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级兵棋推演与世界大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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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级兵棋推演与世界大战
战略级兵棋推演与世界大战
如果说兵棋推演爱好不易培养，开发图纸上或其他平面棋盘上的产品也不容易，但专业推演者就不同了。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兵棋棋子性质、数目和棋盘的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起初冯·莱斯维茨先生和其他先驱用的是设想的地形图，后来的推演者采用了各种比例的实际地形图。
这些地形图都是很细致的图表，有了这些不同比例的地形图，兵棋的领域就扩大了。
起初只是战术级的，后来就晋级为战役级和战略级的兵棋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战争似乎成为了谁最快地机动到正确的位置并展开的问题，强调检验机动计划的重要性的战略性推演多了起来。
部队的不断扩大使所谓的灵活性战争计划无法全面实施（更不用说具有什么煽动性了）。
仿真模拟是势在必行了，战略级兵棋的出现标志着兵棋侧重点的改变——它从起初的训练和教育方法变成了对大型军事行动潜在问题的调查研究工具。
有些高水平的兵棋甚至被采用来作为重要的规划工具。
在这一点上，仍然是德国开了个先河。
德国的兵棋推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军的高级将领曾给美军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到“德军把兵棋用作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
兵棋（kriegsspiel）这个词意指很多种不同的活动。
兵棋除了能协助训练各级军官这一主要目的之外，它还是测试新战法、检验作战原则的手段。
”
在它作为测试新方法检验作战原则的手段方面，最早的使用出现在普鲁士/德国阿尔弗莱德•格拉夫•施里芬兵团。
施里芬于1892年到1906年期间领导德军军队，欧洲列强策划的激烈战争恰在这个期间上演。
施里芬借助兵棋和兵棋技术，依靠参谋和实兵演习，来检验他为对抗法国所制定的各种计划，而且不止对抗法军，因为法军有可能得到英国和俄国的协助。
尽管1914年施里芬的计划由于被由年轻将领小毛奇领导下的德国军队修改并实施而导致惨败，德军仍继续使用高水平的兵棋推演，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战斗中亦是如此。
最著名的例子是1918年德军的最后入侵，德军在很多次战略级兵棋中检测操练他们的最后一着攻击计划，而所有检测的结果都预示了他们不太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争期间德国兵棋种类繁多，分为战术级和战略级。
此外，德国还率先发明了一套新兵棋，就是现在的政治——军事兵棋。
1929年，一位叫做曼施坦因的军官提出了一种兵棋想定，假设刚大败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新波兰军进军德国领土这样一个局面。
后来，曼施坦因成为希特勒手下最出色的将领之一。
这套兵棋并不是纯粹军事性的，外交大臣被请来扮演联盟国的将领，以及德国和波兰的重要政治领袖和外交领袖。
德国使用兵棋也有其传统的原因，新的作战原则的灵活性和火力在兵棋中得到检验，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还要与假想敌相符合。
其它的兵棋从某种程度上舍去战术推演而集中于探索后勤和运输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早期，菲尔德•勃洛姆堡元帅设计了几套高水平兵棋。
研究“军事和政治形势给德国国防带来的问题，特别是要为战争中最高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和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高级指挥部在所有重要领域的联合行动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
战役级的层面，1936年贝克将军进行了推演，力图为全军准备一部新的现代战役级兵棋手册。
他和他的同行一致认为他们所想出的策略对那个时代的战争新形势有用，于是，他们召集经验丰富的军官“用兵棋测试这些策略”。
“然而，贝克将军一直强调说，他发现在兵棋中获得的知识永远也替代不了实际战争中得来的经验……兵棋只是诸多用来认清未来战争具体需要的其中一种手段。
”
两年后的1938年，这位贝克先生，作为军队将领，指导完成了一套兵棋来探究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行性。
