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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又诚如任公自道：
“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
”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
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
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
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
梁启超评论说：
“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
”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
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
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
“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
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
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
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
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
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
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
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
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
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
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
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
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
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
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
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
梁氏自己说：
“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又说：
“《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
”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
“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
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
”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
大多数字面解释说：
“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
”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
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
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
在改良派得到光绪帝支持后，梁只不过是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
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
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
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
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二）流亡日本走向激进
“1898年10月1日，一封邮自上海的急件向日本政府报告说，中国改良党领袖之一梁启超仍然在逃。
”6邮件要求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抓捕政治犯。
1．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在日本,梁启超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
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
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出于不同目的，日本许多政界、知识界和民间的精英人士也都愿意和他频繁来往。
同时梁启超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变法失败后的国内局势，并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取得联系，试图获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没有停止追逐知识的脚步，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有利条件学习西学知识，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
其政治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7,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
正如他自己所说:
“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8
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日本自由主义特别是中江兆民所推介的卢思想的特色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江兆民译作的指引下，梁启深入研究了卢梭的自由思想，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梁启超大谈兴民权，他说：
“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9与流亡日本前一味地解释君权、梦想依靠皇帝变法救国相比，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
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深刻、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提倡“破坏主义”，主张对封建制进行彻底的破坏，建立民主共和制。
梁启超赞同“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并比喻“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
10梁启超认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盛衰兴亡，都是由“破坏主义”而建立起政权。
而人都有恋旧的特征，这种恋旧恰恰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根源之一。
中国欲振兴，也必须走“破坏”之路。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抛弃了戊戌变法时期“尊皇”、维护专制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受中江兆民译作中卢梭自由思想启迪的结果。
2．在日本期间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
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一些政治活动。
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
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正是由于这些活动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政治救过的主要代言人。
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
他的这些活动被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极其革命党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梁启超如果加入革命党必将使革命事业大有可为。
而且在梁所宣传的那些思想主张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梁与康德思想之间已经很自然地划出一道鸿沟。
大家都在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就要来临了。
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
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趁机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
