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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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与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
山西与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
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6.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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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关注着中部地区的发展，有关中部崛起的内容多次进入中央最重要的决策文件。
特别是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中部崛起战略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如何抓住中部崛起的机遇，加快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2004年，中部六省（包括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六省）总人口36511万人，国内生产总值32088.3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8.1%和23.5%。
山西总人口3335万人，国内生产总值3042.41亿元，分别占中部地区的9.13%、9.5%。
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属欠发达的中间层次，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发展的第二阶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世贸后，在西部大开发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中部各省经济社会均呈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作为中部地区的能源大省，山西在快速发展、努力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的同时，又面临中部其他省份以及西部大开发中迅速崛起省份赶超的压力。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山西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找准山西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位置，增强紧迫意识，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变能源大省为经济大省，真正实现山西在中部地区迅速崛起。
本文就近年尤其是2004年和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一个对比分析，找准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置，为山西省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山西与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
一、山西省经济总量与人均指标在中部乃至全国的地位相对滞后
（一）GDP继续保持中部第3位，增长速度排在第5位；人均GDP列第4位。
2004年，山西GDP为3042.41亿元，居全国第29位，占中部六省的9.5%，居中部的最后一位。
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53.37亿元、1810.08亿元和978.96亿元，占中部六省的比重分别为4.43%、11.5%和8.13%，居中部六省的第6位、第2位和第2位。
2004年，山西人均GDP为9150元，虽然突破1000美元，但在中部仅列第3位，分别低于湖北1369元、河南320元。
（二）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增幅分别居中部第5位和第2位，规模工业增加值及增幅居第3位和第6位。
2004年，山西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568.5亿元，列中部的第5位，分别低于河南2293.68亿元、湖北1025.38亿元、湖南212.64亿元、安徽167.5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增加值为1242.9亿元，居中部第3位，分别低于河南1089.78亿元、湖北421.83亿元。
2004年，山西全部工业和规模工业分别增长17%和21.5%，居中部第2位和第6位。
（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中部最后一位、增幅居第3位。
2004年，山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458.5亿元，占中部六省的11.5%，在中部六省中居最末位，分别低于河南24.6%、湖北18.7%、湖南15.7%、安徽15.2%、江西1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30.6%，居中部第3位，其中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为1315.18亿元，增长31.7%，分别居中部第6位和第5位。
（四）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比全国高6.5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6.3个百分点。
2004年，山西三次产业结构为8.3:
59.5:
32.2，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中部六省中最高，分别比全国和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高6.5个、8.3个、12个、13.9个和2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比重为中部最低水平，分别比全国和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低6.9个和12.3个、12.1个、11.1个、10.4个、7.9个百分点。
2004年，山西城镇化水平为39.6%，低于全国的41.8%、湖北的43.7%。
（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中部第3位，地方财政收入居中部第5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居第4位。
2004年，山西地方财政收入255.25亿元，财政支出为515.32亿元，分别占中部六省的14.3%和13.6%，均居中部第5位；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7.26%和24.3%，均居中部第1位。
2004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03元，列中部第3位，但仍低于全国9422元的平均水平；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89元，居中部第4位，低于全国的2936元和湖北的2890元、湖南的2838元以及江西的2787元。
（六）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中部第5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居最后一位
2001年－2005年期间，山西省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位次逐渐前移。
2005年居全国第19位，比2000年前移5位，在中部六省中居第五位，比第四名湖南少4.5亿美元，比第六名的江西多14.9亿美元。
200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为55.46亿美元，其中出口35.29亿美元，分别增长3.4%和－12.5%；占中部的比重为13.3%和14.4%；外贸依存度为14.6%，明显低于全国的70%。
“十五”期间，山西省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维持在2亿美元左右，在全国的比重也在0.45%―0.5%之间，2004年最低降至9200万美元，仅占全国的0.15%。
2005年有较大回升，达2.75亿美元，占全国的0.46%。
2005年在中部六省居第六位，比第五名安徽少4.1亿美元，比第一名湖北少19亿美元。
五年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0.7亿美元，比前五年低2亿美元，年均增长4.5%，全国年均增长8.2%，2005年，山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2.8亿美元，增长2.05%，分别居中部的最后一位和第1位。