他用这场兵棋推演的结果试图说服希特勒，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只会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贝克没有说服希特勒，还由此被革去职务，慕尼黑协定阻止了德国人去发现贝克的兵棋是多么的具有预见性，但结果导致1939年一败涂地，比贝克描述的还要惨重。
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时期里，政治紧张形势愈演愈烈。
德国海军将领卡尔•邓尼兹将军认真地考虑了他的U型潜艇应当怎样在未来战争中抵制英军。
此前在对护航舰的袭击中他已经发明了“狼群战术（Wolfpack）”，随着战争的迫近，他还通过使用兵棋探索他所提出的战争理论中的战术和战役问题。
1938年到1939年度的冬天，我举行了一次兵棋推演，想借此来检验一下关于在广阔的大西洋中作战的问题，包括指挥和组织、敌军护航的方位、和最终进行攻击的U型潜艇的集结问题。
双方都没有什么限制，负责护航的军官可在整个大西洋进行布置，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各个护航队不同的路线。
这款兵棋反应出的几点，概要如下：
1•如果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敌军在护航队中组织了商船，我们就应该要求至少有三百艘可进行军事行动的U型潜艇，这样才能成功地发起战斗来对抗他的舰只……如果这些能做到，我相信自己能取得胜利。
2•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完全控制U型潜艇的行动范围，或者要控制它们与指挥官统率的U艇的联合行动，看来不太可行。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U艇在寻找护航队中的行动和战术性组织工作应当由U型潜艇指挥部来统一指令，但实战行动应由U艇编队的下一级领导来指挥，尽量远离敌军，远离海面。
3•我们已经有U艇编队可用，而且根据建造优先权和建造速度有望得到更多，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不应在对付商船的战争中有什么困难可言。
我把结论写进了备忘录，交给了当时的舰队指挥部和海军将领。
舰队指挥部毫不含糊地支持我的想法。
战争最终来临，比邓尼兹的预计要早得多，兵棋帮助他充实的理念被证实，这一切对联合行动实在是太有效了。
面对二战的到来，德军在各种形势下都广泛使用兵棋。
在1940年法国和低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前，以及而后的1941年入侵苏联之前，人们用各种兵棋来“为军官和士官的军事行动作理论准备。
每个人，下至连级指挥员都对他将要面临的敌军和地势有个清楚的了解，熟悉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将要克服的困难。
由于准备充分，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都按原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一个地方需要上级的干预。
”
最后，用霍夫曼的话作为对二战期间德国兵棋描述作结尾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他对最著名或者至少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兵棋推演作了描述。
那是发生在1944年11月2日在美军攻打德国齐格菲防线期间，兵棋以第五装甲集团军为场景，以下是霍夫曼将军的描述：
在集团军指导下，部队进行防御训练，以抵抗美军对第5和第7装甲军接合部的攻击。
指挥官和骨干军官在总部集合。
图上推演刚开始，他们接到一个通知：
迹象表明，一支强大的美军部队在霍尔登－哥莫特地区发起了进攻。
莫德尔元帅下令，除了直接受到攻击的部队将领马上迎战以外，其他参与者都要继续兵棋推演，以前线最新消息作为推演参考。
接下来几小时，前线情况和兵棋中推演的一样，变得很紧张，甚至预备队（第116装甲师）都不得不用来抵抗敌军。
当时该师指挥官范登堡将军正在指挥所里推演兵棋，他收到来自集团军的一个又一个命令，说战场告急。
几分钟后，范登堡给他的属下发出行动命令，这些情况是他刚从兵棋推演中获得的，绝不是纸上谈兵。
军团立刻付诸行动，战场情况就这样把一次简单的兵棋推演变成了严峻的现实。
日本的兵棋推演
日本作为二战期间德国的盟军，他们的兵棋技艺大都是从麦克尔那儿学来的，麦克尔曾两次到该岛国访问。
日本军事学院很快就将兵棋引入到他们的课程表中，“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军的胜利，也部分地得益于日本军官们在兵棋中学得的知识。
”
1939年欧洲战争行动爆发以后，日军强化了他们的战争准备，包括把兵棋纳入研究和计划的工具之中。