梁自然成为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
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十几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逐渐巩固了梁在康派里的政治地位。
3．走向激进，倾向革命
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
这种两难选择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直至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立时，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一直活跃在海外华人社团中。
固然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革命派的活动大部分局限在海外华人社团、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
但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潜力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现在力图改变他的革命策略，争取赢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
康梁自然也急于将这些中国学生吸收到他们阵营中来，并且得决定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当做朋友还是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避免与孙中山为敌。
“百日维新”之前，两个集团已经很好的建立了各种联系。
然而康有为却使这种联系中断了。
1894年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个时候两人都在广州，孙中山托人带信给康有为说，他渴望与康会面。
据说康有为答复说，如果年轻人希望见到他，那就应该礼仪性的请求在康有为的学校里做一个学生并递交一份书面申请。
”11换句话说就是要孙中山放弃革命者的身份而加入改良派的阵营，这种要求是孙中山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两个组织间没联系起来。
直到1896年，革命者与改良者之间远未建立密切的联系。
就在这一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部为中国少年们建立了一所学校。
当时横滨是孙中山党派的驻地。
孙等商议从国内邀请一批教师。
由于考虑到康有为同他自己一样渴望中国富强，并认为康德经历很适合做一名教师。
孙便写了一封信给康。
康拒绝了亲自任教，而是推荐了另外一些人。
“然而就是这些推荐的人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损害了孙中山的地位，并将许多学生拖入了改良者的营垒。
”12为恢复友好关系，在1898年康梁到达东京后不久，孙中山便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迅速发出邀请信。
由孙中山的朋友安排与康梁会面。
但在约定时刻，康未赴约。
对此梁的解释是，康已经离开了当地，并委托他为代言人。
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接触中并未有所进展。
1899年康的离开日本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接触，提供了便利。
多次接触中孙中山对梁的学识和才能非常赞赏，并且很想把梁拉入革命者的阵营。
尽管前几次孙德意图都遭到了梁的搪塞，但孙中山的革命党继续拉拢梁启超。
“但开始时孙中山毫无信心，虽然难以确定梁启超是否愿意合作。
梁启超强调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服从它自己的缔造者，并等待一个未来的含糊的机会。
13”孙中山政党的冯自由注意到梁启超过分夸大自己在康有为党中的地位。
梁建议放弃两党联合，他认为联合带来的坏处要比好处多。
由此曾迫切希望两党合作的冯自由也对此失去兴趣，但在交谈中却也发现梁并不像大家眼中那样崇信康有为。
无论如何，孙中山亦不安于分裂。
他同梁启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一个团结的计划事实上确定了。
孙中山将出任新政权的总统，梁则出任副总统。
在重新分配确立时康有为居什么位置呢？
据说孙中山对梁启超隐晦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
14”梁启超对这种答复似乎满足了，但如果他设想康有为会接受孙中山吧他看做是梁的师长这种含糊且虚伪的情谊，而退出领导地位，安静地固守着自己的旧手稿和对以往的回忆的话，那他就犯了极大地错误。
梁启超草拟了一封信，企图微妙的使康有为同意这个安排，并且联合康有为的十三个门徒签名，康有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当年用来劝说清朝统治者的方式竟然被他的门徒反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不久梁启超采取了另一个步骤执行这个计划。
他在香港拜访了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并推举他代表革命党人、徐勤代表改良党人草拟了两党联合章程。
但是徐勤对于联合的热情像匆匆而来一样匆匆而去了，他和另外一位改良党人写信给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告诉康说梁启超正在陷入革命党人安排的圈套之中。
此时康有为已经收到了十三个门徒的信，怒不可言；而徐勤的告密信更使康怒上加怒。
“他鄙弃优惠的退隐条件，并通过命令梁启超严格按照改良派的利益甩开孙中山，以宣告自己的指挥官位置。
他让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这个有许多华侨和资金的地方去。
15”这样梁启超完全失去了由改良转向革命的机会，倘使他们的计划成功，那么历史或可以改写，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予梁启超这样的机遇或者梁根本没有抓住。
也正是由此，梁走入了革命的反面，只是在这时谁都看不清历史的脚步。
梁启超在此时还并不想和自己的老师彻底决裂，而且他和孙中山之间还没有达到志同道合的地步，况且他之所以同意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所期待的那种“共和制度”。
但是他又不太确切自己所期待的这种制度是否真正的完美，所以借此机会到美国的“完美的”共和制中去查探一番。
于是梁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中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阴谋诡计的失败结局。
有两次他宁将其释为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
然而这时梁却只能到夏威夷岛上去。
根据冯自由的回忆（那些天他同梁生活在一起），梁的动机在于，花言巧语地拉拢他们。
无可争辩的是，梁和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孙给在夏威夷的哥哥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梁，这样梁进入一个与孙中山团体“兴中会”相连而很好地树立了孙中山观念的社会环境之中。
孙对梁如此信任，康不会不知道。
这样康就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逼出梁，要么教诲他。
显然他选择了后者，于是梁于1899年12月26日，第一次踏上了走出远东的旅程。
（三）美国之行重回保守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
此行公开的目的是：
“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
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
16”实际目的则是：
一、在美洲各地开办保皇分会。
二、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三、筹款发展会中其他事物，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
1．对共和制度的失望
三月梁启超先后到达澳大利亚、加拿大并在当地考察访问。
四月梁启超到达纽约，不久就到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十几个大小城市，在美国共生活了半年之久。
在此期间，他除忙于开保皇会和筹款之外，还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等美国政要，考察了社会各方面情况，最后于十月份回到日本横滨。
在那里他将自己此次游历的见闻整理成《新大陆游记节录》。
在书里他重点比较了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优劣。
在访美之前，梁对共和政体是极其向往的，但到了加拿大之后，却发现“天下事有与名实不相属者”；以名义论，加拿大为“君主国之一附庸”，中南美诸国则为“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以实际论，加拿大人所获的自由所享有的幸福均远非中南美各国所能比拟。
要是加拿大人“妄为无谋之革命独立，则其现象或竟与今之秘鲁巴西同”。
17到了美国之后，庞大壮丽的物质文明使他不禁“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甚至于不知从何处说起。
通过考察，梁启超肯定美国之所以如此富强，其原因在于“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但他也发现美国式共和制度的弊病，“美国之官吏，成一拍卖场尔”，由于实行党派政治，官吏任期短暂，变换频繁，“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
