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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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变化
全球化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变化
吕楠
2013-3-714:
49:
09 来源：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1期
内容提要：
作为劳工运动曾经的两翼，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
然而，伴随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工会和资本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改变，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日渐疏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不少国家社会民主党重执牛耳，西欧政坛呈现出一片粉红色，但这并未能弥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之间的裂痕。
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都以自身利益为重，二者关系既不可能恢复如“伯牙子期”知音之美，也不会像“管宁华歆”割席而分坐。
关键词：
全球化西欧社会民主党工会关系
作者简介：
吕楠（1978—），女，河北沧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北京100872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之间存在传统的密切联系。
总体来说，西欧社会民主党大多是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工会是西欧社会民主党重要的选民基础，也是其执政后的主要依靠力量。
然而，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工人阶级队伍严重分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工会力量遭到削弱。
与资本的全球流动相比，工会的作用迄今主要限于本国，难与资本跨国联合的趋势相抗衡。
工会力量的衰落，削弱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选民基础。
为实现执政目标，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拉开与工会距离，扩大选民基础的对策。
工会则为谋求生存与发展，也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一、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及其对工会态度的变化
面对产业工人阶级力量衰减、新中间阶层膨胀、资本扩张带来的政治支持率下降危机，社会民主党逐渐认识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保持不败，就必须扩大选民基础，使其政策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支持。
除传统的工人群体外，还要争取新就业群体，比如网上就业者、新服务行业的群体等；中小企业主不是剥削者，而是社会的革新者，也非常需要社会提供的保障；还有数量庞大的退休者群体[1]。
这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必须实现由传统的阶级党向“人民党”的转变。
鉴于产业结构的变革、传统工会的代表性急剧萎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下降及工会往往成为全球化发展和改革福利国家阻力的事实，并与向中间阶级靠拢的诉求相适应，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调整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加强了党领袖的个人权力，削弱了与工会的连带关系，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和方式而已：
英国工党以不断缩小工会权力的方式进行；荷兰更多通过磋商的方式以寻求工会、企业及政府要求之间的一致；德国社民党内部也正在激烈的争论，但方向是明确的，即要实现工会的现代化，减少它对积极的福利改革的消极影响[2]（P218）。
英国工党对工会态度的转变最为彻底。
布莱尔在布莱克浦尔运输总工会会议上描述了工党与工会的新关系：
“现在工会的意见应当被听取，雇主们的意见也一样，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左右工党及其政策。
我们力图代表整个国家进行治理，我们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乱提要求”[3]。
他强调：
有组织的劳工只是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影响并不大；工党只给工会公平的机会，而不是特权；过去工党与工会间的特殊关系对双方都不利，工会应当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它的位置，工会应当作为工人的广泛的代言人，而不是作为工党的一个代言人而出现。
为降低工会对工党的影响，英国工党广开渠道筹集活动资金，努力从个人党员和公司筹资。
在组织制度改革方面，工党的具体举措有：
改进领袖选举办法，削弱工会的影响。
经过金诺克、史密斯、布莱尔等工党领袖的努力，取消了工会“强迫入会制”，工会和选区工党在领袖选举和议会候选人选举时采用“一人一票制”，将工会在工党年会上的投票权减为50％，从而结束了工会集体党员左右工党人事以及工会享有特权的传统，也为工党扩大社会成分提供了机会。
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赢得了英国五类政治群体中四类的支持[4]。
到1997年大选时，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国职工代表大会总秘书约翰•芒克斯曾抱怨说，“在新工党时代的英国，工会只有象征性的作用，对他们而言，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被用来解释新工党不是什么”[5]。
执政后，工党在许多方面保留了保守党的做法，例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劳工立法等。
