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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媒介名著
理解媒介:
人体的延伸(节选)
麦克卢汉
1.媒介即是讯息
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
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
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
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比如说,由于自动化这一媒介的诞生,人的组合的新型模式往往要淘汰一些就业机会,这是事实,是其消极后果。
从其积极因素来说,自动化为人们创造了新的角色;换言之,它使人深深卷入自己的工作和人际组合之中——以前的机械技术却把这样的角色摧毁殆尽。
许多人会说,机器的意义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人们用机器所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从机器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无论机器生产的是玉米片还是卡迪拉克高级轿车,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人的工作的结构改革,是由切割肢解的技术塑造的,这种技术正是机械技术的实质。
自动化技术的实质则与之截然相反。
正如机器在塑造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分割肢解的、集中制的、肤浅的一样,自动化的实质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
电光源的例子在这方面可以给人启示。
电光是单纯的信息。
它是一种不带讯息(message)的媒介。
除非它是用来打文字广告或拼写姓名。
这是一切媒介的特征。
这一事实说明,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
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
如果要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就需要这样回答:
“是实际的思维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却又是非言语的(nonverbal)东西”。
抽象画表现的是创造性思维的直接显示,就像它们在电脑制图中出现的情况一样。
然而,我们在此考虑的,是设计或模式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因为设计或模式扩大并加速了现有的运作过程。
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
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
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
另一方面,由于飞机加快了运输的速度,它又使铁路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团形态趋于瓦解,这今功能与飞机所运载的东西是毫无关系的。
我们再回头说说电光源。
无论它是用于脑外科手术还是晚上的棒球赛,都没有区别。
可以说,这些活动是电灯光的“内容”,因为没有电灯光就没有它们的存在。
这一事实只能突出说明一点:
“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
然而,媒介的内容或用途却是五花八门的,媒介的内容对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也是无能为力的。
实际上,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这种情况非常典型。
只是到了今天,产业界才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什么业务。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现,它的业务不是制造办公室设备或商用机器,而是加工信息;此后,它才以清楚的视野开辟新的航程。
通用电器公司获取的利润,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制造灯泡和照明系统,它还没有发现,正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样,它的业务也是传输信息。
电光这个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
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它来说明,人们过去为何没有研究媒介。
直到电光被用来打出商标广告,人们才注意到它是一种媒介。
可是,人们所注意的并不是电光本身,而是其“内容”(实际上是另一种媒介)。
电光的讯息正像是工业中电能的讯息,它全然是固有的、弥散的、非集中化的。
电光和电能与其用途是分离开来的,但是它们却消除了人际组合时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正如广播、电报、电话和电视一样,他们消除时空差异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使人深深卷入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之中。
如果摘录莎士比亚的著作,我们可以编写一本相当完整的研究人的延伸的手册。
有人会说,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几句广为人知的台词中,是不是在指电视:
轻声!
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
它欲言又止。
和《李尔王》一样,《奥赛罗》与幻觉改变了人的痛苦有关。
《奥赛罗》的这几句台词,说明莎士比亚对媒介改变事物的力量有一种直观的把握:
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青年和少女失去贞操的邪术?
罗德利哥,你有没有在书上读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达》几乎全部用来对传播进行心理和社会研究。
莎士比亚在此表明他的认识:
正确的社会和政治导航,有赖于能否预见革新产生的后果。
他写了以下的台词:
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旁观者的冷眼,渊深莫测的海底也可以量度得到,潜藏在心头的思想也会被人猜中。
对媒介作用日益增长的认识——不论其“内容”或程序如何——在下面这一节表现烦恼的无名氏的诗歌中显露出来:
在现代思潮里,(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不起作用的东西,确确实实存在;只写隔靴搔痒的东西,也被看作是睿智有才。
与此相同的完整的轮廓意识,能揭示为何媒介是社会交往的讯息,这一认识在最新、最基础的医学理论中也出现了。
汉斯·塞尔耶在《生活之压力》中,述及同事听见他最新理论时的沮丧情绪:
我用这种那种不纯净的或有毒的物质做动物实验,以观察结果。
当他看见我如痴如狂地描绘实验情况时,他用极其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显然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可是塞尔耶,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做的决定,是搞那些脏东西的药理学,这要耗掉你的生命!
