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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上的鉴别力
林语堂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
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
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是在知识上能鉴别。
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并且对时事极为熟悉，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
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谈话时，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
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
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则是艺术的判别问题，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在论人和论事时，或竟是只知依入门户，并无卓识的。
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
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
但一个人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独立的判断力，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动。
一个人在成人时，他的四周必有无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
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和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感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
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
当一个人错误时，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关联的，中国人每以胆识并列。
凡是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大多在青年时即显露出知识上的胆力。
这种人决不肯盲捧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
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他必会说出他钦佩的理由。
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他也决不肯盲捧一个风行一时的画派，决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不论他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做后盾。
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决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这就是知识上的鉴别力。
这无疑是需要某种对于自己的天真坦白的信心的，而这种自我便是一个人所有的最可靠的东西，一个学者一旦放弃了这种自我判断的权利，他便随时可受人生的各种欺蒙了。
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个警告其实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一般的学校制度倾向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以一种堆塞的方法，以为有了一大堆知识便算是早就了一个有识之士，而把愉快的求知扭曲为一种机械的，有一定分量的，呆板与被动的知识的堆塞。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知识置于思想之前？
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
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
所以孔子说：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世上实在无所谓必修科目，无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
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么名字，并且有一个时期还以为哈瓦那是一个临近古巴的海岛呢。
（选自《生活的艺术》，有删改）
重建历史意识
庄秋水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
所有“现在的事态”，都是具有不同起源和节奏的运动复合体，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前天，也始于遥远的过去。
但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却任意挥霍社会资源，不仅屏蔽遥远的过去，还在拆除昨天与前天。
近几十年里，城市被当作可以随时撕毁的白纸。
譬如出于商业利益拆毁过去幸存下来的建筑，代之以能够提供更多方便和更符合时代情趣的建筑。
北京梁林故居“维修性拆除”以及蒋介石重庆行营“保护性拆除”，让人觉得这种针对“历史意识”的暴力冲动，其戾气已积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19世纪以来，保护旧建筑和纪念建筑就是政府和个人的一项重要活动。
那些与神圣事物、世俗权力、艺术和历史等有联系的建筑，是构筑社会与个人的历史意识的重要元素。
历史意识是一种对过去事物的感受力.无论是对历史敬重、依恋，还是憎恨、厌恶，此种感受力传递给了每个人，成就了人在精神活动里不可缺少的时间维度。
作为单个人的历史意识，不会只满足于构造自己的生物世系来填补历之空白，它对自我的界定，一定关涉广泛的往昔事物。
于是，在代代相传中，某种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社会制度，既延续共同之渊源、主题，也会发生变异，然后形成一个社会的文化遣产。
梁林故居所承栽的正是建筑史和文学史某个阶段的重要价值，蒋介石行营作为抗战遗址则是那段“一寸山河一寸血”艰危时日的象征。
它们的存在，虽未必保存在大众记忆之中，但经由历史学家等人的记栽描绘之后，便会唤起大众对历史人物和文物、历史事件和信仰的回忆，从而加强人们的历史意识。
历史建筑使过去延续至今，在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自我的文化密码，并给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我们并非要重建过去的生活方式，也无法想象一个布满旧建筑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事实上，很少有人因热爱过去而愿意放弃当今界所提供的一切便利。
社会的迅速转型，会摧毁那些不再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旧传统。
但正如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说的那样，“被发明的新传统”，必定是植根于旧传统，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姓。
没有历史的城市无法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拆除所有旧建筑之后再假装古老只会诹小丑一般可笑。
当记忆不起作用时,想象力也会飞走；当遨游时间的翅欣被折断，人会变得急躁、幼稚、任性和愚蠢，人和城市一样，只是一件现代展品。
这是人类与过去的关系。
像布罗代尔说的那样，“过去和现在将永远互相给对方以启示”。
（选自《看历史》2012年第3期，有删改）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
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
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
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
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它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
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
但要注意的事，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
这后一面才是苏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
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
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
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
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弩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犹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呢，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
本来，又何必那样呢？
因为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
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派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
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
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
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
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
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人生何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
?
