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批评性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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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批评性考察

浅谈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批评性考察

  论文我们详细探讨了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三个方面,并就各个方面进行了批评考察,指出其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结合当今的金融危机分析了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自由市场;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批评性考察

  芝加哥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等同于芝加哥学派的。

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芝加哥学派的所指做出的评论,他认为“就经济政策来说,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对生产资料配置调节效力的信任,对政府干涉经济活动的质疑以及对货币引起通货膨胀的极大肯定。

”(弗里德曼,1962)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对自由市场的重视和对政府管制的极大反感。

针对芝加哥学派的总体研究已经有比较多的成果,但详细探讨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却并不多由于该学派强调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微观主体就是消费者,研究其消费者行为理论对于深入理解其学派的基本信念和理论主张都是有价值的。

我们并非是对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简单归纳,而是对其理论的批评性考察,当今的经济理论发展及现实问题不止一次地表明该理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同时正是因为芝加哥学派将理论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分析范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去,所以我们在理解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时,也要明确芝加哥学派比较重要的两个基础性的理论要素:

自由市场和经济效益的福利。

  一、自由市场和经济效益的福利含义

  对市场(自由市场)的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绝对核心。

芝加哥学派提出的“自由市场可以被定义为包括以下某种或某些规范性特征:

诸如资产或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经济企业的私营管理;企业的分权;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价格体制或市场机制下的市场。

这种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是以资产或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经济企业的私营管理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三个特征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米香(1975)将这一经济体制称为“竞争私有经济体制”。

虽然“竞争私有经济体制”并不能快速地充分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建立这样一套能够支持竞争市场理论的体制,但自由市场的概念的确是芝加哥学派分析问题时所用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

  针对经济效益的福利的分析,芝加哥学派沿用了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分析方法,同时结合了市场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具有的优势,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效益福利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为:

一是认为全面最优状态的达成会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市场体制多么不完善,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都可达成;二是关于在竞争经济中适应速度的观点,由于经济并不总是朝着合理配置资源的方向发展,尽管芝加哥学派对竞争经济的偏爱并不是基于分配理论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但是适应速度或者称为适应外生变化的速度成为了分配改良的一个决定因素。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在建立分析经济问题的相关理论时非常关注对经济效益的福利的影响,特别是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所用到的相关理论因素都和此基础性理论要素有一定的联系。

  二、对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探析

  弗里德曼在其两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和《自由选择》(1979)中详细阐述了消费者主权,他认为,作为消费者的任何人,除了受制于自己的知识、信息与实际能力(能力在这儿表现为收入)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妨碍或代替他的自主选择。

消费者主权与我们说的企业自主权并不相互矛盾,在市场上,企业是作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资源的消费者出现的,所以,抓住了消费者主权,也就抓住了市场运转的核心。

弗里德曼不仅着眼于市场,他也把消费者主权作为经济自由的核心来理解,弗里德曼的思想构成了芝加哥学派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条主线。

尽管这种观点与我们已有的经济观点有分歧:

我们更多地是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拥有消费者主权,但一旦脱离完全竞争,消费者主权就出现了向生产者主权转变的趋势。

  

(一)效用的无差异性和效用与伦理道德

  芝加哥学派眼中的效用的元差异性与我们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所熟知的效用理论和无差异曲线不同,我们可以将芝加哥学派的效用无差异性理解为效用的无歧视性或同等性,正如该学派认为的乞讨者和施舍者都清楚自己的偏好,而且乞讨者和施舍者从自己的偏好所得到的效用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在广义经济政策下,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并不将帕累托理论作为可以接受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公众缺少理解其他政策所能带来的结果应该具备的相关知识和预见能力。

自由经济学家(包括芝加哥学派)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为了符合伦理道德标准,我们要认为所有的成年人,即使是穷人,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偏好,并且在这方面要平等地对待他们。

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忽略他们的想法。

如果施舍者认为自己比接受者本人更清楚其需求,而倾向于用以货代款的方式给予物品,那么自由经济学家则认为施舍者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并试图让施舍者清楚这一点。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道德规范与效用准则,或与以帕累托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福利经济准则相冲突。

