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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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

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

——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摘要：

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出资人监督缺位和委托代理问题共同决定了国有银行具有费用扩张偏好，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流动特征为费用规模扩张铺垫了兑现路径。

比较分析的结果实证了国有银行费用偏好的现实存在。

费用偏好概念为国有银行低效率（指盈利能力）指标提供了合理解释，也构成银行经营者扩张企业规模的动力所在。

通过把费用偏好概念和资产收入率指标导入效率问题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国有银行效率问题需要重新评价，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国有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

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凸现了竞争格局下的市场约束硬化趋势，以至于国有银行迫于压力调整其风险经营管理战略，并产生了效率增进效果。

导入费用偏好概念研究效率问题的政策价值在于：

国有银行效率增进目标，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硬化国有银行预算约束和利润约束来解决，而强化市场竞争和完善银行治理都可以达到约束硬化目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则能够提供必要条件。

“费用节省”的利润分成制度将能够把费用偏好成本内在化，从而激励管理层努力提高盈利指标。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具有引鉴价值。

关键词：

费用偏好；规模扩张；效率分析；制度变迁；比较制度分析

在商业化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后，国有银行要在同一市场平台上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竞争并且不陷入劣势，就要通过改革提高其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提高其获取利润的能力上。

在资产收入率不相上下乃至略具优势的前提下，国有银行提高其获取利润的途径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费用节省的途径在于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费用偏好导入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行为方程式：

相关文献及评述

对于国家控制金融格局中的国有寡头银行的低盈利能力现象，很难从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角度得以解释，它更多地涉及到产业组织理论以外的制度问题。

在近期一项有关国有银行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文献[1]（李华民，2001）中，我们曾引进“费用”指标来解释不同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

在产权结构单一且出资人监督缺位和代理人问题弥漫的现实背景中，在权、责、利界定模糊的前提下，国有银行费用扩张，无论是增加管理者在职消费，还是提高员工收入水平，拟或两者同时满足，都意味着商业银行“个体”福利水平的改善。

在本文中，我们把“费用”因素提升到国有银行经营者目标追求层次，用“费用偏好”概念来解释国有银行在低利润率下的规模扩张行为，在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扩张的政府业绩和效用函数（张杰，1998b）之外，更加强调国有银行“个体”利益在其规模扩张偏好中的决定作用，然后为国有银行的改革找到一个能够提高效率（指盈利能力）的切入点。

研究中国银行业效率问题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国有银行费用问题的文献却凤毛麟角。

胡援成[2]（2001）从生产性投入角度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关系，认为按照经济原则，费用开支（投入）越大，利润应该越多，利润水平也应该越高。

但必须指出的是，把费用支出看作是制造利润的生产性投入不适用于关于中国国有银行费用支出的研究。

（1）从商业化程度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直到1998年都不能算得上是利润目标实体，其费用与利润不具备投入产出关系；

（2）从财务指标来看，二者作为总收入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总收入一定时，费用支出的扩张意味着对利润的扣除，胡援成（2001）关于“银行利润＝总收入－总成本”的公式中已经蕴含了这一点，但该蕴含被作者忽略了；（3）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中，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因为赋予了国有银行太多的非利润目标，其中政府政绩追求超过了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国有银行的利润要求，使得国有银行经营者总是能够找到借口通过侵蚀出资人的利润来兑现其费用偏好。

也就是说，国有银行费用与利润之间现实存在着的扭曲关系有其制度根源，以至于分析费用与利润关系的一般市场框架不能被用来框架国有银行。

在费用偏好支配下，胡援成（2001）笔下的国有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来自于此消彼长的因果逻辑，而并非由于所谓的费用支出配置的低效率所致。

费用偏好支配下的国有银行管理层提取高额管理费用以支付豪华的在职消费和提高自己的奖金收入、为协调甚至讨好地方政府等各利益集团而不依据成本最小原则雇佣劳动和购买其它要素、或者采取其他能够增进自身效用的行为，使得按照合法比例分成所计算的利润遭受侵蚀，各项利润率指标由此降低。

秦宛顺和欧阳俊[3]（2002）把费用偏好模型和规模偏好模型同时纳入商业银行管理者的效用函数，通过构造一个银行间的古诺模型分析了我国国有银行在现行激励机制下的行为取向，并检验了我国国有银行经营者的非利润偏好，但对于价值泼墨的费用偏好与厂商规模扩张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却犹如擦肩。

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国有银行费用偏好与规模扩张在单一产权结构中存在着因果必然。