作为日本复杂的战时经济调整方案的一部分，他们于1940年设立“总体战研究所”53。
该研究所的工作是在当时不断增加的危机下探究日本的战争进程。
政治－军事类的分析型兵棋成了该研究所的主要手段。
兵棋的设计“不仅面向不同国家，象美国、英国、俄国、中国和德国等国的推演者代表，还面对日本军队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
陆军、海军和民众。
”
随着与美国的战争势在必打，进行这场战争的各种计划变成了海军将领的热点问题，包括永野修身海军派系、山本五十六海军派系和联合舰队的将领们。
为了保证珍珠港突袭的成功，1941年秋天在东京的军事学院里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兵棋热潮，包括九月中旬在东京海军学院举行的“桌面行动”55。
另外还有一些兵棋被用来帮助计划对一些其他国家的袭击，比如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荷兰东印第安、所罗门和太平洋中部群岛，包括关岛和威克岛。
起初日本节节胜利，他们便开始策划下一步作战。
1942年2月下旬，联合舰队为印度洋军事行动提出一个方案。
“该方案在大和号超级战舰的甲板上进行了兵棋测试，大和号超级战舰是联合舰队的旗舰，这套兵棋由海军、陆军的参谋代表进行，共推演了四天。
”兵棋推演出的方案遭到了陆军的反对。
陆军当时为缅甸的战局和苏联的形势正焦头烂额。
联合舰队的西部作战方案在遭到反对后又转向东方，距离夏威夷1，000多英里的中途岛。
中途岛是日本将要测试其军事行动的起点，这次仍然是兵棋先行。
1942年5月1日，日本联合舰队总部又开始了一场历时4天的系列兵棋推演。
这些兵棋囊括了联合舰队对未来战争中所有军事行动的假设，包括中途岛作战、六月上旬的西阿留申群岛作战、新喀里多尼亚作战和7月份的富士岛作战、舰队攻击悉尼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对约翰斯顿岛的袭击、甚至8月份的夏威夷作战。
除了联合舰队总部人员，其他参与兵棋的人无不为该计划的庞大而惊讶，这看起来简直就像幻梦，而不像为现实战争而设计的方案。
然而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每次军事行动，从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入侵，到约翰斯顿和夏威夷作战，在兵棋中执行得一丝不乱。
这要归功于指挥官——海军少将宇垣缠，他经常把兵棋裁判员制定的规矩置之一旁。
例如在兵棋推演中，南云忠一的舰队受到美方陆基飞行队袭击，此时他自己的飞机正在攻击中途岛。
按规则，日军舰队第4分部军官奥宫正武中佐是裁判，由他掷骰子来决定的轰炸结果，日军遭到敌方9次打击，其中赤城号与加贺号沉没。
然而，宇垣缠将军把敌军的打击次数减为3次，结果只有加贺号沉没，而赤城号只是轻微受损。
令奥宫正武吃惊的是，即便这样一个篡改过的裁决也最终被取消，加贺号再次出现，参与到下一场对新喀里多尼亚和富士岛入侵的兵棋中。
裁判对空袭战的裁决也被篡改，当然，这些篡改都是有利日方的。
大部分有关日本中途岛兵棋推演的描述，都抓住那个裁决被改变这一点，作为把偏见带进兵棋中会产生危险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所有的兵棋都会带有偏见——这是由它们操作方案的基本前提所决定的。
而经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在渊田美津雄回忆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到，当时兵棋推演提出了中途岛战区北部可能有埋伏的问题，而推演中却忽略了该警告。
恰恰是宇垣缠反复强调了该警告。
因此，宇垣缠对美国陆基轰炸机袭击评估结果的篡改，并未见得就是盲目自大。
后来在实际作战中，陆基的B－17不止一次地袭击日军，连一次都没有成功！
“日本裁判员成功地预言了中途岛作战过程与结果，不料竟被过于乐观的兵棋导演支配”这一荒诞的说法，强烈需要被否定。
忽略或改变几个骰子的结果不能解释日本中途岛兵棋推演的失败，而忽视兵棋中出现的问题却能说明这一点。
南云舰队的神话——源田实中佐在谈到日本少将松田千秋（译注：
曾任大和号舰长）的兵棋推演时，他打赌说这局棋大抵要失败。
在战后的发言中，源田实又说：
松田千秋不带美国特色的兵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对美国思维方式的错误印象。
”
中途岛作战的惨败并未阻止日军继续使用兵棋，但确实使他们在选择谁在兵棋推演中扮演美方时更加仔细。
在1942年8月美国海军在瓜达卡纳尔岛发动进攻后，日本借助一系列兵棋推演，来探讨对南太平洋的美军采取行动的可行性。
由熟悉舰队当前态势的海军将领作为蓝方，扮演日军。
为了选择最好的推演者扮演红方（美国），海军为日本军官安排了特殊场合，让他们得到与美国作最新接触的机会。
他们在出色的日本海军情报军官中找到一些推演人员，他们曾任驻华盛顿日本使馆武官，战争爆发时，他们在美国与其他日本人一起被拘留。
1942年8月日美双方互换使馆人员，拘留结束，这些人员被遣返。
