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染的女性化写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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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染的女性化写作
引言
女性写作是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在出现了一批借鉴、模仿已成熟的西方女性写作理论，表现新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冲突及斗争的女性文学作品之后，对这一创作群体的统称。
广义来看，女性写作可宏观地分为两大类别：
一类是指男性作家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创作行为；另一类则较为普遍地表现为女性作家以女性为原型的创作，她们在作品中倾向于表现女性解放以及抗争意识，要求挣脱性别的牢笼，独立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这些作品中不可避免有弱化、扭曲男性形象，对潜意识行为的深层挖掘，以及对整个女性群体命运的思索。
作为我国80、90年代女性写作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作家，陈染以其明显的自述性特征展开创作，她始终在孤独的寻找那扇与生活和解的门，打开来就是一片没有男权压制、没有性别禁忌的新天地。
擅长心理分析的陈染，以笔下一个个忧郁而美丽的女性形象来开展心理个案的分析，为我们阐述女性生存个体同现实社会的冲突，以及始终存在的人类心灵沟通障碍。
个体始终是孤独的，而冲突也一直存在，站立于物质世界和精神王国的边界，现代女性始终处于反抗与被同化这两种行为选择之中。
她的创作既是女性写作的个案，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同时又是对女性写作的扩展与深化，跳开了惯用的身体写作及自审模式，将视角移向了主角个体与生活大舞台的融合与拒斥。
本文试从女性写作角度对陈染创作中始终表现的一对矛盾加以揭示，即个体对现实的反抗与接纳这两种截然相背离的主体选择性行为。
一个体对现实的反抗
这种个体试图对社会的反抗行为在当代女性写作中比比皆是，作家们通过一个个不甘被同化，被命运摆布的女性形象，来揭示新时期成长中的女性对自身生活的反思，对跳出自身狭隘生存现状的渴望以及对性别围城的抗拒、对传统道德的批判。
这些女性作家以大胆的笔触揭露现实，描绘真实的女性眼中的世界。
而陈染作品的反抗意识不外乎从对角色的躯体空间以及精神生活这双重私人领地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两方面来展开。
总体说来，陈染作品中的反抗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性格与社会间的矛盾。
即由于个体已成型的个性导致与外界的矛盾无法和解以致产生反抗。
倪拗拗、纸片儿、伊堕人、黛二，这些陈染笔下的主人公们多是一群孤独而苍白的女性，这是一群具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的女人。
她们有着纤细、瘦削的身体和忧郁的眼神，天生早熟，聪慧且敏感，始终在孤独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却在无意中堕入了孤单的牢笼里，渐渐甘之如饴。
这是因为她们对现实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经历了动荡、孤单的童年，阴郁的家庭生活之后，不甘平淡地试图反抗冰冷的父权压迫，反对传统道德对人的潜性威胁，却最终游走在现实与梦幻的边缘，反抗无力，也不甘心被其同化，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同陈染自身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
1962年4月，陈染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政治风暴打压下的父母忙于工作、批斗，无暇照顾需要亲情陪伴的她，而在生活压迫下性格日渐暴躁的父亲将知识分子的固执、硬冷性情施与家中，导致父母关系紧张。
感受不到父爱的陈染自幼孤独，在父母离异后同母亲迁居一座废弃幽冷的尼姑庵中相依为命。
这些成长中积淀的痛苦、怨恨以及创伤，种种精神伤害被她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迁入小说中，表现为对自我世界的坚守，对男权的反抗以及对女性柔弱身心的同情与批判。
1、自闭
（1）这些真实的经历，也即作品中同作者本人经历基本吻合的素材，被陈染一次次带入作品中，以私人化写作的方式一次次对自身个性做深层剖析，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了明显的自述特征。
