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4 欧洲瘟疫与防疫史模块二高考历史二三轮教材之外热点专题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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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04欧洲瘟疫与防疫史模块二高考历史二三轮教材之外热点专题中
专题四欧洲瘟疫与防疫史
人类与传染病毒抗战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变革史。
本文以传染病史为主线，探索近代欧洲人与传染病的持续抗争，如何促进科学萌芽及思想启蒙，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及公共用品建设的变革。
黑死病
“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
——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
1347年，蒙古大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不久之后草原大军停止了征程，西欧免遭“铁骑”蹂躏。
但是，西欧乃至整个欧洲仍旧未能幸免，一场比战争更可怕的灾难悄然降临……
当蒙古大军的脚步停下来，他们身上带来的一种极为凶险的传染病——黑死病（鼠疫）又开启了一段更为血腥残酷的征程。
当时，在罗曼语、日耳曼语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房屋的外墙上触目惊心地涂写着一个大大的“P”字（pest）——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务必迅速逃离。
最开始，一个被传染了的鞑靼人部落把病菌带到了克里米亚地峡，在那里的卡法商站，鞑靼人围攻了一小队意大利商人，病菌开始进入意大利。
1347年9月，黑死病最早攻陷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两个月后经水路便传染到了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港口城市马赛。
1348年1月破威尼斯和比萨双城，3月拿下意大利商业及文化重镇佛罗伦萨。
之后，黑死病在这些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大城市，经陆路、水路四面开花，很快辐射到欧洲各地：
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再到奥地利重镇维也纳；
马赛扩散到普罗旺斯、巴黎、诺曼底、莱茵河、巴塞尔、法兰克福、科隆、汉堡，直至整个法国；
这年夏天，英伦岛沦陷，多塞特郡韦茅斯的一个小港率先破局，8月攻克布里斯托尔和伦敦，而后是德文、牛津和康沃尔郡，次年整个不列颠岛寸草不生；
1350年北欧波罗的海、东欧各国均被拿下，两年后开始远征俄罗斯并攻陷莫斯科……
短短五年，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一栋房屋接着一栋房屋，都涂写上了一个个大大的瘆人的“P”，整个欧洲大陆及不列颠岛沦为人间地狱：
无数尸体被掩埋，或被抛弃到海上，丢到坟场，被弃在太阳底下任其腐烂，遭到野狼、野狗吞食。
伴随着悲剧和恶臭的是可怕的寂静。
有些地方，丧钟和哭声都消失了——因为“所有人都难逃一劫”。
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是重灾区，80%的人因黑死病死亡。
薄伽丘是亲历者，在他著名的《十日谈》这样写道：
“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
薄伽邱最后惊呼：
“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
“我们看到死神就像一团黑烟一样，飘到我们中间，这是一场屠戮年轻人的瘟疫，一个不会怜香惜玉的幽灵。
痛苦的根源是我腋窝里的淋巴结；滚烫，恐怖，不管出现在哪里，总伴随着痛苦和尖叫，这是臂下的重负，是愤怒的结节，是白色的肿瘤。
”
——让·格辛威尔士诗人，死于1349年
1348年，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深爱的劳拉在阿维尼翁死于这场鼠疫，他问道：
“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我们的后代会相信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吗？
这场灾难给欧洲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黑死病大约造成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
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曾经多次大规模爆发，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
这场浩劫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元气大伤，天主教的权威遭到沉重的打击，世俗政治力量开始崛起。
西方学者认为，黑死病是“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