例如,过量利益可能是通过征用少数富人的大部分财产获得的。

一项计划能提高一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确保资源充足,但会引起其他人的偏见或不满,那么根据帕累托标准,这项计划就不应该被批准,尽管这项计划并不是以伤害一些人的利益为前提去增加另一些人的利益,但是社会道德规范反对单纯因为某些人不满就否决一项计划的做法。

同时,虽然经济学家并不完全相信公众选举出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他们也会更愿意通过政治程序来制定政策。

毕竟,民主进程会支持那些被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反对的经济政策,如关税、贸易限制、农产品价格优惠政策工资及物价法等。

市场商品选择的正当性取决于消费偏好以及人们都清楚自己偏好的假设上。

经济学家宁愿通过政治程序来制定政策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扩大选择标准使得“偏好”带来“偏见”。

如果人们不清楚自己的偏好,就更不用说清楚集体的偏好了。

而那些受到自由经济学家反对的政策将因为可行并能提高经济效率而得到肯定。

  

(二)消费者偏好

  偏好是偏爱或喜欢的意思,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消费者行为基础上的,作为消费者行为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它容易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反过来它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芝加哥学派在消费者偏好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和两个因素联系紧密:

环境和风险。

在富兰克·奈特(1923)经典着作和雅各布·维纳(1933)论文的影响下,一个较为保守的理论也逐渐发展成形。

这一理论力图减少政府干预,并强调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外因至少在局部范围内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

人们对于摆脱税收、补贴及其他政府调控手段总是怀着谨慎态度,还需要一些充足的理由来减轻人们的这种谨慎。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相比于污染带来的问题,人们对污染本身的关注有些过度。

因此,他们极其反感那些“环境保护者”并将他们的思想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英论。

环境质量大多是“中产阶级关心的问题”,如果其观点得以盛行,将会导致一部分“穷人”的主要消费品价格上涨,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可以用于新投资领域的资源下降及对私营企业的干涉),从而导致分配效率的下降。

保守经济学家警告人们要防止不成熟的反污染行为(主要是因为这种反污染的行为影响了人们消费偏好)。

消费者行动必须有知识作为引导,并且如果有彻底的解决方式的话,这种方式应该是长期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

考虑到信息成本,保守经济学家将会给反污染的观点增加一些支出负担和寻找论证的负担。

  其实,这些说法有时候很不令人信服,环境保护等在消费者心目中日益增长的绿色意识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偏好。

有害商品的社会边际成本很可能比其价格还高,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单就人造商品而言,穷人收入比富人收入减轻的程度要大。

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认为环境因素的再分配会降低资金积累或创新能力,那么反对政府干预以提高环境质量的言论也没有对其后果进行充分的考虑。

例如,如果政府采取措施改良了穷人们居住的市区环境,那些居住在郊区的富人很可能就会搬回市区,而为了代替穷人住在市区,他们就会抬高租金。

这样产生的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消费者(穷人)的消费行为因无法支付其改变的消费偏好而终止,破坏了帕累托最优,经济效益的社会福利大大减少。

  对市场经济中的风险,芝加哥学派有着和其他众多学派相似的观点。

风险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担忧,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做样子,无论是由新兴科技或研究直接引发的,这些担忧都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使蒸蒸日上的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陷入困境当中。

依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来看,这决不是假想,科技会带来一些与自由市场带来的福利相反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个体选择自由和消费偏好的影响。

因此这些不良影响将会使用自由市场保障社会福利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也是基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所做出的。

  (三)消费者选择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考虑消费者消费行为时都是基于自由市场概念做出的,消费者选择消费行为的最关键的一环自然也不能脱离自由市场。

作为自由的一个层面,个体选择的优势是由经济中市场这一环节提供的。

经济中国营部分越小,那么至少对消费者来说,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对芝加哥学派来说,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芝加哥学派认为收入再分配应该以现金形式而不是以货代款的形式进行。

其次,竞争经济会使社会中的自由度增加,当然不是因为它是竞争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它是竞争资本主义经济。

更具体地说,分权私营经济体制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将能与国有经济相抗衡的其他经济力量分散开来,又由于经济力量是实施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经济中私营部分越大,它们就会对国有经济产生越大的制约作用。

米尔顿?

