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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学生创新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

刘强

2012-04-2609:

38:

09   来源:

《教育理论与实践·A理论版》2012年第01期

  

  摘要:

通过构建学生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和线性(Linear)回归方程,对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学生毕业发展方向、学生在校期间设定的目标、目前学校的教学情况、课余生活以及学习行为、学校开设的有关创业教育的课程、与辅导员的沟通、同辈沟通和家庭背景。

政府部门和学校可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和有效措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

学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感谢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项目提供的数据支持!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十一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以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又重申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策。

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高等院校,为贯彻好这一国策,其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即由规模发展向质量提高转变。

其中,创新能力的培养已逐渐成为衡量人才培养的重要指标。

本文将主要从“创新”的概念入手,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具体阐释学生创新能力的表现形式,并引入统计分析的方法,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一、概念界定

  围绕“创新”这一概念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学术派别:

经济学派和心理学派。

在经济学派中,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首先引入了“创新”(innovation)这一概念〔1〕,并区分了创新(innovation)、创造(creation)和发明(invention)等概念。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创新”的概念被进一步量化为外生的技术(technology)更替,“创新”是突破增长极限的唯一手段。

罗默模型将“创新”定义为中间产品不断涌现的过程〔2〕。

阿罗模型则着眼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员工在本职岗位上的技能创新和实践创新,可以改善工作效率,并对在生产中合作的员工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使得报酬递增成为可能〔3〕。

  心理学派侧重对“创新能力”(creativity)的研究。

哈佛大学教授T.M.Amabile指出,传统的“创造力”研究集中在创造性过程(creativeprocess)〔4〕。

Wertheimer基于格式塔心理学,提出洞察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关键在于对问题重点及其内在联系的把握〔5〕。

Koestler认为将没有关联的两个“思维方阵”(matricesofthoughts)相联系可以产生新的洞见或发明〔6〕。

J.P.Guilford则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创造性人群所共有的标志性能力〔7〕。

该研究使得学界的注意力从“创新”的过程转向了创造者的人格特征(creativepersonality)。

  此后,“创新能力”的概念进一步演化,创新性产品(creativeproduct)的特征成为定义“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

Amabile指出,产品是否有创新性,一是看对于要解决的任务而言它是否是新的(novel)、有用的(useful)、合理的(approptiate,correct)、有价值的(valuable);二是待处理的任务应当是启发性的(heuristic)而非算法性的(algorithmic),即该任务无法通过按部就班的程序解决,必须创新性地解决〔4〕。

  经济学派侧重考虑“创新”的经济性,而心理学派则从创新过程、创新者人格、创新性产出特征等角度研究“创新”活动区别于一般活动的特征。

综合双方的观点,笔者认为,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其工作中产生经济效益的部分相对应的创造性产出,依赖其在学习期间创新型人格的养成和对创新性方法的应用,包括逻辑思维、分析能力、批判性思维、发散思维等能力。

  二、研究问题和分析框架

  由于目前很少有关学生创新能力的定量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在校生,旨在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

笔者认为,创新能力由思维风格、行为特征、个性特征及知识构建四个维度构成,家庭背景、学习行为、大学目标、教学评价、课余活动、同辈及辅导员沟通、发展意愿、目前状况等因素都会对学生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结果,期望有关部门能够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本研究采用多元经济计量方法,把可能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因素引入方程,从而发现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能力模型选用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分。

本研究使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各个因素与学生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具体分析模型可以表达为方程:

  Creativityi=α0+α1Stui+α2Obji+α3Teci+α4Acti+α5Fami+α6Cari+α7Peei+α8Comi+ηi

  其中,Creativityi指学生自评创新能力得分;Stui:

指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课堂上提问或主动回答问题、课后上自习、课后向老师请教;Obji指学生在校期间各个目标的重要性,如深化对专业领域知识的掌握与理解等;Teci指学生为课程和教学工作评价;Acti指学生的课余生活;Fami指家庭背景因素;Cari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意向,包括国有企业就业、外企就业、创业或自由职业等;Peei指与同伴的沟通能力;Comi指与辅导员的沟通能力;Peei指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于2010年4月对北京市高校进行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学生创新能力现状调查部分共设计了27个问题,从四个维度客观衡量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是考察学生的思维特征,共7个问题;二是考察学生的个性特征,共8个问题;三是考察学生的行为特征,共8个问题;四是考察学生的知识体系,共4个问题。

问卷采用李克特尺度法,最高为4分(同意),最低为1分(不同意)。

量表中创新能力维度构成的具体要素设计参考了普林斯顿创造才能研究公司尤金创造力测试题、普林斯顿人才开发公司创造性倾向测量表、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以及JingZhou(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和JenniferM.George(美国莱斯大学)两位学者于2001年开发的创造力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北京市21所院校的有效样本7153份。