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无怪乎同样具有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
王船山也是如此。
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何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知道《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参看本书《明清文艺思潮》）。
苏轼在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节）
环球今日评：
什么让我们对国产操作系统冷漠如此
我是八零后。
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正赶上“物价闯关”，父母拿出他们的全部积蓄，以998元的价格购置了一台14英寸的成都牌彩电。
这台彩电陪伴了我整个童年，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才正式退役。
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家里某个角落静静呆着，偶尔将它打开，仍然可以正常运转。
只是“成都牌”早已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1999年，父亲为我学计算机买了家里第一台电脑，那是一台北大方正的台式机。
我不用再一趟趟地往学校计算机房跑了。
虽然拨号网络费用高昂，但这台安装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成了我了解世界的便捷窗口。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年，国产红旗Linux操作系统正式上马。
再后来，我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用上了IBM的笔记本电脑、诺基亚的手机。
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我惊叹于科技竟然可以如此改造生活。
今年4月，我在编辑一份来稿的时候，才得知曾存在15年的红旗Linux系统已在今年年初轰然倒地。
这一新闻鲜有媒体关注，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Windows8不再列入政府采购清单的消息却闹得满城风雨。
我感到有些惭愧，更多的是不解，如果Windows8政府不采用，那么用什么来保障政府的需求？
我们都知道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信息战，知道斯诺登和“棱镜门”，是什么让我们对国产操作系统冷漠如此？
今天早上我看到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院士对媒体表示，国产操作系统有望于今年10月推出，很可能在1到2年内在中国大陆替代WindowsXP系统，5年内有望替代安卓、苹果系统。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都是一件大好事，但评论里的冷嘲热讽却实在令我疑惑。
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新的国产操作系统面世时间来得太快，5年内“赶英超美”的话听起来不像是真的，而国外系统又做得如此完备和人性化，网友的质疑并非全然无理。
但在“吐槽”之前，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许应该扪心自问。
比如，中国可能打造出优秀的国产操作系统吗？
在GDP之外，与它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数据，那就是R&D研发经费（Research&Development）。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的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的12%，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R&D）支出国。
而在1998年，折合美元进行比较，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不及美国的1/30、日本的1/18、德国的1/7、韩国的1/2。
目前国际上较为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研发经费将在10年后超过美国。
如果成真，它意味着中国在科技上的产出在不远的将来极有可能超过美国。
而科技实力对于任何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投入不等于绝对的产出，但就科技而言，投入与产出毫无疑问是正相关关系。
这并非掩饰我们现在的不足。
再后来我也得知，成都牌电视机和80年代的绝大多数彩电一样，并不是真正的自主研发，而是用日本零部件组装而成的“准进口”产品。
我们后来引进了生产线，但在液晶时代迎来了痛苦的下马，再次赶上世界水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推进，只有国货的时代已成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只存在于人们的回忆里。
国门打开后，无数外国产品灌进中国市场，给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用户体验，也给中国民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
虽然有很多国产品牌在这一过程中倒下，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件好事。
如果没有这个残酷又令人痛心的过程，怎么会有今天华为、三一等新一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昂首挺胸呢？
又怎么会有领先世界十年的特高压电网和高铁呢？
今天的国货正在从“组装货”中慢慢脱胎换骨，对此我们应该有大国的雄心和信心。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终将出现。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部编辑）
白岩松说人性：
人性不敌物欲
“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
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
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在美国很多城市里，过了晚上8点找饭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很多餐馆都已关门，过了9点10点更难，街上到处都很安静，包括纽约也是如此。
上班的日子里，很难见到酒吧爆满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会热闹一些。
对于我们这些没时没点的电视人来说就苦了，于是有人开始还念起中国来：
“要是在咱们那儿……”可毕竟是在美国，只好靠司机的经验去寻找餐馆。
当然也有聪明的指引：
去唐人街吧。
果真，一进唐人街，灯火辉煌，看样子，中国人，还真把优良传统带到了美国。
大城市如此，美国诸多小镇更是如此。
天黑不一会儿，静得让外来人心慌，只好赶紧找旅馆，算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
不过，一家又一家住户中透出来的灯光，告诉你美国人的温暖所在。
在美国，很多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
一次是偶然，两次是感概，当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以及美国人心中珍贵最善良的角落。
以上的情景，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甚，家中的电视小得可怜，甚至很多家庭还用着录像机。
人们的脚步纷纷慢了下来，生活占据了生命的上风，人们的眼神，有一种单纯和干净的东西，人们似乎变简单了。
于是你会感慨：
可能所谓的现代化时间长了，并不意味着向前走，而是回身寻找，重新回到人的心灵，回到生活与生命的本身。
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也包括日本，环境都再度清洁起来，蓝天白云出现的频率，大大多于中国，显然，一旦心灵与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观察这一切，不意味着羡慕或对自身的批评，而恰恰来自对未来中国的思考。
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路程，我们的眼神才能够重新纯净起来，去体味生命本身的快乐？
何时让家庭的照片出现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而不是对同事暧昧地说：
我单身。
又在怎样的环境保护措施下，让中国的街头从早到晚都是跑步锻炼的人？
当然，你还可以期待：
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不再需要天天运用五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聪明去斗智斗勇。
没办法，我们依然处于欲望占据上风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处于用物质来奖赏生命的阶段，离背起行装去山水中激活生命还有距离。
还在这个阶段就要面对，谁也无法一跃而过，只是不希望，我们在欲望面前牺牲几代人。
从美国回来后，我说过一句话：
“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
”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
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味蕾上的故乡
息玲玲
故乡在北,我向南。
谁把思念捻成一根线,轻轻摇曳我的心房?
