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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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内容提要】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

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

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摘要题】近代人物

【关键词】李鸿章/中法战争/问题/分析

【正文】

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

李鸿章作为朝廷重臣，参与了战争的一些活动，对战争进程和结局有重要影响。

探讨李鸿章的活动及其思想根源，对于李鸿章研究和中法战争史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过去受一些因素影响，史学界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仍有不够深入、不够准确之处，因而一些评价值得商榷。

比如：

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

本文拟依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史料，就这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以求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一、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

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而引起的。

中法关于越南的交涉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

1882年11月，李鸿章奉命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这是中法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谈判。

清政府和李鸿章主张做出一定让步，以便结束中法争端。

因此，12月底，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

其中第三条规定：

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江中间之地划分界线，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据此，法国轻而易举得到了越南北圻的南部地区的侵略利益。

尽管如此，法国仍不满足。

1883年2月，法国政局变动，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

茹费理上台后急于吞并整个越南，于是撕毁了《李宝协议》，撤回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使中法争端升级。

对于法国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的无耻要挟，清政府和李鸿章表示相当的义愤。

加上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不断传来法国加紧准备扩大侵略的情报，清政府不得不引起重视，作必要的防务部署，命令滇、桂前线向境外增派部队。

此外，清政府还谕令因丧事在籍的李鸿章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划战备。

时隔不久，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又谕令李鸿章：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

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

……亟须有威望素着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

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

”[1]（P145）对于这一任命，李鸿章分析形势，从中法交涉的全局出发，向清政府建议，他宜暂住上海，观察形势发展，相机再定进止——这就是所谓“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

李鸿章这样做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胆小怕死”，“不愿为国效力”呢？

不是的。

他是有客观理由的。

李鸿章5月8日奏报朝廷：

“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

臣受恩至深，久已以身许国，如果于事有济，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

……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其间非驿站正道.文报往返动须数月，声气隔绝，消息难通。

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

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各督抚自行钤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

”[1]（P150）此外，5月15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中说：

“先奉寄谕催回署任，旋因越南事棘，奉旨驰赴粤东督办，滇粤防军均归节制，义何可辞。

惟南北洋淮军远调，深恐法人乘虚内犯。

初一复奏以先至上海暂住，察酌军情，再酌进止，不日廷旨批回。

”（P114）由此分析李鸿章拒绝赴粤，一是考虑，即使战争可能爆发，也应该将根本放在加强北洋防务方面，不能使重心南移造成北洋不稳，动摇大局。

二是考虑，中法交涉毕竟还没完全破裂，中国在决策时应留有一定余地，以示在战争和外交解决之间可进也可退。

客观地说，李鸿章的想法是符合实际的、顾全大局的。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才同意李鸿章暂住上海。

当时不赞成李鸿章赴粤的大臣还有几人，他们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且对李鸿章的持重表示赞许。

薛福成致李鸿章函认为：

“中堂宜早还北洋，或暂驻南北洋适中扼要之地，调兵选将，兼筹全局。

庙堂既便于谘询，各使亦可来会议，较之局于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远矣。

”“此事关系至巨，似宜为朝廷切实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

”（P616）薛福成致张佩纶函又指出：

“如决裂之后，法兵窥我南北洋，而撤军回援，固形狼狈；若业既大举，仍归退让，则不如径置勿理，暂免大损声威。

此伯相长虑却顾之苦衷也。

”（P621）袁保龄认为：

“论者或谓省三不悉洋情，不如竟以合肥赴粤调度，保龄则以为万万不可。

盖决意征讨，则帅臣宜居中策应。

……重臣宜外示静镇，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

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

”（P624）周盛传致李鸿章函指出：

“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一朝奋决，更赖谁人以持其后？

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

”（P638）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既非避难，就不会轻松——他与一些外国人士接触，设法了解法国的动态以及列国对中法争端的看法；他还与朝廷和前线官员密切联系，商讨调兵布防、购买运送武器弹药装备以及筹措款项等事宜，做出积极的努力。

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还奉命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充满火药味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法间第二次正式谈判。

李脱谈判，法国方面根本没有诚意，完全是想恃强逼迫中国放弃全部越南。

因此脱利古大耍手腕，有时软磨诱骗，有时又暴躁不安，以势相逼，以战相胁。

尽管如此，李鸿章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不卑不亢，坚持定见，正言驳斥了脱利古的无理要求，使法国的侵略阴谋严重受挫。

1883年6月，朝廷命李鸿章择期北上回北洋大臣署任。

　　二、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

1883年7月初，李鸿章离开上海回天津。

稍后，脱利古也来到天津，继续与李鸿章谈判。

李鸿章依然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使脱利古无计可施，宣布中止谈判。

法国见谈判无法达到侵略目的，悍然于1883年12月中向驻守越南山西地区的清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

中国前线部队奉命开始抵抗。

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和李鸿章均持主战抵抗的立场，希望在战场上能占据优势地位，然后通过有效途径解决中法争端。