载有遣返情报专家的轮船入泊日本港口之前，日本海军派出汽艇，将这些海军军官直接带到东京的海军总部，“在那儿他们被隔绝，以此来封锁一切外来消息和外来接触，以防‘他们所携带的有关美国的第一手信息’受到影响”。
“军官们被告知，他们要在兵棋推演中扮演红方（美国），这任务他们执行得又棒又彻底。
在这次推演中，日本情报专家扮演的红方说明了日本的唯一希望是尽早赢取并巩固战果，因为一旦美国丰富的资源转变成战争能力，将会把日本的战争潜能和力量消耗殆尽，使之屈服。
”豪斯拉斯说，该信息来自美国海军后备队的罗杰•皮诺上尉，皮诺上尉在战后曾采访过参战的日本军官。
皮诺认为，“在二战期间，每逢有大的军事行动，日军都会借助这样那样的兵棋推演来规划战争。
”
俄国的兵棋推演
比起其他欧洲国家，俄国接受兵棋更晚一些。
但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兵棋技术在俄国还是成了一种广为接受的军官训练项目。
根据1875年第28号和1876年第71号作战部军令要求，军官的系统性训练应当在团级和营级军官的指导下以书面的练习和战术演讲为手段来推进。
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空间和相应的设施，兵棋就能够照其指令进行推演。
20世纪早期，更多的高级军官参与到大规模的兵棋推演之中，海军兵棋也提上了日程。
然而，俄国兵棋的推演结果并未成功。
1903年作战司令部第85号文件正式把推广遭到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指导者没有能力激起人们对兵棋的兴趣；而且太拘泥于固定形式，缺乏好的指导者；高级将领对此缺乏兴趣；参与者对三军的战术掌控不够熟悉。
”1904－1905年战争中俄国败给日军，这激起了高级将领对兵棋的兴趣。
随着1914年战争乌云笼罩全世界，俄国总参谋部推演了一套兵棋来检测他们对德军的作战计划和对东普鲁士的首次进攻。
俄国计划用两个方面军进攻，一个方面军向马苏里湖北侧进军，另一个方面军向马苏里湖南侧进军（见图1）。
他们用兵棋检验此计划，其过程暴露了一个致命缺陷：
由于两个方面军的分离和该地区的地形特点，适时地前出至关紧要。
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军出击太晚，另一个就会受到德军的大规模袭击。
这次兵棋推演说明，要想避免全军覆没，俄国第二方面军必须先于任宁坎普夫的第一方面军三天开始行动。
“兵棋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但这一行动没有包括在计划内，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根本就没有顾及到。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nap2.jpg：
图1.1914年的俄/德（东普鲁士）边境线
德国的兵棋推演在出击俄国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德国把教训铭记在心。
在后人所知的坦宁堡战役中，德国第八军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下，一举歼灭了俄军两支军团。
不幸的是，兵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俄国军事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少有资料记载。
英国的兵棋推演
尽管早些时候有人就开始零星地推演兵棋，但是一直到法国――普鲁士战争之后，兵棋才开始在英国军队逐渐流行，之前少有问津。
皇家炮兵部队的巴宁上校在1872年向军队介绍一套兵棋规则。
巴宁上校的兵棋规则源于冯•奇斯驰维茨，也就是后来以严格著称的德国兵棋学校。
之后十余年，兵棋在英国军队中获得很多认可，这足以使剑桥大学的校长在1883年以官方命令的形式正式向军队颁布。
又过了几年，一套英国专业兵棋的官方兵棋规则正式印刷发行，名字叫做《地图上的兵棋行为规则》。
在19世纪晚期，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兵棋风云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极负盛名的军事改革家斯庞瑟•威尔金森。
在他的著作《兵棋随笔》中，威尔金森把兵棋描绘成地图上的军事全攻略，这和赛伊尔（Sayre）先生使用的前提条件基本吻合。
他谆谆教诲：
“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可能任何形式的军事研究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不能正确应用的话，一切都不可靠。
”对于威尔金森来说，兵棋对于参与者在提升技战术水平的理解方面在原则上来讲都是大有裨益的。
“它和真正的战争相比，只不过少了一些危险、一些疲劳、一些责任和遵守军纪方面的冲突。
”在实际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次要的细节往往至关重要。
