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圈视角下的南京中心城区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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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圈视角下的南京中心城区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研究

0引言

在快速城镇化与多元社区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发展观由过去以空间规模扩张为导向的物质空间环境规划，转向以人为本、以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为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

2018年颁布实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强化了生活圈的规划理念。

新时期的居住区规划，在形式上一改以往“居住区—小区—组团”的规划模式；在内容上，从关注物质空间向关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发展。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更好地反映人与活动空间的互动关系，自下而上地配置空间资源，提高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有关生活圈规划的理念也在我国多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社区规划或相关专项规划中得到运用。

但当前的生活圈规划实践存在以下问题：

①难以将生活圈的理念转化为指导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方法，“指导性”强于“实践性”；②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缺乏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③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规划主体及对象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规划实施重在寻找众多利益主体间的平衡，难以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致使公共服务的“供需”两侧难以达成共识。

鉴于此，本文从日常生活圈视角着手，以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源数据的实证性研究，尝试构建多维度的日常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以期为南京城市协调公共资源配置、宜居城市建设提供方法依据和决策参考。

1相关概念及研究进展

1.1日常生活圈

生活圈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从面向中心城市交通、建设与管理的广域生活圈规划到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形成稳定的居住结构为目标的城市生活圈规划，再到自上而下的社区设施活力再造、社会结构优化的社区生活圈。

随后，生活圈概念逐步被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付诸实践，如韩国的住区规划，借鉴了日本的“分级理论”对不同层级的住区进行分类并配置日常配套设施；我国台湾地区则通过综合考虑产业发展与生活服务设施的供给，以及人的行为活动尺度、行政管理、经济自然与人文资源及地方特色等来判断各类设施影响范围，从而划定了35个生活圈。

我国其他学者对生活圈的研究主要涉及建成环境评价、公共设施配置、生活圈层次边界的划定及以居民日常偏好为导向的建成环境改造等方面。

此外，“包容性”作为生活圈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多元化的当下，作为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也发挥着增强社会要素归属感、协调各方利益与诉求，以及引导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的作用。

从居民活动空间及城市功能地域的角度看，生活圈是理解城市活动体系，表征不同城市地域间社会联系的概念。

根据居民出行特征，结合不同等级设施的服务范围可将居民日常出行范围划分为基本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和机会生活圈。

其中，基本生活圈范围与城市建成区范围相当，出行以步行、自行车等短距离通勤方式为主，包含医疗、教育和购物等基本活动；基础生活圈范围扩展到了城乡结合地区，出行以公交、地铁等较长距离的通勤方式为主，包含通勤、游憩等活动；机会生活圈则扩展到了城市的近郊、远郊地区，出行以公交、私家车等长距离通勤方式为主，以满足周期性、偶然性、更高层次的休闲及游憩需求。

本文的日常生活圈，实际上是指居民以居住地为中心，开展通勤、就医、就学、购物及社会交往等各类活动而形成的实质性地域空间范围，与基本生活圈内涵相近，更多地反映了城市建成区短距离通勤范围内，设施供给与居民日常需求的动态关系，是衡量地域空间资源配置是否公平公正的重要指标。

1.2居民生活便利度

居民生活便利度，是指居民日常利用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方便程度。

已有的有关生活便利度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调研访谈与问卷反馈展开的，存在数据样本少、调研范围有局限性，难以开展城市中观、宏观层面的生活便利度评价等问题。

本文以日常生活圈为研究视角，通过开放地图网络接口，获取城市范围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数据（POI），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这种方式有利于调查城市居民的偏好习惯，反映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利用的状态，促进地区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2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南京中心城区，包含江南主城与江北新主城两部分，研究范围为864km²，其中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为630km²。

从人口和建成环境看，南京中心城区具有人口密度大、城市基础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用地类型多样和设施功能混合度高等特点（图1）。

图1南京中心城区范围、道路交通网络及土地利用现状

2.2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2018年南京中心城区设施点POI数据、开放地图实时交通出行数据及2017年南京市土地利用数据。