以斯蒂格莉茨等[4]（1997）为代表的金融约束理论提出的租金概念成为解释国有银行规模扩张行为的理论工具。

为了激励金融部门动员储蓄，政府有必要为商业银行创造租金机会。

政府通过“约束”存款利率，使存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水平来提高“特许权价值”，制造了“租金”之如此激励工具[5]（张杰，1998a）。

但是，单方面的存款利率上限约束最多不过能够提供一个不小于市场均衡利率下的毛收益空间而已，并不能保证金融部门获得的净收益超过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下的净收益，因为决定净收益的因素是存贷款利差和贷款质量。

因为管制利率下的存款利率上限是要给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补贴，而不是给国有金融部门提供补贴，存款利率上限约束确实窗在辽租金，只是在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偏好支配下，该租金并没有被国有银行部门吸收，而是通过国有银行转移支付给了国有经济部门，国有金融部门在以低于均衡利率的存款利率水平吸纳存款的同时，不仅面对着一个受到严重压抑的贷款利率，还面对着一个总是制造不良债权（资产）的国有经济部门，后者简直成为国有银行利润形成的桎梏。

1994～1998年的各项盈利指标，横向比较表现出国有银行低盈利能力，纵向比较反映出国有银行盈利能力的退化趋势（表1），在总费用规模递增的同时，其税前利润总量在1996～1998年减少了2/3多，但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却未曾稍减（附表1），其机构数目和员工雇佣规模直到1999年才开始显著收敛（附表2），但其失业率直到2002年也依然被安排在1%以内[6]（周立，2002）；即便存贷款利差因为1997年10月23日的降息政策而缩小（附表4）及存款息差萎缩（附表3）也仅仅使以传统存贷款利率差为生的国有银行存贷款规模的扩张趋势稍有放慢而已（附表1）。

这样，通过抑制存款利率制造租金机会的金融约束理论不能给国有银行低盈利率下的规模扩张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便“租金”工具能够解释存款利率上限约束下的储蓄边界扩展，也不能解释国有银行在低收益率下的资产规模扩张。

如果导入费用偏好概念，则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内在动机就昭然若揭。

规模扩张没有带来利润增加，是因为总收入被转化成了各种可控费用，在国有银行亏损也依然可以靠补贴维持生存并扩张的现实条件下，费用扩张就更加顺理成章。

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增加费用支出比增加利润更能够提高经营者效用水平。

因此，可控费用规模扩张成为国有银行各级机构为提高福利水平而追求的目标。

二、国有产权与国有银行费用偏好：

理论猜想

在我国银行制度与结构变迁的前市场化阶段，国有银行存在规模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的解释如下：

（1）包括资金组织在内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在各分支机构之间并非均等分布。

由于存款市场具有区域自然分割特点，分支机构的资金组织效率，在分支机构合理布局时不受网点增减制约，不遵循随着机构数量增加而存款增量递减的边际理论教条，而主要由机构内部管理的X-效率决定。

（2）在低效率的已有分支机构存在退出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新扩张的分支机构具有高收益率，就可以缓解低效率分支机构对银行整体效率的压力。

这样，新机构增设与原有机构无法退出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银行规模扩张。

（3）在资金约束背景中的“存款立行”理念所致。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约束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储蓄动员是松解资金约束的途径。

要吸收存款，就要把触角伸展到社会任何一个角落。

直到1999年，中国农业银行在年终业务总结中还强调“存款立行”理念，并且把“更大的存款市场份额”作为其业务发展目标。

（4）从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官本位”职业价值观，对于规模扩张依然具有强激励效应。

规模越大，其经营者管理位置可以置换的社会行政职位越高，管理者社会地位越高，长官意志越能得到体现。

另外，秦宛顺和欧阳俊（2002）的研究认为，在大银行的工作经历有利于增加管理者个人在经理市场上的人力价值。

我们同意其观点，尽管中国的经理人市场并不独立存在。

上述解释因子均可以在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起的费用偏好框架下得以解释和扩展。

银行规模越大，可控费用越多，经营者的自由度就越大，包括各种“在位消费”或“在位交易[7]（刘小玄，2003）”在内的在位利益目标就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商业银行“个体”效用和福利水平越高。

其中，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意味着国有银行各层级管理者的费用偏好本身；而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下客观存在的出资人监督缺位成为管理者兑现费用偏好的制度漏洞。

实际上，只要存在两权分离，只要出资人监督代理人的监督费用非零，代理问题就必然存在，在职消费和高薪酬讨好员工等费用规模扩张倾向就难以避免。

秦宛顺和欧阳俊（2002）的研究得出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的银行，在职消费偏好越强烈”的结论。