李鸿章在1883年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中表明了抵抗的态度，提出了正确的策略。

他写道：

“即敌或迳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遽罢之理也。

”“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

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他又指出：

“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

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

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

”[1]（P257-258）但是，战局发展与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愿望相悖，清军在山西和北宁都打了败仗，后退至边界地区。

军事的失利导致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实使清政府和李鸿章十分无奈，又萌生了妥协求和思想。

1884年5月初，在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斡旋下，李鸿章奉命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

5月11日，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

这个协定第二条规定：

中国将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对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条约概置不问。

这等于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比《李宝协议》大大退步了。

对此，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行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不容否认，李鸿章本人是倾向于妥协求和平的，但他并没有自作主张的地位和权力，他的想法毕竟要得到清政府同意才能在谈判中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是在清政府授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李鸿章才可以确定条约内容并签字画押的。

以下是几条证据：

1884年4月22日的翁同龢日记写道：

“法总兵福禄诺者致书北洋，略言分界可让谅山等五城，兵费亦可让：

撤曾使，法人甚恶之。

邸意以为可就此转圜，诸公议皆一辙。

昨字寄、今电寄与北洋，既申饬之，复令设法毋损国体，且与讲说也。

”（P12）这表明，清政府同意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也基本同意福禄诺提出的议和条件。

而且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撤掉了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

几天谈判后，5月9日未刻，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报告谈判经过及协定草案内容，并请“务求代奏，速定可否”。

当日戌刻，收到总理衙门复电：

“奉旨：

详加批阅，均尚无伤国体，事可允行。

该大臣即照所拟办理，嗣后详细条目，务当悉心筹画，毋滋流弊。

钦此。

”（P129）翁同龢5月10日日记中也记载：

“廷寄略言，所拟五条，不索兵费，不入滇境，余亦于国体无损，可允。

”（P14）正是在得到朝廷批准后，李鸿章才于5月11日与福禄诺签订协定。

5月29日，李鸿章致岑毓英函中解释此事说：

“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

”（P14）

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中同意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但双方对撤军时间没能达成一致，也未在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一分歧后来竟导致中法争端的升级，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

李福谈判快结束时，福禄诺曾要求在协定中写上中国军队撤回的期限。

李鸿章不以为然，拒绝接受这个要求。

当时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记录道：

“中国政府持有一个由福禄诺先生交给李总督的重要文件，……李总督当时对于这个文件，要不是关于中国军队撤退日期的两款文字删去，他是不会同意接受的，而福禄诺先生是将这两款文字用铅笔划去了。

”（P412）但在协定签订后两天，福禄诺因接到茹费理的指示，又来找李鸿章，要求规定中国军队撤军时间。

李鸿章仍然拒绝接受。

福禄诺不甘心，继续纠缠。

李鸿章为了敷衍福禄诺，口头表示中国会尽早撤军。

李鸿章为什么拒绝在协定中规定撤军期限呢？

除了想挽回一些面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激起朝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动摇清政府的决策，影响和局。

他在1884年7月4日的《复陈使命约文情形片》中说：

“所议简约，虽蒙圣明曲谅，而京都人士啧有烦言，若闻福酋又请限期退兵，必更哗躁，徒惑众听，臣又明知事难照行，而约款未可遽背，欲令岑毓英、潘鼎新查照调回边界约文自行斟酌妥办，实具委曲求全之苦衷。

”（P2148）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又口头表示尽早撤军呢？

因为他觉得，既然协定规定了撤军，迟早总是要撤的，口头表态并不为过，“尽早”与“即行”一样是模糊提法；口头表态本身没有外交效力，这样既打发了福禄诺，又不受实际约束。

可见，李鸿章这样做是有自己如意算盘的，也是有一定策略考虑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与李鸿章的愿望相反：

清政府得知内情后颇为不满，认为李鸿章办事草率，传旨申饬；又认为法国太霸道，口头表示尽早撤军也有损中国的面子，于是命令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

”（P143）作为福禄诺，他得到的口头表态本不具备外交效力，可是他缺乏外交常识，竟当了真。

法国政府根据福禄诺的报告命令在越法军北上接收。

这样，一方不准退，一方却要进，冲突在所难免。

1884年6月23日，法军将领杜森尼率领一支部队北上企图接管谅山，在谅山南部北黎附近的观音桥地区与清军遭遇。

法军强令清军后退，清军称未接到撤退命令，须请示后决定。

法军竟无理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这就是北黎事件。

这个事件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其背后却有必然性因素：

法国方面，迷信武力征服的作用，不把中国的让步视为解决争端的实际步骤，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恃强欺凌。

中国方面，虽然在前几个月战争中打败了，但还未完全失去抵抗侵略的能力和信心，加上带有复仇心理，因此不想轻易让敌人占上风。

正因为如此，在此后进行的一个多月的交涉中，双方无法取得一致。

法国重演强盗故伎，于1884年8月5日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

　　三、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

第二阶段战争爆发后，法军先是进攻台湾，随后又在1884年8月23日发动突然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