POI数据具有数量大、准确度高等特征，依据其经纬度信息在ArcGIS平台上实现空间化，能较好地反映南京中心城区现状设施的分布状态。

开放地图实时交通出行数据则能规避传统空间阻隔模型（如GIS交通网络模型）对道路网质量要求较高，且无法忽略道路交叉口的折减问题和缓冲区法（根据欧式距离确定空间距离）的局限性，同时在计算空间距离时采用路径距离，能较大程度地提高数据的精准度。

2017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则较客观地反映出中心城区内不同等级中心的用地构成及规模。

3研究方法构建及评价机制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及实时反映土地利用的微观特征，同时考虑到日常生活圈短距离通勤的特点，研究采用尺度为300m×300m的矩形网格覆盖于南京中心城区范围内，使其网格化显示。

在确定南京中心城区设施居民偏好度评价因子层次的基础上，将设施点POI数据落在南京中心城区网格上，对网格内的POI进行加权汇总，确定各格网的评价指数，以表征居民对配套设施的满意程度。

研究发现，该方法无法规避设施类型的单一性，进而研究引入“空间熵”概念，以表征各网格内用地功能类型的混合度。

从数据结果来看，空间熵无法直接反映城市空间功能混合度，即上述两种方法在单独使用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保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可借鉴性，研究分别以单位网格空间内的设施评价指数、空间熵及设施类别数3个指标进行计算，并以这3个指标构建三维空间分类矩阵，对南京中心城区便利度进行识别与评价（图2）。

图2研究框架

3.1便利度评价指数测度

参照《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等相关规定，研究将居民对不同日常设施类型的选择偏好纳入考虑，参考相关学者在城市生活便利度指标评价体系研究中选定设施类别的方法，将南京中心城区的设施分为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市政公用、金融邮电、商业服务和福利养老6类，通过实地访谈调研居民对常用设施的使用频率和需求偏好。

此外，研究采用特尔斐法，通过专家打分及AHP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大类设施及其子类设施所占权重（表1）。

表1居民对设施偏好度评价

根据以上指标权重，设计居民对设施偏好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研究采用指标权重评价法对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进行测度，能够反映空间内POI的数量（评价指数可看作25个权重特征向量与各类设施的数目乘积之和，其与空间内的设施数目呈高度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空间网格内的设施总数），且能够反映居民对日常公共服务设施的选择偏好。

但无法规避因某一类或几类设施数量众多、设施类别相对单一，而导致该地区生活便利度评价指数过高的情况。

以仙鹤与安德门地区为例，仙鹤地区为仙林大学城的主体地区，以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培养为主要职能，因此其用地类型相对单一，且仙鹤地区餐饮业与教育培训业数量又远高于其他业种；而安德门地区位于南京主城中轴线南部，邻近老城，商业业态相对丰富、用地类型多元化。

从计算结果来看，安德门地区的设施评价指数反而低于仙鹤地区（表2）。

表2相同空间范围的安德门与仙鹤地区各类别设施数及评价指数

综上所述，规划在考虑设施评价指数的同时，也应兼顾城市用地功能的多样性及不同设施类别间数目的差异性，以满足居民在短距离通勤中多样的日常生活需求。

3.2设施功能混合度测度

城市土地的混合使用不仅是集约、节约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手段，还能提高城市服务的多样性、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升城市活力与竞争力。

“混合用地”概念既包含城市用地属性，也包含建筑的实际使用功能，涉及多样性与兼容性两个层面。

研究主要辨识的是土地实际使用功能混合度。

近年来，相关学者针对土地混合的定量测度研究方法包括混合种类法、面积指数法、混合率熵指数模型、熵值法，以及其他利用开放数据、大数据对城市用地功能混合度进行测度的方法。