（七）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均居中部第2位，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居第3位。
截止2004年，山西省总人口为3335.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36‰，自然增长率6.25‰。
2004年，山西就业劳动力为1474.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4.2%，与2003年基本持平，但比重仍低于河南的57.5%、湖南的53.7%、安徽的53.4%、江西的47.6%；其中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645.1万人，第二产业为375.0万人，第三产业为454.5万人；就业结构为第一产业43.8%，第二产业25.4%，第三产业30.8%。
二、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且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其结构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2004年，山西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1.6%，与前些年相比明显提高，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在中部六省中高于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的12.2个、12个、11个、10.3个和7.8个百分点，排在第1位。
当然这与山西省重工业为主有很大关系。
但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2004年为32%，在中部六省中排第5位，低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3.5个、4.4个、2个、7.9个百分点。
在第三产业内部，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西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产业（如邮电、通讯等）和新兴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明显发育不足。
同时，山西产业结构升级较慢，演进过程还存在着第一产业基础不稳，国民经济增长基础不牢的事实。
2004年，山西一、二、三产业对GDP增加额的贡献分别为14.5%、48.8%和36.7%。
其中第一产业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贡献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而早在1992年，山西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己分别达到了8.3%、67.1%和24.6%，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水平比2005年还高出6.2个百分点，这显然有悖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联，并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而发生变化，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指标。
配第－克拉克定理也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1985年的19.3:
54.8:
25.9变化为2004年的7.3:
53.7:
39.0，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了13.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逐渐加快，2004年，山西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6.2%，在中部最高，而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国家近35年劳动力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部各省就业结构都不甚理想，劳动力就业结构仅大致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三、体现农村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指标有高有低，农村工业化进程方面相对落后
在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农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工业或农村非农产业，推动农村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因此，各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由于缺乏中部各省乡镇企业的有关数据，无法直接比较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但各地区农村从业人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资料也可以为我们比较这一水平提供佐证。
2004年，山西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为69.3%，比全国平均水平64.8%高4.5个百分点。
中部各省中，山西农村从业人员比重最低，分别低于河南省15.1个、安徽省15个、湖南省12.7个、江西省9.4个、湖北省3.6个百分点，比第5位的安徽省低4.1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为38.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在中部六省中和湖南省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高于湖北省12个、河南省8.6个、安徽省2.7个、江西省1.5个百分点。
在农村工业化或者非农化进程方面，山西和中部其它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也没有形成互补局面。
最典型的表现，一是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农产品品种多数量大，但品质不优，缺乏在全国叫得响的名牌农产品。
二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不仅农产品良性流通机制没有完全形成，而且很多地方加工、销售环节也没有相应跟上。
在推行农产品加工产业化方面虽有一定进展，但偏重于龙头企业效益，尚未与农民结成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农产品加工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农业资源及加工技术优势地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据有关专家测算，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总利润，生产环节仅占五分之一左右，价值1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2元，日本为2.20元，我国为0.38元，山西不到0.35元，其中商品粮仍主要以原粮组织外销。
由于经营链条短，农民只获得生产环节的利润，加工销售环节的收入大量流失。
三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产业链还不完善。
近年来，山西有组织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许多地区组建了一些龙头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作用非常明显，但这些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的辐射，还存在规模小、实力弱、功能少、服务水平低等问题，还难以与强省抗衡。
四是农业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山西农村人口多，耕地资源少，劳动力素质低。
全国人均占有耕地1.54亩，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5%。
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全省耕地面积年平均减少208.14万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平均每年下降0.11亩。
到了2003年，省保有耕地为6258.45万亩，人均耕地首次跌破2亩，降至1.93亩。
