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经济学》案例.docx
《《公共部门经济学》案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公共部门经济学》案例.docx（6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公共部门经济学》案例
《公共部门经济学》案例
黄新华
理论的内容必须有相应的实际来加以印证和说明，这样才有助于对理论的全面理解。
为此，针对上述各篇的重点内容，选择一定数量的案例，期望通过对案例的阅读和分析，能够加深对公共部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理解。
案例基本上是结合以上各篇的内容进行选择的，但是各案例的分布以及案例的篇幅都不尽相同，也不是所有的章节都有案例来说明。
案例一、蚕茧价格的涨跌与市场的强制调节
1995年秋，国内的蚕茧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蚕茧价格从1993~1994年间的每公斤24元急剧下跌到每公斤3~5元。
价格的暴跌令广大蚕农损失惨重。
据估计，蚕农养一纸蚕，合计支出为165元，而得出的蚕茧只售104元，因此蚕农除了浪费劳动外，还净损失61元。
蚕价的暴跌，打击了广大蚕农的积极性，导致蚕农大规模倒蚕毁茧。
江苏省的盐城市，不少乡镇的桑园被毁，有的乡镇的毁园面积达20%。
有些地方不仅新开发的桑咽被毁，连一些老桑园也遭毁坏。
造成蚕价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多样的。
截至1993年，我国的丝绸行业一直是热销行业，当年出口创汇额高达31.5亿美元，实现利税14.38亿元，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其中，茧丝绸的生产与出口都居世界第一位。
高额的利润，吸引了大量企业投入丝绸业，使得作为原材料的蚕茧变得相对紧缺起来，各个丝绸生产企业为了争夺蚕茧，引发了蚕茧大战。
蚕茧大战使得蚕茧的市场价格高扬，众多的农民跻身于养蚕的行列，盲目扩大产量，结果造成蚕茧的产量远大于市场的需求量，世界茧丝需求量为6万吨左右，而我国茧丝产量就已达8.5万吨。
我国丝绸产品的最终市场在国外，但是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市场开始发生变化，我国的丝绸业出现困境，全行业当年亏损4.9亿元，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1995年，形势更加严峻，丝绸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口创汇大幅度减少，据占全国丝绸生产75%的江苏、浙江、四川、安徽4省统计，1~9月份，丝产量下降14.2%，桑茧丝绸产量下降26.6%。
下游行业的减产，使原本已供过于求的上游蚕茧养殖业更加雪上加霜，于是便出现了1995年秋蚕茧收购价格大幅度下跌的一幕。
蚕茧大战还使丝绸行业大伤元气，不少丝绸生产企业在蚕茧大战中为了争夺蚕茧，投入了大量资金购入高价的蚕茧，如今丝绸减产，企业便积压了大量的资金，难以运转。
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具有计划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并不必然导致合理的结果，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也会出现诸如上述蚕农大规模倒蚕毁桑的事件。
这实际上是市场对明显供过于求的态势作强制调整的表现，如果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只是出现在若干行业或部门，也许不至于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状况普遍而长时间地存在，人们就必须意识到，一定是市场机制本身出现了某些功能障碍，也就是说，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诊治。
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件典型事例。
市场机制存在失灵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的现象，这是国内外市场经济运行已证明的事实，理论上也能作出解释。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一个建立与完善的阶段，因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完善造成的价格信号扭曲、信息不完全等情况更加严重，更容易使社会资源因无效配置而造成损失，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合理地干预市场，纠正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的均衡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必要了。
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或其他主体而言，必须使生产经营决策有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为基础，要重视对市场前景的分析和预测，减少盲目性，提高决策水平。
思考题：
1．结合案例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和表现。
2．案例反映了市场主体的经济人性质吗？
3．结合案例讨论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
案例二、中国电信市场的垄断与开放
1994年7月19日，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这一天，由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铁道部三部倡议，有16家股东组成，注册资金10亿元的中国联通公司正式成立。
中国联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市场垄断的坚冰被撞开了一道裂缝。
在中国联通成立之前，中国电信一直垄断着中国的电信业务，并享受国家的财政优惠政策，如电信建设附加费、行业利润、所得税上缴和非贸易外汇收入留成优惠等。
除了通话费外，中国电信凭借垄断地位，向全国各地的固定电话用户无偿收取数以千计的电话初装费和固定的月租费；而在移动电话方面，，中国电信向手机用户索取的入网费之高令人瞠目，每月高达百元的租费以及双向收费更令手机用户饱受“剥削”。
中国电信由此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
国家之所以赋予中国电信各种财政优惠政策，并且允许中国电信向用户收取巨额电话初装费和月租费，出发点可能是希望“以电信养电信”，提高中国电信的积累能力，使其有足够的资本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但从实施效果来看，老百姓普遍对中国电信的发展感到不满中国电信的巨额垄断利润很大部分转化为电信职工的收入，中国电信职工的收入一直维持在令人羡慕的高位。
