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贡献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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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贡献的分析

黄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贡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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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黄帝时代的物质文化

　　1、农业文化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就是“艺五种”。

所谓“五种”，按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注释，就是“黍、稷、菽、麦、稻”五谷。

据史书记载，神农氏时代种植的谷物只有黍、稷两种，及至黄帝时代发展为多种粮食作物并存，足见黄帝时代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取得长足发展。

黄帝时代已掌握了平原农业的许多特点，诸如适时播种，重视土地潜力，广耕耘、勤播种等。

被尊奉为农业之祖的后稷，就是黄帝时代农业发展进步时期涌现出的著名代表人物。

据《诗经生民》记载，后稷种植的大豆、谷子、麻、麦等都特别好。

此外，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已经初步掌握除草、选种、区分不同土壤并因地制宜选择播种谷物种类等技术。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的房屋、窖穴和墓葬中发现粟的遗存，其中有一个小型粮窖，深不足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堆积;此外，部分女孩墓葬中亦有粟类遗存。

时隔不久，上世纪70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长江中下游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又再次发现水稻遗存。

其第一期文化堆积层中有大量的稻壳、稻杆、稻叶等出土物，其中还夹杂有少量已炭化的稻谷、木屑等，呈现为相间的多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2-10厘米不等，总厚度达100厘米以上，最厚处甚至超过一米。

据有关学者换算，其稻谷总量约在120吨以上。

这种估算或许存在误差，但足以说明河姆渡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发达与高超。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遗址、同期河南裴里岗文化遗址等地也有粟类遗存、粟类堆积层出现，这些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址的出土和研究成果表明，黄帝时代的农业生产与技术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人们摆脱自然界以及与自然现象作斗争的能力，增强了部落的整体实力，使整个部落越来越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原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指明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了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独特的中华文明。

　　2、手工业文化

　　农业生产的日渐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文化的发展进步。

其中农业用具制造尤为典型。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遗址中，就出土有不少制作规整的农具如石墨盘、石磨棒、石铲等。

同期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业工具与此基本相同，但制作更为精细工整。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骨耜。

现今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的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遗址中，石制生产工具磨制得更加精细，打制石器极为少见，已经出现挖土工具木耒，有的遗址甚至发现石钺、三角犁形器。

这些农业用具的使用与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明丝织业是黄帝时代最伟大的物质文明之一。

最早提及黄帝元妃嫘祖发明养蚕制丝技术的当属盛唐赵蕤《嫘祖圣地》碑，其碑文指出，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与抽丝编绢之术，为原始农桑业的发展与服饰冠冕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步。

后世为纪念嫘祖功德，以先蚕之礼世代祭祀，更尊其为中国古代文明创始者中的人文女祖，地位非常尊崇。

随着丝织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昔日衣树叶服兽皮的蒙昧时代逐渐远去，于是，“黄帝作旃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于则于扉屦”（《世本》），衣冠服饰成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明显标志，以后更逐步发展为“衣冠文明”理论。

以后，随着生产、生活实践的日益发展，服饰、冠冕等也不断改进完善，演变出许多类型和款式，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

　　铜器铸造技术据说也发明于黄帝时代，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有过“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记载，据此，则早在黄帝时代，我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冶炼铸造铜器的技术。

西汉末年刘向《列仙传》一书，也有类似记载，所谓“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

两则史料互证，足见黄帝采铜铸鼎之事颇有依据。

事实上，考古学上不乏仰韶文化时代的冶铜遗存，典型的如陕西临潼姜寨一期遗址、山西榆次源涡镇遗址、河北武安赵窑遗址等，都曾经出土了经铸造而成的铜制品，甘肃东林乡马家窑遗址地层中甚至还发现了一把完整的青铜刀，足见秦汉时期人们关于黄帝采铜铸鼎的记忆绝非空穴来风。

据考古发现，龙山时代中国的铜器冶炼更加进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出土铜制器物分布区域比以前更广，东至山东胶东、西达甘肃青海、北抵内蒙河套、南至湖北中部，均有分布，其中早期冶铜遗址已超过25处。

第二，出土铜制器物种类与数量明显增加，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铜制品就达30件之多。

第三，铜器冶炼铸造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诸如工艺流程细化、合范出现等。

种种迹象充分表明，龙山时代的中国已进入“铜器时代”。

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凿井技术，古人也归功于黄帝。

如《世本》记载：

“黄帝见百物，始穿井。

”《易》井卦释文引《周书》云：

“黄帝穿井”，等等。

中国史前农耕聚落往往呈现着明显的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反映的正是早期农业对水与河流的依赖。

但是，河流自高而低的流向必然限制人们活动空间的广阔性，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的规模。

凿井技术的发明，明显改变了农业对河流的依赖，使得农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原始聚落的分布也得到相应扩展。

依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大约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距今约5700年。

黄河流域的水井则普遍存在于距今四五千年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足见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发生了显著效用。

河南洛阳矬李遗址、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均约四千多年，与黄帝时代基本相符。

　　二、黄帝时代的精神文化

　　文字的发明应该是黄帝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

传说中，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早书契”（《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创造出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