“于是问题就来了，在余下的被说服而改变想法并返回之前，到底有多少人必定伤亡？
”这样的对“冲突”的强调，和对“假定不可预知因素对双方都是平等的”的强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伪装出现。
菲利普•H•哥伦布上校在1878年发明了一种“舰对舰”的兵棋，他为此也注册了专利，此后皇家海军开始对兵棋趋之若骛。
哥伦布上校的兵棋名字叫做“决斗”，它模拟两艘誓不两立的舰队决斗的具体细节场景。
也许作为第一个真正的海军兵棋，它引起了法国还有意大利海军相当大的兴趣，《RevueMaritimeetColoniale》和《RivistaMarittima》两个评论的出现即是明证。
威尔斯认为英国军队中对德国兵棋普遍缺乏兴趣，兵棋从未真正在英国正规王牌军队里引起关注。
同样，哥伦布的兵棋也没有在皇家海军中形成气候。
兵棋，尤其是带有战略级的兵棋在冯.施里芬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当中相当流行，但是它对英国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上并没有对德国的影响来得那么深刻。
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倾向于“保持传统、相信直觉，况且在军队中也盛行对‘专业主义’的抵触情绪。
”“然而，这里至少有一个例外，就是有一个时机，当典型的德国思维方式被用于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英国军队作战的潜能在一场主要的欧洲战争中被激发了。
”
在1854－1856年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以后，出于对沙俄帝国的恐惧，英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深受影响。
确实，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准备到对马岛海峡，但这注定是厄运连连的航行，因为英俄之间的一系列正面冲突的危险性一触即发。
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一些远见卓识的官员开始注意到了英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以及德国试图谋求同等的制海权或者充当海上帝国的重大变化，他们把这一点当作更加严重的威胁。
《德国对不列颠直接入侵探源》，这一篇讨论的文章出现在德国的媒体上，但在1905年就给另一个可能性事件让路了。
这个可能性就是英德两国的战争可能起源于德国违反比利时中立和约并同时攻击法国。
也就是那一年，英国新一届军队高层决定在兵棋上探讨这个可能性。
“我们认为兵棋的初衷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它成了未来若干年英国军事规划的直接基础。
”
想定，我们今天通常这样称呼，假设在1905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已经爆发了战争。
两个月来，德军一直在强攻同一个地区，而在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也攻打过这一地区，就是色当（Sedan）和比尔堡（Belfort）之间这一线（见图二）。
由于在这一带受袭，德国决定派出超过两万五千人穿过比利时从侧翼攻击法国。
英国作为比利时中立和约的监督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卷入战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jpg：
图2.1914年的法/德边境线
这是一套三方兵棋。
C•E•考维尔（C•E•Callwell）上校（在1914年成为代理指挥官的时候可能患上严重的幻觉记忆症）扮演英军总司令。
罗伯特森少将（军情部外军分部负责人）扮演德军总司令。
比利时军队由名为A•林登-贝尔指挥。
几名军事作战和情报参谋在兵棋推演中提供协助。
兵棋最闪光之处在于几个有趣的洞察力，其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在既定的时间内把英国最尖锐的部队顺利地穿越海峡运送到对岸。
“然而，兵棋得出的最深远的结论，就是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可以预见其成功，那么法国单靠自身的力量一定抵挡不住德国的进攻。
这就导致了在1906年之后与法国的对话，导致了英法协定的诞生，法国借此在1914年进行了动员。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更多关于英国专业兵棋推演的消息是有限的。
可能兵棋推演技术的运用方面最有名的例子集中于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二战期间的活动。
