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docx

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docx

《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

伊壁鸠鲁与老子对人生认知的异同

　　一、古希腊伊壁鸠鲁学说和中国先秦道家学说

　　1.古希腊伊壁鸠鲁学说

　　同早期以整个宇宙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哲学不同，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客体的人生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

伊壁鸠鲁（Epikouros）作为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自然要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观察人与世界。

尽管对“善”的求索和关于人生目的论的解释都深刻地显示着先哲的影响，然而，从人生之至善或者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伊壁鸠鲁与他们的观点迥然不同，他明确指出：

”我们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

我们认为它是最高的和天生的善。

我们从它出发开始有各种抉择和避免，我们的目的是要获得它”.对快乐的至善定位也与同时代诉求德性的斯多葛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

从渊源上来说，无论是第一哲学还是人生哲学，他主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和理论，由马克思当年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可知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但毕竟，根本方面还是一致的，所以周辅成的《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一书将他们放在了同一章，称作“德谟克里特-伊璧鸠鲁路线”.作为柏拉图最讨厌的思想对手，德谟克利特也把快乐视作最高的善，如，他说过：

“快乐和不适构成了那‘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与德谟克利特的箴言集锦有所不同，伊壁鸠鲁的学说已经体系化;另外，伊壁鸠鲁貌似以原子论为基础来推导出他的人生哲学，实质上是为成就后者而选择了前者。

因为原子论的宇宙阐释相比较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或奥尔弗斯教义的神秘主义来说是最唯物的，即最能减轻神或来世对此生此世之人的纠缠和瓜葛，而且相对于泰勒斯等对宇宙本源或水或气的解释更加成熟和圆通。

如果说德谟克利特是物理学的、柏拉图是数学的、亚里士多德是生物学的话，那么伊壁鸠鲁则是伦理学的，人生哲学是他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然而，伊壁鸠鲁又与此前及此后的其他流行的快乐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即使今天，“在西方，人们谈到伊壁鸠鲁主义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联想：

其一，与美食、烹调、感官享受密切相关的快乐原则;其二，原子论”.从hedonism（享乐主义）又叫Epicureanism（伊壁鸠鲁主义），以及Epicurus（伊壁鸠鲁）与epicure（美食家）的词源关系，可知以上观念的广泛流行。

然而，这却是对伊壁鸠鲁学说的最大误解。

昔勒尼学派在其早期创始人亚里斯提卜（苏格拉底的学生）那里可谓赤裸裸的享乐主义，认为肉体的快乐优于精神的快乐，应该追求眼前的、现实的肉体快乐。

伊壁鸠鲁认为这样的快乐主义过于肤浅和盲目，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事物产生快乐的同时往往也会附带着痛苦，他说：

“没有一种快乐自身是坏的。

但是，有些可以产生快乐的事物却带来了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恼”.因此，他强调审慎或明智（prudence）这种美德是至关重要的。

审慎作为实践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仔细地考察每一种快乐，只有当它们只带来快乐而没有痛苦或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痛苦时，我们才可接受。

由此可知，伊壁鸠鲁对当代的消费主义也会嗤之以鼻，因为从长远角度考虑，放纵欲望或奢侈排场无论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还是对绿色生态环境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考虑到痛苦与快乐的相伴相随，伊壁鸠鲁的最终结论是：

“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这一界定充分说明了伊壁鸠鲁人生哲学是对希腊伦理特色的最后扞卫，是对东方世俗迷信、宗教浸入希腊的最终抵抗。

他的快乐哲学既坚持了此生此世生命的主体性，又保持着理性、谨慎、节制的中道原则,自治而不迷信，自主而不放纵。

正由于这些十足的希腊属性，才可理解亚历山大之后，尤其是罗马帝国之后，希腊不在，伊壁鸠鲁主义必然不在。

　　2.中国先秦道家学说

　　东周以降，铁制工具开始出现，并逐渐和牛耕方法推广到农业生产上，大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生产方式的革新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改变以及为之服务的文化思想的更新。

于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将面临为黎民、为君主抑或为自己的选择。

春秋战国五六百年间，虽说是百家争鸣，但实际上成为“显学”的只有儒、道、墨、法等几家。

在治国理念上各有千秋，儒家倡导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周礼为标志的有序状态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道家批评儒家的德治，认为儒家之有为容易滋生虚假和混乱，以至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因而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顺人性之自然的治国方略：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57章）。

墨家以“役夫之道”的立场，提出了“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主义。

在反对兼并战争倡导和平主义方面，以上各家是一致的，但是，当强国大邦以“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之政治雄心为主导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不能迎合各国统治集团的需要，例如，“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因此儒、道、墨的政治主张最终难以实现，因为世界的游戏规则向来是由强国制定的。

与此相反，法家在政治生活中最终胜出，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其中，法、术、势的结合使得法家成为王权专制的有效工具，通过“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来凝聚一切力量于军功上，最终通过赢得战争、扩大领土来说话。

　　在人生哲学上，除道家以外，其他各家大都主张尽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通过教育、感化或游说统治者而影响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方式是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在推行政治主张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修身固然是儒家的根本，然而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齐家和治国，为家族及国家的兴旺发达有所奉献才是个体生命意义之所在，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

与此截然相反，庄子谢绝了楚王的卿相之邀，而选择“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因为在道家看来，通过谋划运作来实现治国安邦的努力要么是无益的，要么是徒劳的。

