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主体视角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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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主体视角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doc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本科学年论文
（2007级）
姓名：
费红楠
学号：
1401070312
院系：
汉学院
专业：
对外汉语
指导教师：
张余雷
二〇一〇年七月
从性别主体视角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
AGenderPerspectivetoSouthwesttheLove-lornPeacock
Flies
姓名：
费红楠
院系：
汉学院
专业：
对外汉语
指导教师：
张余雷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JilinHuaQiaoForeignLanguagesInstitute
摘要
《孔雀东南飞》所展示的悲剧是一个追求主体意识的弱女子在面临强大的男权体制的围堵时四面楚歌的悲壮场景。
刘兰芝的死亡有多重因素：
外部支持力量的匮乏、女性主体的自我消解以及个体层面的主体构建努力的脆弱，而其主要的成因在于缺乏社会体制的认同。
《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之所以如此动人，在于它展示了作为柔弱个体的刘兰芝在对抗强大的社会体制时所表现出的慷慨赴死的勇气和自我意识的坚持，生命意志的渲染使得她看似悲剧而无效的反抗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键词：
女性；主体；刘兰芝；悲剧
Abstract
ThetragedypresentedinSouthwesttheLove-lornPeacockFliesisportrayedbetweenthetwocontrastiveentities:
oneasafragilefemaleandtheotherasacondescendingmale-dominatedfeudalsystem.ThedeathofLiuLanzhiisthefailureoftheconstructionofindependentfemaleentity,whichismainlyduetotherefusalofthesocialsystemtorecognizeitsvalidity,besidesitsownideologicaldemerits.Theartisticvalueofthispoemliesnotonlyintheportrayingofthetragicfightingofaweakfemaleopponenttothefeudalsystem,butalsointhepresentationofherstrongwillanddeterminationduringherdoomed-to-failcombat.
KeyWords:
emale；entity；LiuLanzhi；tragedy
目录
引言………………………………………………………………………………1
一、外部男性支持力量的缺失：
传统男性形象的解构……………………………2
二、外部女性支持力量的缺失：
男权体制下女性主体性的悲剧结局及自我消解
……………………………………………………………………………………3
三、脆弱的女性主体性构建：
女性主体构建中的女性认同………………………4
结语………………………………………………………………………………6
参考文献………………………………………………………………………………7
从性别主体视角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
引言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以其简洁质朴的叙事风格、鲜活的人物性格塑造和震撼人心的悲剧性情节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影响深远。
在国内学界的评论中，诗歌的悲剧性成因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很多评论或挖掘诗作创作时的文化背景，或突出刘兰芝的叛逆性和革命性，或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婆媳矛盾的根源。
然而总体而言，评论界对刘兰芝的主体性挖掘还不够全面、细致，在对刘兰芝作为女性个体对命运的反抗赋予了过浓的政治化色彩，且在对文本的悲剧性的分析中，多限于人物的个体层面，从性别、心理、文化等多角度的综合审视。
针对以上情况，本论文将从对诗作的悲剧性成因入手，分析刘兰芝的身份特征，并展开审视其女性主体性及其与社会的冲突，融合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视角，以更为清晰的把握诗作的悲剧性成因及其文化、社会影响。
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因其在社会中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体验，而在社会中有着独特的身份。