一刀三死
“先生，6个病人死了。
”
医生查房时，护士告诉他。
“嗯？
我给7个都开了药的呀。
”
医生一边步入另一间病房，一边沉思地说。
“是，但其中有一个没有吃，”
——阿农，约1850年
“给我计时，先生们，给我计时！
”
19世纪，苏格兰外科名医罗伯特·李斯顿，以手术快而闻名，每次手术前他都大喊，叫学生给他计时，仿佛他要与死神进行一场激烈的赛跑。
由于当时没有麻醉散，实施手术就像一场大战，通常先将患者灌醉，然后乘其不备“快刀斩乱麻”，同时配有十几个雄彪大汉将其按住。
医生每次都是在鬼哭狼嚎中做完手术。
所以，刀法“快准狠”成为核心技术，李斯顿的“闪电刀法”备受崇拜。
据说，最快的一次是截肢手术，学生给他计时定格在两分半钟。
从按腿到缝合完毕，一气呵成，这一记录足以载入史册，无人能破。
这手术，除了时间，还有一项记录也被历史记下，那就是“一刀死三人”：
病人死了；边上的助手被切掉一根手指，感染而亡；还有一个吃瓜群众，看到如此场景惊恐而死。
那时的医疗技术，简直就是娱乐业。
马修·普莱尔在1714年曾经嘲笑说：
“昨天病刚好，晚上就死在医生手上。
”
但是，医生是认真的，比如说放血。
1799年12月13日，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出去骑马兜风却感染风寒。
第二天，他的喉咙开始疼得厉害，声音嘶哑并伴有寒战。
很快华盛顿宣“御医”过来诊断，接下来的12个小时，好端端的总统大人竟然被活生生地放血而亡。
不仅是放血，医生让他服用了多种甘汞（一种含汞的泻药）以排空体内，还将斑蝥粉起泡剂抹在他的脖子上试图消除喉咙炎症。
医生如此“大刑伺候”，华盛顿最终没能熬过那天晚上。
不过，华盛顿只是在3000多年里无数放血死去的其中一员。
如果有人来找我，
我检查一下，放血，让他出汗；
如果，这样之后要死了，
嗯，关我什么事，我已经放过血了。
——《论拉特森医生》
在与死神边际赛跑的竞速道上，人类的医疗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输家。
没人能够解释，这场大规模的鼠疫为什么在17世纪末就突然消失。
它就像一个幽灵突然降临掳走了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然后跑得无影无踪。
人类甚至忌惮他随时还会降临，事实亦是如此。
在17世纪之前，人类仿佛生活在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未知空间。
生得随机，死得偶然，平民、贵族、国王、医生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
西方医学也并非一直如此不堪，早古希腊时期，就出了一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名医（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年）。
他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
这一学说，与中国古代中医“天人合一、阴阳协调”思想类似，他强调“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是治疗疾病的真正良药”。
《希波克拉底文集》共收录了六七十本医学著作，均署希波克拉底之名，汇集了古希腊时期丰富的医学实践和理论，对欧洲医学影响达一千多年。
《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仍是不少医学院学生入学第一课以及白衣天使的道德准则。
希波克拉底因此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
另外一位著名的医生是古罗马御医盖伦。
公元2世纪，天主教禁止实施人体解剖，盖伦对动物进行解剖，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体解剖理论。
此后1000多年，盖伦在解剖结构上一直是权威。
但是，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教会长期控制着医院，西方医疗技术进展极为缓慢。
古希腊的“医学神庙”、古罗马供体弱多病者和军队使用的“医院”、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诊所成为教会组织的“避难所”。
古希腊的“医学神庙”更多的作用是让病人祈祷，不管是先天疾病，还是感冒发烧，病人都在这里祈祷痊愈。
截止到18世纪，欧洲大多数教会医院都拥挤不堪、气味熏天、藏污纳垢，医院落下“大坟场”的恶名，男性产科医生被骂为“屠夫”。
从医生手上活下来的人未必比死去的人多，这一点连医生自己都未能确定。
18世纪，匈牙利医生英格涅·塞麦尔维斯曾说过：
“说实在话，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女人的性命早早地断送在我的手中。
”与塞麦尔维斯的自省与自愧相比，多数医生当时的一些行为只能用“搞笑”来形容。
当时的产科医生做完手术，甚至处理完尸体也不洗手，接着就给产妇接生。
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当时血渍、污渍沾染在自己身上、手上作为一种职业功勋章而炫耀。
1846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著名的教学医院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助手。
塞麦尔维斯在读好友的尸检报告发现，他好友在做尸检时，用刀子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指，报告显示他所得的病与死于生产的妇女是一样的。