从抽样的情况来看,问卷调查的样本构成男女生大致各占一半,涵盖了各个地区、各种专业学科。

涵盖面较广,说明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超过95%的样本目前的学历是专科,超过50%的样本的家庭所在地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并且超过40%的样本的专业学科是工学类。

学生创造能力自评价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四、研究结果

  综合上述各种文献对创造能力的界定,创新能力可由思维特征、个性特征、行为特征和知识构建四个不同的维度构成。

笔者采用此定义,在问卷设计中从各个维度对创造力进行测量。

因此,本研究中的学生创造能力得分是将以上维度的题目加总,分数越高,表明该学生的创造能力越高。

同时,采用描述统计分析对学生创新能力自评得分进行分析,其均值为83,最小值为27,最大值为108。

创新能力得分的分布很接近正态分布,为中间大,两头小(见图2)。

  在定量分析中,以学生创新能力自评得分为因变量,各个因素(定量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逐步”的方法,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自动筛选出有统计意义的解释变量,经过迭代筛选,回归方程的调整R2为0.427,说明该方程的解释力度较好。

由Anova方差分析可知,方差分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建立该直线回归方程是有统计意义的。

  如下两页表2所示,各个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P值均远小于0.05),说明各个自变量对学生创造能力自评得分均有作用。

分析发现,“学生毕业发展方向”对于学生创造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以“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或者自由职业”为例,越希望毕业后创业或自由职业的学生创新能力得分越高,其中希望的程度每上升一个层次(如从“一般希望”到“很希望”,得分从3升到4),创造能力得分就增加1.474分。

如选择“学生毕业后去外企就业”,学生创造能力得分增加1.024分。

然而,与“学生毕业后创业或者自由职业”相比,选择“毕业后去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其创新能力仅增加0.761分。

  其次,“学生在校期间设定的目标”也会对学生的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做人处事能力的增进”,如果学生在校期间重视提高做人处事能力,每提高一个层次,其创新能力得分就增加1.247分。

其他影响因素依次为:

“明确自身未来发展方向”(提高0.820分)、“深化对知识领域知识的掌握与理解”(提高0.665分)、“进入社会之前,充分享受自由快乐时光”(提高0.465分)。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目前状况”的自变量中也有关于学生未来发展目标的内容,即“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目标”也会对其创新能力得分产生负面影响,其中重要的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如从“不太重要”到“比较重要”),其创新能力得分就下降0.633分。

  再次,“目前学校的教学情况”也会对学生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其中,学校教学行为中的“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独立研究的陈述”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最为明显。

学校越经常采用此类教学方式,学生创新能力的得分就会提高0.818分。

其他影响因素分别为教学行为中的“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提高0.609分)、教学工作中的“实践教学课程充实、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0.504分)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0.401分)。

  此外,课余生活也会对学生的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各类体育健身活动”的影响作用最大。

学生参加各类体育健身活动的频率越高,其创新能力的得分就会越高,其中活动的频率每上升一个层次,其创新能力的得分就提高1.078分。

其他显著影响因素为通过网络组织、参与课余活动(如BBS、驴友板块)(提高1.002分)和参观展览、观看戏剧舞蹈等文化艺术演出(提高0.821分)。

  最后,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会受到学习行为(如课堂上提问或主动回答问题)、学校开设的有关创业教育的课程、与辅导员沟通、同辈沟通和家庭背景的影响。

在分析结果中,前五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发展意愿中的“创业、自由职业”、同辈沟通中的“分享情感和人生困惑”、学生在校期间设定目标中的“做人处事能力的增进”、与辅导员沟通中的“与辅导员之间关系紧密、相互信任”和学生课余生活中的“各类体育健身活动”。

  五、研究启示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对政府部门和学校制定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创新能力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的结果如果仅仅是去竞争现有的工作岗位,而不是竞争创业,那么这种竞争就只是低层次的,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学校应鼓励和帮助学生尽快明确未来职业发展规划,鼓励学生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或进入外企工作。

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应注重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而非灌输纯理论性的内容,要增加启发性、思考性、动手性、创意性、沟通交流性的内容,使学生学到新的知识。

在教学形式上,教师应多借助多媒体等教学形式。

在课外活动上,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做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拓宽知识面并重。

在沟通交流方面,高等院校应鼓励学生之间、学生与辅导员之间建立信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叶华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Romer,P.M.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6,94(5):

1002-1037.

  〔3〕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ningbyDoing〔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2,29(3):

155-173.

  〔4〕Amabile,T.M.SocialPsychologyofCreativity:

AComponentialConceptualization〔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3,45

(2):

357-376.

  〔5〕Wertheimer,Max.ProductiveThinking〔M〕.NewYork:

Harper,1945.

  〔6〕Koestler,Arthur.TheActofCreation〔M〕.NewYork:

Dell,1964.

  〔7〕Guilford,J.P.Creativity〔J〕.AmericanPsychologist,1950,5(9):

44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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