从本次研究的数据特征与需要来看，笔者认为熵值法较其他方法更适用于土地使用功能混合度的研究。

熵值的高低反映了城市土地功能的均衡程度。

熵值越高，表明各类功能的土地面积相差越小，土地分布越均衡，土地混合度越高。

当城市各类功能的土地面积相等、熵值达到最大时，城市土地利用达到均衡状态。

基于设施POI数据的空间维信息熵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熵值法在评价城市用地功能混合度时忽略了对设施类别这一变量的控制。

研究提出一种假设：

在范围面积一定的不同城市地区，若某一类或几类设施数目过大、类别俱全，该地区的熵值反而会低于设施数目种类少而各类设施数目差异也较小的地区，此时该地区的熵值无法反映该空间范围内的城市用地混合度。

例如，新街口地区为南京老城中心，设施种类较为齐全，但餐饮店数量远高于其他类别设施数量；而芝麻河地区较强的生态属性特征，决定了该地区单一的生态绿地功能突出，设施种类相对单一，但各类别设施的数量差异较小，芝麻河地区的熵值反而高于新街口地区。

在利用熵值法对城市用地功能混合度进行测度时，应在“适当的研究范围”的前提下，控制用地功能类别相同，且各类别土地（面积）或设施（数量）的差异程度也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测度结果不科学。

通过因子打分评价得到的每个网格内的评价指数，与各类设施数量呈高度正相关，因此该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空间网格内的设施总量；而空间熵的高低仅能反映不同类别设施数量的差异情况，熵值越高，说明单位空间内各类设施数量的差异越小，土地利用越均衡，却无法说明设施功能完备齐全。

若要反映土地使用功能的多样性，仍需将单位空间内的设施类别数纳入考量。

因此，研究尝试以单位空间的设施评价指数、设施类别数及设施分布的空间熵3个指标构建三维空间分类矩阵，对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程度进行分类识别与评价。

3.3 三维空间分类矩阵的日常生活圈便利度评价机制

研究以各网格内设施的评价指数、空间熵、类别数3类指标作为X、Y、Z轴，建立非负空间直角坐标矩阵，分别对各网格内设施的3类指标进行测度，并将各网格的计算结果置于空间矩阵内，以每类指标数值的平均数作为划分空间单元的依据，可分为8个空间单元（图3）。

图3三维空间分类矩阵

依照单位空间网格内3类指标的数值测度结果及其所在矩阵空间单元，总结该网格的实际空间特征。

综合考量空间矩阵单元内3类指标的优劣情况对各空间网格进行归类，并按照其实际反映的便利度水平（高、中、低）对该空间网格进行定性，归类结果可视作便利度的亚类。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评价指数的高低一方面代表了居民评价指数的高低，另一方面代表了设施总量的多少；空间熵反映了不同类别设施数量的差异程度；而设施类别数则直接体现了该地区用地功能的多样性程度。

笔者认为，单位空间便利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评价指数和设施类别数的高低，即便利度越高，其需要满足评价指数、设施类别数均较高的前提，便利度越低，其需要满足评价指数和设施类别数均较低的前提，其余情况视作便利度一般。

4 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的空间特征识别

近年来，南京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推动老城与新城的均衡发展，推动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

在此背景下，研究利用“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以南京中心城区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为对象，参照《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确定的中心体系格局，对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进行测度与评价。

4.1 三项指标的测度结果及其反映的空间特征

研究将南京中心城区划分为9537个300m×300m的单元网格空间，其中有效单元网格空间有4449个，证明该单元网格空间内存在POI设施。

总体而言，基于评价指数、空间熵及设施类别数量3个指标的测度结果均与南京城市空间格局大致相似，呈“一核多心、轴向串联”状集聚态势。

其中，“一核”是以中央路、中山北路为主的老城地区，该地区内3类指标的数值均较高，且空间集聚度较强；“多心”为各片区组团中心，零星分布着3类指标较高的空间。

从单位网格空间内设施评价指数及设施数量来看，可将南京中心城区分为两个等级集聚区。

一是以新街口、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为主的老城部分，其是南京“美丽古都”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南京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各类配套设施最完善。

