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言类型差异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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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言类型差异问题

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言类型差异问题

——从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层次说起

意西微萨·阿错(YeshesVodgsalAtshogs)

aacuo@,acuo@

内容提要:

本文包括有两个方面的语言事实分析。

首先是以最新发现的一种特殊语言——“倒话”为例,分析藏、汉语言在深度接触中,从音韵、词汇到语法的复杂混合层次。

这种复杂层次中的一个典型表现是词汇系统与句法系统异源整合机制。

这种情形让人想起藏、汉语言历史关系中以基本词汇语音对应关系所体现的语言亲缘关系,与亲属语言语法结构类型的巨大差异;想起桥本万太郎先生(1985)曾说道“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的著名论述。

于是,进一步分析了与桥本先生这一论述相关的语言事实。

而当把这两类语言事实比较起来时,则可以看到两类事实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本文无意轻易地就此得出关于藏、汉语言历史关系,及关于藏、汉语言语法类型差异问题的确定的判断,只是将这些现象客观地描写出来,以求方家指教,并期对探索藏汉语言历史关系有所参考。

关键词:

倒话藏汉语言历史关系类型差异辅音声母平行演化

被认为有同源关系的汉语和藏语在语法类型上的巨大差异向来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重大历史之谜。

与此相联系的是,汉藏语系语言及与周边语言的历史关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亦即语言类型似乎总是与历史亲缘关系背道而驰,具体表现为一种语言在基本词汇和句法关系上倾向不同的语言(以下简称“异向”关系)。

不但“汉语在词汇方面比较接近藏缅语,而在语法语音方面则接近苗瑶语和侗台语”(陈其光1996),而且“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桥本万太郎1985)。

藏语的句法类型在与汉语有着巨大差异的同时,又“更像阿尔泰语”的现象,实在是意味深长。

发人深省的是,在现实可观察的语言接触事实中,尤其是两种语言深度接触乃至形成混合语时,新语言的整个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来源。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藏语在周边语言之间的这种特殊面貌,和现实中语言深度接触形成的新的混合语言的结构系统非常类似。

本文拟以最新发现的一种特殊语言——“倒话”为例,分析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复杂混合层次,以这种复杂层次中的典型表现是词汇系统与句法系统的异源整合机制出发,进而又分析了与桥本先生论述相关的语言事实。

而当把这两种语言事实比较起来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本文无意轻易地就此得出关于藏、汉语言历史关系,以及关于藏、汉语言语法类型差异问题的确定的判断,只是希望这些事实对于探索藏汉语言历史关系有所裨益,将这些现象地客观描写出来,以求得方家的指教。

一、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层次

语言深度接触乃至形成新的混合语言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词汇系统与语法系统的不同来源倾向。

那么词汇和语法系统在语言接触中异源整合的面貌和机制到底如何?

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四川“倒话”、青海“五屯话”实地调查和分析,以及利用其他一些语言材料如新疆“艾努语”等的分析看到,不仅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异源,而且是在在音韵、词汇、语法和语义等方面深入全面有机有序的一种异源整合机制;并且这种有序性又和语言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分别有着重要的关系,这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整合形成的、新的语言系统结构,我们称之为“异源结构”(意西微萨·阿错2003),这里以藏、汉语言深度接触的产物的语言个案——倒话为例,试加分析。

倒话是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的一种特殊语言,也是首次为本文作者报道(意西微萨·阿错2001)的“新发现语言”又称“雅江倒话”。

是在青藏高原东部藏语使用环境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语言岛。

我们先后四次深入乡村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分析,对于语言深度接触进而形成新的混合语言的面貌,尤其是在词汇系统与句法系统异源整合的机制方面,有了许多极具启发意义的认识(意西微萨·阿错2001a,b;2002a,b;2003,2004)。

通过倒话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到,来自藏语和汉语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中的交错分布,已经达到非常的深入、系统的地步。

倒话在音韵、词汇、语法、语义等等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来自汉藏两种语言系统异质成分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有机的混合。

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整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甚至表现在新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要素里面。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是系统与系统的全面整合,因而这种结合不仅是全面的、水如交融的,同时又是有层次的和有序的。

有机性和有序性是这种系统整合的重要特征。

1.1基本词汇的汉语语源与文化词的藏语来源

直观地看,倒话的基本词汇的确来自汉语——这些词项与相应的汉语词有着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