谁又把思念熬成一锅喷香的玉米粥,梦里梦外刺激着我的味蕾,让我的心房隐隐作痛?
该告诉谁,我不愿在暗夜里独自咀嚼泪水搅拌思念的苦涩,更不愿在梦境里纠缠孩童时快乐的记忆。
父母的白发根根都深种思儿的痛,不能告诉他们呀,徒增满眼的泪水,我于心何忍?
兄弟姐妹的祝福都期待我的路更辽远,不能告诉他们呀,又增满心的牵挂,我于心不忍!
十载漂泊路,尽是思乡情。
已记不起吃过多少不知名的山珍海味,也记不得喝过多少昂贵的饮料酒水,怎就不及娘蒸的馍?
娘蒸馍,总是把一块面揉呀揉呀,直到把手上的劲道和空气中漂浮的炊烟香都揉进去;娘熬粥,总是站在炉灶旁搅呀搅呀,直到把炉火的温度和玉米的清新都搅进去;爹给远归的女儿倒一杯“凉白开”,总是呵呵地笑着看我来个仰脖大喝,看我把对家的依恋一饮而尽。
回到家,一盘廉价的素炒豆角、一盘上不去台面的煮花生豆……都诱使着我偷偷用手拿一个丢进嘴里,慢慢咂摸家的味道,此时,我的心才是真真正正在家落脚了。
从小就是馋丫头的我,有一个“很大”的志向,就是吃遍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瓜子。
这么多年了,不管走到哪里,都会买若干种瓜子尝个新鲜。
吃着吃着,那瓜子的味道却都回到了原味,也把我的心牵引到原位——家。
在老家,曾经一角钱可以买一小碗干炒瓜子。
小时候,和弟弟、妹妹撑着口袋让人往里装瓜子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的我们,再不会像以往,拖着鼻涕开心地嗑怪味瓜子了。
而我们的孩子已经吃上了不用剥皮的瓜子,我想,也许他们哪一天会怀想那种劳动的快乐。
故乡在北。
望北方,嗅一嗅空气,那些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亦有清晰的记忆蜂拥而至。
我是故乡贪婪的孩子,却不愿在故乡的温室里幽怨生长,只能选择在向南的旅途中,以思乡的名义用思想抚摸真实的过往,沉淀心里的负累。
也许,哪一天我衣锦还乡,抑或是落魄归家,我的味蕾重新在玉米粥,在馍中愉快地张扬,那是我的幸福!
我向南。
走着相反方向的路,并不是南辕北辙,反而离家越近。
在“近乡情更怯”的古语里,我辗转反侧在“思乡情更怯”的梦境中,虽是不愿,却也难解。
什么时候我的味蕾可以欢腾在故乡的吃食中?
什么时候故乡情结在我的味蕾里绽放永恒的花朵?