塞麦尔维斯仔细观察了自己所在诊区中医生的操作，观察到他们辅助尸检后会直接去对待产妇女进行阴道检查，而不会洗手。
最后，塞麦尔维斯坚持让学生和医生在进病房之前用漂白粉洗手，刷洗手指甲，确保“不会留下一丁点尸体的味道了”。
这样产褥热的病例急剧下降，产妇死亡率从15%直线下降到5%以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医学都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快刀”生切，放血疗法，输羊血疗法，医生处理完尸体连手也不洗便为产妇接生。
人类从宗教到科学，从巫术到医学，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人的生存更多依托于运气。
因此，在17世纪之前，人类人口规模增长极为缓慢，甚至是几乎静态的。
人口繁殖完全取决于季节与气候，当风调雨顺、利于产子之际，人口则快速增加。
一旦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并聚集在一起，又可能发生一次大瘟疫、大内斗被团灭，将人口规模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以下。
如此一来，人类不就反复地踏入同一历史河流吗？
就这个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很早就开始与其父亲争论不休。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确实不断地掉进这种“陷阱”之中。
按他的说法，如果没有限制，人口会呈指数速率（2、4、8、16）增加，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1、2、3、4）增长，如此下去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饥荒、疾病以及战争。
马尔萨斯将他与父亲的争论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叫《人口原理》（1798年）。
这一“陷阱”被后人界定为“马尔萨斯陷阱”。
似乎与很多动物一样，人类依靠繁殖延续，而过度繁殖反而又杀死了我们自身。
这种悲剧在医疗技术处于“娱乐”水平的年代反复上演。
从公元540年开始，鼠疫大流行就反复爆发，人口增长速度极为缓慢，14世纪“黑死病”导致人口出现坍缩式骤减。
马尔萨斯的言论在当时受到批评，但也有不少重量级的追随者，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
皮特曾经坚持“人多力量大”的传统人口观，后来被马尔萨斯说服。
1795年，他甚至放弃了新的《济贫法》，不打算推行更有效的福利济贫措施。
皮特向众议院解释说：
“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
而“他们”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皮特、达尔文、威廉·佩里大主教等众多拥趸都支持马尔萨斯的预言——人类必将掉入万劫不复的“马尔萨斯陷阱”。
不过，他们没有看到的是，“黑死病”正在打破这一诅咒……
思考的骨架
“剖开尸体：
素有的黑暗立刻在你面前消失了，只有视线无法被挪开。
”
——法国解剖学家比沙
1536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年轻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他看到卢万城墙外绞架上挂着一具死刑犯的尸体。
他立即兴奋不已，与一位数学家朋友一起将尸体取下，以飞快的速度把尸体偷回到自己的住所。
为了防止尸体散发恶臭味，他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骨头取下并扔到锅里煮熟，然后把骨架一一拼接复原。
于是，他就有了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
接下来短短几年，他解剖了很多从坟墓里偷来的或买来的死刑犯的尸体。
这位匪夷所思的年轻人，就是解剖学开创者安德里亚斯·维萨里。
14世纪爆发的大规模黑死病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势力。
很多人开始不再相信祈祷能够治愈，不在教会医院等死，而是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1315年左右，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逐渐接受了人体解剖作为医学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开展了第一例人体解剖的公开演示。
尽管每年被允许解剖的数量很少，仅限于少数死刑犯，但是人体解剖这刀下去，现代医学的光明则照进来了。
解剖学家维萨里采用疯狂举动对解剖学权威盖伦提出了挑战，他纠正了很多盖伦在解剖学上的错误。
比如维萨里发现男人与女人一样都是一侧12根肋骨，而不是盖伦遵从天主教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亚当的肋骨）。
维萨里在其不朽著作《人体构造》中，准确地描述和绘制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系统及身体其它器官。
其中一幅经典插图被称之为“思考的骨架”。
