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第一章楚人的早期历史和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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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史第一章楚人的早期历史和文化
楚国史
作者：
魏昌
弁（biàn）言
对于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假如说“光辉灿烂”，诚然正确，可惜未脱俗套，全无传神之妙。
也许，只有借用《文心雕龙》评楚辞的话“惊才绝艳”，才足以当之。
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通行的历史教材中，楚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仍被等闲视之，而北方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则几乎成了定律了。
有见于此，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
（《群言》1993年第6期）信哉斯言!
于我心有戚戚焉！
楚人的国祚大致与周人的国祚相等，也有约八百年之久。
楚人的创业精神比周人的创业精神更为卓绝，“筚路蓝缕”这个形容创业惟艰的成语正是楚人的典故。
至于楚文化，则不仅不比周文化逊色，而且可以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希腊文化竞辉。
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宏富，需要许多学者去做殚dān精竭虑的研究。
假如能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相反亦相成，那就表明楚学真正繁荣起来了。
友人魏昌先生对楚国史情有独钟，孜孜致力，兀兀穷年。
先前已出过一部《楚国简史》，近来又写了这部《楚国史》，成果之丰硕实属难能可贵。
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只要经过比较，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楚国史》既保留了《楚国简史》精洁明快的风格，又包含着《楚国简史》语焉未详的新意和引而未发的创见。
以实为贵，这是魏昌先生治学所信守笃行的宗旨。
论据求其严实，论点求其平实，论说求其朴实，这样的境界不是浅学者流所能达到的。
张正明
1996年7月10日
叙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亲笔题写书名的魏昌同志的力作《楚国史》即将出版问世。
这是楚史、楚文化研究中一件值得注目的好事、大事。
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是他多年来对楚史、楚文化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是他运用考古学资料为历史研究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魏昌同志这部著作，是以通史的体例著述的，从楚人的早期历史文化起，然后按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顺序，全面系统叙述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既“纵通”，又“横通”，读后印象完整清晰，是一部很好的楚国史教材，填补了我国楚史教学的空白。
楚国八百年的兴衰史，在人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且对后人总结兴亡得失，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这部书从楚国的建立、发展、崛起、称霸、鼎盛至衰亡的全过程，叙述甚详，史料翔实，立论有据，令人印象深刻。
为楚国史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科学实践。
楚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学问之道，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要取得成果，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赞誉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功之美，而究其原因，却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和魏昌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学友，深知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
然而他有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中，硕果累累。
特别是对楚文化潜心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不倦。
他才思敏捷，观察深刻，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在他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些优良秉赋。
也许这些地方正是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建树的原因所在。
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内涵及作者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滕壬生
1996年7月于古荆州
第一章楚人的早期历史和文化
一、楚族的渊源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
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
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
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
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yǎn人徐人等同属东国。
……熊盈当即鬻yù熊，盈鬻一声之转。
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èè。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
……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与东方说相反，有的学者持西方说。
如姜亮夫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ZhuānXū发祥地在祖国西北境，即昆仑山一带（《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岑cén仲勉则进一步把楚之先祖与西亚拜火教相联系，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
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上册）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上楚所统治的本为蛮族或苗族之故。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认为熊绎之被周王朝封为子爵，居丹阳，就是因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故楚国是为“苗的楚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
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
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
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
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
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
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zhuàn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sù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
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
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
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ZhuānXū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
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
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
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关于“五帝”的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kù、尧、舜为五帝。
《礼记》以太昊hào、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
《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
《皇王大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黄、炎同源，他们出自何方，古代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