为了维持垄断地位，中国电信一直竭力防止竞争者出现。
由于与原邮电部一起控制了市场准入，价格制定，技术标准，行政管理权限以及技术设备，因此中国电信得以在各个方面对竞争者进行限制，从而保持其垄断地位。
如果说由于在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要求自然垄断，从而需要巨额的电信网络设施投资费用，因此授予中国电信的垄断经营权似乎也言之有理的话，那么，随着电信通讯技术的发展，这种理由恐怕再难成立。
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数据通信、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量使用，已使电信业的固定成本变得相当低，从而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
因此开放电信市场，引入竞争四理所当然的。
中国电信继续保持垄断，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相比，显得日益不合时宜。
中国电信之所以迟迟未能引入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垄断是法定的垄断，并且这种垄断具有体制基础，不进行体制改革，中国电信始终是难以开放的。
多年来，中国电信的垄断，不仅限制与阻碍了行业竞争，抑制了中国电信市场的正常发育，而且其服务态度与质量非但没有因高收费而提高，反而一降再降，在国内引起极大的民愤。
这种现象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国务院领导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的电信市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引入竞争，不能由一家垄断。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与协调，经国务院（93）178号文批准，中国联通成立，中国电信市场上出现第一个向中国电信挑战的竞争对手，从而结束了中国电信一统市场的局面。
中国联通首先在移动通信市场上与中国电信展开竞争。
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电信一直采取种种方法试图扼杀这个竞争对手，从而导致中国联通的发展缓慢而艰难。
1997年底，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移动电话用户的对比是1：
50。
然而，中国联通的出现，已明显发挥了竞争的作用，为了争取用户，抢占市场，同时打击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在移动电话入网费、月租费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下调。
这种价格大战使移动电话用户受惠不少。
中国联通的成立只是中国政府打破中国电信垄断地位的开始。
2002年，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电信市场对外开放和竞争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南北分拆，中国铁通成立和中国网通重组，至此中国的电信市场已出现多个市场竞争主体，虽然分拆后的中国电信（南北）仍然一家独大，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相信未来中国的电信市场将不再会出现一家垄断的局面，消费者将可以在电信市场上获得较好的服务和较合理的价格。
思考题：
1．为什么垄断给中国电信带来了超额利润？
2．中国电信长期垄断地位的维持基础是什么？
3．市场经济中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的反垄断职能？
案例三、20世纪90年代的洪灾与外部效应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多次受到洪灾的困扰。
1991年和1994年发生了华北水灾，1995年南北水患，1996年的洪灾使广东、广西损失惨重。
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灾更是令人记忆犹新，据统计，这次洪灾共有2.6亿人口受灾，1380多万人口失去家园，215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经济损失估计近2000亿元。
林业专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水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滥砍滥伐和毁林开垦使森林植被，尤其是天然林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导致水土大量流失，泥沙含量增大，江河河道湖泊缩小变浅，调蓄和泻洪能力大大减弱，这是洪灾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地表植被受破坏导致气候条件恶化，也是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参与森林砍伐者既有国营林场，也有林区的群众，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森林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滥砍滥伐所导致的水灾损失不是（至少不是全部）由他们承担。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水灾的损失是滥砍滥伐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即外部效应。
由于行为人不必承担这一成本，因而其私人边际成本就低于社会边际成本，从而导致该行为的过度供给，即过度砍伐。
外部效应问题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也可以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加以解决。
但是涉及的人数众多时，产权界定的高昂成本会使其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也许还是积极的政府干预。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公共管制、税收、罚款、财政补贴、经济一体化、法律手段等。
水灾之后，痛定思痛，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封山育林、严惩滥砍滥伐的建议。