工会已经没有多少接近政府的机会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意识到，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就必须调整与工会的关系。
现实中，工会的代表性与其实际影响力远不相称。
工会实际代表着不到20％的就业人口，但其影响、尤其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却远非这一数字所能表达，相当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工会的代表。
事实上，工会本身已经官僚化了，成为既得利益（就业者）的代表。
社会民主党认为必须削弱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力[2]（P203）。
在2002年大选中再度获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彻底摆脱了传统左派向中下层劳动人民利益倾斜的经济政策，提出减少企业税收，降低劳动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扩大经济规模，以此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此举显然是向资方利益倾斜，以吸引更多新中间阶级乃至企业界的支持。
意大利左民党在改建过程中，就党与工会的关系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同工会拉开距离，降低党内工会领导人的地位，吸收更多阶层的代表，同时还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6]。
二、工会自身改革及其对社会民主党态度的变化
欧洲各国工会处在“资强劳弱”的环境中，又遭到社民党的疏远，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形势迫使工会不得不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逐渐淡化政治色彩，强调工会独立于政党、政府和雇主。
早在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默坦就公开宣称：
“工会既不是保守党的，也不是工党的”。
蒙克斯1994年当选为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后多次表示，职工大会与工党并非互相隶属，只是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上较为接近而已[7]。
此外，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改变被动局面，保持独立和持续发展，各国工会组织实施了多方面改革。
第一，加强维护工人权利。
一是将保护就业放在工作首位。
工会认为，体面和有保障的就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创造就业是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最有效手段。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工会调整了传统的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甚至提出缩短工时和减少工资、保就业的措施。
工会还做会员和工人的工作，引导他们理解和接受暂缓增加甚至减少工资的做法，与雇主合作，支持雇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生产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是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工作。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西欧一些工会提出“为谋生而学习”的口号。
有的工会与雇主共同建立了教育培训基金。
英国工会要求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中要包含在职培训的内容。
三是对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进行反击。
2001年在希腊、2003年在奥地利和法国，工会都发动了反对削减公共退休制度和退休金的总罢工。
2003年在意大利，工会组织了反对修改解雇法和修改养老保险制度的总罢工和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游行。
西班牙《失业保护改革法》的颁布，影响了对失业者的保护及其利益，引起了2002年6月20日的总罢工以及随之发生的示威游行。
葡萄牙工会举行罢工强烈反对政府全面修改劳工法，因为这种修改特别危害到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利[8]。
为加强工会的谈判力量，法国公共部门七大工会联合号召全国540万公务员于2001年3月22日举行了全国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在明显改善的基础上”重新展开工资谈判[9]。
第二，扩大职能。
除加强传统职能外，工会也开始调整思想，进行自我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扩大工作职能。
工会逐渐意识到，其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在分配领域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而应随着生产的扩大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中确保工人的经济社会权益。
提出“工会运动社会化”，主张将劳工与环境保护、教育改革、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结合。
工会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世界经济。
1995年7月，英国职工大会有史以来首次邀请英格兰银行总裁埃迪•乔治到总部向工会总理事会做经济形势报告，探讨调整政策和劳工问题。
这表明，新一代工会领导人已开始意识到，要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首先必须促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削减庞大的财政赤字。
第三，改变斗争方式。
工会调整了斗争策略和方式，减少了罢工等激烈的斗争形式，一改过去不与雇主合作的态度，通过多途径与政府和雇主进行对话，强调工会要做负责的“社会伙伴”，重视社会参与。