具体的对应关系见《倒话述略》(意西微萨·阿错2001a)此不赘。

为分析倒话的词汇系统的构成,我们一方面记录考察了藏汉及“自有”三个不同的词汇来源;同时利用1)100—200词,2)1000词左右,3)2000词以上,共三种不同的词表,分级考察这些词汇成分的具体分布。

分别采用了1)斯瓦迪士百词表、二百词表,2)《藏语简志》(金鹏1983)所附词汇表,3)我们的实地调查所得的两千多个实词来加以比较,有如下结果:

图表1

词汇

分级

所用词表

汉语词

藏语词

自有词

数目

比例

数目

比例

数目

比例

100词,

200词

斯瓦迪士

词表

100,

200

100%

0

0.00%

0

0.00%

1000词

《藏语简志》

后附920实词

910

98.91%

1

0.11%

9

0.98%

2000词

以上

实地调查的2240实词

1984

88.57%

115

5.13%

141

6.30%

从上表中可以充分看出来自汉语的词在倒话的词汇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以看到来自藏语的词在倒话中数目少,而且,越是核心基本词就越少、甚至没有。

这些来自藏语的词主要分布在动植物名称、特殊生活风俗以及宗教用语等等文化词语方面。

按照通常的汉藏语历史比较方法,在基本词汇之外的、分布在一些非基本的文化词中的藏语词应该是借词,与这样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接触、借贷关系;相应地,倒话的基本词汇如此高比例的与汉语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则应首先考虑两者是否同源关系——因为总不可能想象有这样相反的分布:

同源词分布在外围,借词偏偏在基本词汇的核心部分。

然而从倒话的情况看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请看后文的分析。

1.2来自汉语的词与藏语语义上的联系

倒话的词汇主要来自汉语。

而语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因此从语义角度观察倒话中的“汉语词”与相应汉语词之间词义上的差异,是值得重视的。

而这些意义有差异的词项在倒话中的词义却往往又与相应藏语词的词义相当。

当然,也非总是与藏语相当,所以在语义领域中,也表现为两种语言的混合。

例如,倒话表“衣服”的词为“ji12”即汉语词“衣裳”。

但是,倒话的这一个词不仅可以指人们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同时还可以指被褥等物,实际意义相当于“衣被”。

而在汉语川方言中“衣裳”通常是不包括被褥的。

倒话“衣裳”的这种意义,当然是与藏语相应词“ko”的意义相当。

又如,倒话在说“出彩虹”时,说“g4te1”。

这里的“g4”就是汉语“虹”在倒话中的读音,而这个“te1”其实就是汉语的“伸”字。

亦即“出彩虹”说成“虹—伸”。

动词后置,是倒话与藏语语法上一致的地方,这里且不管;问题是为什么表示“出彩虹”动词偏要用“伸”呢?

从汉语中解释起来恐怕十分牵强,可是从相应的意义内容在当地藏语中的表达方式一看,便豁然开朗了。

当地藏语说“出彩虹”为“vdzavrkjang[d35ti55],“vdzav”即是“虹”,而“rkjang”就是“伸展”的意思;同时,当地藏语说“展开双手(臂)”时,也用“rkjang”。

与此对应,倒话在“展开双手(臂)”、和“出彩虹”时都用“te1(伸)”字来表示。

因此,这时,我们可以想见,“te1(伸)”这个动词至少在“g4虹te1伸”(出彩虹)这一用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语义内容显然接近藏语而远离汉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时候,一旦某一词项的意义在藏汉语言中有差别时,倒话相应词的语义往往接近藏语。

为了进一步细致考察语义中的这种混合层次与程度,我们还采用了一些统计的手段。

例如关于“打”这一词项(倒话做ta3,语音形式与汉语完全对应,但是其语义更加接近与藏语的“rgjagba”,参考意西微萨·阿错2001b)。

基本方法是利用《汉藏对照词典》所收“打”字起头的汉语词条,将倒话的相应表达方式逐一与汉语词和该词典藏语译文进行比较,结果有如下统计数据:

图表2

可用于比较的、“打”字起头的汉语词条数目(A)

倒话相应表达出现“打〔ta3〕”的条目数(B)

藏语译文中出现“rgjagba”的条目数(C)

244条

119条

68条

图表3

藏语译文出现“rgjagba”而倒话

未出现“打〔ta3〕”的条目数(D)

藏语译文“rgjagba”与倒话

“打〔ta3〕”对应的条目数(E)

10条

58条

可以看出,藏汉语言在“打”的语义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并且倒话的“ta3”与汉语“打”的同现程度为B/A=119/244=48.77%;而倒话的“ta3”与藏语“rgjagpa”的同现程度达:

E/C=58/68=85.03%。

两种结果反差如此之大,无法视为偶然,可以认为反映的是倒话在“打”这一词项(语素)的语义上与汉藏两种语言的关系。

1.3语音系统中的内在混合层次

作为词汇的语音表现之基本形式的一个个音节,倒话的在语音结构(包括声类、韵类及调类)是与汉语有严格对应关系的;但是,组成这些语音结构的要素格局,即元音格局与辅音格局以至调型调值则更接近藏语。

亦即倒话语音系统的组合结构主要是与汉语严格对应;但是这些音素及其聚合结构,则与藏语一致。

《倒话述略》一文曾经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倒话语音的声韵母与汉语的严格对应关系。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在讲语音对应关系时,并不关心互相对应的语音单位的具体音值,关键是看互相对应的语音要素单位是否出现在对等的条件下,相对于这些单个的语音要素单位而言,这种所谓的对等条件的实质是一种结构性的条件。

因此语音对应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对应,而不是一个个要素间的相同相似。

从语音结构,亦即语音系统的组合结构而言,主要是来自汉语的。

语音组合结构的典型表现是音节结构,倒话的音节结构也是与汉语接近而远离藏语。

例如,当地藏语中没有复元音,然而倾向汉语的语音结构中,则有复元音韵母,可归纳为17个:

iaiieiuyeeiuiueuεuauiεueuεyεiu。

在和汉语语音结构上的密切联系的一方相应的是,倒话的语音要素——辅音格局和元音格局却更接近于藏语而不是汉语。

仅以辅音格局为例:

ppbmb  mfw

tstsdzndzsz

t t dmd  l

ttd

tt d  d j

 kk g     x

      h

倒话共有37个声母。

其中,单辅音声母有31个,鼻冠辅音声母6个。

这一格局与当地藏语方言的格局基本一致,而与倒话另一源语言的汉语西南官话有很大区别。

所不同的是,倒话多了一个/f/音位,少了一个/g/、/d/音位,藏语的舌根浊辅音/g/、/d/在倒话里已经清化,多少也表现了些微汉语的影响。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分布的眼光看,汉语词分布在倒话最为核心的部分,而来自藏语的词不仅数量少而且多为表现宗教、文化内容的非基本词汇,据此似应认为藏语词是“借词”,而占据了核心基本词汇的汉语词则是其“本源”的词汇。

可是,倒话的语音格局接近藏语而远离汉语;来自汉语的这些词汇的语音又被改造成为符合藏语语音格局的面貌;同时,来自汉语的语词,在语义面貌上,又多趋向藏语。

这时,汉语词反倒最为具备通常我们知道的借词的语音语义特点;而藏语词则更加表现为“本有”词汇的特质。

可见,无论把任何一方看作本源词而把另一方看作借词,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由此看来,对于倒话这样的语言来说,非此即彼的同源和借贷关系的看法显然是难以通行的。

其形成也就只能理解为是两种源语言的全面混合与整合,也就无法用通常的“同源”和“借贷”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

如果继续考察倒话的语法系统的混合层次,就更能明了这一点。

1.4倒话语法系统的内在混合层次

倒话的语法系统的主要来自藏语,同时也有汉语语法的影响。

1.4.1倒话的句法系统与藏语的高度同构性

关于倒话与藏语在句法结构上的高度同构性,以及相应地与句法的距离,倒是几乎一眼便知的事实。

《倒话述略》(意西微萨·阿错2001a)所介绍的关于倒话的大部分句法结构大都与藏语高度同构——这里的同构是结构一致和功能相当的统一体。

倒话的句法与藏语的高度同构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1)SOV型语序。

动词必须居尾,其它成分相对自由;

2)作格型为核心的名词代词格系统。

不是主格和宾格的对立,而是“作格”和“通格”的对立,即及物动词施动主语的格形式,与表现宾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形式的对立。

3)主观-客观对立情态等动词的体态式系统。

4)粘着型语言特征的语法手段。

拥有十分丰富的前置后置语缀,由此表现动作行为的体、态、式和情态,以及名词代词和名词性成分的格等等复杂的语法意义。

另外倒话的语法系统中,动词不仅有及物、不及物的语法范畴,而且有自主非自主的语法范畴,和动词的体、态、式和情态的表现有密切的关系。

倒话的名词和代词还有数与格的语法范畴。

它使用各种后附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代词的数;使用各种后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和代词及名词性句法成分在语句中的地位和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作格(及物主格)、不及物主格、宾格、具格、领格、与格、位格、从格、比格、属格等。