”
塞尔耶在他的疾病的“压力”理论中研究的是整个环境。
同样,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
过去人们对媒介的心理和社会后果意识不到,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言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几年前在圣母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萨诺夫(DavidSarnoff)将军在演说中说:
“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
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如何吃。
”这是流行的梦游症的声音。
假定我们说:
“苹果馅饼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如何吃。
”或者说:
“天花病毒无所谓好坏;决定其价值的是如何使用它。
”又比如说:
“火器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火器价值的是使用火器的方法。
”换言之,如果子弹落在好人手里,火器就是好的东西。
如果电视显像管里用适当的武器向适当的人开火,武器技术就是好的东西。
我这样说并不是刚愎自用。
萨诺夫的话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因为它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
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萨诺夫将军接下来解释了他对印刷术的态度。
他说,印刷术固然使一些垃圾得以流通,但是它同时又传播了《圣经》,宣传了先知和哲人的思想。
萨诺夫将军从未想到,任何技术都不能给我们自身的价值增加什么是和非的东西。
希奥波尔德、罗斯托(W.W.Rostow)和加尔布雷思(KennethGalbraith)之类的经济学家多年来试图解释,古典经济学何以不能说明变革和增长。
机械化自身有一个矛盾:
虽然它是最大限度增长和变革的原因,可是机械化的原则又使增长不可能,又排除了理解变革的可能性。
因为机械化的实现,靠的是将任何一个过程加以切分,并把切分的各部分排成一个序列。
然而正如休姆在18世纪里就证明的那样,单纯的序列中不存在因果原理。
一事物紧随另一事物出现时,并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
紧随其后的关系,除了带来变化之外,并不能产生任何东西。
所以,最大的逆转与电能的问世同时发生,电能打破了事物的序列,它使事物倏忽而来,转瞬即去。
由于瞬息万变的速度,事物的原因又开始进入人们的知觉,正如过去它们在序列和连续之中出现时不曾被人察觉一样。
人们不再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突然之间,人们似乎觉得,鸡成了蛋想多产蛋的念头(Achickenisanegg’sideaforgettingmoreeggs)。
飞机速度接近音障的临界点时,机翼上的声波变成了可见波。
声音行将消逝时突然出现的可见性足以说明存在所具有的美妙的模式。
这一模式显示,早先形式的性能达到颠峰状态时,就会出现新颖的对立形式。
机械化的切分性和序列性,在电影的诞生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说明。
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
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
电影媒介的讯息,是以线形连接过渡到外形轮廓。
正是这一过渡产生了现已证明为十分正确的思想:
“如其运转,则已过时。
”(Ifitworks,it’sobsolete。
)当电的速度进一步取代机械的电影序列时,结构和媒介的力的线条变得鲜明和清晰。
我们又回到无所不包的整体形象。
对于高度偏重文字和高度机械化的文化来说,电影看上去是一个金钱可以买到的使人得意洋洋的幻影和梦幻的世界。
在电影出现的时刻,立体派艺术出现了。
戈姆布里克(E.H.Gombrich)在《艺术与幻觉》中,把立体派说成是“根绝含糊歧义,强加一种解读方式去理解绘画的、最极端的企图,而绘画则是一种人造的构图,一种有色彩的画布”。
因为立体派用物体的各个侧面同时取代所谓的“视点”,或者说取代透视幻象的一个侧面。
立体派不表现画布上的第三维这一专门的幻象,而是表现各种平面的相互作用,表现各种模式、光线、质感的矛盾或剧烈冲突。
它使观画者身临其境,从而充分把握作品传达的讯息。
许多人认为这是绘画的操练,而不是幻觉的运用。
换言之,立体派在两维平面上画出客体的里、外、上、下、前、后等各个侧面。
它放弃了透视的幻觉,偏好对整体的迅疾的感性知觉。
它抓住迅疾的整体知觉,猛然宣告:
媒介即是讯息。
一旦序列让位于同步(sequenceyieldstothesimultaneous),人就进入了外形和结构的世界,这一点还不清楚吗?