但只有在单一产权结构、出资人监督缺位并且实施固定工资合约的国有银行，费用支出最大化才有可能成为其经营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出资人监督缺位使代理人能够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有银行的固定工资合约使得费用规模扩张引起的利润损失不至于降低管理者与工资收入相关的福利水平。

在各项财务支出项目具有通约性时，扩张费用规模不过是明修栈道，提高薪酬收入水平才是暗度陈仓。

而产权结构合理、治理结构完善且激励措施到位的股份商业银行具备对管理层在职消费规模扩张的制约和约束，费用规模扩张对于管理层而言得失兼具，甚至得不偿失。

上升到一般规则，即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者，相对于拿固定工资的管理者而言，其费用偏好相对较弱。

这就是管理层持股在成本节省方面的激励约束价值。

在经济转轨的整个前改革时期，国有银行的历史使命就是投政府政绩追求之所好，为国有经济部门创造“金融剩余[8]（麦金农，1973）”，它不必为信贷资产质量负责，也不受利润约束，这给国有银行扩张费用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这时，国有银行所面对的惟一约束就是资金约束，资金约束同样制约着国有银行的费用规模增长，因此储蓄动员不仅是给国有经济部门制造金融剩余的途径，更是国有银行缓解资金约束的依赖。

只要新增存款息差大于零，储蓄规模扩张就意味着可转化为自控费用的收益的增长。

当动员储蓄成为国有银行增加“个体”利益的主要途径时，数量型规模扩张也就具备了其合理逻辑。

费用安排的计划管理模式也决定了国有银行经营目标的费用扩张取向。

费用安排的计划管理模式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作为出资人的政府委托监管部门以监管方式对国有银行包括员工工资收入在内的营业费用实施严格的计划额度管制，其结果是银行业务创新与拓展计划经常由于费用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搁浅；另一层次是，国有银行各层级机构在各种经营任务及费用控制方面采取了指数化管理模式等，这种指数化管理模式反而成为各层级机构扩张费用的致因，也反向证明了国有银行至少是分支机构通过增大费用规模来实现效用最大化追求。

指数化管理模式是说，包括存款增量、贷款增量、收入利润、费用节省、甚至裁员等在内的各种“经营”任务，全部以上年度完成情况或增长速度为基数，加权递增。

国有银行各层级机构管理者为规避基数递增压力，尽可能把收益转化为可控费用，以此压低本年度的任务完成指标，达到减轻下年度任务和增加下年度费用规模的目的。

另外，银行经营中现金流量对费用支出的软约束特征[9]（史苏苏，2000）则为国有银行费用规模扩张提供了财务兑现路径：

通过动用其他应收款、联行往来、递延资产等内部资金科目列支费用，国有银行可以突破计划费用指标约束和比例控制。

商业银行经营成本无非就是利息支付、服务费和管理费、人力资本成本等构成部分。

如果会计信息是真实的，那么无论是利息支付、固定价值耗费，还是人力资源成本等，其实际支出是明确界定的，在会计科目上是对应划分的，固定资产价值耗费不能被转换为人力资源成本支付。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在中国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报表失真。

公开信息失真使得利息支付和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之外的所有经营费用科目都具有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得所有的管理费项目甚至服务费项目都可以转化为职工福利支出，至于转化为管理层的职位消费，更是不在话下。

每年公布的国有银行资本利润率总是大大低于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水平，但每年的薪酬调查结果表明，银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水平总是处于各行业前列[10]（李华民，2003）。

三、国有银行组织绩效与费用偏好的实证分析

（一）“费用”概念的外延界定及相关指标释义

１．费用概念界定

费用概念可以是总成本支出，可以是利息支出之外的所有支出，也可以仅是营业费用。

从商业银行的“个体”效用出发，我们更加倾向于把“费用”概念局限到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之后的非利息支出，可界定为“非息非税费用支出”，包括非利息营业支出、资产减值准备、营业外支出等。

如此界定的合理性在于，（１）利息支出由外生利率水平和外生储蓄意愿所决定，营业税金及其附加由外生的税费率决定，它们不由银行管理层自由支配，不能转化为银行“个体”效用，或者说不能进入银行管理层的效用目标函数；（２）我们把营业外支出纳入到费用范畴中去，是因为不同银行报表甚至同一银行不同年份报表的项目口径不统一，比如中国建设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等损益表中营业外支出并不单列，而是被计入“其他支出”项目；（3）有些银行报表的子项目在不同年份报表中游离于营业支出项目和非营业支出项目之间，如果把其他商业银行单列的营业外支出不计入费用范畴，那么各项指标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进行比较的价值就会降低。

