能轻易地从其它组织中得到，尽管他们承认，最后也必须由原来的村级组织承担。
虽然流动使得户口控制的困难增加，但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或是否这样声称，户口与村民在本地区的社会成员身份，及由此生发的享用本地资源的基本权益相关，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基层政权由于户口登记而生发的、对村民成员资格的确定，乃至对其应当享用的基本社会权益的界定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严格规定村内和村外成员的区别，外来人口即使是短期的，也需要办理登记。
对这种区别的重视，在于不同人享受的待遇（权利）或义务有异，村民需要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管理单位，以便明确利益分享、受到保护、接受管理的范围。
在南方的发达地方，一个村庄管辖的户口复杂而类别多样，有人属于乡管户口，比如教师，他们有工资，便不再分配土地，也不必出义务工；有些地方属于农村户口的教师，没有村务议事和选举权（梨树某村）；有人属于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中又有吃商品粮者（自购粮，村庄没有义务负责其粮食供应问题）或吃农业粮者（自打粮，村庄有义务分配口粮田以维持其生计）。
前者与普通的农户不同，他们往往被视为有其他收入的人，所以不能自然具有与他人同等的享用村庄资源的权利。
一些乡规民约规定，这样的人如果居住在乡村，需要另外交纳“福利”基金。
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福利待遇，都以户口登记中的身份确认为据，而且不可以随意改变。
无论是否明文规定，事实上，享受村办各项公共及公益事业利益者，必须是户口在册、受到身份确认的村民，否则就需要附加条件。
“凡户口在我村的村民享有以下权利：
宪法规定的权利；参加村务活动，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干部工作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享受各种公共事业利益的权利”。
[5]
一般来说，村民的身份随着婚姻、出生和去世状况而变化，迁出者往往被要求加上更多的义务：
“凡经批准迁出我村的农业或非农业户口必须交纳福利基金，外地的每人交纳500元，原籍是本村的，每人交纳200元，空挂户口的，按常驻户口交纳的50%，否则不予落户。
户口转出时，一律不退款”。
[6]
这些规定，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公共服务的供给单位。
对村民的公共需要提供“管理”的机构，理论上应是国家在基层的代理机构，但在农村地区的惯例是，非特别情况下-诸如自然灾害等-国家并没有这部分责任，国家多受理由机构或组织、或辖区整体提出的诉求，个人或家庭事件则习惯上交由基层组织负责。
于是户口记录便成为提供村庄“公共”服务的凭据，基层政权有权根据资源的多寡和需要确定条件，比如嫁出者迁出，嫁入者迁入，但迁入者需要有资格认定，这些认定又随着情况而变化：
当需要技术人员时，就以户口作为吸引的条件之一——等等。
进入户口的条件由基层政权控制，进入或迁出，理论上需要上报乡镇批准，但上级“批准”所赖的资料、理由和解释由村庄掌握，因而多数情况下，报批不过是走过场。
基层政权掌握着户口进入的条件和办理程序，以此做交易的也不在少数。
“外村人”意味着不能和村里人享受同样待遇-不分宅基地或只能高价购买，承包费用高，房租高，电费高，没有选举和议事权，不能享用村里提供的福利等，但是这些人却被要求义务同当，“负担”同当，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更加印证了成员资格及其权利界定单位的局部性质。
在这种区域性的、严格的户口制度下，“内”“外”成员的不同身份，标志着村民个人的权益范围和保护这些权益的责任组织不同。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到太平定居：
与太平居民结婚；太平村民的婚生子女；对太平有重大贡献者；来太平投资办企业者；其它由村委会审定，并报人民政府同意者[7]。
严格区分说明对本村“成员资格”的承认或否认。
只有“有常驻户口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8]，正式成员应当是有常驻户口者，而外部的，外来的、暂时的居住者则不具有相同的身份。