虽然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学界始终存在诸多质疑，比较传统的说法是，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具有成熟体系的古文字，其初创时间应在殷商时代。

但1985年，西安西郊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15块兽骨上的楔刻形文字，其形体结构与殷商甲骨文很相似，但时间可能比殷商甲骨文早1700年。

1993年3月1日《光明日报》也曾经报道，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5行11个字的陶书，其产生年代比殷商甲骨文要早800年之久。

如此一来，我国古代文字的初创时间就可以上溯至距今45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虽然将发明文字的伟大功勋归结于仓颉一人并不现实，但关于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说法却有了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考古工作也为我们提供了黄帝时代发明文字的充分的实物资料。

诸如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甘肃秦安王家阴洼、大地湾仰韶层、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遗址和河北永年台口村遗址仰韶层等广泛存在的数量众多的陶器刻划符号，其符号大多相同或相似，其重复出现的频率极高，长江流域稍晚于半坡类型的文化遗址中也存在与半坡符号形状、大小极为相似的陶器符号出现，其中存在的这种超越时空界限的共性绝不是单纯的偶然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以甘陕为重镇的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仰韶文化的创造者们已经使用相对固定、约定俗成的文字，综观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轨迹与考古实物资料，黄帝时代已经产生文字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文字的初创，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主要贮存于掌握知识和经验的人的头脑中，依靠言传身教来传贮存系统和难以泯灭的物质载体，从而极大地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礼仪制度，是黄帝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诸如黄帝“垂衣裳”、“作旃冕”、制作鼓乐等，在早期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

但是对于黄帝时代的礼仪性建筑，史籍中却极少记载。

先秦文献中与此相关的记载也仅有“黄帝立明台”（《管子桓公问》）之议。

明台即明堂，是后世人们想象中的远古帝王祭祀与布政的建筑。

早在先秦及汉代时期，人们就认为黄帝时期已有明堂制度，汉武帝时期就有人呈献过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明堂建筑图。

据说，明堂是黄帝向贤者学习、周文王被“宗祀”、周成王举行祈求神灵降临的祭祀仪式等的地方。

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901号特大房屋建筑遗址和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房址的发掘出土或许可以证明，仰韶中晚期普遍出现氏族部落集会、祭祀、举行庄严仪式的公共场所应该不存在问题。

如果说黄帝时代开创的物质文化促进了原始社会落后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为传统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那么，黄帝时代开创的精神文化则极大地启迪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文明，诸如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礼仪制度与国家机器的形成，无不脱胎于黄帝时期，因此，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黄帝文化始终具有无与伦比的开创性精神，没有黄帝，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没有黄帝文化，就没有包罗万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伟大基础。

　　三、黄帝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开启与传承

　　古老的中华民族，从黄帝时代起，就告别了蛮荒混沌的岁月，拉开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帷幕。

先祖轩辕黄帝率领先民们，磨砺智慧，统一华夏，安定四方，立中华创业自强之精神，领世界文明古国之风骚。

从此以后，先祖生息的场所，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陵县桥山这块轩辕黄帝陵寝所在地，便成为全民族共同向往的精神圣地。

　　1、黄帝时代开创的物质文明是后世中华物质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

　　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以采集渔猎等获取生活资料，及至黄帝时代，开创了农作物的培植与生产，人们的生存需要开始得到进一步满足，种植农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日益发展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并不断发展进步，成为中华文化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与发展方向。

黄帝时代培育的“黍、稷、麦、稻、菽”五谷成为后世我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在中华民族农作物种植种类与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黄帝时代发明的凿井、蚕桑、丝织、冶铜等技术，为后世我国的水利灌溉、蚕桑业、丝织业与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丝绸织造技术更是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典型文化意象。

黄帝时代杰出的建筑技术，更是为后世的城市、都城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国都几乎都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其城市建设的技术、结构、布局都与中国古老的城市建筑思想密切相关。

　　2、黄帝时代开创的精神文明更是后世中华精神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文字的创制发明，改变了史前社会长期以来以口耳相传的记录历史事件的单一模式，成为区别人与动物的典型特征，标志着人类进入有历史记录的文明社会。

此后的数千年历史中，文字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到楷书的漫长发展史，不仅如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时空历程，而且成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典籍的最佳载体，甚至因此而孕育了一个独具东方特色的艺术门类—中国书法。

服饰冠冕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史前先民们开始告别以树叶、兽皮蔽体的落后状态，远离动物世界的蒙昧、混沌、野蛮，最终进入“衣冠文明”社会，同时也为后世阶级社会森严有序的等级制度埋下了伏笔。

黄帝“垂衣裳”“、作旃冕”，制鼓作乐，确立祭祀、礼乐等一系列礼仪制度，指明了后世中国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领域的典章制度的发展方向，并为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与行为准则制定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其开创与启迪之功可谓大矣。

　　3、黄帝时代奠定的民族格局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必然保障，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截止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已形成了众多的氏族和部落，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帝部族、活动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炎帝部族以及南方的九黎部族就是其中实力较强大的几支。

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在长期的战争、生产生活中逐渐融合统一，形成了后世华夏族的主体。

后来，黄帝部族又经历了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以炎黄部落联盟为主体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