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反贫困的影响研究多元范式的形成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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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反贫困的影响研究多元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资本对反贫困的影响研究:
多元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反贫困；多元范式；多层视角[摘要]国外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研究范式等特征。
根据经验事实、理论基础和主要思想，可以将这些研究区分为资本范式、制度范式和关系范式。
对多元研究范式的分类和总结，对于国内学者研究我国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1-0063-0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性的学术文献中，尤其是在科尔曼（1988）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对社会资本展开研究，以及普特南（1993）将社会资本与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民主及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后，社会资本这一分析工具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
由于社会资本与信任、信息对称、公众参与、合约实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学视阙里，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资本与信用秩序、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等论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而将社会资本与更为微观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与世界银行的发展实践及实践总结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银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屡次发现“移植”项目、制度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因此，一直致力于在发展项目实践中寻找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社会资本这一理论工具的出现，给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实践带来了新的灵感。
世界银行以社会资本作为理论依据，在非洲、拉美和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发展项目，并以发展项目的实际成效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资本确实是发展中“缺失的链条”，认为只要将这一链条接续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此以后，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在我国以政府为主的反贫困实践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社会资本与贫困及反贫困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被认为形成了一种新的反贫困范式——减贫的社会资本范式。
罗宾森（robison，2002）认为，社会资本范式包括社会资本、网络、社会一情感商品、附加价值、制度和权利。
社会资本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其他人（群体）的同情，可以被网络成员分享。
相对于其他的贫困研究范式，这样的提法不能说不正确。
但是，如果将视线聚焦到社会资本与贫困研究这一领域，“社会资本范式”的提法显然过于笼统。
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基础理论研究即呈现出流派众多的特点，而对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总是基于其中一种或综合几种社会资本的基础理论展开研究的，自然也就呈现出多元范式的研究视角。
鉴于此，为了对该领域的研究有一个更为细致而实用的区分，也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课题，为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提供“对”的政策建议，本文拟对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研究的多元范式作一梳理。
一、反贫困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多元的研究范式正如前文所言，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研究的多元范式由社会资本基础理论的流派众多这一特点所决定。
就社会资本的经济学研究而言，在斯塔维伦（staveren，2003）看来，就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
一是将社会资本看作效用函数的一种偏好；二是将社会资本看作与其他资本相比的又一种资本形式；三是将社会资本看作一种机制，主要表明了因信息不完全和风险导致的市场失灵这一现象。
与社会资本并不统一的定义，以及上述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多种研究方法相对应，对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也形成了多元的研究范式。
本文将这些研究范式区分为资本范式、制度范式和关系范式。
（一）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
资本范式资本范式的经验基础表现为在反贫困实践中，以下经验事实总是被观察到：
即人们可以通过动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获得资源和动用资源；而其理论基础则是对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定义。
因此，基于关系网络可以动员资源的经验事实和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社会资本对反贫困影响的资本研究范式的主要思想可以表述为：
关系型社会资本通过发挥资源性的作用，为帮助穷人脱离贫困提供了渠道。
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国外研究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用社会资本解释贫困和研究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用社会资本解释贫困主要包括两个逻辑：
第一个常用的逻辑认为，由于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衡，与强势群体（比如富人群体）相比，穷人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甚至出现赤字，因此，社会关系的差异强化了强势群体的有利地位，从而使穷人的境况恶化。
第二个逻辑认为，贫困人口内部关系网络的性质可以解释贫困程度的差异，因为这些关系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充当了资源的角色。
昆利恩（quillian，2006）在上述两个逻辑下，运用就业网络、邻近社区集体行动效率、各种族移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及校友关系等社会资本形式，试图解释贫困的种族差异。