1.4.2倒话的词法等来自汉语影响的地方

倒话的语法系统主要来自藏语,但是,由于词汇大量来自汉语,词法自然主要倾向汉语;同时短语法中数量结构(数-量)与汉语同而与藏语(量-数)不同;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的方式也有汉语的影响:

与藏语的后附语缀表使动态的方式不同而采用前缀方式,因于汉语的“叫”“让”等置于动词之前的方式(意西微萨·阿错,2003)。

另外,表现语法功能的一些具体要素形式(如动词的名物化标志,体、态、式标志以及名词、代词的一些格标志等等)上则有竭力从汉语找相应形式的趋势。

以动词的各种“式”的表现方式为例(图表4),采用前缀或者后缀的方式,这种结构形式是来自藏语的,但是具体承担这些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来源则多为汉语(当然所承担的语法功能则是这些汉语语素所不可能有的)。

图表4

动词的各种式

语法结构方式以及具体语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使

命令

动词自动态(原形)及被动态,

再加

前后缀

零语缀

禁止

前缀:

b2–

汉语“别”

请求

后缀:

–ha4z

汉语“

(一)下子”

邀约

后缀:

–ku

不清楚

陈述式

动词(包括两种态)各体,

不加其它语缀(零语缀)

根据

对称,他称

后缀:

–di2

汉语“的、是”

他称

后缀:

–diju3

汉语“的、有”

根据

后缀:

–tu-se2

–tu为汉语“处”、

se2为独有

正问

后缀:

–li-ma4\

–p

汉语“吗”、“不”

反问

后缀:

–ka\

–da-se2

ka不清楚,

se2为独有

当然这种形式仅是取汉语的语音形式,而在功能上却完全是倾向藏语的。

同时由于来自藏语的复杂的语法功能并不总是能够找到恰当的汉语语音形式,因而在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上,就表现为藏汉兼备的面貌。

以体词的格标志为例(图表5):

图表5

语法功能、结构

(与藏语一致)

语法标志

语缀来源

作格、具格

ki

藏语ki

与格、位格和领格

汉语“上”

从格与比格

d

藏语d

属格

di

汉语“的”

1.4.3一组实际语言的例子

如此等等,倒话的种种语法表现极其细腻严密,主要是来源于藏语语法,同时又有汉语影响。

这里举一组例句,后一句都是在前一句基础上的变化(变化、增加部分用斜体表示),从这组例句中,可以看到前述基本的特征。

(1)我疼-di-jiu3.(我正在病中。

我:

通格;-di-jiu3:

现行体·主观情态标志,来自汉语“有”)

(2)他疼-di-jiu3-li.(他正在病中。

他,通格;-li:

客观情态标志)

(3)他-ki茶喝-di-jiu3-li.(他正在喝着茶。

他:

作格;茶:

通格;-ki:

作格标志,来自藏语)

(4)他-ki茶喝-ts-tsu4-di-jiu3-li。

(他正要喝茶的时候。

-ts-tsu4:

即行体标志,来自汉语)

(5)他-ki茶喝-ts-tsu4-k-4-di-jiu3-di-jiu3.(估计他正要喝茶的时候。

-di-jiu3:

拟测式)

(6)他-ki茶ti-喝-ts-tsu4-k-4-di-jiu3-di-jiu3.(估计他正让某人喝茶的时候。

ti-:

使动态标志,来自汉语)

1.5全面整合与显著指向:

“倒话”内在混合层次图解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整个倒话的语言系统作出其内在的混合层次图解(见图表6)。

图中表现了藏、汉语言根据结构/要素,内容/形式的分野,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所呈现的“异源结构”分布;同时也体现了:

每一种项目中,并非纯粹是一种源语言(图中用宋体表示藏语,和黑体表示汉语),总是在一种源语言为核心的情况下,又有少量另一源语言成分的分布,表现为一种“显著指向”的“阶”状分布(意西微萨·阿错2004)。

倒话,便是这样一个由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融合,有机有序地建构起来的、全新的、复杂完整的语言系统。

二、“倒话”的深度结构异源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总结前文的分析,异质、融合,有机、有序是倒话语言系统的根本属性。

具体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1)藏、汉两种语言全面系统的整合

两种语言之间的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我们称之为两种系统的全面、系统地整合,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全面有机的整合。

2)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表现出不同语言来源的对立分布

仔细考察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复杂有序的混合层次,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复杂层次之后有一种线索,就是:

在语言系统及其每一个子系统中,来自不同语言的成分,实际上是按照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分别为依据,表现为不同源语言的分布的。

也就是说系统或者某一个子系统中,要素来自一种语言,结构就表现为来自另一种语言。

例如,倒话的词汇系统主要来源于汉语,而句法系统主要来源于藏语。

就词汇和句法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句法属于一种结构性的范畴,而词汇处于一种“建筑材料”的要素性质。

非独词汇和句法这里,这种表现体现在整个语言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方方面面。

如在语音系统中,语音结构上与汉语有着严整的对应关系,而语音要素格局却与藏语相当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有一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拥有不同源语言成分分布的表现。

实际上,不仅是在语言现象中,现实生活中,结构系统来自一方而要素材料来自另一方是形成新事物极为常见的方式(意西微萨·阿错2003)。

同时,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结构/要素的分野与源语言的异同,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子系统的结构都对应于一种源语言、而所有子系统的要素项目都对应于另一种源语言。

相反,当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对应于一种源语言时,另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可能对应于另一个源语言;从要素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例如,倒话在词汇这一要素性层面上是指向汉语,而在语音要素(要素格局)的层面上却是指向藏语的。

可以将倒话的这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表现为不同语源分布的情形归纳为图表7。

图表7

不同的结构

不同或要素

的源语言

结构

要素

语法

语音结构

词汇

语音要素

来自汉语

来自藏语

综合两种角度看,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之间来源异同的情况可全面比较如下(纵行横列为两轴相互交叉比较):

图表8

横轴

纵轴

语音结构/语音要素

语法/词汇

语音结构

语音要素

语法

词汇

语音结构/

语音要素

语音结构

语音要素

语法/词汇

语法

词汇

这样,通过两种源语言形成的深度异源结构,可以总结出两组具体的异源特征: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

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是基本特征,而“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语音要素异源”是伴随特征。

拥有了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伴随特征。

尽管如此,也不能舍去伴随特征;两个特征的统一,才完整反映了异源结构现象的基本属性。

在实际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伴随特征预测或者论证基本特征。

3)同一结构或者要素项中根据核心/边缘为不同指向的阶状分布

某一种源语言在系统的或结构或要素层面的具体分布,绝非机械地就是这种源语言的单纯分布。

而是这种源语言的一种面向核心的阶状分布。

例如,来自汉语的词在倒话中的分布,就是核心多,边缘少,并且表现为由核心向边缘逐步减少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就表现为另一源语言——藏语词在词汇系统中面向边缘的一种渐变的分布。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对词汇系统由核心到边缘的分阶考察,能够观察到两种源语言的这种对立的渐变的阶状分布。

来自藏语的词和来自汉语的词在倒的词汇系统中的这种分布,大体可以表示为如下序列:

(汉语)核心词汇——基本词汇——文化词汇(藏语)

在语法系统中也是这样,来自藏语的语法系统在倒话的语法系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并且仍然以核心到边缘的渐变趋势,逐步表现为汉语语法因素的有限分布。

前文中我们把这种趋势总结为如下序列:

(藏语)句法——支配性短语——修饰补充性短语——词法(汉语)

在语音系统中也是这样。

前文中也曾分析到,在倒话的语音要素格局中,核心部分与藏语高度一致,同时在边缘上仍然可以看到汉语的影响(如/f/音位的出现、浊音/g/的消失等等);在语音结构那里,与汉语严整对应的同时也受藏语的影响。

将上述根据核心/边缘为不同指向的阶状分布,可以归纳为图表9。

图表9

不同的结构

不同的或要素

分布表现

结构

要素

语法

语音结构

词汇

语音要素

面向核心的分布

藏语

汉语

汉语

藏语

面向边缘的分布

汉语

藏语

藏语

汉语

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我们根据“异源结构”语言的第一个基本特性,说某一结构项或者某一要素项是某一种源语言时,所指的就是这种源语言在这一结构项(或者要素项)中是一种面向核心的分部。

这表明语言系统的混合,既非一种语言的词汇加上另一种语言的语法这样机械的加和,也非两种语言系统水乳交融的、无法分析的融合,而集中表现为两种语言深度接触的有机有序性。

同时也可以看到,严格的说,结构/要素的异源,也就是核心结构/核心要素的异源。

比如说,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异源,也就是基本词汇和句法结构的异源。

由此,语言深度接触中,不同源语言的异源成分,根据结构与要素的分野表现为面向核心交错分布的结构面貌,我们称之为“异源结构”;混合语言系统的这种异源整合的结构性质,称之为“结构异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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