《私人生活》里的倪拗拗觉得自己一个人是很多人，她总在与自己的胳膊、腿们交流思想，诉说随时遇到的问题。
而在伤心愤怒的时候，她也将自身的情绪迅速转嫁给她的这群朋友们。
[1]在心理学上，这是自闭症患者的一种典型症状。
自闭，同自身交流多过于与他人交流的倪拗拗特立独行地成长着，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陈染说道：
“我只愿意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在一个很小的位置上去体会和把握只属于人类个体化的世界。
”[2]同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一样，她们一道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
她们盼望着一套墙壁森严、门扇无孔、窗帘可以拉紧的房间，把她们的心和身体放在这个无人打扰的保险箱里，为她们遮挡恐怖的人群，使她们实现隐居幽闭的生活。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被作者这样形容：
“这个长久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小女人，自闭的心理缺少一个安全的堤岸和岛屿，世界在她的眼中危险如洪水猛兽，如一叶孤舟。
”[3]
（2）她笔下的女人同时有着尼姑庵情结。
《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就被作家大量倾注了自身经历。
她在少女时期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栖身于潮湿清幽的尼姑庵。
“这是不堪忍受男性压迫的女性在保持自身的反抗后的逃亡地，也是受到伤害的女性的疗伤地。
”[4]她与母亲远远地逃开了父亲的压迫，自由自在地享受没有父权暴戾压制的生活。
显然这种自闭的个性是不利于个体生存的。
她们惧怕或者厌恶人群，不喜欢强烈的光线。
与生俱来的，或者后天环境造成的自闭性格使她们习惯孤独的生活，尽力减少与社会的交集，成为一个安静的隐居者。
对于这一点，陈染在自传《没结局》中，就不无悲伤的说过：
“我在梦中生活的太久了，在那个角落里，我简直成了一个孤独的隐居者，沉湎于自己的心灵生活。
”[5]这场梦若是不醒也罢。
可只要是人，只要他需要生存，就难免会同社会产生交集。
这对自闭的陈染来说，无疑会有矛盾形成。
固守精神乌托邦的她们终是与这个世界脱离不了干系的。
2、自尊
陈染笔下的女人们也是一群执着捍卫自尊的女性，她们本能的拒绝着庸庸碌碌的噪杂生活，固守自身的崇高，这样的女性显然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处处碰壁的。
例如在《时光的牢笼》以及《无处告别》两部作品中，黛二在大学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和研究课题之中，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她却只因为不懂巴结奉承领导而在工作鉴定中得到了“一般”这两个字。
取完护照的黛二不堪忍受尊严受辱，毅然辞职，宁可不给自己留后路，也要固守脆弱的自尊。
而水水在一个办公室没人的早晨，一把将墙上的考勤表撕碎丢进废纸篓，这种泄愤的行为是她对自己劳动的认同。
她在城里跑的最勤，发的稿也是最多的，得到的却是最少的补助。
对于无处不在的男权，她们是厌恶的，以自己的傲然来反抗权威，维护自己作为女人作为弱者的尊严。
聪慧而敏感的女人们始终执着地维护着自己高贵的尊严，在与现实生活必然产生碰撞的一次次交锋中，以决绝的姿态固守自己，同时向视强权者为王的社会现状发动攻击，虽然力量薄弱，却仍是为部分觉醒的女性做出了榜样。
3、自怜
陈染笔下的女性都是病态的。
她的主人公们，无论是黛二、肖濛、雨子还是“我”，外表均给人娇弱无助之感。
《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
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纤弱、灵秀、永远心事重重的少女；《无处告别》中的黛二：
“黛二瘦削清秀，内心忧郁，身上散发一股子知识女性的多愁善感，孤独傲慢”。
[6]而《潜性逸事》中“她的身体是瘦削羸弱的……永远像久病初愈后的弱不禁风”[7]，而这个娇弱的年轻女人即便走在人流涌动的大街上，也会无端的感到自己“像是一株被遗弃在人流之河的堤岸旁的孤树，……倦怠不堪，忧伤自怜。
[8]”而在一种真诚的爱的萌动之中，她会“突然觉得自己是个病弱无助的小女孩……”[9]这些外表瘦弱无助的女性在陈染的笔下被反复渲染。
小说中人物往往耽于幻想，缺乏必要的行动能力，用“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来形容绝不为过。
她们在幻想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对自身不满意的人施加报复。
她们甚至幻想自己的死亡：
