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与故事片优势互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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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与故事片优势互补

代序：

纪录片与故事片优势互补

 本文虽然长达两万言，但是自始至终只谈了一个问题：

纪录片为何讲故事？

至于纪录片如何讲故事，许多国家的纪录片工作者都在探索。

在我了解的相关出版物中，美国学者希拉·柯伦·伯纳德（SheilaCurranBernard）的专著《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

本书的英文书名为DocumentaryStorytelling，译作“纪录片讲故事”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强调纪录片讲故事的重要性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在这篇文章里刻意将纪录片与故事片进行了对比，似乎有抬高故事片而贬低纪录片之嫌，可能会得罪广大的纪录片同仁，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在于以故事片为镜观照纪录片，以便更好地阐明纪录片讲故事的重要性。

  1995年，世界电影诞生百年之计，我曾经热情地讴歌纪录片，将之称为“电影王国的半壁江山”（见单万里《先驱者的足迹——纪念早期的纪录电影大师》，载《当代电影》1995年第1期，后收录在《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如今，我仍然认为纪录片是“电影王国的半壁江山”，纪录片与故事片各有对方无法取代的优势。

我在今年四月的一次旅行期间比较完整地形成了这篇论文的基本思路，并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系向金晓非教授的几位弟子初步阐述了论文的基本观点。

，我建议译作“纪录片如何讲故事”，最后定名为“纪录片也要讲故事”。

本书自2003年首版以来已经两次再版（2007年、2010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题为《版次意味着图书的生命力》。

一部图书七年之内出版三次，足以表明它旺盛的生命力，本书探讨的问题“纪录片讲故事”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起初是应第1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2010年10月12至16日·江苏江阴）撰写的论文（副标题为“兼谈纪录片与故事片塑造国家形象的不同作用”），写作过程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希望我为《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写作序言，由于主题相同，姑且将这篇论文用作本书的序言，或者，确切地说，用作本书的代序。

导语

纪录片与故事片是电影的两种基本型态，虽然表现方式有所区别，但是都有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

事实上，任何一部电影都有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国家形象。

通过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既过时又新鲜的话题：

过时，是因为电影诞生不久（具体来说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成为人们自觉用来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纪录片才能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鲜，是因为近来国内学界重提用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2009年新中国诞辰六十年周年之际，“电影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多家电影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热门话题，如中国电影家协会与江苏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新中国电影六十年论坛”。

相关资料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文集：

刘浩东、陈国富主编《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1949-2009）》（2009）；傅红星主编《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新中国电影六十年论坛文集》（2010）。

，而且有关机构将纪录片推向了前台。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许会让我国纪录片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

　　第一件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中国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据称，这是为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设立的重点项目，是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该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秒钟的电视宣传片，另一部分是15分钟的短纪录片。

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立项之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和民众广泛关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展示“软实力”的工作开始加强，如放宽外国记者境内采访限制，借助国际媒体影响力客观报道中国，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成为展示“软实力”的另一渠道。

据悉，2010年国庆节前，国新办将在国际主流媒体上面向世界观众播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国家形象宣传片拍摄工作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件事：

2010年3月10日下午，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当代电影》杂志社承办的“纪录电影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此次研讨会是遵照中央领导近期连续两次对纪录电影发展做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而及时召开的，宗旨在于提升中国纪录电影创作与制作水准，打造和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与人才，加快走出去步伐。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傅红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郭本敏等领导，以及近20位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者就纪录电影的价值与意义、中国纪录电影的现状与问题、生存策略与发展方向、中国纪录片与外国纪录片的比较和差距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积极献言献策。

4月1日出版的《当代电影》杂志刊登了此次研讨会的综述文章《纪录电影：

积极迎接产业挑战》高山《纪录电影：

积极迎接产业挑战——“纪录电影发展研讨会”综述》，载《当代电影》杂志2010年第4期，第30-34页。

本文有关此次研讨会的引文均引自该文，仅标注其在《当代电影》的页码，如“《当代电影》第X页”。

。

　　研讨会上，张宏森副局长指出：

“今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和繁荣的指导意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的名义为电影行业出台指导意见。

3月1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围绕《指导意见》精神，专门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者电视电话会议，亲自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全国电影产业发展将迈向一个新阶段（《当代电影》第34页）。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认为，发展纪录电影，是为了满足四种需要：

第一是政治需要，第二是社会需要，第三是文化需要，第四是行业本身的需要。

这四种需要是探讨纪录电影发展的前提。

他说：

“在《指导意见》里，尽管没有直接提到纪录电影，但是在多类型、多品种、多元化的概念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纪录电影发展的强烈要求（《当代电影》第30页）。