政府通过各种行政、经济和法律措施，已决定并开始在长江、黄河上游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大批林业工人将由伐木转为植树护林，原来被过度开垦的牧场和农田将被重新植树种草，遭受严重侵害的生态环境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思考题：
1．为什么外部效应会导致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分离？
2．结合案例讨论市场经济中政府矫正外部效应各项措施的优劣。
3．为什么说高成本会使得通过产权界定解决外部效应不可行？
案例四、扩大内需政策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
1998年，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将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到1万多亿元，其中预算决定铁路投资增加450亿，公路投资增加1800亿。
这一措施明显带动了国内钢铁、水泥等建筑物质的市场需求，为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契机，使中国经济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全国性特大洪灾的双重冲击下仍保持较高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7.8%的增长速度。
1万亿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如果不能合理安排这笔支出的使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分布散的经济体来说，效果不会如此显著。
在内忧外患之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前进，其重要原因除了1万亿元支出的直接影响外，还得益于它印发的另一种间接效应，即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
1万亿元投资用来购买生产物资，形成社会需求的第一次扩张，同时这1万亿元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等形式流入生产要素者手中，使居民收入增加1万亿元。
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也会增加。
假定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那么居民会将1万亿元中的80%用来购买消费品，这又相当于用8000亿元购买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物资，结果又将以各种生产要素收入的形式使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入增加8000亿元，并形成社会需求的第二次增加……如此类推下去，1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实际上会产生5万亿元的社会总需求（按照公共支出乘数效应的公式计算）。
这种投资对需求的多倍扩大作用便是宏观经济学中所说的“乘数效应”，它是由经济学家凯恩斯首先提出来的。
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支出在整个社会投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政府能够在经济增长乏力、内需不足时，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并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对经济实施有效调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虽然还可以利用公共支出增减来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应放在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上，通过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源，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高质量和有效率的基础上。
思考题：
1．结合案例分析公共支出增长的经济效应。
2．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讨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
3．乘数效应是否表明增加公共支出一定能扩大市场需求促进供需均衡。
案例五、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公共收入体系的变迁
1994年，我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收制度变革——分税制改革。
这次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
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新税收体系。
这次改革，不仅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起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加快了公共收入体系的规范化进程，构成公共收入来源的税收、公债、收费等形式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公共收入中，税收的比重日渐上升，业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1994年各税收占公共收入比重的98%，1995年占97%，1996年占93%，1997年占95%。
税收份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利改税的实行，国有企业收入逐步转化为税收收入，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个体和外商经济迅速成长，非国有经济和政府没有天然的资产权责关系，因此只能以税收的形式和国家发生缴纳关系。
公共收入构成的变动过程说明我国公共收入的主体结构日益规范化。
税收收入作为规范稳定的公共收入来源是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收入的主导形式，也是我国公共收入体系变革的目标之一。
有偿性的公共收入形式——公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迫于财政压力，我国政府不得不重新举债，但是政府债务管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目标较为单一，即单纯为了弥补预算缺口，因此其收入取得的方式也较为呆板生硬，基本上是以宣传动员和行政性摊派而得。