在我国封建制度里男人是女人的主宰。
而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逐渐失去自我，失去“人”的权利，成为男子的附属，而这些都是封建制度罪恶的结果，封建制度的“三从四德”等制度剥夺了女性的一切自主权，成为男人控制胡工具。
封建礼教成了残害女性的罪魁祸首。
在诗作中，刘兰芝作为具有一定主体意识的女性，既具有被建构的一面，也有其自身的主动构建意识。
然而在诗作中，前者的控制力要远大于后者，这也是作为男权体制下以他者的姿态存在的刘兰芝所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的根源。
作为占有绝对控制方的男性，往往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对他者进行界定以确立自身的权威性：
一方面通过男权体制的意识形态强化，以儒家思想的牢固地位稳固社会主流思想，将女性的独立意识界定为异类。
从《孔雀东南飞》创作的文化环境来看，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一直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
在男性主宰的世界，在礼教与仁义道德并存的封建社会，男权绝对占了优势，女权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强大的男权文化成为诗作中浓墨重彩的男权压制性背景，使得置身其中的女性在社会、文化地位的重建和突破方面困难重重。
正如布莱恩特纳所言：
“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本质的生理结果，而是因为文化把女人的繁衍性阐释为自然的牢不可破的联接性。
当然，‘文化’与‘自然’的差别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正式这种分类图式把妇女列入低级的‘自然’范畴，把男人归为高级的社会范畴”。
所谓男权制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专制。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构成一种体制、一种习俗、一种规范、一种法律，它天经地义，没有多少人去怀疑它的正确性；它牢不可破，任何力量似乎都动摇不了它的存在。
这种男权专制的力量比阶级压迫更普遍更持久更深重因而也更难以察觉。
不仅男人，而且是使所有的人，包括被男权制所害的女人，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浸染着男权制的思想。
为了使广大女性进一步认识到并屈从于自己的地位，儒家文化对女性的价值进行了全面的贬仰，如“国不可使预政”，女人的职责即“事在供酒食而已”。
在男权主宰下，在由男权文化构建起来的主体和主体性之中，女性主体性的缺席使得她在社会体制中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及弱势性别的符号。
另一方面，男权体制让女性将此体制内在化，即对弱势性地位产生自我身份认同，并依附进而协助男性维持男权制度，以服从、合作与共谋的姿态与男性共建为自身界定的他者身份。
在这种男权社会的土壤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泯灭。
在积淀了几千年的封建男权体制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单个女性个体的反抗就会因男权体制的外在压迫和女性内部力量的自我消解而失败，因为刘兰芝所面对的不只是她的婆母和丈夫，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无比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更加无比强大的男权制社会。
这也是《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黯然赴死的悲剧重要成因。
就刘兰芝的悲剧具体成因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细述：
1．外部男性支持力量的缺失：
传统男性形象的解构
后现代女性主义举出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
主动/被动、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等，并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每一对，都源于男/女这一基本的对立。
男性正是通过两级对立的概念术语，把现实分裂为片段，并在相对应的概念里确定一方是主导的、是优越的。
同样，诗作中也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比喻。
刘兰芝将她与焦仲卿的关系比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磐石和蒲苇的比喻具有较强的男权色彩。
磐石的形象稳固而强壮，蒲苇的形象纤细而柔弱。
在对二者的性质阐述中，蒲苇的特质为韧，即坚忍，作为一种被动性的姿态而存在，而磐石的“无转移”则是男性毅力的期待，在二元对立中，蒲苇作为一个依附性的形象，寄托了刘兰芝对焦仲卿主动解决婚姻困难的寄托。
然而，在本文中作为传统男性形象的焦仲卿被完全解构，使得刘兰芝丧失了依靠之力。
与有较强主体意识的刘兰芝相比，焦仲卿的主体意识薄弱，无力在家长制面前发出声音，更无法出面维护刘兰芝的利益。