不同身份会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权利、安全提供和福利享用区分出来，比如本村居民有优先和优惠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口粮地分配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儿童免费教育权，申请补助权，在本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村务活动，提出建议、批评的的监督权利，讨论决定村中重大问题的权利，享受村中各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而外来人不能拥有相同的权利，除非他“为本村作出巨大贡献”，或是付出所要求的代价-通常比对本村村民苛刻，才有可能“经过讨论”被接纳为“有同等权利”者。
四十六条：
非本村村民在我村建房的，每平方米收费35元；
五十五条：
一切户口的迁出必须严格登记，存档，交清一切费用（提留、摊派、借贷）。
五十六条：
户口迁入原则上要冻结，但特殊情况，如企业聘用的师傅、往来单位的主要领导、上级领导的后顾之忧申请入户的，经总支委会研究，报镇委派出所批准，否则不予入户。
五十七条：
入户人员必须交纳入户费500元，特殊人员的减免，根据本人的贡献，经集体研究决定。
五十八条：
凡1981年以后入户的，没有特殊专长和重大贡献的，不安排就业、建房和农转非，子女上学无优惠待遇。
[9]
这些规定的用意，除了限制资源分配之外，还在于识别成员，明确单个成员的身份归属－确认某人属于某一个管辖单位、或管辖组织。
同城市的非流动人口一样，乡村社会的成员并不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这种人会因缺少社会建制中的确切身份（states），失去对自己正当权益的保护组织的照顾，他们的存在需要经过基层组织的“确认”，因而管辖单位具有村民社会身份的界定权－证明其正当权利的作用。
村民如果进入其他的社会组织，则不能自己说明自己的来路，必须由基层组织证明、并转移“介绍”其社会身份，否则没有其它的组织愿意、或有义务对个体担负同样的责任，这时个体很有可能被排除在社会建制的保护之外，受到歧视性对待。
乡村基层有很多冲突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
常村村民薛某（男）1988年与邻村妇女王某结婚，婚后生一子。
由于婆媳、夫妻关系恶化，二人于1991年离婚。
根据当地风俗，王某应携子迁出户口，但她不从，反而招婿进村再结婚，而薛某亦另组家庭，并有一"子。
两户发生土地争执，王某认为，自己仍是村民，有正当户口，不应交出从前分给她和儿子的土地。
她上告法院村庄的收地行为侵权。
法院根据户口登记，判决王某及其子继续拥有结婚时该村分配的土地4.86亩。
但村委会根据乡规民约，将王作应迁出户口者看待，并决定将其土地收回，分给薛某的新媳妇和儿子使用[10]。
在这个例子中，对村庄成员资格的确定有重要意义。
我们看到，不仅这种确定权位于非常基层的位置上，而且它一旦确立，就很难被乡规民约以外的其它法律所约束或废除。
在一般情况下，对村民成员资格的确定主要是村一级的权力，这种权力受到村民的广泛承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甚至，在村级确认和上级法律部门的确认发生冲突时，村民舆论站在乡规民约一边。
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承认的户口，才能享用村庄资源的分配，“不承认”户口依据的是乡规民约，它支持剥夺该村民享有土地的“合法”权。
在上述例子中，虽然法院已经判决，但这种判决需要依赖村庄对户口资格的确认，缺乏确认，判决对乡规民约难以发生效力。
如果确认村民资格的权威在基层政权，而后者以自己的法规、而不是法院的法规为根据，我们很难认为，该村民确实受到其他法律的有效保护。
一些乡规民约意识到矛盾的存在，规定“与国法冲突者以后者为准”，但村级政权对乡规民约的解释权又是绝对的，通常是在乡规民约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送官法办。
在四川一个类似的纠纷发生后，村民代表会议曾“否决”了法院的判决，集体反对两位外来的、但已与本村男子离婚的女子继续拥有村民户口、并领取土地补偿金。
他们的理由是，保护村庄公共财产免受“外人”的贪图[11]。
村民享用权利的条件
村内、外成员资格的确认遵循历史上的自然居住原则，但否认资格则由基层组织控制，因此在不同的乡规民约中，都确定了不尽义务者将被剥夺的权利。
显然，这些权利在乡规民约的设置中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必须被基层组织认定后方可生效。