蒙哥马利，这位英军的最高指挥官在埃及北部的阿拉曼地区与德国纳粹将军隆美尔正面交锋，他发明了一套诡异的指挥方式。
尤其是在制定作战计划的关键阶段，蒙哥马利就会离开他的司令部，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对他的选择进行斟酌，完善他的计划，这样他的思维可以不致于被一天接一天的繁忙公务打断。
他的参谋长定期到他的私密住所，带来一些最新的作战情况，回去的时候带走一些他的最新命令下达给部队。
在这个紧张的计划阶段，蒙哥马利会和他的军团将领一起，用兵棋式的演练来检验他的想法。
“每一位参加者都要经过具体细节的测试，能力、要求、对敌军的反应，以及在面临相关的形势和计划时，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蒙哥马利要求他的情报军官能够打赢即将来临的战争，他将敌军的部署和他自己部队的部署都摆在图纸上。
参谋们要把他们自己想象成敌方，像敌军一样做出反应，站在跟蒙哥马利对立的立场上，来推演这个奇怪的令人着迷的室内游戏，以期亦步亦趋地对抗英军。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将此当作计划性练习，而蒙哥马利不同，他潜心地推演，并竭力地把自己放在隆美尔的位置上来思考。
他通过对敌方的仔细研究，准确地预见敌军的行动；他还总是问自己：
如果是隆美尔，他会怎么做呢？
”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英国的兵棋推演并不完善，甚至会被所谓运筹学的新技术所取代。
美国的兵棋推演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比英国方面还要不稳固。
美国的兵棋推演
兵棋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更加曲折。
美国从传统上就对所谓军事专家的地位不信任。
而且，他们似乎没有迫切的需要来发展兵棋。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美国部队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小据点驻军的形式。
内战期间在南方作战的大批部队消失了，而且看起来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再需要他们。
然而有几位预言者大声呼喊，他们意识到，美国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已成为联邦和盟军统帅部的核心力量。
一旦又有欧洲列强威胁，这些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又要再次被征召来率领这个国家的部队投入到战斗中去。
如果美国部队要为此做准备，那么他们就需要补充一些领导大规模部队作战的经验。
欧洲新兴的兵棋游戏看来是一个补充经验的好工具。
W•R•利沃摩尔（W•R•Livermore）是把德国式兵棋推演介绍到美国的典范人物。
1879年他出版了他的上下册著作《美国兵棋》。
基于诺曼上尉（CaptainNaumann）的作品，利沃摩尔的体系是严格式兵棋的衍生。
为了解决兵棋的常见问题，尤其是推演时间长的问题，利沃摩尔没有在程序上做文章，而是直接在寻求技术方法上下功夫。
代表作战单位的棋子由瓷块、金属和木块来充当。
他们被染成传统的红色和蓝色，同时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金色或绿色，来区分不同的战斗部队和诸如工兵这样的特殊单位。
棋子的大小刻得是有讲究的，这样，同种材料的棋子能用以代表不同大小的作战单位。
据地图的规格来看，木块中最长的能代表一个团的步兵战列（相当于1，000人肘挨肘地站成两列），或者相当于把一队64人的散兵展开在160码的区域内。
棋子不同的面都刻有小的线或块，叫做点数。
点数的多少清楚地表明一个单位所损失兵力的分数。
特殊的棋子用来记录军火弹药级别、后勤实力、构筑堑壕与碉堡时花掉的时间。
通过这些方式，利沃摩尔希望减少一些文书工作，以免使严格式兵棋看起来更显复杂。
为了显示部队的机动和开火，利沃摩尔借用了两种不同的物理指示器。
“箭头”一端尖，一端圆；“指标”形状像剑。
箭头和指标都用垂直线来标示，垂直线段把图标分成10等份，也叫点数（参见图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nap1.jpg：
图3.利沃摩尔的兵棋装备示例
箭头用来指示开火的方向和数量。
同样道理，剑用来指示行军的方向和速度。
这样，推演者只需要正确摆放图标，就能够把命令传达给他的部队了。
不幸的是，通过减少书写节省的时间一般都很少；而如何摆放图标、把他们摆放在何处，需要推演者仔细地精确地来做，这显然需要推演者花大量的时间来调整他们的装置。
尽管利沃摩尔寄希望于科技，希望科技能解决加速兵棋推演进程的问题，但实际经验却证明事实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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