而且竞选时花费巨大，“其究也，仍取尝于市而已。
故市中极闲散之官吏，率皆受极厚之廉俸。
”18由此可见，美国共和体制不能称为“完全之制度”，他甚至以为共和制度不如专制制度，“吾游美国而知共和政体，亦不如君主立宪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
”19
梁在此比较了共和与立宪的优劣，目的在于为中国提供借鉴。
在他看来，中国就会社会是族制社会，“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是“族制之自治”，“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因此中国人民“只能受制不能享有自由”，如果硬要实行自由，则会弄出各种乱子。
中国实行共和制度，无异于自取灭亡。
梁的这种主张与他从前对自由共和的颂扬完全相反。
“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从此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20
2．回归保守
梁启超在倡导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同时,却把“破坏”区分为“有血之破坏”和“无血之破坏”两种,赞美并主张实行“无血之破坏”。
这显然是要和孙中山们的“革命”加以区分，到1903年,他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明确反对破坏主义,连“无血之破坏”也不敢提及。
这正表明他要与孙中山党派划清界限，因此,在民主革命浪潮高涨之时,“革命共和”与“立宪保皇”两者之间,梁启超还是选择了后者。
他彻底退却了,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
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代,若以革命求共和,势必造成激烈之党争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不能保持社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专制和动乱,因此目前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能走以革命求共和之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再次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今日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彻底与共和政治抉别。
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程度不及格”,不仅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革命确立民主共和,而且连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即实现,只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即通过开明专制逐步过渡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四）民国政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害怕革命、反对革命。
梁启超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天祸中国”，担心因此引发列强的干涉，“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
”他给徐君勉的信中又说：
“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
”21所以，康、梁师徒策划利用禁卫军发动政变，意图利用满清贵族政府内部的矛盾驱逐反对派，拥戴载涛为内阁总理（当时梁与载涛、载洵关系较近，载洵无用，且载涛与载泽暗争日甚），召开国会，清帝下罪己诏，对革命党人进行安抚，以此来阻止革命的发展。
并且梁启超亲自于1911年11月6日离开日本，准备经大连、奉天入京。
而11月2日清政府已经决定由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梁启超改变了计划，决定“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为我所欲耳22”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袁世凯迅速控制了局势，11月13日，梁启超只好返回日本。
16日，袁世凯组成了“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
梁启超考虑到自己在野的身份更能制造舆论，以实现“君主立宪”，便复电谢绝了任命。
但我们要看到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存在着一种政治迷信，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端来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
23”这为梁启超日后与袁世凯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1．转向共和拥护袁世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此时梁启超加紧了与袁世凯合作的步伐，他与袁世凯经常直接或间接往来信电。
为什么他将戊戌年间的事情忘记了哪？
这是因为梁启超“虚君共和”的希望破灭，他更认定只有与袁合作，才能实现他一贯主张的“开明专制”。
而且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这当然是袁为了个人的利益，与满清权贵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国内很有开明政治家的威望。
所以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以旧官僚为中坚，联合立宪派，拉拢革命党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党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
他收取袁世凯的献金，积极组织“进步党”，鼓吹国权，限制民权，公然为袁世凯张目，成为与革命党进行论战的急先锋。
他为袁世凯提供了舆论支持，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十分消极的作用，这也正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败笔。
在拥袁的问题上，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毫无政绩。
这使梁启超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
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
如果说梁启超是袁世凯御用的工具，还不如说梁启超妄图利用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工具更确切些。
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在为自己、为立宪派奋斗，不是专意在为袁世凯效命，梁拥袁的前提是爱国，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并不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一是实践过程中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求同存异继而轮流执政，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的政治目标。
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争权的愿望，但却不自觉地帮助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
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
一旦，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便成为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人物。
2．揭竿而起，反袁的旗手
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
这是因为袁世凯称帝意图实行的是封建专制，而并不是他的开明专制，与他的政治思想相抵触，他发现袁世凯已经不能帮助他实现政治目标。
所以1915年8月20日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该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文笔犀利，成为当时反对帝制活动的一篇著名檄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22日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到：
“吾不能忍，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
……。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是不复能属文耳。
24”此文发表，全国哗然，推动了反对帝制高潮的迅速到来。
在梁的鼓舞下，他的学生蔡锷带头反袁，经过艰苦的“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撤销帝制，落得个千古骂名。
1916年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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