劳动力资源数量不少，但素质不高，特别是劳动力的经济含量和科技含量与进入发展新阶段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农业生产风险大、效益低，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多游离于第一产业之外。
四、山西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市化所提供的聚集效应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发展。
一方面可调整和完善经济的空间布局，增强集聚和扩散效应；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现代化和文明的程度，它引致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
通过城市的优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是工业化的国际经验。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构成了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也己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居中部六省下游水平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是一个静态的概念，用以反映一定时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
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是一个地区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既反映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实力，又能够勾画出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趋势。
2002年，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专门组织了对中部六省社会发展竞争力的测算。
他们选取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开放程度、产业与金融效率、基础设施、科技与人力资源等六大要素、52项指标，建立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份分析思想对1999年、2000年、2001年中部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进行模型测算。
测算结果表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由1999年、2000年的第3位变化为2001年的第4位，后移一位，排在安徽省和江西省的前面，在中部六省居中下游水平。
其中影响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地位的第一要素是金融效率，其次是经济绩效，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山西竞争力地位的重要要素。
金融效率、经济绩效在中部六省居中下游水平，对山西竞争力地位起一定的后推作用。
三大要素合力作用，最终形成1999一2001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平均增长在中部六省最末位。
在揭示近年山西竞争力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说明山西实现跨跃式发展，提升竞争力位次存在潜力与可能，尤其2006年“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山西（香港）投资洽谈会”的成功举办，为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能。
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山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仅处于中游偏下地位，表现出来的竞争能力优势比较微弱。
这一现实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既受诸如政策、制度、人力资本等生产效率因素的牵制，更受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制约。
一、政策差异因素
发展经济学认为，不发达经济状态的形成与资本短缺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在自然条件、原材料和资本三要素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政策性因素体现出来，国家不同时期政策的差异直接导致不同地区投融资规模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起刺激或制约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
虽然中西部属国家非重点投资区域，但国家对中部六省的投资力度有很大差异。
2004年，山西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3.2%，分别低于湖北的8.7%，江西的5.6%、安徽的5.0%、湖南的4.2%、河南的3.9%。
在金融信贷方面，2004年，山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681.9亿元，而存款余额为3895.7亿元。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新兴的重要融资渠道，但山西的新兴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利用股市和债市融资的能力低，对新兴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到2005年底，山西在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有22家，而河南有27家，湖北有53家，湖南有34家，安徽有29家。
政策差异导致的投融资差异，已成为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生产要素投入因素
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入总量小、质量低，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落后和逐渐弱化的直接原因。
长期以来，山西资金外部来源渠道狭窄，内部挖掘深度不够，投资不足的矛盾突出。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财政、金融、资本市场、外资、民间资本是我国投资的五条重要来源渠道，山西在这五个方面利用力度相对较小，利用效果低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
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山西争取到的项目数量较少，投资项目也少。
2004年山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43.9亿元，低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排全国19位；金融信贷和引进外资工作在中部六省处于落后水平，与较好省份的差距很大；山西居民收入水平低、资金积累少，民间资本启动的难度大，在引入省外资金和启动民间资金上起步晚，效果不明显等等都是山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和知识化的今天，技术进步与创新对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产业竞争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贡献份额都大大上升。
二战以后至70年代能源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平均为49%，而准工业化国家仅为31%。
现阶段山西正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加速推进时期，尤其要求重视和加强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
主要表现在：
一是教育经费在中部六省中排在最后一位。
2004年山西省教育经费为130.5亿元，分别比河南少124亿元、比湖北少122.3亿元、比湖南少105亿元、比安徽少53亿元、比江西少4.5亿元；二是科技投入强度低。
2004年，山西技术市场成交额为59960万元，分别低于湖北401740万元、湖南348320万元、河南143247万元、江西33701万元、安徽30715万元。
除此之外，大中型工业企业经费投入、万人科学家工程师数及科技部公布的科技财力投入综合评价山西也是走在后面。
