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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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2014-12-0910:
07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我有话说
【摘要】文章利用五普、六普数据研究证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在两次普查期间有所进步，但整体仍然呈“倒‘丁’字型”。
制约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分层结构迥异，并且差异有加强的趋势。
我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分化导致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改变此种分化局面需要推进城镇化均衡发展，改革资源分配体制，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四个世界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北京100084；王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专业方向：
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北京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历来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我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讨论也渐趋热烈。
①关于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学者们曾提出过多种理论，如“十大阶层”②、“断裂”③、“碎片”④等。
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分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型”或“纺锤型”的。
笔者曾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总体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社会底层的比例非常大，而导致这一形态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巨大的城乡差异。
⑤
过去十余年当中，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究竟如何？
促进和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因素分别是什么？
笔者利用最新的普查数据研究证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在过去十余年之间确实有所进步，但仍然呈“倒‘丁’字型”。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恰恰也是制约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关键。
我国社会日渐分裂为“城市—农村”两个世界，以及“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
正是这“四个世界”的分化使得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转型遇到阻碍，并潜在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1.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变化
分析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状况，学术界有多种维度，如权力、收入、财富、文化资本等，不一而足。
研究分层的学者通常认为，职业是决定和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指标。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职业不仅直接决定其经济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⑥正是在这种考虑下，学者们提出了通过将“职业类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关联的方法，以此来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
这种分析方法同时还考虑了个人的教育和收入情况，是非常好的测量指标，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运用和验证。
⑦
在本研究中，笔者沿袭了这一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及配套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⑧与我国通行的职业分类方法和实际的职业声望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不能简单套用。
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便结合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我国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的实际状况，⑨对该量表进行过一定修正。
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标准，⑩对声望量表再次进行了微调，以科学地反映我国的社会状况。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0.95%的抽样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1%的抽样数据。
分析的焦点是职业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因此，仅选取了其中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11）最终总的样本数分别为641547人（2000年）和683291人（2010年）。
如图1，可以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在2000-2010年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表现为社会底层比例缩小，而中上层比例增加。
但整体上显然仍明显呈“倒‘丁’字型”，底层比例非常大，中层比例增长缓慢。
这与我国步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
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2.“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分化
城乡差异是分析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主要视角，学者们提出过“城乡二元结构”（12）、“新二元结构”（13）等理论，这种视角主要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影响，（14）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过“双重二元结构”，强调除了直接的城乡差异外，在城市里也形成本地户籍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平等二元结构。
（15）笔者过去的研究提出，城乡差异是导致我国“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问题。
（16）我国近年来城镇化年均增速超过1%，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到2011年已超过50%。
但“六普”数据显示，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仅为29.7%，两种“城镇化”指标差异巨大。
可见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差异依然非常突出。
除了城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结构分化因素呢？
传统的社会分层与结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资源的回报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四代”的分层学者们主张应关注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分化作用。
（17）在我国的分层体系中，单位、行业、区域等集团性因素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结构壁垒”、“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的作用。
（18）这一视角启发我们应重视我国社会内在的区域、集团性划分。