90年代以来，特别是分税制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投资意识的增强，公债（主要是国债）筹资已经不只是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而发行，国债同时也成为社会公众投资的场所。
这也使得国债的运行日益顺畅、规范。
1996年4月，以吞吐国债券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启动，标志着国债运行已逐渐成为调节货币、调节市场利率的重要载体，公债的发行也日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基点。
公共收入体系的变化还体现在构成公共收入来源的公共收费上。
为了强化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政府逐步将一些规范形成的收费和基金项目纳入预算内管理，并对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专户储蓄、监督使用的过渡性管理办法，以逐步统一公共收入体系。
针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存在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问题，从1995年起，国家逐步实行“费改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
到1998年底，政府已分三批取消了大量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严格限制各级政府及经济主管部门的收费行为，并进行“费改税”的扩展性改革，将税费改革延伸到农村。
总的设想是：
通过分步实施的“费改税”工作，将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转为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通过限制或杜绝乱收费和清理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和农民的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将那些合理的又适于纳入税收行列的收费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并逐步采取措施纳入预算内管理，最终形成统一、规范的公共收入体系，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分税制以来，我国的公共收入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在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也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分税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这使各级政府收入也日渐脱离按企业隶属划分收入的旧体制框架，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性干预，同时也初步形成了分级财政题字，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思考题：
1．为什么说公共收入体系的规范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2．结合案例讨论公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如何评价“费改税”及其在规范公共收入中的作用？
案例六、湖北省荆州沙市区预算编制改革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财政局从1995年开始，在区直50余户行政事业单位中实行了会计委托代理制，集中了各单位的资金和会计核算。
之后，又推行了零基预算，对财政内部的运行方式、三项资金（各单位资金余额、财政管理的各项资金、预算外资金）管理方式，以及预算编制方式进行了改革。
沙市区实行的集中支付，主要模式是“一账户、三集中、三分离”。
“一账户”是指建立单一账户。
首先对全区党政机关的账户进行全面清理，取消原来各单位各自开设的账户，成立专门负责集中核算、集中支付的机构——沙市区“区直机关财务核算中心”。
核算中心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一个基本账户，即单一账户，并为各党政机关在这个账户下设置内部账户。
预算经费由财政部门嗯直接拨到单位内部账户上，预算外收入则由区财政局与银行签定协定，按地域设立收入集中户，专户存储。
集中户只归集收入，不发生支出。
支出时，由单位向区预算外资金管理局提出用款申请，审核后拨到其在核算中心的内部账户，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集中”是指集中资金、集中核算、集中支付。
集中资金是指将三块相对独立的财政资金（党政机关行政经费及专项资金、财政局机关各业务科室资金、各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采取不同的方式全部归集到核算中心，形成全区的资金中心。
集中核算是指改革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区直各单位不再设立财务科和配备财会人员，由核算中心集中代理其会计核算，各单位指定专人办理报帐事宜。
集中支付是指核算中心统一处理“三块资金”收支往来的财会业务，其现金、转帐、汇总等资金结算、经费拨入、付出、往来代收代付等，都由核算中心办理。
“三分离”是指在集中控制全区所有财政性资金的基础上，将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三项经费分离。
对三分离后的经费，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分类寻找解决财政苦难，规范预算运行的办法。
对人员经费，做到确保优先。
对区直行政单位人员工资全部实行银行代发。
所有党政机关预算拨款到单位账户后，核算中心优先支付，保证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对公用经费，按节约、节俭的标准核定，根据收入入库情况予以拨付，力争不掉进度。
对专项经费，按“量入为出兼顾发展”的原则，完全与收入进度挂钩，根据收入完成进度来安排专项经费的拨付。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的预算编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财政支出结构得到优化，预算编制的方法更为科学规范，部门之间苦乐不均的现象得到基本解决，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有：
（1）财政供应范围难以准确界定；