《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在意识到气功师对她感情的欺骗之后又求职遭拒，万念俱灰之际，她幻想自己吊死在了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榕树下，而小说的结局却是“面对自己那种满怀自怜的想象，她的嘴角卷起了一丝嘲讽的微笑。
”[10]这种幻想事实上是种用于自我保护的自怜行为，籍求通过精神上的宽慰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以及继续前行的勇气。
综合以上三点，陈染在文本中塑造出来的自闭、自尊同时又自怜的女性形象与外在世界始终无法和解。
自身个性所致，她无法像个正常人一样融入人群中，在阳光下微笑，在情人怀抱里得到安慰，在愤怒时以具体行动来泄愤。
这是陈染笔下女性的悲哀，也是目下当代大量存在的女性群体的悲哀，过按部就班的生活，谨慎地行走在尘世，不笑不哭，如一尊尊泥菩萨。
（二）情感与道德间的矛盾。
而这一矛盾则主要体现于主体的恋父倾向之中。
在个人情感方面，她迫切的需要一位“父亲”一样的男性来覆盖、来给予安全感。
但另一方面，她又在内心期待一位同性的情感认同。
这种双性恋倾向在陈染的作品中也形成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体现出女性在精神道路上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对精神伴侣的呼唤以及迫切需要推翻性别鸿沟，以自由的姿态拥抱生活的态度。
而在同时，陈染也从女性写作者的角度大胆的提问：
性与爱能否真正分离？
1、恋父
首先从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恋父情结看，其作品中的父亲是以一种暴戾、残酷的形象出现的。
陈染将这种父亲形象延伸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父权的象征。
陈染曾说过：
“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最致命的残缺。
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怜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是他主体上不同性别的延伸，在他性别停止的地方，我继续思考”[11]因而在她的笔下，不断出现对年长者，对他人之夫与男性的权威者之迷恋。
而展开来看，童年父爱的缺失且父亲的暴戾性情使得陈染及其笔下的陈染们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男人有一种恐惧心理。
出于防御需要，她们迫切渴望能有一个立于己方阵营的男性，能够给予保护，并在他温暖的羽翼下得到暂时的放松。
这些来自童年时代的创伤性印记也让陈染笔下的人物具有了双性性格，她们往往柔媚而深情,敏感多情，拥有典型的女性性格，也同时具有男性成熟而明晰的头脑和追求，以及强大的理性。
而这样一群“自己可以是男人，又可以是女人”的陈染们与其说爱上了男性，拥有父权，可以获得承庇的男人们，倒不如说爱上的是一种自己很难拥有的自我保护的力量。
潜意识里的陈染仍认同的是一种男强女弱的性别主导模式，内心永远居住着一个瘦弱孤单，缺少父亲拥抱的小女孩。
这样的恋父模式，当然会带来失望。
《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就说“我”迷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只是因为我发现他高大的鼻子，宽展的肩骨以及慈祥可掬的神态，非常符合我想象中父亲的模样”。
[12]想象中的父亲高大英俊且慈爱，能给予“我和妈妈”足够的温暖，而不至于让“我”感到：
“我的父亲让总是使我本能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
有人种下一颗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
[13]
由这种病态的恋父模式指导，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飞蛾扑火般积极寻求一个安稳的羽翼替其遮挡风雨，肖濛于是称其男邻居“总是能够把具体提炼成抽象，令我自愧弗如，令我迷恋”。
[14]她说:
“我总是想到死，想到仇恨，我没有一个朋友，孤独无伴，我从来也不喜欢男人，我只想有个人来分担我”[15]。
于是懵懵懂懂而且分辨不清爱情与情欲的她靠在了他宽大的怀抱里，心里想到了许多词：
“温情、依赖、大海、沙滩、沉睡、死亡、融化、伴侣、秘密……但惟独没有想到情欲这个词”。
[16]《与往事干杯》里肖濛的恋父情结被自我无限的幻想夸大变形：
如果他那时候单身，无论我是否真正爱过他，只要与他在一起，我现在肯定会有一个宁和的家，有一个父亲般时时精心保护我的男人。
但多年之后的重逢，男邻居说“天凉好个秋”，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情感，总是会失望的。
2、弑父
若从陈染笔下主体的情感方面分析，与“恋父”情结并行不悖的另一线索即其“弑父”的病态心理。