但从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角度看，已有的研究也有所局限。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但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深化，在所有社会资源分配当中，收入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断加强，真正受到结构和制度等再分配手段影响的恰恰是收入以外的社会资源，例如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社会保障、职业发展机会等。
相关研究也证明，集团因素影响的主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而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福利保障和其他社会资源与机会。
（19）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正是为了这些资源才流动到或留在大城市，哪怕收入上并没有多大优势。
恰恰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区隔，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和社会地位上升。
（20）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分异，笔者称之为“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
那么在我国都有哪些主要的区域体呢？
显然城乡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前文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除此之外，学者们提出的视角主要有“单位”、“行业”、“区域”等。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单位是影响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涉及收入、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
（21）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福利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从单位剥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已实现较大程度的社会化。
在这些方面的差异逐渐集中在区域方面，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方面确实差距明显。
（22）但实际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同一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一线”、“二线”城市之分愈发凸显。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户籍是我国主要的制度屏障因素之一，除了城乡户籍之分外，真正的区分单位实际上是城市本身，而不是省份。
其次，户籍的身份标签意义实际上在淡化，更重要的是与之捆绑的公共服务资源与机会的实际差异。
我国的财政体制实际上将相当多的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财力负担。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主要在于城市之间。
区分城市的方法也有很多种，特别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行政级别主导了资源的获得与再分配，使得城市的行政级别非常重要。
还有一种视角是从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角度，划分大城市与小城市。
从实际情况看，两种角度密切相关，各个区域内行政级别最高的城市基本都聚集了最多的人口。
但从全国结构的角度来看，以行政区域来分析，也有不妥之处，例如同是西部省会城市，贵阳与成都的差距就较大，而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比东部一些地级市更高。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人口的聚集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一般是匹配的。
因此，笔者认为，以人口规模来划分城市较为合理。
事实上，学术界与社会舆论大多数的讨论也都主要基于城市规模。
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大、小城市的效益差异，（23）社会学界对于小城镇发展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讨论。
（24）社会舆论近年来非常关注大、小城市的发展差异和机会问题，例如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明显不同，（25）而关于“逃离北上广”的争论也反映出不仅是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都市白领对于大、小城市的差异，也开始有了非常明显的感受。
（26）种种讨论，实际上都反映了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有着巨大差异。
3.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综上，笔者认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笔者将其概括为“四个世界”。
过去曾有政治家、学者从政治经济的综合角度区分过“三个世界”（27）、“核心、边缘、半边缘”的世界体系（28）。
这种视角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区域划分。
事实上，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国情复杂的区域内，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也一直存在。
改革以来政策侧重、发展策略的差异，可能进一步拉大、深化了这种差异，使得“四个世界”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反映在政治、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体现为“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综合性差异。
特别是除了城乡差异之外，中小城市与巨型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也逐渐凸显出来。
以往的社会分层与结构研究，主要关注区域、集团性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没有分析社会分层的整体变迁和内在分化。
到底我国不同区域体的社会分层差异如何？
在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有何变化？
不同区域体之间分化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即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角度分析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四个世界”的差异，回答这些问题。
正如笔者所言，“四个世界”的差异是综合性的，涉及多个方面，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比较。
在本文里，笔者主要分析职业声望所体现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职业声望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系统体现了个人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
因此一个区域的人口职业声望结构，实际上综合反映了该区域的阶层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我们进行简洁、直观地分析和比较。
二、“城市—农村”两个世界
1.“城市—农村”两个世界的结构差异
如图2，从整体上看，2010年我国城市地区社会结构已近似于“橄榄型”，趋向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
（29）但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却依然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底层占绝大多数。
两者差异明显。
进一步用2010年数据与2000年比较（见表1），可以发现在这10年之间，尽管城市与农村的职业中层群体（30）比例都有所提高，但城市地区职业中层比例的增幅（8.29个百分点）高于农村地区（4.2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此期间进一步拉大。
观察职业中层群体内部分布，可以发现，2000年，分别有53.61%的职业上层、51.59%的职业中层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62.24%和55.53%。
而同期，职业下层的比例仅从14.49%上升到17.95%。
这表明职业中上层群体向城市集聚的速度快于下层，进一步凸显了城乡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趋势。
2.“城市—农村”两个世界分化的机制
（1）精英的流出
城乡分化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精英”的流出。
前文的分析口径是“常住人口”，关于“城乡差异”，还有一种角度是按户籍人口进行比较。