”

　　如果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是有关机构编制国家“十二五”“十二五”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起止时间为2011-2015年。

规划编制工作大体包括：

前期调研、编制起草、论证衔接、审批发布四个阶段。

按照程序，各部委省市区在2009年下半年初步完成本领域、本地区的规划，统一汇总到国务院编制全国的“十二五规划”。

2010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讨论建议稿，然后提交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审议通过。

据悉，目前各部委省市区的“十二五”前期课题调研均已启动。

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过程中对纪录电影改革和发展所做的一次前期调研。

2010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主持召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调研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2010年7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新闻：

2010年7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使“十二五”时期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期，为推动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奠定坚实基础新华社重庆2010年8月28日消息（记者王晓磊）《李长春强调构建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发展》。

。

　　本文通过考察中外电影史上的具体事例，分析纪录片与故事片对塑造国家形象的不同作用。

纪录片与故事片是电影的两种基本型态，每种型态各有优势，只有使两者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才能充分发挥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

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固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故事片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更为重要）。

片面强调纪录片与故事片各自的重要性不利于电影的协调发展，只有全面认识两者的不同作用才能制定有利于电影协调发展的战略。

总体来说，纪录片与故事片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不同作用可以归纳为：

边缘与主流；赠品与商品；速效与长效；表面与内心。

这些关系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一切都取决于影片的质量。

无论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只有优秀的影片才能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强大的作用。

边缘与主流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都提到文化产业的观念，这个观念也是“纪录电影发展研讨会”的核心议题，正如研讨会综述文章的题目所示：

“纪录电影积极迎接产业挑战”。

我国纪录电影作为产业的现状如何呢？

张宏森副局长在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电影迅速发展的状况之后指出：

“就纪录电影而言，首先要看到我们整体上的差距。

2009年获得公映许可证的纪录片只有19部，较之566部的故事影片产量（其中456部是在电影局备案摄制完成的故事片，另外110部为电影频道CCTV-6制作的数字电影），纪录电影所占比例比较低，数量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无论是其社会影响力，还是市场占有率，都与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态势差距较大，纪录电影专业队伍流失严重，并未形成有层次、分梯队的良性人才结构（《当代电影》第31页）。

”

　　接着，张宏森指出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问题所在：

“我们的纪录电影之所以较难进入院线，是因为这些影片在叙事方式和作品形态等方面都存在某些局限性，如风格的相对单一和保守，尚未呈现出活跃的、开放的、多样化的表达形态。

大部分影片都是一种仰视的态度，仰视伟人、仰视历史、仰视重大事件，缺乏一种平视的目光来看待平民的、个体的状态和命运。

宏大叙述、结论式、阐述式、解释式的命题占据大多数；更符合纪录片本性化的要求的流程化、过程化、客观化的作品呈现较少。

还有一些作品过于个性化、私密化，无法从个性化的发现上升到最大公约数的真理追求层面，没有找到一种社会平均理性与平均情感。

这些都是在纪录电影创作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当代电影》第31页）。

”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纪录片与故事片相比在产业方面处在边缘状态。

虽然纪录片与故事片各有主流与边缘之分，但从世界电影的历史与现状加以考察，纪录片与故事片相比在产业方面几乎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即便在电影产业非常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而且这种状况恐怕很难改变。

即便2009年中国纪录片的产量提高10倍（也就是提高到190部），与故事片相比仍然处于边缘状态。

选择拍摄纪录片，就意味着从业者已经进入电影王国的边缘。

即便从业者拍摄的是主流纪录片，与主流故事片导演相比仍然属于边缘电影的从业者，这是纪录片的从业者以及打算从事纪录片的电影人必须正视的现实。

　　在考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世界纪录电影发展史之后，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总结说：

“在世界范围内，纪录电影工作者历来回避大制片厂，他们组成小规模的制作单位，到制片厂以外的世界拍片。

他们在电影和电视工业中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他们已在其中站稳脚跟。

在每一块大陆上，影视工业都对这些入侵者怀有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

影视工业倾向于重复制造社会神话，纪录电影工作者似乎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他们好像在对人们说：

‘看呢，皇帝没穿衣裳！

’他们是以扰乱者的姿态登场的，他们的影片既不追求经济效益，也不想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这些影片又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巴尔诺在谈到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现状时指出：

“同时，纪录电影工作者的队伍在发展壮大，并且发起了纪录电影运动。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运动中，纪录电影工作者在国际电影节上相聚，进行合作制片，通过研讨会、报纸以及数量不断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