由自私而冷酷的父亲形象激发出来的对于男权的反叛，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
例如在《私人生活》中，就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首先，是父亲赶走了向其在家中统治地位公然挑战的公狗，接着又赶走了在家庭争吵中站在母亲这边的独眼奶奶，倪拗拗怀着一股莫名的恨，说：
“奶奶，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接你回来。
我让他走，我要报仇！
”这里的“他”，当然是指父亲。
其次，从女儿产生幻觉看见来接父亲开会去的车，“变成了一辆气喘吁吁的警车，我父亲一晃，就变成了一个身穿褐色囚服的囚犯，他的手脚都被镣铐紧紧束缚着，他正在用他的犟脾气拼命挣脱，可是他依然被那辆警车带走了，拉到一个永远也不能回家的地方去了……”[17]从话语到想象，都流露出了对父亲的憎恶，也促使了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的反叛行为产生，拗拗以一把剪刀完成了她的弑父行为：
我急速转身，拿起剪刀，直奔我床上的毛料裤子，对准平展展的裤腿就是一剪子。
剪刀与毛料裤子咬合发出的咔咔嗤嗤的声音，如同一道冰凉的闪电，有一种危险的快乐。
我的手臂被那白色的闪电击得冰棍一般，某种高潮般的冰凉的麻。
游戏的快感使我既紧张又惬意。
[18]
而从陈染的作品整体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她对父亲形象的模式化勾勒，统一在她笔下的父亲，都是暴戾而残酷的。
并不仅是父亲，这也是种父权的象征，如潜意识中认为爱是男性对女性的主动性行为的T先生，再如在《纸片儿》中极尽父权的专制与暴戾，将压抑、阻止、破坏纸片儿与乌克的爱情作为一己之能事的祖父。
父亲这一形象作为摆脱不掉的阴影，在其笔下反复出现。
这种对男性整体的类型化与扭曲化，同陈染幼时对家庭破裂的记忆有关，这种病态的软弱与畏惧，促成了其大胆的构成弑父行为的反抗及打击。
例如《女巫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狂躁无拦，有着暴徒般蛮力与对女儿极度仇恨的父亲，再如《私人生活》中总忙于自己事业，不过问妻女却有着残暴本性的父亲。
以上所说的反叛及抗争，是幼小且不具有行为能力的小陈染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行为。
而她笔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们却以一种对男性的征服来对抗无所不在的男权，在情感生活中，藉由情欲的主导，获得对女性自身的认同，以及对男性地位的嘲讽。
倪拗坳对T老师长达10年畸形的关切与欲望，痛恨且用力的“回敬”了他，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种报复的快感，而《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也在想象中抡起了纤纤手臂，给那个代替性的父亲“来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响亮耳光”[19]
而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对T先生的矛盾心理是一亮点，她出于多年的积怨而她逃避T先生，却在内心渴望其的性要求，T对于倪来讲只是“欲望的化身”，她被她“牵引着通过了某个入口”，“他像一个旅行者一样，仅仅是旅行了一个年轻女学生的身体”，“他的旅程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
[20]这种对霸道男权的反抗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完成了对父权的反抗。
3、姐妹情谊
这是在陈染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类畸形情感，表现在同性间肉体及灵魂的相互吸引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同性交往模式。
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加以详细分析。
综合以上三点，陈染对女性群体试图反抗传统道德模式，寻求身心双重解放的思索贯穿于其作品始终，体现了对暴力父权的反抗以及女性意识的唤醒。
她笔下的病态恋父者与弑父者同样在寻求一种慰藉，借此得到爱情与性爱的完美融合，也获得女性自身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
二个体对社会的接纳
个体同外界发生关联总是体现于其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两个层面。
陈染是孤独的精神贵族，却不是一个弃世者，对人对物，她始终在寻求对自我的突破以获得一个平衡，得到安和而自由的生活。