如表2，分析户籍人口结构可以发现，城乡的结构差异依然存在。
城镇户籍（非农业户口）人口是典型的中产结构，职业下层的比例仅占41.88%，而职业中层和上层的比例分别达40.47%和17.66%。
农业户籍人口则依然是“倒‘丁’字型”，底层群体人口众多，占到85.45%，职业中上层合计仅占14.55%。
通过比较“户籍”、“常住”人口的情况，恰恰可以看出城乡分化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人口的流动。
比较二者可以发现，农村户籍人口中存在人口流出的突出现象。
在职业中下层中，农村户籍人口的数量都要高出农村常住人口，特别是农业户籍人口职业中层的比例（12.6%）高于常住人口中的相应比例（11.75%）。
这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有能力、有知识技术的农业户籍人口，离开农村而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通过10年间数据对比，农村精英的这种流出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分析农业户籍不同职业阶层人口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如表3，2000年以来，农业户籍的职业中上层汇聚在城市的比例上升，并且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职业下层。
职业上层分布在城市的比例从2000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9.54%，增长了15.54个百分点，而职业中层、下层分别仅增长了4.81和3.13个百分点。
考虑到这种趋势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批“精英”以后也几乎不可能返回农村工作和生活，从而使得农村的精英流失问题不断加剧。
（2）城乡属两种不同的分层机制
城乡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分层机制上。
我国城市地区有非常明显的户籍屏障，农村则恰恰相反。
如表4，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情况，从平均的职业声望分值看，相对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居民的职业优势越来越大，二者的差值从3.81分增加到4.46分。
农村却刚好相反，流动人口的职业声望水平进一步高出本地居民，优势从6.15分上升到6.68分。
两相比较充分证明，城市地区对于外来人口的屏障不断加强，流动人口进一步处于劣势。
农村则不存在这种屏蔽，相反流动人口在职业结构上还领先于本地居民。
城乡的这种差异与流动人口不同的就业机会有关。
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这些行业也是他们就业机会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要想进入公共管理部门等优势行业明显比本地人更难。
从2000年到2010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就业行业都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业，这5个行业的从业人口比例从74.2%上升到83.8%，增长了9.6个百分点。
可见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行业之中。
而同期，本地居民从事这5个行业的人口从49.77%上升到50.4%，仅增长了0.37个百分点。
本地居民中从事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14.5%上升到2010年的24.07%，这些行业是城市本地居民主要的就业增长领域。
但2010年流动人口中这些行业人口的比例仅为6.87%。
可见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分化。
而在农村地区，2010年，本地居民有75.5%的人从事农业（2000年为86.1%），另有17.3%从事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从4.5%上升到9.3%）。
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行业，占85.7%（2000年为83.1%），其中制造业达51.3%（2000年为44.1%）。
可见农村地区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机会增长都在制造业。
两者在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从业比例分别为1.9%和2.0%，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尽管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这些产业普遍不够发达，但这也确实证明流动人口并没有遭遇明显的屏障。
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实农村的制造业也有一定的进步，但是恰恰这种产业进步和就业机会的增长，主要是由外地人在争取，相当一部分有能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本地人却选择到外地打工。
农村这种矛盾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正如表3所见，大量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属于职业下层。
事实上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的转移，在这些流动人口的家乡附近也有这样的就业机会，收入并不比东部大城市差很多，作为本地人，他们显然还具有一定的职业竞争优势，并且在生活等方面也更为便利。
但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人选择到异地打工？
我们2012年在成都的调研证明，农民工其实在成都附近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却仍然选择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职业技能缺乏，没有办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而在家附近做这些工作（比如工人、服务员、保安），自己觉得“没面子”，碰见熟人不好意思。
虽然在外地也是做这些工作，甚至更辛苦，但是却不用担心“面子”的问题。
部分农村居民的这种“舍近求远”的“面子”心态，使得农村流失了大量的非农职业人口，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进步。
（3）城乡分化的新发展
除了城乡差异的拉大，实际上农村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
部分地区名义上叫“农村”，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乡村形态，这进一步凸显了落后乡村的凋敝。
从2000年到2010年，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9个的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仅辽宁和新疆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出现了0.2和5.7个百分点的增长。
另一方面，各地下降的幅度也相差非常大，降幅最大的江苏、上海等地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下降了32.28个和27.29个百分点，到2010年，江苏、上海的农业从业人员仅分别为39.13%、15.24%。
在这些省份的农村地区，主要的职业机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都超过了农业人口的比例，另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属于“商业、服务业人员”。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东中西部都有许多省份，虽然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出现了下降，但仍然占到超过80%以上的比例，例如黑龙江（89.48%）、河南（84.49%）、四川（80.04%）。
由此观之，全国农村地区内部也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
在部分农村地区，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村地区虽然还叫“农村”，但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农业。
而有些区域的农村则远远没有摆脱小农经济。
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已经明显分化。
我们2012年在广州、北京的调研也证明，在这些城市的近郊乡村地区，由于拥有大量的集体产业以及土地资产，农民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甚至要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居民。
可见城乡差异背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化情况。
在这些地区，与前文所提到的分层机制不同，本地农民往往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除了这些富裕的东部农村，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可能导致城乡分野固化的倾向。