他的懦弱无能的形象塑造与刘兰芝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争取主体性的女性意识面前显露了传统男性世界的残缺和空洞。
在对焦母的对立中，他始终作为一个软弱、退缩而不作为的形象没有为刘兰芝提供任何支援。
在被焦母训斥后，“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
”除了哭泣、悲伤、哀求之外没有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的软弱不仅影响到他与刘兰芝的婚姻生活，也直接促成了刘兰芝悲剧的结局。
文章开篇即明示刘兰芝“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焦仲卿在太守府谋得小官吏的差事，每日忙碌的是践行男权制度赋予的社会身份，已完成社会体制对其社会角色的期望。
在夫妻关系中，虽不能说完全忽略了刘兰芝的感受，但在他心目中，工作要大于对家庭的关注，这也客观上让刘兰芝的婚后生活孤独和寂寞。
焦仲卿即使对刘兰芝的爱情也只能在男权制度允许的狭窄空间里表达。
勇气的缺乏使得刘兰芝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并直接导致她信心丧失，走上了绝路。
还有刘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不嫁给这样仁义（又有权又有钱）的人，将来你怎么办呢？
哥哥当然想把她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但更主要的是哥哥想尽快地把她嫁出去，因为有了一个被休的妹妹在家对他来说是不光彩的。
哥哥并不是真心地关心妹妹，而是关心他自己。
哥哥同母亲一样是站在男权制的角度来看待妹妹被休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焦仲卿和刘兄的形象塑造旨在揭示男性并非如父权文化所界定的那样是天经地义的主动和支配的强者，男性的自私、懦弱和无能使男性神话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昭然若揭。
在《孔雀东南飞》中，追求自由的女性自我形象和懦弱胆怯的男性形象的对比塑造非常鲜明，有效的结构男性神话，凸显女性自我主体。
2．外部女性支持力量的缺失：
男权体制下女性主体性的悲剧结局及自我消解
在刘兰芝的悲剧成因中，缺乏外部女性力量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无法依靠丈夫获得身份主体确认的情况下，刘兰芝被遣送回娘家，首先会面对自己的母亲。
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中，母女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
它这不仅是文本中女性之间自然的亲情关系，同时也是女性寻求自我生命之源与文化之根的内在表达。
在回家后，刘兰芝会将对未来的期待和情感寄托在母亲身上，但母亲对刘兰芝的处境没有鼓励和理解，而首先以悲恸的态度否定了刘兰芝的主体意识，“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这使得刘兰芝继而失去了从母亲的女性意识中获得支持的可能。
就《孔雀东南飞》的母亲形象而言，焦母和刘母的形象塑造也象征着男权体制下女性主体性的最终悲剧性结局。
在一夫多妻的封建制度下，传统中国女性都过早的被剥夺了性别的特征，处于一种无性的状态。
从两个老妇人生活环境来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父亲均处于一种缺位状态。
而这种不在场更多的不是指向现实层面，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缺席。
这就使得她们在生活中成为了中性化的人物符号和丧失了鲜活的女性意识。
这点也可从作者的描写语言中看出来。
作者对刘兰芝的外貌给予了细致的描写，张显和放大了刘兰芝的女性魅力，而对其他两个老年妇女却不再像关注年轻女性一样去关注她们的外貌，导致她们只有符号意义，而没有具象的意义。
如前所述，男权体制在对权威的界定方式中，通过女性内在化的方式进行控制是最为有效的。
女性角色形成这种母亲认同的内在关系时，往往就意味着她们生活中男性角色的缺席——或是父亲或是丈夫的显在缺席。
在诗作中，作者选取了两家的母亲而非父辈这个典型的男性形象来实施对刘兰芝的压制，实则有着相当的意义。
首先，老年女性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失去生命力的符号，这暗示了女性在男权体制中的悲剧性命运，此外，让女性自身来实施对下一代女性的压制，正是男权体制对女性统治内在化的有效手段，通过女性对男权标准的自我认同而对产生于其内部的反抗力量进行自我消解。
从控制效果上来看，不仅男性和外部生活环境不把老年妇女当女性看，从焦母和刘母本身来讲，她们自己也自觉的将男权统治内在化。
两个老妇人没有从性别的角度对刘兰芝加以理解，而是放弃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分别从各自的家庭角度对刘兰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刘兰芝在尝试用母女关系来构建自己的主体意识之时，也不可回避的意识到自己正在重新演绎母亲的命运，从而在母亲认同这条狭窄的小路上越走越窄。
在无法获得外界女性的支持后，刘兰芝只得依靠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足的空间，孤身奋战的她的悲剧性结局也成为必然。