《国语·郑语》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jiǎo]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jī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
”故黄、炎二帝，均源自少典氏（有熊氏）和有蟜氏（蛇氏）部落集团，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和陕北一带，并以地名为姓。
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史记·五帝本纪》），炎、黄集团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后，与东之东夷、南之苗蛮集团或杂居相处，共同开发，或激烈争夺，黄帝集团就在这一“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kǎn”（《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中崛起，先战胜了九黎，后又兼并了炎帝集团，一统中原。
《史记·五帝本纪》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平者击之。
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于空同，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Xūnzhōu，合符釜fǔ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丸山，一作凡山，今山东临驹jū境。
岱宗，即泰山。
空同，即崆峒kōngtóng山，在陇右。
鸡头，山名，在陇西。
一说为崆峒山之别名。
熊，即熊山，今河南偃城境。
湘，即湘山，今湖南岳阳境。
釜山，今河北怀来境。
按此说法，黄帝集团势力已东至海，西至崆峒，北至河北，南至江，此虽为传说，但其政治、文化影响所波及范围，则是可能的。
黄帝势力的发展为颛顼ZhuānXū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据说，黄帝有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史记·五帝本纪》。
）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说明黄帝集团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裂变成众多的分支，所以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颛顼集团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冠以“颛顼”称号的氏族部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囊括万汇以为一家”（顾颉jié刚《史林杂织初编·颛顼》（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版）。
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吕氏春秋·古乐》：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jiào外，南至大筰zuó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lóng江。
绳水，即金沙江。
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
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
《左传·昭zhāo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
卫，今濮pú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zhǒng。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yù之山，帝颛顼与九嫔pín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xùn县浮丘山。
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
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
《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hè，少昊hào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
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
《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mi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昊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
太昊的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fù，地处豫、鲁一带。
“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
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
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ZhuānXū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
楚族之先祖上溯sù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kù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
“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
”）。
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
火正，古五行官之一。
《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
”罗泌bì《路史·前纪》：
“……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
”《礼记·月令》：
“（孟夏之日）其神祝融。
”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
《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吕氏春秋·孟夏》：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
《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
《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
鲧gǔn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huàn]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
欢头，即兜dōu，传为“苗裔”（裴péi骃yīn《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
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
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重黎及其后既为帝喾kù高辛的火正，所以其活动中心当应离高辛居邑不远。
裴骃《史记集解》：
“高辛都亳bó，今河南偃师是。
”《左传·昭公十七年》：
“郑，祝融之墟也。
”杜预注：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
”郑，今河南新郑。
新郑与“帝丘”濮阳、偃师相距不远，足见颛顼、高辛部落集团一直是活动在一起的。
《国语·周语上》：
“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
”韦昭注：
“融，祝融也。
崇，崇高山也。
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崇山，即河南嵩山。
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
可见楚之先祖世居火正，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
附:
楚族族源表
二、楚地先民及其文化
荆楚地域广袤mào，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
《左传·襄公四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荆地即“九州”之一。
《书·禹贡》：
“荆及衡阳惟荆州。
”《尔雅·释地》：
“汉南曰荆州。
”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
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
汉，即指汉水。
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
楚，亦荆。
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
”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于荆山是分不开的，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
“挞tà彼殷武，奋伐荆楚。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 御簋guǐ》：
“ 御从王南伐楚荆，有得。
”《史墙盘》：
“弘鲁昭王，广纰pī楚荆，往狩南行。
”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
这是楚国的腹地。
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kuí，东抵鄂è。