此外，老城作为南京“六朝古都”的文化核，各类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也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以河西、东山、桥北和珠江等为代表的新城片区，其评价指数略低于老城部分。

作为协助“疏解老城非核心功能”的重要角色，近年来各片区积极仿效老城的商业业态并承担老城的重要职能，尽管起步较晚、投入程度不尽相同，但总体发展趋势较好，其设施配套也能较好地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图4）。

图4南京中心城区设施评价指数及设施数量空间分布格局

从单位网格空间内设施分布的空间熵与设施类别数这两个指标看，同样可将南京中心城区分为两个等级的集聚区。

一是以老城及河西片区为主的城市空间，其设施分布的熵值较高，设施种类齐全，说明该区域总体上各类设施的数量差异较小，土地利用均衡度较高。

从建筑形态看，老城及河西新城多为塔楼、裙楼结合的形式，塔楼以商务商贸、酒店办公和教育培训为主，裙楼沿街分布并设有店铺，主要业态是餐饮、购物和休闲娱乐。

叠合老城部分现状用地看，两者反映的现象也相似，设施功能混合度较高。

二是以外围组团为主的城市空间，如桥北、下关、红山和新尧等地也零星分布着熵值较高、类别较多的细碎空间（图5）。

但需要注意的是，也有部分地区出现这种情况：

单位网格空间内设施分布的空间熵较高，但设施类别并不多的情况。

例如，兴隆街道和朝天宫街道均呈现较高的空间熵分布态势，但兴隆街道单位空间的设施类别数不及朝天宫街道。

下关大桥公园与红山迈皋桥广场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南京中心城区设施空间熵与设施类别数两个指标的测度结果具有较强的重叠性，但也存在局部微妙差异。

图5南京中心城区设施空间熵及设施类别数空间分布格局

4.2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评价

研究利用便利度评价体系，对南京中心城区单位网格内3类指标的测度值进行三维空间投射（图6）。

从各指标的数值分布特征来看：

空间熵—评价指数截面的数值分布较杂乱、特征规律不够显著；设施类别数—评价指数、设施类别数—空间熵截面的数值分布上升趋势明显，关联性较强（表3），但并非正相关关系，如图6（c）中，同一个熵值对应多个设施类别数。

这也说明，同等熵值的单位空间内，其设施类别数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不能证明熵值越高其土地功能的混合度一定高。

研究依据评价指数、空间熵和设施类别数三组特征值的平均数对矩阵进行空间划分，对矩阵各空间内的网格进行特征归类并进行数值统计，得到的结果如图7所示。

图6各空间网格指标结果在评价矩阵中的分布情况

表3评价指数、空间熵和设施类别数3个指标间的相关性检测

注：

“**”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图7南京中心城区日常生活便利度不同特征类型统计

根据最终的归类结果，研究将各网格内的设施分布特征在ArcGIS中加以显示，可以得到南京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的空间特征（图8）。

图8南京中心城区设施分布特征空间归类（左）与设施便利度评价（右）

（1）第Ⅰ、Ⅱ类网格，代表城市日常生活便利度较高的地区，占有POI设施空间网格的26.37%，主要集中于老城及各片区中心商圈与城市主要交通干道周边，此类地区设施便利度评价指数较高，设施数量众多，设施类别丰富，能够较好地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其中，以新街口为中心的老城片区及河西新城片区聚集最为明显，中央路、中山北路、和燕路、集庆门大街和长乐路等重要城市干道将这些片区串联并延伸至江南主城区各片区的组团中心；最南侧的东山老镇片区与老城、河西片区之间缺乏有效串联，反映出东山老镇片区与老城间并未建成一条畅通的城市发展连绵带，仍属于孤立发展区；栖霞、仙林等城市东北侧片区生活便利度不够；江北主城则以江北大道为重要纽带，串联性不足。