早在1992年年会时，英国职工大会就邀请了英国工业联合会（雇主联合会）主席戴维斯到会讲话，这是职工大会成立124年以来第一次请资方代表与会致辞，被舆论界称为惊人之举。
同时，工会也开始扩大其政治基础，加强与其他政党接触。
1994年，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蒙克斯第一次出席了自职工大会成立以来自由民主党和保守党年会，并发表讲话。
1996年11月蒙克斯出席了英国雇主联合会年会，并提出工会与雇主就经济问题签订协议的七条原则，内容包括致力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低通胀与低失业率、提高竞争力、扩大教育投资、技术开发、改善与欧盟各国关系等。
职工大会还于1997年3月召开了“伙伴工会主义”大会[7]。
工会还积极推动建立国家一级的三方机制，并通过它参与国家经济和劳工政策的制定和改革。
西方许多国家工会的领导人，都是国家经社理事委员会或经济改革委员会的成员。
第四，发展壮大工会队伍。
面对工人阶级队伍结构的新变化和工会会员大量流失的严峻局面，许多国家工会清楚地认识到：
白领工人、失业工人和非全日制工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会必须跳出传统蓝领工人的狭隘圈子，改变只维护会员和在业工人利益的传统观念，以扩大会员基础；多做新兴工人群体的工作，特别是关注和维护最易遭受伤害的工人群体的利益。
为此，许多国家工会实施改革，来阻止不断下滑的组织率。
近年来，一些工会提出的“劳动者运动”、“工会运动社会化”、“非正规部门工人与主流工人一体化”等主张，以适应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一些工会还加强吸纳会员的财力和人力，开展对第三产业、妇女和青年的工作；有的工会增加妇女在工会重要领导职务中的比例，为会员提供额外的法律、保险和其它商业服务，增加工会的吸引力。
对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工会正在改变他们是在业工人就业威胁的态度，开始主张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通过集体谈判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促进他们与其他劳动者的待遇平等[10]。
这些作法对于扭转工会组织率逐年下降的趋势，提高工会的社会地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五，加强工会间的联合。
欧洲工会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使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了，工会运动也必须加强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团结和联合行动，就共同性的劳工问题开展统一行动，加速实现工会“欧洲化”进程。
欧洲工联于1999年“九大”通过《关于工会政策的总方针》和《迎接欧洲劳动关系体系》两个决议，规定了工会“欧洲化”的活动方针和任务，目标是要实现工会职能和任务的“欧洲化”，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工会与雇主组织的洲际社会伙伴关系，签订全欧集体合同，并实现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关系转变等。
欧洲工联积极支持实现欧洲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把自己的政策和活动目标转向建立与欧盟及其机构合作的体制，力求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平等参与者。
欧洲工联还明确表示拥护建立所谓欧洲的社会模式。
即通过对话调节社会和劳动关系，防止因经济全球化而使已有的社会福利成果受到削弱。
为了克服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欧洲工联还提出了“欧洲应该工作”的口号[11]。
第六，加快工会合并进程。
随着新兴产业、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工会原则正在发生变化，跨产业工会联合的趋势方兴未艾，许多国家出现了制造业工会联合会、服务业工会联合会等混合产业工会形式。
组织的不断合并和重新组合使其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抗衡国际资本的有力武器。
国际工会联合会呼吁各工会组织要提高效率，加快合并进程，以寻找可以与国际资本势力相匹敌的组织形式。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英国运输工人和普通工人联合会已发展成为一个巨人组织，在各个经济分支及服务部门中都拥有会员。
英国两个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人联合会——工程电力工会和制造业科学金融业工会也进行了大合并。
德国在过去的10年中，建筑工会、矿业工会、化工造纸和陶瓷业工会已经完成合并，林业工会和纺织工业工会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会被有色金属行业工会吸纳。
2001年3月16日，德国公共服务和运输工会、邮递员工会、传媒工会、职工工会和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工会等服务行业五大工会决定进行大联合，组成名为“服务行业统一工会（Verdi）”的新工会，成为此行业中全球最大的工会组织。
三、对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展望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在经历了磕磕绊绊之后，不可能再恢复如劳工运动两翼时的亲密了，彼此之间有了重新认识。
社会民主党改革与工会的关系是为扩大选民基础，希望与工会之间保持相互支持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工会也充分认清了社会民主党的意图，进行了积极改革，以维护其独立地位，并保持可持续发展。
但无论如何，二者不会发展到决裂的境地。
第一，“没有工会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是德国劳工学者在总结德国历史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充分反映了作为劳动关系一方的工会在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2]。