3．脆弱的女性主体性构建：
女性主体构建中的女性认同
当身份作为是一种被构建的产物的时候，它产生的首要条件必然是身份的主体要有意识的构建次身份。
女性在文学身份的构建中，对自己文学身份的认同意识便显得格外重要。
在女性主体的自我构建中，无法获得母亲支持，又要逃避男性，女性认同便成为刘兰芝自然的情感去向和行为选择，这是性别意识觉醒后的女性面对并立足于险象环生的社会希望有所依托而寻求同行支持的一种求证。
刘兰芝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对身份的直觉意识，并且在女性意识被压抑的时代有意识的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主体构建。
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面对男权压制，试图构建一个女性天地，以暂时避开男性以及男性社会所带来的压抑和苦闷，并以此取得个体的身份和意识确认。
从心理学上来看，女性认同是焦虑的主体从交往中以他人来补充自己身份，以确认自身的主体存在的方式。
在实践中，具有焦虑症的主体会构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并以女性认同来作为自身的精神源泉。
处于如此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刘兰芝的精神世界是紧张而不安的。
如果一直无法实现个体主体性的确认，她会很快丧失对自己的信心和自身的身份定位。
女性认同在女性文学中常常表现为“姐妹情谊”，在诗作中则表现为“姑嫂情谊”。
在诗作中，刘兰芝关系最近的女性就是小姑。
在被驱遣的时候，她与小姑叮嘱道：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在对小姑的叮嘱中，刘兰芝传递了两个信息：
首先，与小姑的亲密关系及认同感，刘兰芝与小姑社会角色和地位相当，在认同中具有较多的共性基础，此句也是全诗中刘兰芝对丈夫以外的人唯一表示亲近的言辞。
这也是刘兰芝在冷酷的外界指责和压力之下寻求到的唯一慰籍对象，通过小姑的社会角色来进一步确认自身的主体存在，让刘兰芝有个体意识的安全感。
其次，从刘兰芝对小姑的叮嘱中可以看出刘兰芝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并从中分析她对此次冲突的评判和对自身的女性定位的理解。
进一步来说，刘兰芝之所以如此努力争取与焦仲卿的婚姻，不仅因为对婚姻的留恋，更重要的是通过婚姻来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及社会定位。
在男权制度下，被驱遣象征着被社会主流体制所排斥和边缘化。
通过对婚姻的争取，刘兰芝也希望能在男权体制中得到对自身的女性主体的肯定，不负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刘兰芝具有较强的女性主体意识，但还不能说具有独立的、反抗性的女权意识。
她自我意识的表达要求依然以男权的制度为依托和参照体系。
这种不彻底的女性反抗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随后的悲剧性结局。
从文化结构上来看，女性认同其实只是把依赖的对象从异性转向了同性，并以消极避世的同性依赖拒斥对异性的依赖，它仍然是不健全的女性主体意识。
此外，从心理机制上来说，作为女性对同性情谊的一种心理感觉和情感体验，“姐妹情谊”存在着很强的主观意志性，在男性社会的渗透下一般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这些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都使这种类型的的女性认同处于不稳定结构而时时面临离散的状态。
刘兰芝在与小姑的认同中或许能获得一些宽慰，但这种宽慰一则力量微弱，二则不构成独立的女权主体意识，所以无法有效为刘兰芝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结语
《孔雀东南飞》所展示的悲剧是一个追求主体意识的弱女子在面临强大的男权体制的围堵时四面楚歌的悲壮场景。
刘兰芝的死亡是个体性构建的失败，这种失败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缺乏社会体制的认同。
从女性主体性构建的角度来说，要构建起女性自我认同的主体性，首先要有清醒的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更要在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期待中共同构建并认同女性自我的主体力量。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在当时的封建体制下不啻为白日幻想。
而《孔雀东南飞》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它描绘了一个以弱抗强的悲壮画面，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在人性与体制对抗时，作为叛逆女性的刘兰芝倾尽所有展示的慷慨赴死的勇气和对自我意识的坚持。
从这一点上来说，她的反抗虽然是无效的，但在当时积淀数千年的封建体制中无疑以生命的力量演绎出一曲千古绝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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