弗里德曼一芝加哥学派最着名的代表人物说过的一句话足以引起人们对功利主义偏好和自由论者强大感染力的注意,即“能够直接带来经济自由的经济体制,它就是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同样也会扩大政治自由,因为这种体制将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分开并使这两者可以相互抵消”(弗里德曼,1962)。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个体选择人造商品的自由)在竞争市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接着他又评论到,“市场的功能就是要尽量减少那些必须通过政治程度解决的问题,从而减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

政治程序解决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高度的一致,而市场则与之相反,容许多样性的存在”(弗里德曼,1962)。

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在探讨消费者选择这一理论时,也是在极力排斥政府或政治的干预。

由于科技的发展,社会环境越来越危险,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将允许政府拥有更大的监视权、控制权和管制权(虽然人们可能不是很情愿)。

  三、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体系,也是一种政治形态,芝加哥学派把市场经济的微观原则广泛应用到了其他领域,用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解释每一项经济行为。

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适用于收益最大化分析。

他们注重市场的作用,但同时也意识到了政府的作用。

这就导致了芝加哥学派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时出现了很多令我们无奈的矛盾观点,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曾非常隐讳地表达了在纯粹性地探讨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我们不能只顾用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包括节俭等美德)去劝说或束缚消费者选择自己偏好的商品的权利,即使这些商品是毒品、黄色文化等等东西。

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根据帕累托标准,理想的市场调整应该与社会净损失相协调,(这一损失会因衡量福利内容中的货币收益和货币损失而增大)。

这一点如何重要则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变化,以及该变化对劳动者福利损失的影响程度。

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奢侈品”和“冲动购物”的增加)会对劳动者的福利构成威胁,除非有一种可以与之抗衡的因素如国家福利,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

  米香长文在其批评性的着作《芝加哥学派》(1973)中,给出了一些很具有价值的观点:

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中,未来是不确定的,企业员工及管理者的垄断倾向,他们自卫性的宣传支出,对关税政策和价格调控的支持都可以看作是他们想要稳定市场以保障人力资源和利益安全的一种手段。

表面上看,这种在极度不稳定社会里寻求安全的做法与寻求高收入的做法无异,这就促进了工会和约束性团体的产生。

只要这些约束性团体和约束性做法能减轻焦虑,提高安全感,他们就为社会福利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使这些机构更能满足劳动者、专业人士、执行官、股票持有人的安全需求并同时能使这些人员对自己的计划也做出调整以适应科技变化和需求变化的要求。

然而,在这些还没有实行之前,持有消费需求至高无上可以决定分配观点的保守经济学家们(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对任何约束消费行为的限制性组织和做法的反对态度都有待商榷。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直到现在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市场面临着新一轮的大洗牌,市场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这可以说是一次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导致的危机,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跟经济领域内充斥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具体到微观领域内,这种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是无限制地鼓励消费者消费,个人信贷和消费信用极度膨胀,政府真正做起了“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给了消费者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并对其选择等方面的保护,政府的无为导致了消费的代间均衡被严重地打破。

当危机到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消费信用不良资产的增多和实际消费量的大量萎缩,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怀疑,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或不消费)对生产厂商所产生的致命性的打击(宣布破产或减员),经济衰退等等现象。

我们毫无理由责怪消费者,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消费者比较起厂商和政府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他们只能决定自己的头脑(受传统制约)但不能决定自己的腰包,他们所能看到的和知道的就是政府的宣传、厂商的广告和邻居家的小沙发。

危机是灾难同时也是机会,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改变消费者不良消费行为和社会中不良消费结构的机会,我国的消费者理应成为既拥有芝加哥学者们倡导的消费自由权利,同时又具有较好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该称为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强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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