（2）第Ⅲ、Ⅳ、Ⅴ、Ⅵ类网格（第Ⅵ类分布特征的网格在南京中心城区内并不存在，本文对此不做深入研究），为城市日常生活便利度中等水平地区，占有POI设施空间网格的17.29%，设施主要分散在便利度较高的集中区外缘范围。

其中，围绕老城、河西地区外缘分布的较为连贯，而围绕外围组团外缘分布的较为零散。

（3）第Ⅶ、Ⅷ类网格表示便利度较低的地区，占有POI设施空间网格的56.35%，其分布于便利度中等水平地区的外缘、中心城区与城市近郊地区相接处，以及城市中部重点景区、公园（如钟山景区、玄武湖公园等）的周边。

对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如栖霞、江宁和江北等部分街道，设施数显著高于老城、河西片区，此类地区设施便利度评价指数较低，设施数量较少、类别较为单一。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研究基于设施数、设施空间熵和设施类别数建立的三维矩阵评价体系，将南京中心城区以300m×300m的网格进行切分，计算单位网格的三种测度指标，依照网格空间内设施的分布特征对其归类，并对日常生活便利度进行综合评价，得到以下3点结论。

（1）利用三维空间评价矩阵对日常生活便利度进行识别与评价，能有效规避指标权重评价法在测度居民对设施满意度时的单一性、熵值法在测度用地功能类型的混合度时的局限性。

同时，从单位空间设施分布的评价指数、空间熵和设施类别数3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可以相对合理地对城市便利度进行识别与评价。

对城市日常生活便利度的评价，不能仅依靠因子评价法，还需结合用地混合度进行综合研判。

传统用地功能混合度的测度研究，主要是利用城市现状用地图进行测算的，忽略了地块内部功能的复合情况，即一种类型用地存在多种功能类别。

POI数据的利用，提高了城市用地功能现状描述的准确度，避免了因对照土地利用现状而造成的混合度测算结果不准确的情况。

而单一利用熵值法对土地功能的混合度进行测度时，熵值相同的单位空间内设施类别数存在较大变数，无法准确测度用地混合度。

（2）研究利用日常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对南京中心城区便利度进行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发现生活便利度的高低分布态势与南京中心城区“多心开敞、轴向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大致相似。

现状市级中心依靠重要城市交通干道串联周边片区，日常生活便利度较高的区域呈高度中心集聚的态势，这也表明该区域的城市建设较为连贯；在离现状市级中心较远的各片区组团，日常生活便利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在各片区主要商圈附近，且各片区间也缺乏有效串联，呈孤立发展状态；日常生活便利度一般的地区分布于日常生活便利度较高地区的外缘范围并向四周发散；日常生活便利度较低的地区零星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以及城市重点景区、公园等职能和属性单一的用地附近。

（3）从实践角度看，依照本文所构建的日常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得出的评估结果，可为相关政府决策机构及规划编制单位在开展宜居城市建设、城市发展阶段性评估，以及社区生活圈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时提供借鉴。

5.2讨论

然而，利用三维空间矩阵构建日常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时仍需注意以下两方面内容。

（1）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南京中心城区日常生活便利度高低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分布态势，即高便利度与低便利度区域的分布范围远大于便利度中等水平区域。

主要原因是，在三维空间矩阵中设施数、空间熵及设施类别数类指标的优、劣界定存在主观判别意识，而目前对3类指标的优、劣界定并无标准。

本次研究仅选用这3类指标的平均值作为界定的标准，然而实践中仍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对3类指标的优、劣界定线进行调整，如选用三者的四分之三位数进行判别等。

（2）依据日常生活圈视角构建居民生活便利度评价体系，不能局限于探讨物质空间层面的公平与均衡，还应关注居民的日常行为模式与日常生活选择偏好，以更加深入了解居民日常生活的实际可达性，从而确定不同城市地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圈范围。

此外，需重点关注社区、城市的包容性环境的营造，在“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提高地区活力、创新力及可持续性，从而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