他们的研究表明：
邻近社区的集体行动效率、各种族移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及校友关系，对于解释种族贫困差异是重要的。
而就业网络则是一个较弱的证据，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就业网络与其他寻找工作的方法难以严格区分开来。
除了用社会资本解释贫困差异以外，更多的研究关注社会资本的资源性作用对反贫困效率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难以一一列举。
一般而言，大多数研究都强调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会认为社会资本是发展中“缺失的链条”的原因之所在。
弗洛雷斯等（flores，2003）的研究也强调了社会资本对反贫困的重要性。
根据研究目的，他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并用该定义分析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乡村组织在获取资源方面的差异。
结论是：
在被分析的贫困群体中，社会资本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资源。
但是，要使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要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气候等。
与之类似，安东尼（an-thony，2002）对安第斯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联盟中的诱发性社会资本进行了翔实的案例研究。
他们认为，安第斯的贫困人口组织包含了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构成了贫困人口谋生的潜在重要资产，在降低贫困水平的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些组织在规模、所担当的角色、效力、包容性程度和排他性程度上差异较大，这意味着贫困人口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存在着不同的维度。
因此，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也就存在着差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意味着借助外部力量帮助贫困人口建立社会资本需要采取不同的干涉方式。
简言之，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反贫困影响的资本范式看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解释贫困，而且对于反贫困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二）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
制度范式制度范式的经验基础在于在反贫困实践中，以下的经验事实不断被观察到：
即拥有共同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规则的社会成员之间，合同履约高，“搭便车”的行为更少，相互之间更易合作，达成交易和履行交易的成本更低。
其理论基础则表现为对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区分和定义。
因此，该范式的主要思想可以表述为：
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发挥制度性的作用，为穷人社区的集体行动、合作提供便利，增加了信任程度，从而提高了反贫困行动的效率。
这一范式被广泛用于研究社区集体行动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在将其运用于研究社会资本对反贫困的影响时，往往表现为对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纳拉杨（narayan，1999）的研究。
纳拉杨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在信息、信任、风险管理、信贷、公共服务、照看孩子和社会化、冲突管理和解决、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机制。
同时指出，政府治理作为正式制度规范，与社会资本的规范作用在一个社会中，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因此有必要探讨其不同组合的产出。
纳拉杨运用象限图，分别讨论了强政府治理、强社会资本作用、弱政府治理、弱社会资本作用等四种组合的产出结果，并得出了含义宽泛的研究结论：
当政府管理恶化，或者政府效力弱化时，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将会替代政府发挥作用。
在充满暴力、犯罪和战争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孤立的社会组织挣扎着活命，或者以之应对经济停滞状态下的生计问题。
因此，正确的政策干预，必须清楚社会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不同性质，并努力将两者的替代关系推向互补关系；必须认识到公民社会的核心地位及其贡献。
相应的，从操作层面看，可能最有成效的政策干预至少包括两点：
一是对穷人组织能力的投资至关重要，包括在微观层面直接支持穷人和在宏观层面通过法律法规的改变支持与反贫困相关的活动。
二是通过7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可能会直接培育出相互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是形成互补性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关系的重要基础。
与资本范式相比，制度方式更强调社会资本的制度性作用，往往将社会资本看作一种非正式制度，强调其在区域性的社会性互动、交易性互动中不可替代的行为规范功能。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将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区分为资本范式和制度范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相反，由于行为规范、价值观等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嵌入到关系网络中、以关系网络为载体，因此，资本范式与制度范式是相互交错、紧密相关的。
这意味着在运用资本范式分析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资源性作用时，难以完全撇开制度范式，反之亦然。
比如对当前普遍运用的参与式扶贫模式的社会资本解读，既需要运用资本范式，分析这类项目的实施对象是以一定的关系网络人群为项目对象；也需要运用制度范式，指出这类反贫困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是因为在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网络成员一致接受和遵守的行为规范，换言之，认知型社会资本发挥了项目实施的制度保障作用（虽然不是正式制度，但是起到了制度性作用），这类作用通常被解读为合作、信任、信息成本的节约等。
正是因为在社会资本与贫困研究中，两种范式难以独立使用，因此，大量衡量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反贫困中作用的定量研究，都综合（或者同时）运用上述两种范式。
表现为用描述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指标体系衡量关系型社会资本的资源性作用；而采用信任、信任度或可信度，以及接受或者属于某些价值观、习俗等来衡量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制度性作用。
资本范式与制度范式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时的交互使用表明，对这两个范式的区分更多的是强调研究范式本身的区别，而非强调每一个范式都能够独立而完整地解读社会资本与贫困研究这一论题。