这一现象在物理学中发生过,正如在绘画、诗歌和信息传播中发生过一样,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对专门片断的注意转移到了对整体场的注意。
现在可以非常自然地说:
媒介即是讯息。
在电的速度和整体场出现之前,媒介即是讯息这一现象并不显著。
那时的讯息似乎是其“内容”,因为人们总爱问,画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然而,人们从来不想问,音乐的旋律表现的是什么内容;也不会想问,房子和衣服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在这样的东西中,人们保留着整体的模式感,保留着形式和功能是一个统一体的感觉。
但是,在进入了电力时代之后,结构和外形这个观念已经变得非常盛行,以至于教育理论也接过了这个观念。
结构主义的教育方法不再处理算术中专门的“问题”,而是遵循数字场的力的外形,周旋于数论和“集合”之间。
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Newman)评价拿破仑时说:
“他深谙火药的语法。
”(Heunderstoodthegrammarofgunpowder。
)拿破仑还重视别的媒介,尤其重视旗语,这使他占了敌人的上风。
据载,他曾经说过:
“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
”托克维尔是第一位深明印刷术和印刷品精义的人物,所以他才能解读
出美国和法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仿佛他正在朗读一篇递到他手上的文章。
事实上,法国和美国的19世纪对他来说正是一本打开的书,因为他懂得印刷术的语法。
所以他也知道印刷术的语法何时行不通。
有人问他既然谙熟英国、钦慕英国,为何不写一本有关英国的书。
他回答道:
谁要是相信自己能在6个月之内对英国作出判断,那么他在哲理上一定是非常愚蠢的。
要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国,一年的时间总是嫌短。
获取对美国清晰而准确的观念比清楚而准确地了解英国,要容易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一切法律都是从同一思想脉络中衍生出来的。
可以说,整个社会只建立在一个单一的事实上;一切东西都导源于一个简单的原则。
你可以把美国比作一片森林,许多道路贯穿其间,可是所有的道路都在同一点交汇。
你只要找到这个交汇的中心,森林中的一切道路全都会一目了然。
然而,英国的道路却纵横交错。
你只有亲自踏勘过它的每一条道路之后,才能构建出一幅整体的地图。
托克维尔在较早一些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曾经说明,18世纪达到饱和的出版物,如何使法国实现了民族的同一性。
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
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
法国革命是由新兴的文人学士和法律人士完成的。
然而,英国古老的习惯法的口头文化传统却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中世纪的议会制还为习惯法撑腰打气,所以新兴的视觉印刷文化的同一性也好,连续性也好,都不能完全扎根。
结果,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
换言之,根据法国革命的路线方针而组织的那种英国革命就没有发生。
美国革命需要抛弃的,除了君主专制之外,没有中世纪的法律制度。
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已经变得比欧洲的任何君主制更加富有个人的色彩,已经比欧洲的君主制还要更加君主制了。
托克维尔就英美两国所做的对比,显然是建立在印刷术和印刷文化基础上的,印刷术和印刷文化创造了同一性和连续性。
他说英国拒绝了这一原则,坚守住了动态的或口头的习惯法传统,因此产生了英国文化的非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
印刷文化的语法无助于解读口头的、非书面的文化制度的讯息。
英国贵族被阿诺德可怜巴巴地归入开化的野蛮人,因为他们的权势地位与文化程度无关,与印刷术的文化形态无关。
格罗切斯特郡的公爵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时对他说:
“又一本该死的大部头的书,唉,吉本先生?
乱画一气、乱写一通、胡乱拼凑,唉,吉本先生?