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娜娜向上升腾,浸染了我的所有空间。
在期待中,我用喑哑的喉咙吟唱一首故乡的歌谣,抚慰味蕾的狂乱和不安。
家的味道,总可以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情愫,让我随时随地地拾起,并深深地怀念。
菩提本无树
熊召政
五祖寺在黄梅东山上，虽然其规制比之省城归元寺、当阳玉泉寺，略欠恢宏。
但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不要说放在鄂省，就是放诸全国来考量，也是不可替代的。
大家都知道，佛教传自印度。
但自从禅宗产生后,佛教才算实现了中国本土化。
这个过程经历了数百年，尽管曲折，但最终找到了出路。
这种皈依是双向的，因此也是有趣的。
禅僧们依汉土的文化习惯，称自家门派的开创者为祖。
依其传承的谱系，则初祖达摩来自西土印度，而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则都是大别山人。
前二位在山北，后二位在山南。
我的家乡在大别山主峰之下，我每以此为骄傲。
但人们往往只知道大别山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一支英雄的山。
却不了解它同时也是一座拈花示笑，见鸟忘机的佛国禅峰，不但产生了四位禅宗领袖，而且还培植了个性鲜明的中国式的宗教智慧与情怀。
慧可、僧璨、道信与弘忍，四位禅宗的道场分别在太湖的司空山、潜山的天柱山、黄梅的双峰山与东山。
这大别山中的四座峰头我都专程拜谒过。
观其风树从容、丹青开于空际的景象；听其泉流嗽石、钟磬飞而远闻的韵致，我的心难免不生出淡淡的出尘之思。
老实说，这四处祖庭，东山的风景不算最好。
禅是静谧的、安宁的，它的生机如枝头开放的鲜花，虽然灿烂，却无声无息。
东山喧闹了一些，过多的俗声，使满月莲花境界稍受影响，也侵扰了诸佛的庄严。
但是，专程前来拜谒的旅人，若有参透了般若智慧的禅风禅骨，一定能够剔去嚣杂，在寺中曲折的廊庑间以及生着青苔的石阶上，听到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个舂米的和尚吟诵的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个舂米的和尚释名慧能，他目不识丁，曾被五祖弘忍称作“獦狚”，这含了一点点贬损的意思。
慧能千里迢迢到五祖寺来，本意是探究佛法，但他只能到厨下做苦力。
三年后，他却因这首偈，得到了弘忍的完全肯定，把象征着禅宗正脉的袈裟传给了他。
在湖北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在历史中都具有典型的意义。
一是刘备看中二十七岁的诸葛亮，拔擢为“军师”；二是弘忍看中慧能，让其成为接班人。
若按各自当时的情况看，刘备麾下，不但有关羽、张飞与赵云，还有大谋士徐庶。
诸葛亮寸功未建，只凭一个《隆中对》就立即受到重用，用现在的话说，他只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连城市户口都没有。
而慧能呢，只是一个厨房里的杂役，弘忍门下，一千多个弟子，可谓众星灿烂，特别以神秀为首的十大弟子，个个都是“博士后”，与他们比，慧能只能算是一个“农民工”了。
但仅凭二十字偈，他就成了禅宗的第六代领袖。
尽管事后看，诸葛亮与慧能的选拔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种选拔难免遭到世人的非议。
中国用人，历来论资排辈。
若刘备与弘忍两人，不敢打破常规，独具慧眼起用新人，则诸葛亮与慧能，恐怕就会混迹于众生，终老江湖了。
基于此，无论是用世间法还是用山中法看待五祖寺，都会感受到它的卓尔不群。
我个人认为，政治领域中诸葛亮的《隆中对》，佛教领域中慧能的《菩提偈》，都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慧能之前的五祖，规定了禅宗的方向，但尚未让禅宗走向民间。
让佛教走向大众，用智慧启迪人心，慧能是第一人。
凡是智慧的，必是大众愉悦的；凡是众生愉悦的，必是简便的。
有《六祖坛经》传世的慧能，早成了令人景仰的智慧大师。
弘忍毕生做了很多功德，然而他最大的功德，莫过于发现了慧能。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多次到五祖寺参谒。
前不久，我再次去到那里。
在五祖传衣钵处，新盖了一座祖师殿。
殿角有一棵参天古树。
导游小姐说那是菩提树。
一位年轻的游客茫然地问：
“不是说‘菩提本无树’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树呢？
”
导游小姐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微笑着。
我看到这一幕，忖道：
若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这样的对话，便是禅家活泼泼的机锋了。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
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
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
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
苏东坡。
她又问：
“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
”我回答：
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
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
“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
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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