维萨里无疑对天主教的权威构成严峻的挑战。
到了16世纪，解剖学成为一种公共景观，意大利及其它国家一些医学院纷纷建立起了解剖学“演示厅”。
解剖学家类似于今天歌手开巡回演唱会公开表演，门票不菲。
今天的帕多瓦、爱丁堡、巴塞罗那等地至今都保留了完好的解剖学演示厅。
巴塞尔大学至今都保留了历史上最古老的解剖学标本——1543年，维萨里对一名重刑犯雅各布的解剖骨架。
与此同时，马丁·路德等人正在整个欧洲掀起一场宗教改革。
这场改革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世俗政府势力开始崛起，解放了宗教思想枷锁，促进了自然科学以及医学的发展。
维萨里向人体发起的进攻，打开了现代医学的天窗，在此后几个世纪激励着众多医学家孜孜以求地探索人体的奥秘，威廉·哈维就是其中之一。
1628年，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发表了著名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
他指出，心脏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一切的起源”。
哈维通过解剖发现了血液的肺循环，他认为心脏作为泵，推动着血液循环——暗色的静脉血流向心脏的右心室，鲜红的动脉血从心脏的左心室流出，血液通过心脏左右心室之间的通道流经肺脏。
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对医学发展影响重大，此后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描述了心脏、血液、动脉、静脉、淋巴、毛细血管、肺脏、神经系统等，更加全面地构建消化、呼吸以及生殖系统理论。
17世纪，解剖学集体大爆发。
伦敦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告诉他的学生们：
“获取知识的途径只有一条……我们必须与逝者相伴。
”
解剖学家们记录了医学史上最为震慑人心的举动，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发现命名，输卵管被称为法罗皮奥管，脑底动脉环被命名为威利斯氏环，中脑导水管被命名为希厄维尔斯导水管，股三角为斯卡帕三角……
1816年，法国医生勒内·雷内克发明了听诊器，对医学进步作用极大。
在此之前，欧洲医生不像中医一样懂得把脉，他们只能俯首帖耳到病人胸前或后背才能听诊。
有一次，雷内克需要给一个年轻又丰腴的女病人听诊心跳。
这本来是件“香艳”的美差，但害羞的雷内克医生不好意思将头贴在这位女病人胸前。
于是，他把笔记本卷起来，其中一头放在少妇的胸前，另外一头放在自己耳朵上。
他发现这样可以清楚地听到心跳声，于是他制作了一个木制听诊器。
这是无疑一项伟大的发明。
文明是被逼出来的。
从14世纪“黑死病”横行之后，医学家们开始对死神发起挑战。
在此后漫长的300多年间，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雷内克的听诊器，胡克的显微镜以及微小生物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口的自然死亡率，提高了治愈率和出生存活率。
天花
当时，对人口增长最直接的医学进步当属防治天花的牛痘疫苗。
天花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埃及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天花疤痕。
公元前6世纪，印度天花流行。
中世纪天花泛滥，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位“麻脸”，多位国王命丧天花，如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国国王约瑟一世。
宋代开始，中医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
从17世纪开始天花从一种非致命病，演变为严重威胁到人类繁衍的恶魔。
18世纪开始，欧洲天花大流行，死亡人数达1.5亿，天花比任何其它疾病杀死的欧洲儿童都要多。
在英国一个人口不到5000人的城镇，1769年到1774年间就有589个儿童死于天花，其中466人在3岁以下，只有一人超过10岁。
在柏林，差不多同一时期，98%死于天花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
在伦敦，85%死于天花的人不到5岁。
美国开国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儿子1736年死于天花。
关于天花的防治，从中国到欧洲，再到北美，都有采用“像什么治什么”的种痘法，但是效果都不稳定。
1774年，一位叫本杰明·杰斯泰的农场工人，从牛痘破损处取痘苗，用钩针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手臂上弄出破口，再将痘苗揉进破口。
尽管当时天花相当流行，但是他们都没有得病。
1791年，一个叫普莱特的德国人做了一次类似的试验。
这两次有记载的试验，引起了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的注意。
1796年5月14日，詹纳从一个叫萨拉·内尔姆斯的挤奶姑娘手腕上的牛痘脓疱中取出痘苗，注入一个叫詹姆斯·菲普斯的男孩手臂两个浅浅的切口中，每个切口0.75英寸长。
后来，这个小男孩没有得过天花。
此后，他又给23个试验对象“种牛痘”，经过几年观察，发现他们也没得天花。