无论是“严而少恩”（司马谈语）的法家还是“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的纵横家，自以为凭借一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日，实际上常常是同流合污或助纣为虐，成为强权国家开疆扩土发动战争的御用工具，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秦朝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和曾挂六国相印的苏秦都死于当时最严酷的国家刑罚---车裂，而到秦国献计献策的韩非也被同学李斯谋害，这些“有为”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至于“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的墨子和“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儒生，在战争决定一切的时代，在分分合合的历史机遇中，儒墨之艰难抗争恰如“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人间世》）。

道家选择了与他们都不同的生活方式---隐居，如此实现道家最珍视的生命品质---自由：

“泽雉十步一喙，百步一饮，不蕲畜平樊中”（《庄子·养生主》）。

身体之自由是形式，受外在条件的制约，因而隐居地的选择不可强求，可在山林，可在乡村，可在市井，也可在朝堂;而精神之自由可以由自己主宰，既可以在山水之中静听“天籁”,可也在市井之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如鲲鹏展翅般遨游于太空，如真人般达到“吾丧我”之境地，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

例如庄子自己“终身不仕”,却有一个官界的朋友---惠施，因为可以享受彼此交流思想的愉悦。

总之，既区别于儒、墨、法的积极参与，也不同于佛家的出世主义，而是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韦伯称其为“政治冷漠这点上的不彻底性”.精神生活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带给道者巨大的空间和张力来承载有利于身心的自由生活，恰

如毕达哥拉斯所赞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看台上的观众，超越于小商小贩的功利心和运动员的竞争心，看客的心情永远是轻松的、自在的，因为他们懂得，无论一个人曾经多么成功和耀眼、多么辉煌和伟大，在历史长河中，在浩渺的宇宙里，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都是：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之最美只在于：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至于朝堂国事，不过是：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朝杨慎词）。

　　二、人生哲学之同

　　1.乱世来临的哲学回声

　　黑格尔曾经总结过：

“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这可以说是对伊壁鸠鲁和道家思想缘起的共同概括。

在古希腊，如果说苏格拉底亲身经历了雅典的巅峰时代的话，柏拉图和稍晚的亚里士多德则目睹着江河日下的希腊世界而苦苦思考着政治对策。

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雅典的霸主地位，科林斯战争和底比斯战争进一步加重了城邦间的混乱，但毕竟天还没有塌下来，所以，罗素说：

“亚里士多德是欢乐地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在亚历山大的铁蹄横扫一切之后，尽管希腊的文明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然而，对于希腊本身，文明已是昨日，噩梦已然来临：

“伊壁鸠鲁的时代是一个劳苦倦极的时代，甚至于连死灭也可以成为一种值得欢迎的、能解除精神苦痛的安息”[11].在这个“劳苦倦极”的特殊时代缺乏安全感的希腊平民该如何安顿自己的肉体，如何拯救和解脱自己的灵魂，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就是为此应运而生的。

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乱，是中国首次全局性颠覆式的政治剧变，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可谓史无前例。

其中有国内之变，如，在鲁国，三桓三分公室。

在齐国，田氏代齐。

在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

也有国际之乱，如，老子家乡苦县本属于陈，后被楚国侵占，因为不愿为侵略者做事，才远行做周朝的史官，所以老子早年就尝到了亡国遗民的苦痛。

孔子概括其《春秋》记载的242年间的社会惨状：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下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到战国中后期，小国列侯基本消失殆尽，大国之间最终厮杀拼争，其残酷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和庄子同时代的孟子说：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

秦昭襄王时期大将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史记·白起王剪列传》）时庄子已是古稀老人，庄子既没赶上白起后期活埋40万赵国降兵的长平之战，也不知晓功臣白起的最终悲剧（被秦王赐剑自裁），但是凭借他的聪明智慧和人生感悟，这一切都并不出他的所料。

作为乱世的解忧剂，道家之美在于出污泥而不染，如学者所言：

“需要老庄思想和佛学的，是性情耿介、淡泊名利之士”[12].这一赞美同样适用于伊壁鸠鲁及追随他的弟子们。

同样是乱世的哲学回声，必然使得两者之间会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以及异中之同。

　　2.主张远离政治，避乱世而居

　　在马其顿帝国代替独立的城邦后，作为“世界公民”,雅典人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民主决策时代彻底结束。

伊壁鸠鲁让大家走出过去，进入新的生活方式。

伊壁鸠鲁在讲到贤人时明确提出：

“贤人不是出色的公众演说家”、“不投身政治”、“他会全力反抗命运”,并且，“我们应当从日常责任和政治事务的牢房中逃离出去。

”[13]于是，在安静的伊壁鸠鲁花园里，远离政治、战争和喧嚣的一群希腊普通人，通过伊壁鸠鲁哲学而退隐到自己的心灵中，过着平和的恬静生活。

道家也主张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过清心寡欲的隐居生活。

这种同世俗社会若即若离或藕断丝连的避世而居缘于人类肉体和灵魂的二元尴尬，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子将这种身心矛盾表示为：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道德经》第13章）庄子则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表示了除此以外的两种极端生活方式都有不尽人意之处：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

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

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庄子·达生》）。

像单豹那样完全离开人世而独居，心修而身亡;如张毅那样，过度卷入浮华生活、沉迷于世俗交往，心灵被污浊则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