否则所有“权利”将被取消：
“坚持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对太平村不尽义务者，不得享受太平村民的权利及优惠经济待遇”（同上，页464）。
“村民有享受本村举办的各项公共和公益事业的利益和权利，但未履行义务的村民除外”。
这些条件能够提出，村庄组织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它所要求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提供上述权利声称中的基本内容，从而使得村民有所倚赖，同时，它还需要掌握惩罚手段，以帮助违规者认识他的处境──预见他继续违规的后果。
这两个方面都同村庄财产制度有关。
村庄财产主要由不动产组成，财产的静止不动（只有承包，相当于租地）、或阻止其流动、或只有村庄政权有权决定让其流动（进行交易），是现今村庄财产管理的主要形式。
它限制了外部人对财产的竞争，促使村庄财产的封闭和集体管理，从而使得以个体产权为基础经济交易、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机会大大减少。
这非常有利于村庄组织对经济机会的垄断，这种垄断，即其对经济机会的绝对占有地位，是其上述“惩罚”手段的主要来源。
它们非常方便构成服从义务的条件，因为村民依赖这些财产创造经济机会。
一些乡规民约为了保证村民义务的实施，将义务工纳入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即未接受无报酬的建勤工和劳动积累工者，在承包土地的合同（权利）方面将遇到麻烦：
“建立健全建勤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管理制度，村委会把两工纳入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保证两工的落实”。
[14]
享用权利的条件规定，使得村政权得到制定条件、及处罚违规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相对于其他法律有着优先地位，至少也有平行的地位，这种地位多由村庄政权自己授予自己。
在村级班子心目中，乡规民约与其它外部法律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效力，这种效力一再被各种乡规民约重申，使之家喻户晓：
“被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的，按本村规民约也应处理的，可以并处”；“凡在本村辖区内的违法乱纪事件，适用本村规民约处理；本村规民约由村委会负责实施和解释”[15]。
一些谨慎的乡规民约规定了不服者的上诉权利，但多数则只有“按规定处罚”的字样，而“规定”显然由基层政权制定。
这些处罚纯属民间性质，它处理的是尚未达到立案标准，亦未触犯国家法律者。
一些处罚规定详尽，一些则了了数语，给了规定者随机应变的空间。
更为严格的乡规民约将村民的其他利益，比如评选先进，参军，选聘人员的资格，与执行乡规民约的功过联系起来：
“建立村民挡案制度。
年满16岁的村民应予以立挡，将村民遵纪守法、执行《乡规民约》的功过是非记入挡案，作为评选先进、参军、选聘人员的依据”（同上，页9）。
但如果认为，乡规民约对村民只有处罚没有保护也不正确。
事实上，对内的处罚和保护是乡规民约的两个互为联系方面，但保护也是内外有别的，就是说，是非辨别是一个标准，内外成员是另一个标准。
譬如陕西硫酸毁容案中的丈夫受到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将其在外打工、不守妇道的妻子找回处罚，就是基于保护本村男性村民的“地位和尊严”-对那些不能安分守己的妇女加以惩罚的传统。
没有村庄的纵容，这个村民难以有如此胆量挑战法规，正是因为有乡规民约不成文的默许，硫酸毁容才未受禁止、得以在众目睽睽下进行。
难怪当事人已经进入监狱，他还是坚信自己能够在村庄的斡旋下回家[18]。
这种坚信，来自他对乡规民约及其执行组织——基层权威的经验。
无论这种保护是否符合正式法律的基本原则，重要的事实是，其他组织无法提供同样有效的保护，而这一点足以让村民产生倚赖。
不被承认为村民的“外人”，乡规民约不对其受益权的实施保护责任，但其处罚权却有增无减。
在同样的事情下，对外的处罚重于对内的处罚，对内处罚常常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替代，但对“外人”，由于社会关系起作用的机会大大减少，减轻或替代的成功率很低。