”托克维尔是精通文墨的贵族,他可以对印刷品的价值和假设抱一种超脱的态度。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
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
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
为此目的,惟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以下事实:
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
福斯特(F.M.Foster)在《印度之旅》中用戏剧手法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了口头的直观的东方文化和理性的、视觉的西方经验模式遭遇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情况。
当然,理性对西方来说一向意味着“同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
换言之,我们把理性和文墨、理性主义和某种特定的技术联系起来了。
因此,对传统的西方人来说,电力时代的人似乎变成了非理性的。
在福斯特这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到达巴达巴尔山洞的时刻,正是西方印刷文化痴迷状态的真相和不合时宜暴露出来的时刻。
亚德拉·奎斯特德的推理能力对付不了印度文化整个的无所不包的共鸣场。
在山洞的经历之后,小说写道:
“生活一如既往,可是没有任何影响。
换句话说,声音不再回响,思想也不再发展。
一切东西似乎都被连根切断,因而受到了幻觉的浸染。
”
《印度之旅》(书名取材于惠特曼,他认为美国正在走向东方)的寓意所指,视觉和声音之间,感知和经验组织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间的最后冲突,业已降临到我们头上。
正如尼采所言,既然理解能阻止行动,那么借助弄懂媒介——媒介使我们延伸,挑起我们里里外外的战争——我们就可以节制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
读书识字所引起的非部落化进程及其对部落人所造成的创伤,是精神病学家J.C.加罗瑟斯一本书的主题,书名是《非洲人的精神健康与病变》(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953年版)。
本书的许多材料见他发表在1959年11月号《精神病学》上的文章,题为“文化、精神病和书面语”。
这篇文章揭示了同样的情况:
从西方输入的技术力量如何在偏远的丛林、草原和沙漠中起作用。
有一个例子是贝都因人骑着骆驼听半导体收音机的现象。
洪水般滚滚而来的观念使土著人面临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做好准备去对付汹涌而来的各种观念。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通常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在读书识字的环境中遭遇收音机和电视机时所做的准备,并不比加纳土著人对付文字时的本领高强。
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们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
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卷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实际上是一样的。
电的速度把史前文化和工业时代商人中的渣滓混杂在一起,使文字阶段的东西、半文字阶段的东西和后文字阶段的东西混杂在一起。
失去根基,信息泛滥,无穷无尽的新信息模式的泛滥,是各种程度的精神病最常见的原因。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Lewis)的系列小说《人的时代》所写的就是这一主题。
其中的第一卷《儿童的屠场》所表现的正是作加速运动的媒介变革,表现它如何屠杀天真无邪的人们。
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能更好地觉察技术对心理形成和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对正确判定愧疚的信心正在丧失殆尽。
古代的史前社会把暴力犯罪看作是可怜。
杀人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就像今天癌症患者一样可怜。
“他那样做内心一定感到很痛苦吧。
”辛格在剧本《西部世界的花花公子》中卓有成效地继承了古人这一思想。
如果说古时候的罪犯是不遵守传统规范的人,他们不能适应技术的要求,而我们的行为则是遵照相同而连续的模式,那么我们很容易把不顺应传统的人看成是可怜的人。
尤其是儿童、伤残人、妇女和有色人更是可怜。
在一个视觉和印刷技术的时代,他们看上去是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
如果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一种文化给人们分配的是角色而不是各种工作,那么侏儒、驼背和儿童就能够开辟自己的天地。
不应该把他们塞入格格不入的整齐划一的、可以重复的框框之中。
想想这句话:
“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作为来自一种同质文化内部的无限重复的经验之谈,这句话指的是,男人在这样的世界中若要找到归属,就不得不像山茱萸一样地整齐划一。
我们在智商测试中搞出来的那些不恰当的标准真是泛滥成灾。
我们的测试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文化的偏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统一而连续的习惯是智慧的表征,因而就淘汰了听觉和触觉发达的人。
C.P.斯诺在评论A.L.罗斯的书《绥靖和通向慕尼黑的道路》时(见《纽约时报书评》1961年1Z月24日号),描绘了20世纪英国最高层的智囊和经验。
他说:
“这些人物的智商大大高于一般的政治领袖。
为什么他们竟然带来了一场浩劫?
”斯诺赞成罗斯的观点:
“他们不倾听别人的警告,因为他们不愿意听。
”由于他们反对红色苏俄,他们就不能解读希特勒的信号。
但是,他们的失败与我们现在的失败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把读书识字当作技术所下的赌注,在教育、政治、工业和社会生活各层次上的整齐划一性,全都受到电力技术的威胁。
斯大林或希特勒的威胁来自外部,而电力技术就在大门之内。
然而,我们对电力技术与古登堡技术遭遇时所产生的威胁却麻木不仁,真可谓又聋又瞎又哑。
美国生活方式的形成,既要以古登堡技术为基础,又要凭借于它的这个渠道。
但是,现在来提出救世的策略,还不是时候,因为世人连这种威胁是否存在都尚未公认。