我们2012年在四川德阳与河南舞钢的调研都证明，农民内部对于“城镇化”、“土地流转”的态度分化明显，有31%的农民表示不愿意城镇化，23%的农民表示反对土地流转。
（31）我们实施的2012年全国城镇化调查也显示，农业户籍人口当中有接近2/3的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
特别是在大学生中，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打算转户籍，90后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研也证明，超过80%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承包的土地，2/3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
乡村的这种新现象，主要是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
（3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土地上潜在着巨大利益。
但同时，农村地区抛荒的现象却逐渐恶化，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农用地闲置率达15%，并且闲置面积和比例逐年增加。
（33）
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深思，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城乡分化越来越大，农村社会结构滞后，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共服务都达不到现代社会的标准，但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却不愿意城镇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这使得落后农村地区，一方面表现出机会贫乏、精英流失、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增值有巨大的预期，但又不能像东部地区农村那样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资本或收入来源，使得中西部农村呈现出缺乏机会，资源也得不到利用的“僵局”态势，拉大了与优势地区的分层差距。
三、“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两个世界
1.“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的差异
如图3，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
首先，中小城市与大型城市不同。
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结构，底层比例非常大。
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社会分层结构较为现代。
其次，在大型城市当中，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显著不同，已经接近于“橄榄型”，底层的比例明显缩小，而中上层的比例显著扩大。
总的来说，可以认为，相对于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别，我国城市当中超大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的差异更为明显，可以明显区分为“超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两个世界。
与2000年相比较，如表5，可以明显看出，尽管三类城市都有增长，但显然城市规模越大，其职业中层、职业上层增长的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增长相对较为缓慢。
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距在过去十年之间愈发明显。
从群体内部分布也可以发现，三个阶层的人口都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
2000年，我国53.39%的职业上层居住在中小城市，而职业中层与下层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1.85%、69.89%。
到2010年，居住在中小城市的职业上层比例缩小了5.06个百分点（48.33%），中层缩小了1.16个百分点（50.69%），下层仅缩小了1.65个百分点。
可见，上层群体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对于精英的吸引力进一步退化。
2.“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分化的机制
（1）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上述分析主要是从城市整体的角度。
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城区常住人口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狭义上的“城市”，可以发现，仅就城区而言，我国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有一些差异，例如，小城市的底层比例更大，中上层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性优于小城市。
然而，这种差异显然已没有前文所提及的整体上的差异那么大。
这表明，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实际上是城镇化水平的差异。
由于中小城市城镇化水平低，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整体上中小城市体现出底层比例较大的特点。
（2）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拉大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
尽管仅从城市地区来看，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似乎并不大。
但考虑到我国近年来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和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弱化，恰恰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2000年以来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特点是，流动人口主要涌向大城市，并且构成了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2005年到2009年，对我国城市人口增幅贡献最大的是大型城市，占到了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长的74.39%，而中小城市仅贡献了25.61%。
（35）有分析指出，这种城市的不均衡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剧，使得到2030年，我国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城镇化率超过80%，像珠三角区域的广州、佛山、东莞等一些城市，甚至可以达到100%。
但另外却有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远远滞后于其他城市，甚至始终达不到50%。
（36）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工作、生活在农村，从而在社会结构上也远远滞后。
在人口流动当中，对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化产生进一步作用的是我国不断增大的“城城流动”群体。
以往的人口流动研究大多关注农村人口。
“六普”数据表明，从城镇地区流出的人口中有93%的人流向城镇，乡村流出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为83%。
城镇流入人口中有39.51%来自城镇，乡村相应比例为20.14%。
相关研究也证明，大城市对于非农业户口人口的吸引力强于中小城市。
小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达74.9%，而非农业户口仅占25.1%。
而特大城市的流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例占到44.69%。
（37）这表明，存在一种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的人口“城城流动”现象，而该群体一般以高学历、高技能的大学生为主。
正是这些中小城市“精英”的流出，进一步拉大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3）不同规模城市有不同的分层机制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异除了直观的社会结构差异之外，在分层机制上也有所不同。
一些讨论认为，中小城市的职业流动依靠社会关系，而大城市则接近于现代的公平竞争。
但也有观点认为，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屏蔽更强。
正如前文所言，一方面大城市吸引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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