2004年，山西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中开发新产品用款所占比重为23.2%，全国为41.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和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山西科技人才的数量少，不仅缺乏国际、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而且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科技经费长期投入不足也是制约山西经济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2004年，山西科技活动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4年山西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为45.9亿元，而全国大中型企业2004年科技经费全国平均支出为64.6亿元。
科技人员不足，科技经费投入低，导致山西科研成果少，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差。
山西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要问题，一是企业家人才稀缺，尤其是大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人才稀缺。
二是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短缺，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短缺。
三是人才流失严重。
1990年前后，山西在职人员大量流入沿海地区，近几年来仍然存在高学历、高职称人才流失情况。
制约人才资源开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陷入不良循环。
一方面，因为人才短缺，劳动者素质不高，使经济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创新和发展能力严重不足，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状况不好，严重削弱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从而使人才和后备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更加短缺。
由于企业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大量职工下岗失业，更不可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当然人力资源开发中其它一些问题，如人才观念偏差、人才开发使用机制缺陷等等也是重要原因。
三、经济开放度因素
经济开放度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关系格局的影响。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促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内向型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九十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利用其处于国际、国内两大市场过渡地带特别是濒临港澳台这一优越地理位置，通过不断引进资金、技术，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他们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山西由于受外贸依存度、投资依存度较低、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不高、地区分布不均衡因素影响，经济开放程度依然很低。
主要表现在：
（一）对外贸易总量仍然偏小。
近几年来，山西省的GDP占全国的比例保持在2%左右，外贸进出口占全国的比例不到1%。
2005年全省外贸依存度为11.2%，比2000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
但比全国的64.7%低53.5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依存度为7.1%，低于同期全国平均34.7%的水平，进口依存度为4.1%，低于全国平均30.1%的水平。
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山西省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
（二）进口比例仍然偏低。
200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55.46亿美元，其中进口20.1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36.4%，比2000年提高6.51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46.4%的水平低10个百分点，进口总量偏小是影响山西省进出口更快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资源性商品仍占主导地位。
2005年山西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占到出口总值的16.8%和3.0%，与2000年相比，分别提高了5.3和2.6个百分点；煤炭、焦炭、金属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4.3%，下降了6.1个百分点。
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但以资源性商品为主导的出口结构仍没有根本改变，对山西省出口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进出口全国名次前移，但在中部仍处于下游水平。
“十五”期间，山西省出口在全国的最好名次是2004年的第12位，在中部六省也仅以1.2亿美元之差排在河南之后列第2位。
受焦炭出口价格下降影响，2005年在全国的位次也回落到18位，比2000年前移2位，在中部六省列第5位，比第四名湖南少2.2亿美元，比第六名江西多10.9亿美元。
2005年山西省非焦、煤产品出口达19.27亿美元，增长21.29%，比上年的15.9亿美元净增3.4亿美元。
出口结构调整有所改善。
（五）出口商品的档次低，竞争力不强。
山西年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20余种商品中，70%以上是农产品和矿产品加工品；出口目标市场集中在亚洲，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力度不够；一般贸易出口较多，加工贸易发展滞后，出口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
（六）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较低。
主要表现在：
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资来源渠道窄等方面。
2001-2005年期间总投资6.1亿美元的山西移动通讯项目、1.38亿美元的亚美大宁能源项目，1.26亿美元的富士康等一批项目的实施，为改善山西省的通讯条件、深度开发煤炭资源、填补山西省IT产业空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截至2005年底，共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山西投资。
但总的来看，山西省对外开放力度不大，招商引资载体功能不强，项目基础薄弱，政策和配套服务不完善，投资环境不宽松等，都是导致山西省利用外资规模偏小的重要因素。
利用外资产业面窄、过分集中在传统产业。
山西工业结构属资源导向型重型结构，外商在山西的投资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近几年山西省外商投资集中在煤、焦、铝、镁、电等第二产业，是“十五”期间山西省年利用外资能保持2亿美元的主要支撑。
其它产业利用外资不够，2004年山西省利用外资大幅下滑，与国家严格控制焦、铁、铝等过热产业有直接关系，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的产业领域已成为山西省招商引资快速发展的关键。
招商引资项目落实差，资金到位率低。
外商企业投资资本金不能如期到位或根本不到位的现象，是制约合资合作企业正常经营，影响效益提高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2005年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为11.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8亿美元，到位率为25.0％。
全国资金到位率为33.1%，湖北为94.6%，湖南为49.1%，安徽为44.5%，河南为52.3%，江西为62.4%。
（七）国际旅游业发展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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