（2）部门预算支出标准核定难度大，零基预算执行不彻底；（3）支出科目与单位性质不一致的问题难以解决；（4）技术支持度较低，难以满足工作的需要。
思考题：
1．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的预算编制改革符合部门预算编制的要求吗？
2．从部门预算改革的角度讨论沙市区预算编制改革的意义。
2．如何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的部门预算改革？
药监局退休官员披露高药价内情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行政降价为何收效甚微？
实行近10年的药品招标采购为何“高价药驱逐低价药”？
为何行医几十年的老大夫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药”亦是一头雾水？
畸形的价值规律背后，有着怎样的盘根错节的体制沉疴？
8月22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通知，决定对99种抗微生物药品的零售价格进行调整，共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30％，最大降幅76.8％，降价金额为43亿元。
这是国家发改委继今年6月出台抗肿瘤药品价格调整方案之后的第二次药品调价措施。
从1996年开始，当时的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从此步入漫长的降价之旅，至此次对抗微生物药品降价，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10年弹指一挥间，经历了20次不同方位、不同品种、不同形式的降价再降价，“看病贵”、“药价高”，依然顽强地充当着报端屡见不鲜的焦点话题和百姓们不绝于耳的议论中心。
从理论上计算，这20次的药品降价金额至少在数百亿元。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药和药价却是另一番感受———药品品种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而便宜药却难觅踪影，甚至有些大城市里的患者为了开到块把钱的青霉素必须陪上笑脸，搭上人情，仿佛计划经济时代抢购紧俏商品一样。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行政降价为何收效甚微？
实行近10年的药品招标采购为何“高价药驱逐低价药”？
为何行医几十年的老大夫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药”亦是一头雾水？
畸形的价值规律背后，有着怎样的盘根错节的体制沉疴？
一位国家药监局退休官员的调查报告
骆诗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司级巡视员，在药监局1998年成立之后，先后任职于市场司、监察局等部门。
在此之前，自1991年开始，骆诗文任职于机构改革前的国家医药管理局。
在2005年退休时，他在药品监管领域共工作了15年。
从事药品监管工作之前，他是广西医药公司的总经理。
退休后的骆诗文，并未彻底闲下来。
自2005年10月起，他开始搜集信息，调查医院药品招标采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经八个月的调查，于2006年6月形成了两本厚厚的调查报告《零售药店、私人诊所、民营医院药品采购价格与国有二甲以上医院药品招标采购价格的比较分析与政策建议》
翻开总共200多页的调查报告，记者看到2000多种药品招标价与非招标价的详细比较情况。
骆诗文向本报记者解释说，这2000多种药是在10000多个招标品种中随机抽样而来，招标价格来源于中南六省区（河南、湖南、湖北、海南、广东、广西）2005年度的中标药品价格。
非招标机构药品购进价格即是医药物流企业的药品销售价格，即卖到药店或者私人诊所的批发价。
调查报告采取三种不同对比方式进行统计。
其中同名同厂同规格的药品为1721种，对比显示，厂家根据不同的销售渠道，制定不同的价格体系，进医院的药品价格普遍高于走市场的药品价格。
记者随机抽选了其中的几十种药品，详见附表。
第二种对比方式为同名同厂不同规格，有165种。
对比表明，部分招标药品是对普通药品进行改变剂型、改变包装、改变规格、改变给药途径的品种，厂家专门对医院销售，通过改变包装、规格等办法，变相涨价，招标价格普遍高于非招标价格。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野木瓜片（糖衣），规格为0.4g，每盒36片，2005年招标价为21.28元，规格为0.4g×100s／6，经过转换系数处理，将不同规格调整为同一规格后，招标价比非招标价竟高出52.7倍。
第三种为同名同规不同厂，共652种，该类型是指选择不同厂家，但规格、品种以及药品质量都基本相当的药品进行比较，对比仍提示进入医院的招标价格普遍高于非招价格。
各类对比中，的确也出现了少量招标价低于非招标价，表明经过统一招标，确实使部分药品价格有所下降，但是这些药品数量较小，进入医院后卖不出去，极易成为“死标”。
由于招标价格一般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记者无法对骆诗文报告的数据进行一一核实，但此报告对于考查招标制度的成效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管窥作用。
“高价药驱逐低价药”
为何意在引入竞争以降低药价的招标制度在现实中却“越招越高”呢？
所谓药品招标，是指在公开的一定范围内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采购条件和要求，由众多医药生产企业或医药经营代理企业参加投标，按质量、价格比优化的原则选择交易对象。
政府希望通过此举，挤掉药价虚高的水分，降低药价。
然而实际情况事与愿违，变成了“越贵的药越好卖”的反价值规律现实。
在熟悉中国药品流通体制的业内人士看来，招标“越招越贵”并不奇怪。
据业内人士估计，在药品增值过程中，药厂、医生、医院、药品销售公司等几个环节中的增值比例为4∶2∶3∶1，医院环节占了50％以上。
医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卖药利润来维持运转的。
国家规定，医院在购进药价上加价15％卖给患者。
这只是所谓的“明扣”。
实际上，私下里，药厂还要给医院至少三成以上的“暗扣”，也就是药厂给医院和医生的提成。
按药品出厂价加价15％的比例计算，当然是绝对额越大，医院得到的会越多。
2005年，发改委曾做过相关统计，全国医院的进销差率平均为42％，大大超过了15％的“明扣”线。
比如说10块钱的药，医院只能得到1.5元，而如果是100块钱的药，医院就可以得到15元。
与此相应的是，回扣空间比例也会因为高价药而成倍增长。
这正是医院喜欢高价药的原因所在。
类似青霉素、阿莫西林这类价格低廉的抗生素难以得到大医院的青睐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些药过于便宜，大医院不愿意要，我们只能销往农村。
”一位在药厂工作多年的业内对记者人士说，“即使这类便宜药能够中标，也不能在日常的诊疗活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