1798年，詹纳确认自己的成果无误后，发表了著名的《对发现于英格兰西部一些郡尤其是格洛斯特郡的一种病——牛痘的病因和影响的探讨》，牛痘接种法正式诞生。
到1801年底，在英国有约10万人接种了牛痘疫苗，这一方法随后在世界范围推广。
1802年，天花高发地印度开始接种牛痘。
1803年，西班牙国王将牛痘引入美洲殖民地。
1807年，巴伐利亚强制接种牛痘。
此后是德国，德国军队征兵要求重新接种牛痘。
至1811年，法国超过170万人接种了牛痘疫苗。
1687年7月5日，伟大的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此人类从黑暗的长夜中醒过来。
此后，自然科学推动的蒸汽机革命，在英国率先兴起。
机器生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足。
当时，英国蒸汽棉纺织一年的产能超过过去半个世纪。
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输送到英国各个城市、各乡村，乃至全世界各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御寒问题。
再加上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感染风寒、天花的概率大大降低。
17世纪开始，人口出生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规模持续增加。
在英国，人口短时间内大爆发，越来越的多人涌入城市，似乎正要打破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过此时另外一个死神突然降临……
公共卫生革命
“所有的气味，如果足够强烈，都会直接导致疾病；最终我们可以说，由于抑制这一触发系统会使得机体对其他致命因素的易感性增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气味都意味着疾病。
”
——社会改革家查德威克
1831年，英国枢密院官员查理·格雷维尔严阵以待，正在密切关注欧洲大陆肆虐的霍乱大流行。
此时，马尔萨斯已步入晚年，但似乎他的预言又要灵验了。
6月17日，格雷维尔派威廉·罗素医生和大卫·巴里医生前往欧洲大陆调查霍乱疫情。
霍乱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病，让人忍不住呕吐、腹泻直到肠胃皆空，全身脱水。
海因里希·海涅1832年4月9日写了一封信，描写他在巴黎看到的一幕：
3月29日，正在举行蒙面舞会，一片嘈杂。
突然，最快乐的小丑倒在地上，四肢冰凉，面具下的脸庞绿中带紫。
笑声消失，跳舞停止，这人在被匆忙用马车从舞厅送到天主大厦（巴黎最古老的医院）时很快就死了。
为防止引起那里的病人恐慌，还戴着化装斗篷的死者被连忙塞进一个粗糙的箱子。
很快，公用大厅里堆满因缺乏裹尸布或棺材而缝在布袋里的死尸。
1831年6月21日，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归枢密院监管。
10月12日，霍乱在汉堡出现，伦敦危在旦夕，每天从汉堡到不列颠群岛的往来船只，给英国造成巨大的威胁。
半个月后，有个叫詹姆斯·凯尔的军医报告，在桑德兰发现了第一个霍乱死亡病例，至11月1日又有四例死亡报告。
1832年2月，中央卫生委员会聘用了4位医院的代理总监、21位医务官和17位医生，以抗击霍乱。
在霍乱流行结束前，这些官员已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200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和苏格兰约400个委员会做了咨询工作。
1832年政府成立了皇家委员会调查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并对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提出建议。
这个委员会请求埃德温·查德威克给予帮助，此人是律师兼记者，曾是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秘书。
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是伦敦大学的创建者之一，还是人类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1838年，英国首次全年登记人口信息，这一年正是斑疹伤寒大流行。
在伦敦约有1.4万人患病，其中1281人死亡。
查德威克组织三位医生调查斑疹伤寒最严重的地区后发现，高发病率主要是由肮脏的习惯和醉酒造成的，在生活条件依然肮脏的情况下，穷人无法自我改善。
1839年8月，上院催促这三位医生协助查德威克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1842年7月9日，他们发表了调查结果，题目是“对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
这文件在人类城市公共卫生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查德威克的报告解释了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城市病”、“平民窟”的问题。
在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由于工业制造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出生率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并不断地涌入城市。