从财政部对商业银行审查的主要会计项目来看，上述利息支出和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之外的各项支出主要被列为“营业费用”、“中间业务支出”、“其他营业支出”三个子目，还有“计提呆账准备和非信贷资产损失”和“营业外支出”等项目。

这些项目所列支出在银行会计科目里非常具体详细，主要分为

（1）各种实物资产耗费、管理费用、服务费用等，其中服务费主要指手续费支出，管理费则由业务宣传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业务管理费等；

（2）人力资本成本，即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教育经费等；（3）在存在呆账和损失时，抵补资本金；（4）杂费等等。

上述各种支出，有些本身属于商业银行“自控”费用，有些可以转化为商业银行“自控”费用，他们都能够提高商业银行“个体”效用和福利水平。

尽管在下文相关指标分析中，我们所使用的“费用”概念的外延在诸多指标计算中要宽泛得多，但非息非税费用支出更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国有银行的费用偏好。

２．相关概念释义

总收入＝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贷款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收入＋债券投资收益；非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其他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

之所以把贷款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都计入利息收入，是因为

（1）它们都产生于外生利率，无论是贷款利率、同业市场利率还是债券利率；

（2）它们都是储蓄资金直接或间接营运的结果，与银行存款规模扩张具有直接联系。

对于营业外收入而言，许多商业银行并不在报表中单独列目，而是把它归入“其他收入”项目。

对于单独列目营业外收入的商业银行而言，如果营业外收入不被计入总收入，即便它对上述指标数据的影响很小，各商业银行总收入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也会遭到怀疑。

总支出＝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存款利息支出＋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非利息营业支出＋营业外支出；非利息营业支出＝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其他营业支出；其他营业支出包括呆账准备和非信贷资产损失计提。

对于债券投资而言，必然产生投资成本，该投资成本也属商业银行可控费用，因此把它归入营业费用是合乎逻辑的。

把投资成本归入营业费用的另一个理由是有些商业银行并不在损益表中单独列支投资费用支出，对于国银行和股份商业银行的相对数据指标比较而言，为不失可比性，需要统计口径统一。

另外，尽管营业税金及其附加项也属于非利息营业支出之列，但该项目不体现银行“个体”效用，因此在计算与非利息支出相关的费用指标时，我们根据定义把该部分抽象掉了。

这样，能够被商业银行用来提高“个体”效用的费用支出也就只有非息非税费用支出了。

3．指标选择及定义

我们使用资产收入率、资产利润率、资产费用率、资产非息非税支出率；收入利润率、费用收入比；非息非税支出占比；存贷款利差、存款的非息非税支出率；收入、利润和费用等的人均指标和机构平均指标以及上述各指标的年变化率等来比较各商业银行费用支出的相对规模，并分析国有银行费用偏好问题，为重判国有银行经营效率提供经验论据。

资产收入率＝总收入÷总资产，该指标反映商业银行单位资产产出，是解释国有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次级因子。

针对商业银行的货币经营特征，资产可以被看作是运营投入，总收入则是资产运营结果，因此可被定义为产出。

在中国国有金融产权背景中，资产收入率比资产利润率更能反映国有银行的资产使用效果及整体经营状况。

如果费用规模是可操纵的，那么决定商业银行生存与竞争的关键，就不在于资产利润率高低，而在于资产收入率和资产费用率的比较。

说白了，只要入能敷出，商业银行就可以长期生存。

何况，在急需国有银行提供金融剩余解决资金约束的转轨经济时期，政府对国有银行盈利能力或说利润指标本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苛刻要求。

因此，在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来评价国有银行组织绩效，不仅要比较盈利指标，更要比较与评价产出率指标。

资产费用率＝总费用÷总资产，该指标反映银行的总费用支出情况，在商业银行资产产出率一定时，它决定着资产利润率的高低；资产非息非税支出率＝（非利息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总资产，该指标是解释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最佳因子。

因为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之外的非利息支出代表着商业银行的可控费用，费用偏好就体现为对营业税金及附加项之外的非利息支出的追逐，因此相对于资产费用率指标而言，用资产非息非税支出率来反映商业银行的费用偏好更加贴切。