因而她始终在寻找着一扇门，打开后便是沟通无阻的世界，是无关道德伦理，却能获得极大自由与快乐的情感。
且不谈这扇门是否找得到，但寻找的行为始终体现于她的作品中。
（一）对现实的融入
人类的生存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关联。
陈染笔下的主人公一方面由于个人性格方面原因而反抗与逃避喧杂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是试图得到生活，得到社会的接纳及认同。
这些瘦削忧郁的女人在四处追寻与碰壁之后终于明白：
“一切一切拥有过崭新生命的东西，都将被日积月累的时光消损，毁坏与湮灭。
荣光与圣洁都将属于历史”（《时光与牢笼》）。
[21]而自己年轻的理想，自己对世界存有的野心及不满，最终都斗不过这个冷酷的世界，不甘愿却由不得不乖乖地被同化。
以《时光与牢笼》中的水水为例。
《时光与牢笼》中的水水是个报社的工作者，日日同文字同精神打交道的她讨厌自己用文字自欺又欺人的酸毛病，认为这无非是当众抒情与思想。
于是她曾在许多个城市驻足又再度离开，“不停的从失望中梦幻出新的希望去奔赴，落得身心疲惫，形消体损，殚精竭力”。
可是在做久了这份工作习以为常后，她再度回到出生地，继续这份榨取自己思想来满足读者的文字工作。
而记者部的老史如死水一潭的铁板脸孔，时时使水水感觉到压抑与挫败，她于是试图讨好其欢心，却终于被激怒，在清晨没人的办公室里撕掉了自己辛勤工作却被打上最少对勾的不公正的考勤表，并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了：
“我不是小对勾而是一个人
我不是一只小图钉
被按在哪儿就乖乖的钉住”[22]
接下来，水水还做了一个让人玩味的动作：
她“又掏出笔用左手写‘为什么总是我们去看官人的脸色/为什么不让官人也看看我的脸色’”。
她提了左手去写，是出于被人认出笔迹的顾虑，也仅是种幼稚的精神胜利法。
面对冷硬的老史，水水仍然以“毕恭毕敬谦卑顺从的声音像一股甘甜的蓝色水柱”向电话那头的“刀枪不入的耳朵”请了假。
而在面对三年离了三次婚之后的生活，水水也仅是停了下来漂泊的心，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顺从的没了男子气魄却很疼爱自己的丈夫，“水水的早晨不再年轻”。
这是在铜墙铁壁的现实中碰了壁，受了伤的女人们最终的选择，丢掉自己清白冷傲的梦想，投身鱼龙混杂的生活。
与之相同的是骄傲、蔑视男权的黛二，在《无处告别》中也有了为了工作而放下自尊，四处找关系求门道的一幕。
她并不需要工作，却做了一个与本性相悖的努力。
她只是想挣钱从而获得生活的独立，只是想向别人证明她并不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而处处都逃跑，证明她也具有一个被社会认同的女子的社会价值。
她知道只要她活着，就得面对这一切，无处可逃，也无处告别，这种与世界真正告别的想法时时存在于受挫的黛二头脑中，绝望的她在做了一个自杀的幻想后，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
在人与世界的短暂对抗中，唯有不断磨平棱角放弃自我，才不至于被疏离，被毁灭，被迫坠入“最后的充满尊严的逃亡地”,即死亡。
这是陈染在久久思索后得出的令人丧气的结论，但这个，就是残酷的，无处告别的现实。
《角色累赘》中的“我”以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进入了精神病院，在出院时女医生托小警察带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无论是婚姻纠纷，性变态，感觉障碍，对生活工作厌倦还是灵魂的迷惑，所有的问题最终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用卡尔·罗杰斯的话说：
他们都在问我究竟是谁？
我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
”[23]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人类永恒面临的困境，既不愿失掉自我，又乞求融入各类社会角色而形成的矛盾，作者陈染同她的女主人公们一直在思索，在寻找一个自我与世界的平衡。
（二）对伴侣的追寻
陈染作品中始终存在的孤独意识，实际上是对精神伴侣的渴求。
渴求爱与理解，渴求他人的认同，在思想的疆域中自由奔驰的自己希求有位志同道合的同伴，而由于对男性的畸形依恋以及对父权的憎恶，她们在感情道路上总要走的更远，甚至需要在同性间寻找，这一点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介乎于sisterhood与leisibian之间，她们都希望能在远离男权的位置，建造一个思想与灵魂的乌托邦。
因而在创作中，陈染大胆地涉足了女同性恋这一历史边缘的话题。
通过对女性身体美与女性同性间爱欲的尽情的渲染与赞叹。
而这一话题的提出，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陈染的影响密切相关。