若从战国时楚国势力的扩展，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
当然，那是楚国先后军事征服的结果，并非楚国的发祥地。
在楚国的腹地，即荆楚地域内，历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对创造本地区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见于考古发掘材料，早在二、三十万年前，楚地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足迹。
1956年在清江畔长阳下钟家湾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被命名为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
1989年5月，湖北郧yún县博物馆在该县曲运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
1990年6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
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所发现，显示人类祖先直立人进化为较进步人种的最完整标本”，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因其地命名为“郧yún县直立人”。
其特征与某些早期智人化石（如长阳人）颇相类似。
学堂梁子属汉江北岸的四级阶地。
从地层中发现与郧县人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有七、八十种，主要有豪猪、弥猴、豹、熊、犀、鹿、牛等。
郧县人是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的珍贵标本（李天元《从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看其学术价值》（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
郧县人及其伴生动物的发现，为认识江汉流域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1992年底，在修筑宜黄公路中，在江陵荆州镇郢yǐng北村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载，1992年10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发掘。
此文化遗址在湖北、湖南等平原地区首次揭示出多层旧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
其中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古人类的活动面，揭示多处当时人们生产留下的遗迹，如由砾石围成的5个圆圈等，这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
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砍斫zhuó器、刮削器等石器。
它的发掘将使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在平原地带的居住生活的探索研究有新突破。
）。
继旧石器时代后，在江汉地区先后发现了千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反映了氏族制社会先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状况。
由此可见，在楚国腹地江汉地区内，一直有先民在此活动生息，辛勤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
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
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
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
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
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
典型器物有内歛liǎn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
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liǎn]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
其中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瓮，壁厚坚实，容量大，既可盛食物，又可盛水，说明其时先民经济生活已渐趋充实。
在器壁纹饰上亦颇具特色。
陶器表面常先施一层红色陶衣，然后主要以黑彩绘上水波纹、人字纹、平行线纹、戳印纹、刻印纹、指印纹等纹样，明快流畅，古朴生动。
与此同时，鄂è东和鄂西北等地亦出土了与大溪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说明这一带先民与江汉地区先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江汉地区先民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等地域先民一样，都相继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
江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因最早在京山屈家岭发现而称为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而来的，与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分布范围，约北至河南南部，南至洞庭湖北岸，东到黄冈以西，西达三峡，中心地区在汉水中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和涢Yún水流域一带。
早期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重要特征。
主要器物有曲腹杯、豆、圈足罐、小罐、鼎等。
其中如钟祥***出土的高圈足豆，黑色，圈足从上至下有整齐的小孔，美观大方。
松滋桂花树出土有瓶形壶、细颈壶、小口罐等，其中瓦棱纹罐灰色，容量较大，纹路清晰，既美观又实用。
公安王家岗出土有曲腹杯、浅盘豆、鼎、歛liǎn口深腹豆、带盖罐、系耳罐等，还出土了一些小罐（明器），说明其时氏族成员已开始分化。
晚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色为主，主要器形有双腹碗（鼎、豆）、直颈鼓腹壶、瓮、碗、盆等，大小不一，各具特色。
如钟祥***出土的罐有大、中、小各类，盆口大腹深，瓮腹大口小，鼎则带盖密封，三足偏矮近地。
已开始采用快轮制陶法，表现在陶器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绳割的偏心纹，许多双腹器上腹都一样，仅下部适当变化。
有少量彩陶，其中蛋壳彩陶杯和彩陶纺轮是最有特色的器物。
现见于天门邓家湾出土的蛋壳彩陶杯、壶，薄如蛋壳，轻巧美观，代表了制陶的最高水平。
同时，在江汉地区各处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陶纺轮，质地一般为泥质橙黄陶，形体轻巧，彩绘鲜艳，图案以旋涡纹、编织纹、太极图纹为主。
纺轮如此多且又大小不一，说明这时手工纺织不仅已相当普遍，而且纱和布还有粗细之分。
约从公元前四千六百年至公元前四千年前，江汉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在八十年代初，考古学界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
后来由于在天门石家河出土的器物最多，并具有典型意义，有学者又称为石家河文化。
它分布的范围，东至鄂东，西至鄂西，北至豫南，南至洞庭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
石家河文化以灰白陶（或黄白陶）为主，彩陶基本消失。
器形复杂，许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见。
如天门邓家湾出土的大型方格纹缸，容量大，可盛粮食或水。
松滋桂花树出土的，三足有耳，口呈双面形，有大有小。
晚期还出土了大陶瓮，是埋葬婴儿和成人尸骨的瓮罐。
这种埋葬方法和平原地区多湖泊沼泽有关。
器物纹饰以绳纹、篮纹并重，还有方格纹、宽带状堆纹等纹样。
轮制器更多，豆、盘、碗多以镂lòu孔圈足为特征。
此外，天门邓家湾还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小陶塑人物和动物。
人物形态不同，神态亦各异。
动物有鸟、鸡、狗、羊、象、龟、兔等十多种。
这些陶塑特征鲜明，生动有趣，是我国原始艺术的结晶。
如兔竖耳、羊卷角、鹰勾嘴、象长鼻，各具特点。
又如人狗相戏、鸟栖狗背等连体造型，生趣盎àng然，不仅反映了先民熟练的雕塑技巧，而且还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说明其时人们审美能力已大大提高一步。
石家河文化中还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瓮棺中发现了稀世珍品----玉雕。
玉雕选用灰白色、黄褐色和青灰色等软玉作玉料，除雕刻成管、坠、珠、璜、环、璧等装饰品外，还有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状的玉器。
玉人头像头上戴帽，耳下垂环，是氏族制瓦解的活标本。
动物玉器有飞鸟、跃鱼、鸣蝉等，或动或静，造型简洁，十分逼真。
其中以玉虎头、玉蝉和玉鹰最有代表性。
玉虎头雕刻正面入手，耳朵直竖，眼睛圆睁，机敏而威严。
玉蝉体扁平，双目外凸，双尾分叉，灵巧而高雅。
一个瓮棺就有一件或几件玉蝉，反映了先民对蝉的钟爱。
玉鹰作展翅飞翔状，目前所见仅荆州博物馆一件，堪称稀世珍宝。
这些玉雕大多穿有小孔，可作佩带之用，既是装饰器物，也同时是最早的礼器。
楚地多产玉石，后来楚国多玉器，是有其悠久的玉器雕刻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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