首先，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全球性实体，工会是仅存的能够并有兴趣关注在私有市场中规范劳动市场和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机构。
工会对工资，对工作场所中的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
如果说民主和减少不平等是新激进政治议程的目标的话，工会就可以继续在此政治议程中起主要作用。
其次，尽管工会的地位在下降，但他们仍拥有相当的自由，包括物质基础、组织自由和对雇主的影响。
此外，工会进入了许多其他组织所不能进入的社会。
这是工会具有支持新政治议程的重要潜在联合能力。
再次，工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可以拥有自己的“武器”，即抽出劳动力的方式对资本和政府施加压力[2]（P360-361）。
由此可见，工会运动仍然在政治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民主党疏远工会的步子不能迈得过大，否则就会栽跟头。
第二，社会民主党对工会还有很大的依赖性。
首先，在价值观上，二者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以英国为例，工党虽然修改了章程，但在政治光谱上还居于中间偏左的位置。
工党同工会几十年的合作，使工党的党员队伍同工会会员之间在政治观点、态度和立场上都十分接近，而且相当一部分党员都是工会会员。
其次，在党内事务上，工会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取消了集体投票制，工会在工党领袖选举上仍拥有投票权，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拥有40％的投票权。
此外，在年会代表和党的全国执委会中，工会会员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再次，作为集体党员，工会仍然是工党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和选举力量。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有很多工会会员在大选中投了保守党的票，但相比之下，工会会员中投工党票的人还居多数，工会还是工党的重要选举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工会的资助是工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工会每年向工党交纳的集体党费，构成工党常规年收入的主体部分；工党竞选基金的主体部分来自于工会的捐赠（党费以外的）；工会还对工党地方选区组织捐赠，以资助议会候选人[13]。
第三，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社会民主党会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反思并调整对工会的态度。
施罗德在2002年9月大选前后接受《工会月刊》采访时反复强调：
“只有与工会和社民党一起走，才能在我国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我们必须竖起反对政治右翼的旗帜。
其他欧洲国家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表明，右翼总是企图搞垮福利国家和取消雇员的权利”[14]。
在德国这类欧洲大陆国家，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像英国工党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打击工会的选择权力，他们认识到工会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是变革的代理人，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保护者。
工会通过对利润、财富分配施加压力和对雇主雇佣、解雇和运用劳动力的限制，减少了过分的市场作用。
通过与雇主的谈判和斗争，缓和了技术变化的影响，并常常改变了工作和工作环境的性质。
所以，这类国家采取的更为实际的做法，是推进工会本身的现代化改革进程[2]（P361）。
第四，从工会的角度来说，在一个可能赢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内影响小一些总比在一个没有希望执政的政党内影响大一些更值得。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布莱尔竞选党领袖以及修改党章第四条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工会的多数代表支持了布莱尔[2]（P181）。
况且，工党毕竟与工会有着传统联系，尽管仍缺少偏重工会的政策，布莱尔政府的举措毕竟与保守党不同。
新工党上台后，虽不是出于自己的积极主动，但工党上台前对劳工承诺的三项主要政策：
实行国家法定最低工资；给工会法定的发言权；英国加入欧盟社会宪章都在其政策中得以贯彻，工会的状况要好于保守党时期。
对一个在18年中失去了40％的成员，并经历了自1891年以来劳资斗争最低谷的工会而言，一段暂时的休整或一句简单的“公平”许诺都是很值得庆贺的。
正如英国工人教育协会总书记梅尔•多伊尔所说：
“布莱尔工党政府的上台，使英国工会回到了春天”[15]。
综上可见，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它们之间需要互相支持，也需要相互钳制。
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一方面，不希望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因为关系过密对其独立决策不利；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失去工会的支持，因为没有工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不但将丧失传统特色，而且会失去多数下层选民的支持，在财政上也会遇到困难。
对工会来说，一方面，希望继续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以维护自身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损害工会利益。
利益共同点和分歧的交织，使二者的关系，既不会恢复到传统中的亲密无间，也不至达到决裂的地步。
“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全球化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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