1801-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890万增加到1790万。
人口急剧增加给城市管理、安全及卫生带来严峻的挑战。
像伦敦这类大城市不断扩张到乡村，但是对于地主、投机建筑商和居民来说，城市仅仅是更大的乡村。
当时的工业化城市并没有建立一套公共卫生体系，源自乡村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迁移到了城市。
原本在乡村，随意丢弃垃圾，将粪便倒入河内，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一旦人口集中到城市，这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则给这座城市带来灾难。
当时的伦敦，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布满粪便的街道，破旧不堪的出租屋，充斥着腐臭味的河流。
伦敦的泰晤士河和布里斯托尔的埃文河污染严重，英国的大工业城市甚至没有一个让人放心的饮用水供应。
当时有一张著名的漫画，一个女士拿着显微镜看到泰晤士河河水后丢掉了手中的茶杯。
显微镜下，泰晤士河藏污纳垢，各种恶心的“微生物”让人惊恐不已。
当时的英国并没有足够的应对工业化大城市的经验。
在霍乱传到英国之前，中央卫生委员会几乎天天开会，准备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是对付霍乱最有效的条规”。
不过，当时的委员会人员并不专业，他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缺乏实用性。
古罗马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
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稳定的供水、整洁的街道以及有效的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否则人聚集一地必死无疑。
公元纪年开始，罗马城内就有6条清洁水管道每日输送用水；100年后有10条水管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
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给200万居民每天50加仑，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升。
大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时期，罗马城内就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要付费使用。
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公共厕所，公元1世纪罗马城市人可能都无法忍受21世纪印度人的卫生习惯。
直到1851年，英国才建造了第一个公厕。
为了举办伦敦世界博览会，英国政府在距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附近建造了一个“公共等候室”。
这是最早的现代化意义的公厕。
当时造价为680镑，“如厕”2便士一次，一条热毛巾4便士，5个月内该厕所营收总额为2470镑。
所以，医疗技术在短时间内杀死大量疾病，增加了人口出生率，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人类大量聚集又催生出新的问题。
这种拥挤肮脏的城市就像一个火药桶，只要燃点够高，或者外来病菌传入，一点即着，立即引爆。
查德威克意识到这一点：
“所有的气味，如果足够强烈，都会直接导致疾病；最终我们可以说，由于抑制这一触发系统会使得机体对其他致命因素的易感性增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气味都意味着疾病。
”
查德威克在查阅了来自533个区的反馈后，他绘制了“卫生地图”，清楚地显示出传染病与居住拥挤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这种病是由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以及供水问题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开的。
他以8个区死者的年龄证实他的观点，说明平均寿命与阶层有关：
乡绅43岁，商人30岁，劳动者只有22岁。
最后一个数字造成了数量庞大的孤儿、寡妇，所有这些人都必须靠教区救济资助。
养家者早逝，居住过于拥挤以及无人过问迫使孩子们上街行乞、偷窃、卖淫。
疾病使高年龄组阶层的人员减少，留下一批“年轻、暴躁、危险的人，这些人易于被无政府主义的缪见欺骗”。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有这么一段描述：
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狭小、眼睛凹陷的幽灵”，他们住在一个狗舍不如的房间里，“在里面睡，在里面死”。
所以，大量工人和底层市民集中，这些人群成为疾病入侵的重要对象，也成为了社会矛盾的集中点。
19世纪，工人运动大规模爆发，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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