资产利润率＝资产收入率－资产费用率。

在之中，利润是指所得税税前利润。

使用税前利润的理由是，

（1）在各类商业银行享受国民待遇之前，不同银行税率不同，税率不同引起了税后盈利指标统计口径的差别，其结果会降低通过比较分析所得结论的可信度；

（2）各项税费体现着银行对社会的贡献，因此剔出税费有降低银行效率指标之嫌。

费用收入比＝总费用÷总收入；收入利润率＝税前利润÷总收入；费用利润率＝税前利润÷总费用。

该组指标直接表明商业银行总收入被转化成为费用的比例，体现着商业银行单位费用所能够创造的利润量，按照胡援成（2002）的观点，即体现了费用配置效率。

非息非税支出占比＝（非利息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总费用。

如果把非息非税支出占比指标置入与费用收入比、资产费用率等指标的比较框架内，用以比较分析各类银行不同指标的年变化率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在存贷款利率下降过程中，尽管国有银行资产费用率从1996年开始下降，其总费用规模也基本保持稳定，但其非息非税费用支出及其占比指标从1994年以来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

这表明国有银行一直在努力扩张其可支配费用规模，而降息正好为国有银行在确保总费用规模不变甚至节省的前提下增大了自控费用扩张空间，实现了“个体”效用和福利水平提高的目的。

因此，非息非税费用支出及其占比，以及年变化趋势对国有银行费用偏好具有强解释力。

存贷款利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

从理论上讲，所有利息收入，无论是常规和专项贷款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利息收入还是债券投资收益，都是通过对存款及其衍生资产进行运营的结果，只要正利差存在，存款扩张就能够带来息差收入。

因此，存贷款利差是息差收入的函数，而息差收入是存款规模扩张的函数，也是利润性收益变化的函数。

我们使用存贷款利差和息差收入来解释商业银行存款规模的扩张动机。

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存贷款利差越大，商业银行边际利润就应该越高，商业银行扩张存款规模的动机越强。

我们考察存贷款利差指标的用意在于，如果存款规模增量与存贷款利差不存在统计相关性，反而与单位存款的非息非税费用支出具有正相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反证商业银行的费用偏好。

这是本文提出的一个猜想，有待下文验证。

机构平均费用额＝总费用÷机构总数；人均费用额＝总费用÷员工总数。

这两个指标是衡量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扩张和员工规模扩张与绩效关系的指标，也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和X-管理效率的指标。

机构总数和劳动雇佣规模可以为扩张的费用规模找到去向。

4．数据统计范围

本文考察各商业银行1994～2002年度效率和费用情况。

所关注的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家国有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投资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商业银行。

其中1994年数据不包括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1995年数据不包括民生银行，1999～2002年数据不包括中国投资银行。

股份商业银行所有年份的人均指标都仅统计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投资银行（1994～1997）和民生银行等六家银行的数据。

海南发展银行因为仅有1996年数据，干脆不在统计之列。

更为准确的测度应该包括住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因为他们均属于吸收存款的银行性金融机构，其业务与商业银行并无不同。

但因资料残缺，只有作罢，所幸其规模甚小，影响不大，弃之不惜。

（二）国内银行业组织绩效：

盈利指标的比较分析

现有文献对国有银行效率的评价性结论（[11]于良春和鞠源，1999；[12]赵旭，蒋振声和周军民，2001；[13]焦瑾璞，2002；[14]高玉泽，2003；[15]于良春和高波，2003；[16]张健华，2003ａ等）都是仅以盈利指标为对象，通过对国有银行与股份商业银行及外资商业银行等银行性金融机构进行比较得出的，即便是反对把银行业结构变革作为改进国有银行组织绩效的改革切入点的刘伟和黄桂田[17]（2002）也未能摆脱使用单一盈利指标来判断国有银行组织绩效的方法论局限，并由此认为国有银行资产运用能力低，且效率不足。

表1各类商业银行盈利指标

1．资产利润率（%）

２．收入利润率（%）

３．人均利润额（万元）

４．国有银行机构平均利润额（万元）

国有银行

股份银行

国有银行

股份银行

国有银行

股份银行

1994

0.316

1.597

4.38

26.87

1.24

13.88

13.75

1995

0.354

1.551

4.80

21.09

1.51

14.41

16.41

1996

0.346

1.536

4.54

22.73

1.59

14.87

17.53

1997

0.145

1.441

2.06

17.57

0.73

17.43

7.96

1998

0.085

0.941

1.39

21.01

0.49

11.88

5.72

1999

0.149

0.573

2.93

17.78

0.99

8.26

11.65

2000

0.171

0.518

3.81

21.56

1.33

8.75

16.36

2001

0.180

0.495

4.57

20.02

1.54

9.18

20.04

2002

0.179

0.433

5.22

19.68

1.79

9.20

24.74

资料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各相关年份数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