（三）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
关系范式虽然社会资本的资源性作用和制度性作用难以严格区分，相应的，资本范式与制度范式难以相对独立地运用，但是，由于认知型社会资本以关系型社会资本为载体，前者难以观察和度量，后者容易感知和测度，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集中关注了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随着这类研究的推进，结合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对关系性质的区分，逐渐形成了社会资本与贫困研究的关系范式。
该范式的经验基础源于以下的经验事实被观察到：
即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异质性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比如一个已经脱离贫困、往来不多的远房亲戚）往往比同质性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比如一个和贫困人口处境相同、往来密切的近亲）带来更大的帮助。
对应社会资本的术语，前者往往指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esocialcapital），后者则指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socialcapital）。
而根据关系紧密程度将关系型社会资本区分为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正是关系范式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
该范式的主要思想为：
根据关系性质，穷人的关系网络可以被区分为紧密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
前者指穷人内部的关系网络；后者指穷人与其他网络取得联系的网络通道。
这两类社会资本对反贫困项目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紧密型社会资本是一种“维持”型社会资本，它可以帮助穷人渡过难关；而跨越型社会资本则是一种“发展”型社会资本，它通过给穷人带来异质性资源，提供了穷人摆脱贫困并形成自身发展能力的更大可能性。
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即是：
要提高反贫困的效率，需要增加穷人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不是紧密型社会资本。
在该范式下展开的相关研究，其结论和政策建议相对一致。
不过，具体的分析路径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强调不同关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所承载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社会学的分析路径则倾向于强调不同关系性质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排斥和穷人社会能力方面的影响。
比如普拉卡什（prakash，2006）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社会资本的资源性作用。
在研究美国原居民社区的贫困问题时，他指出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紧密型社会资本带来了足够多的关系型资产，成为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资本，使管理当地资源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甚至对于当地企业和代际就业都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益处。
但是，也许正因为仅仅拥有自己所属社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缺乏与邻近社区桥梁型的关系，以至于大多数贫困社区既没有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也没有所需的社会资本产生，当地市场和个人成长缓慢，反贫困进程停滞不前。
因此，需要设计出功能良好的政治制度，以便对穷人赋权成为可能，允许穷人超越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贫困的社会力量和制度。
而沃伦（warren，1998）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了社会资本的社会f生作用（社会排斥、社会能力）。
沃伦注意到贫困人口内部也许拥有很高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这对于群体成员而言无疑是好事，但是，必须注意到，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群体的排斥。
换言之，越紧密的群体内社会资本，意味着对群体外成员的排斥力就越强。
因此，穷人内部较高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必然导致较低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在众多运用关系范式展开的研究中，伍考克和纳拉杨（woolcockandnarayan，2000）的研究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他们的研究以社区作为关系网络的范围，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紧密型社会资本与跨越型社会资本综合作用的产出，如表1所示。
他们认为，对于穷人而言，如果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都低，就会居无定所；如果紧密型社会资本高而跨越型社会资本低，则贫困人口聚居在一起互相帮助着艰难度日，这与我国当前大多数农村贫困的现实比较吻合；相反，如果紧密型社会资本低而跨越型社会资本高，则贫困人口会依赖跨越型社会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如果两者都高，则贫困人口不仅可以成功地获得外部的反贫困资源资助，而且能够成功地运作反贫困项目，有望摆脱贫困。
在此基础上，伍考克和纳拉杨进一步指出：
随着社区成员的福利随时间的变化，与特定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组合相关的最优成本和利益也在变化。
因此，关系范式下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研究所得到的政策含义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就是：
在怎样的条件下，穷人社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能够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并保持不变（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消除负面影响）；同时帮助穷人进入正式组织和获得更多的跨越型社会资本。
这一过程充满着多重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对外部的非政府组织，外界的服务、发展机构而言，因为他们可能有必要改变作为那些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或强势既得利益集团产品的社会体系。
二、不同的声音：
社会资本无益于反贫困虽然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关系性质提出的。
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
社会资本的排他性可能会削弱其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分析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第一，贫困人口是否拥有和非贫困人口同样的网络?