夏家没有进入村庄单位的保护系统，又难以从其他的社会单位中找到有效的保护方式（除非他建立私人性的保护组织—黑社会），是其主要的危险。
不难发现，乡规民约对于保护系统内、外者的不同原则，客观上起着巩固村庄内聚（solidarity）的作用，而内聚的中心是能够提供保护的组织，通常这就是基层政权。
如果一个村民需要取得村内身份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和保护，它必须以其承认的方式和程序进入这个保护系统－比如出生、户口正常迁入、婚嫁、继承等等，或是以对方赞许的行为方式活动，以取得相应的受保护资格。
似乎有理由推论，在乡村，如果没有其它的保护系统存在，或者它们虽然存在，但并非如此有用，那么，对于村民来说，进入这个保护系统就非常重要。
对村民身份的承认，使村庄成为一级组织实体，它帮助村民避免伤害、享用安全和福利，也成为村民地位、其权益声称、申请保护的实施单位和组织。
村庄组织协调着村民的生活秩序，而被保护者自然应当认同并服从村庄秩序，村民权利受到村庄的保护并非没有条件——它需要以服从村庄整体（集体）要求为基础。
这些现象表明，乡村村民的各项权利实现，事实上是以村庄为单位被界定、被负责的，村庄成为确保个体权利授予和实现的执行组织。
村庄不同，不仅提供的权利内容会大不相同，实现权利的方法也会大不相同，但所有的乡规民约都没有忘记，规定这些权利是有条件的-违反规定者，权利将被取消。
显然，村级政权保障权利的能力是实现其管制权威的重要条件。
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依赖于村庄权威对“集体”经济税收的控制权，在那些控制较弱的地区，村级政权提供的“权利”没有实际内容，他的权威地位就明显减弱。
在浙江调查中的“村穷民富”者，则属于这种情况。
村级政权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能够通过正常税收来支持，而必须由村办企业来支持，企业的赢利状况、以及是否在村级政权的控制中，与其通过社会建制获得的制度权威密切相关。
内外成员的区分和不同处置，提出了乡村公共领域的缺乏问题。
乡规民约的范围以村庄为边界，如果个体离开了村庄组织的辖区，村民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问题或者没有人管，或者被转到他本人所属的村中处理。
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的乡规民约针对不同的被管辖者，越过辖区边界进入“公共领域”的人，则意味着失去对组织的所赖，所以在实际上，似乎不存在一个各辖区之外的“公共场所”规则，或者说，村民在公共区域很难找到保护者，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那些权利内容，也由于失去了具体执行的组织建制而不能实现。
在乡村，单独游动的个体经常存在着被侵权的危险，原因是，他离开了上面所说的社会建制的保护边界，处于无人负责的境地，歧视性对待便接踵而来-他通常很难与其它有组织所赖的个体在权利上被等同对待。
比如土地承包，在乡村普遍存在着多种价格，本村村民一种价格，外来户则通常是“市场”价；此外，外来的承包者须上缴的公基金和管理费都可能大幅度上扬；更为常见的，是外来者和内部人的不同谈判地位，他们和内部人签的合同，可以被对方随时推翻-如果承包土地收益不菲，出租村甚至可能推翻公证合同的年期和费用标准，以收回承包权为由迫使对方提高租金。
这就是说，内部人的回收权在基层组织的负责下随时可以兑现，并不受到双方公证合同约束。
基层政权，在这种时候，往往代表村内成员，它只为本村成员的利益而工作，它们工作于对辖区资源的垄断，避免外（他）人的竞争，以此保护村内成员的利益。
在这两个案例中，外村人的权益受到危害的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离开了以村庄为单位设立起来的权利界定和保护建制，他们并不属于租地一方的村民成员，因而既不受对方乡规民约（原则）的保护，也得不到自己原来所属的组织或任何公共组织（执行）的帮助。
虽然他们的行为合法且应受到国家法律的肯定，但在某一个村庄的辖区中，国家法律不能越过辖区自己的规定不请自来。
除了一个一个分割的辖区之外，处于公共场所中的个体，必须适时地找到管辖自己事务的具体执行单位，这种单位正是（村级）基层政权。
在理论上，公共领域的法规存在并适用的范围更大，但在乡村实践中，不存在一种超越乡规民约束范围之外的公共领域，因为前者通常不能废除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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