我的处境与巴斯德的处境十分相似。
他告诉医生们说:
医生的敌人是完全看不见的,而且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敌人。
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
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
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和转移看门狗的注意力。
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
一部带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
电影这个形式与它的节目内容没有关系。
文字或印刷的“内容”是言语,但是读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刷这个媒介形式,也没有意识到言语这个媒介。
阿诺德·汤因比一点也不了解媒介是如何塑造历史的。
不过他的著作里这一类的例子可真是俯拾即是,研究媒介的学者可以引用。
有一个时期,他认真地指出,成人教育,比如英国工人教育协会所从事的成人教育,对于流行的出版物是一个有用的反击力量。
他认为,虽然所有的东方社会都已经接受了工业技术及其社会后果,“但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应的整体划一的倾向”(《萨默威尔》第1卷第267页)。
这像是文人在广告环境中苦苦挣扎时夸下的海口:
“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理睬广告。
”东方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技术可能抱有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保留态度,这对他们自己是一无好处的。
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
只有能泰然自若地对待技术的人,才是严肃的艺术家,因为他在觉察感知的变化方面,够得上专家。
17世纪货币媒介在日本的运作所产生的结果,与印刷术在西方运作,不无相同之处。
桑塞姆(G.B.Sansom)认为,货币经济渗入日本,“引起了一场缓慢的、然而是不可抗拒的革命,终于导致封建社会的瓦解。
日本在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终于又恢复了与外国的交往。
”(引自《日本》,克雷西特出版社,1931年,伦敦。
)货币重新组织了各国人民的感性生活,正是因为它使我们的感性生活产生了延伸。
这一变革并不取决于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赞同与否。
阿诺德·汤因比从一个角度去研究媒介的改造力量,反映在他的“以太化”(etherization)概念之中。
他所谓的以太化,是组织或技术中递进简化和递增效率的原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忽视这些媒介形式的挑战对我们的感性反映所产生的影响。
他想,与社会中的媒介或技术相关联的,是我们的意见。
显然,这个“观点”是中了魔,是被印刷技术迷住了的。
因为在一个有文字的、形态同一的社会中,人对多种多样的、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觉。
人获得了第三向度和“个人观点”的幻觉。
这是他自恋固着(Narcis·SuSfixation)的组成部分。
他完全和布莱克或大卫王敏锐的知觉隔绝起来了。
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
今天,我们想在自己的文化中认清方向,而且有必要与某一种技术形式所产生的偏颇和压力保持距离。
要做到这一点,只需看一看这种技术存在的一个社会,或者它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历史时期就足够了。
施拉姆教授在其大作《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中,就使用了这种策略。
他寻找电视尚未渗入的领域,进行了一些测试。
但是,因为他没有研究电视形象的具体性质,所以他的测试偏重电视的“内容”、收看时间和词汇频率。
总之,他研究电视的方法用的是研究文献的方法,尽管他并未意识到。
因此他不可能提出任何报告。
即使回到公元1500年,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印刷书籍对儿童或成人生活的影响,他也不可能发现印刷术给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带来的变化。
印刷术在16世纪造就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Printcreatedindividualismandnationalisminthesixteenthcentury)。
程序分析和“内容”分析在弄清这些媒介的魔力或潜在威力方面,都不可能提供任何线索。
列昂纳德·杜布(LeonardDoob)在报告《非洲的信息传播》中,谈到一位非洲人。
这个人费尽心思每晚必听BBC的新闻节目,虽然一句话也听不懂。
每晚7点准时听见那些声音,对他是至关重要的。
他对言语的态度,正像我们对旋律的态度——铿锵悦耳的语调本身就很有意思。
17世纪时,我们的先人对媒介的形式所抱的态度,仍然与这位非洲土著人的态度相同。
这一点在下文所表现的情感中是显而易见的。
法国人贝尔纳·拉姆(BernardLam)在《说话之艺术》(1969年,伦敦)中写道:
此乃上帝智慧所赐之果。
上帝造人,意在使之幸福。
凡有益于人之会话(会话乃人之生活方式)者,均于人相宜……因为凡食物者,倘有营养,均宜品味;反之,其他食物,若不能为我吸收、不能成为我血肉之躯者,则索然无味、味同嚼蜡也。
说话者难以应付之谈话,不能使听话者感到愉悦;听话者不感到高兴之谈话,说话人也难以做到伶牙俐齿。
这是关于人的食物和言语表达的一种平衡理论。
经过几个世纪的分割肢解和专业分工之后,我们才开始寻找一种关于媒介的平衡理论。
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PiusⅫ)主张认真研究媒介,他对此深表关注。
1950年2月17日,他曾经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的未来及精神生活是否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传播技术和个人的回应能力之间,是否能维持平衡。
数百年来,人类在这方面的失败具有典型的意义,这是完完全全的失败。
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
正如利布林在《出版业》一书中所云,倘使人看不见他所走的方向,他就不可能自由,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