第二，贫困人口被允许进入非贫困人口的网络吗?
显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社会资本被定义为满足成员需求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结构，一些网络是垂直的、开放的；而另一些网络则是同质的，只接受同一类型的人。
对于穷人而言，其网络主要与生存策略相关，贫困人口不能参与和非贫困人口一样的组织，这已经被一系列的研究所证实（宽泛地说，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异质性是一个有力的论据。
）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就至关重要——如果穷人被排斥在非穷人的网络之外，那么，穷人试图通过社会资本摆脱贫困的努力势必大打折扣。
事实上，傅利叶（fournier，2003）的研究表明：
一些社会关系、集体行动以及地方性制度可能会加剧最贫困人口被排斥的状态。
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导致包括各种社会形式，尤其是最贫困的人口，他们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和区域之内，因此，应该谨慎地宣称形成减缓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正确政策是有可能的。
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关系性质和作用机制特征，因此，一方面，贫困人口可能会因为能力不足（包括社会资本不足），使得强调贫困人口参与的反贫困策略不可行。
对此，哈里斯（harriss，2001）甚至非常尖刻地宣称将减贫政策这一负担压在穷人身上，无异于是期望“最弱势的群体能够揪着他们的鞋带将自己拔出泥潭，这对于那些希望大幅度削减公共支出的人来说实在是再方便不过的”。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的排他性，可能会使得反贫困资源并没有投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贫困群体。
比如，假设一个村庄的社会资本提高了公共项目的回报率，从而改善了所有居民的福利。
如果同样类型的社会关系对村庄成功地获得外部资金对项目的支持起作用，另一个村庄这类社会关系比较弱，就会因为在对外部资金的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而使情形变得更糟糕。
如果资金在第二个村庄更具生产力（假设这个村庄更穷），第一个村庄的高社会资本实际上从总体上减少了社会福利。
因此，在反对者看来，通过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实现减贫是令人失望和不现实的。
如果大多数穷人既不能大规模地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以形成有用的网络，也不能获得进入拥有众多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的通道，那么，社会资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减贫工具呢?
结论必然是社会资本形成并不是一个有用的反贫困工具。
三、启示与借鉴与国外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相比，国内对于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只是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国内已有研究几乎没有考虑我国反贫困的特殊性——那就是政府主导这一重要特征。
虽然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本国的反贫困工作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府以外的组织、机构主导的反贫困实践中，社会资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考虑到社会资本基于关系网络的定义，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关系性质方面的差异很大，相应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必然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考虑到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存在着替代或互补的特殊关系，在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方式又必然与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考虑到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外在环境与已有的研究不同，这意味着研究的假设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修正或者调整理论模型，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
否则，如果我们仅仅是不加识别地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简单借用，轻则犯“看上去很美”的错误，重则可能误导政策走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正是基于对国外研究成果和国内反贫困实践的客观判断，笔者认为：
我国学界在关注社会资本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影响时，一方面不能脱离我国反贫困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鉴别地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国外已有研究为我们构建更为科学、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
尽管存在多元的研究范式、多层次的研究视角，而且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交错使用不同的范式和视角，似乎给人一种杂乱、不成体系之感，但是，正是这种交错使用蕴涵了完整、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的雏形。
综合多元的研究范式和多层次的研究视角，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雏形，形成对国外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描述。
该框架由基于社会资本定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基于关系型社会资本关系性质的拓展分析框架构成。
不管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拓展分析框架，都可以从宏观、中观或者微观的视角切入，分析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同样，运用这些理论框架，反对者则可以关注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活动中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问题。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国外研究基本没有关注在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我国反贫困实践的主要特征；而且，从经验观察来看，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国内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反贫困现实，重点关注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以期提出更为可靠、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最后，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对我国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至少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是展开对我国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经验研究，描述社会资本作用的主要途径、方式以及产出衡量（包括负面产出）等；二是尝试在关系范式和制度范式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进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实现理论研究的整合性创新。
毫无疑问，如果既了解经验事实，又有科学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靠性必然会大大提高。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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