女同性恋这一概念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为狭义的，由于性取向的差异而拒绝异性，接纳同性且与情欲有一定关联的女性行为，即lesibian,多译为“蕾丝边”。
另一种则为广义的，尽管不排除身体上亲密关系，但更多的指向女性间的精神依恋和情感慰藉。
也被译为sisterhood，即“姐妹情谊”。
[24]
而陈染在吸收女性主义理论时，已跳出了其前辈如庐隐与张洁等仅描述女性精神之恋，即sisterhood的狭小圈子，开始细致地描述女性间的欲望之恋，这一突破对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来讲，陈染笔下的情欲描写不同于时下流行的身体写作模式，她的主人公们即便在爱欲之下也仍旧美丽而且神圣。
这些在强制性父权压制下反抗的女人们，她们的尖叫划破了人类对异性恋的常规认同模式，也表现出女性在寻求资深精神满足的道路上对道德传统的公然挑衅。
以下对陈染笔下的女同性恋现象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
1、她笔下的女同性恋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受到父权伤害之后的女性心理转向，对父权有着深深的憎恶与失望。
以《私人生活》为例，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由于共同的仇视男性及与男性对抗的同谋感而拥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密感。
情感细腻的他们在孤独与压抑中找寻到了彼此，获得了精神与情感的慰藉。
而在《与往事干杯》之中，肖濛则直述：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男人。
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
一直使我天性中亲密倾投于女人，而这种遥远地避开男人的心理是与“性倒错”毫无关联的”[25]。
2、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陈染提到：
“精神与肉体多年来各行其是，无法沟通，一种分裂与自相诋毁并存一体。
”在同性爱中，陈染们希望得到的，便是精神与肉体的合拍以及一个长久亲密无间互相理解的爱人。
黛二离过婚，也爱过完美，但后来她认为：
“爱是一种死亡。
她那个萍水相逢的爱人，使她的生活支离破碎。
”于是“对于天底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人们广泛失去信心。
”而当她见到梦中的伊堕人时，又觉得“我多么需要她，需要这个女人！
因为没有一个男人肯于并且有能力把我拉走。
”这个女人“可以一层层剥开我的伪装、矫饰和怪癖，像上帝那样轻轻地贴近我的内心”。
[26]其对精神伴侣的渴求由此可见。
3、她建造的女性乌托邦都是脆弱的，这在侧面体现出陈染对同性爱恋与社会道德间矛盾的思索。
在书写女性之谊系列作品之中，陈染将情欲的美好与不可阻拒表现的神圣且刻骨铭心，将她们之间严丝密合不可分割的互相理解表现得温情脉脉使人神往。
同时又提出了同性爱中显而易见的脆弱性。
例在《空心人的诞生》中的黑衣与紫衣女人，再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与伊堕人，他们一个竟是另一个的“前女”与“守护神”，而这种同性间的“危险的力量”，却同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由控制与占有欲，由妒忌，由道德伦理的指责，等等，终不能得到长久的快乐。
总之，陈染笔下这些忧郁、孤弱的女人在广泛受到社会的伤害以及男性的伤害之后，一直在寻找一个“自然而然就像水理解鱼，空气理解人类一样”的伴侣，超越性别之界，只给予暂时的安宁和精神慰藉。
结语
以上是从女性写作角度对陈染创作进行的分析，分别是从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及个体试图融入社会这两个方面来切入的。
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不难明了她的女性创作立场及时时表露于作品中的孤独意识。
她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创作既是女性写作中的个案，又将女性生存现状加以揭示，始终以孤独而独立的姿态剖析自身，折射现实，姿态大胆而肆无忌惮。
作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陈染的小说被称为“裸脸面世”，“像一次无遮拦的凝视。
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凝视，不是潜在欲望视域中的窥视，而是女性对于自身的凝视，其中有自恋，有自审，有迷惘，有确认”[27],作品展示了女性独特的成长经历，以及矛盾的情感。
总之，陈染的创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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