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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与现代妇女解放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以“仁”为核心思想，大声疾呼“冲决一切网罗”，要求个性解放，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给予了极大的冲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以往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纲常伦理，大胆地把“礼”与“淫”、“杀”相提并论，提出了比同时代思想家更激进、更富有启蒙意义的妇女解放思想。
本文认为，妇女解放不仅仅是妇女这个群体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
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妇女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长期被社会文明忽视了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才能重新找回――从广义上说，亦包括男性的价值和尊严。
一、《仁学》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谭嗣同是最早向封建纲常名教发动正面攻击的思想家。
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亦乘此而来。
纵观全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判纲常名教对妇女的歧视和迫害，认为“男女同为天下之菁英，同有一无量之盛德大业一平等相均”，主张实现“男女内外通”。
纲常名教是封建专制主义巩固其统治的思想保证。
董仲舒以阴阳之道论证了儒家三纲的合理性，将臣、子、妻视为君、父、夫的附属物。
宋明理学进一步将纲常名教提到“天理”的高度，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被内化为人的本性。
道德实践上，必然要时刻“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盛行，致使“俗学陋行。
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
畏若国宪而不敢议。
”
谭嗣同从名实关系入手，对封建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仁之乱也，则于其名。
……名本无实体，故易乱，名乱焉而仁从之，是非名之罪也。
……嗟乎!
以名为教。
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
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
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
君以名栓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
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
”几千年来，广大妇女就被困在这样一个由道学家精心编织的密网中，窒息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层层压迫，连追求自由和平等人格的意识也没有：
“俗间妇女，昧于理道。
奉腐儒古老之谬说为天经地义，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为人劫持，钳其舌，使有死不敢言，至于为人玩弄，为人胁逃，为人鬻贩，或忍为婢媵。
或流为娼妓，或羞愤断吭以死。
”’
谭嗣同认为，“仁”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仁”的流行发用。
“仁”是世界的本质，因此人天生就具有这种善的本性。
男女性同，人人平等。
“夫男女之异。
非有他，在牝牡数寸问耳，犹夫人类也”，他十分赞扬佛教中的男女平等思想：
“佛书虽有‘女转男身’之说，惟小乘法尔；若夫《华严》、《维摩诘》诸大经，女身自女身，无取乎转。
自绝无重男轻女之意也。
”他特别强调“仁”的贯通，认为“仁以通为第一要义”。
具体来说，就是“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
而男女不平等阻碍了仁之贯通，违背了“仁”天理。
是不善的，所以必须废除掉。
第二、以西方伦理为参照，批判封建家庭伦理道德。
谭嗣同了解到西方“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从君主到人民，均是一夫一妻制，“绝无置妾之事”，“故伉俪笃重，无争妒之患，其子孙亦遂无嫡庶相猜忌之虞。
”这促使他对中国的家庭关系进行了思考。
结论是可悲可叹的。
就夫妻关系来说。
“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系之终身，以为夫妇”。
由于视三纲为天经地义，因此男子“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
”除了对女性的蔑视，男子还可“姬妾罗侍，纵淫无忌”。
女子则只能默默忍受。
甚至丈夫死后，还要遵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瞽说”，终生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
更严重的是，在封建家庭中，女性的灾难并不仅仅是得不到丈夫的爱，“舅虐”、“姑虐”也是一大患。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宋恕在论述童养媳的悲惨境遇时曾经提到这一点：
“童养媳，贫户为多。
此等舅姑，目不识丁，尤多兽畜人女，大约被舅强污者十之三四，被姑虐死者亦十之三四，虐伤者且十之六七。
闻北方某某等处，为舅者于媳初来时，竟有例作卫宣一月之事。
吁!
古圣之乡，今乃至此!
”谭嗣同则说：
今之舅姑飨妇“则虏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
至计无复之，辄自引决。
村女里妇，见戕于姑恶，何可胜道?
父母兄弟，茹终身之痛，无术以援之，而卒不闻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义。
”其言语既痛切又愤慨。
但是，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间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
站在思想家的角度，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已属不易。
而且谭嗣同的愤慨不仅仅是一种善良愿望。
他是要在流血革命中消除这些惨况，谋求事实上的人人平等。
这已远远超过以前的思想家了。
第三、主张废除缠足、穿耳等封建陋习，维护妇女身心健康。
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审美标准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恶习萌生于唐而炽热于宋，满清入关后三令五申仍不能废除，可见其在人们头脑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谭嗣同对此深恶痛绝，认为“穿耳以为饰，杀机又一也。
又其甚者，遂残毁其肢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也。
”他还将缠足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
“彼北狄之纪纲文物，何足与华人此并者?
顾自赵宋以来，奇渥温、爱新觉罗之族，迭主华人之中国?
彼其不缠足之事，已足承畀佑，而非天之误有偏私也。
又况西人治化之美，万万过于北狄者乎?
华人若犹不自省其亡国之由，以畏惧而亟变缠足之大恶，则愈淫愈杀，永不底止，将惟亡其国，又以亡其种类，不得归怨于天下不仁矣。
”
谭嗣同不仅是个理论家，更是个实践家。
1897年，他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设立戒缠足会，会址就在时务报馆内；还在湖南创立了“不缠足会”和“延年会”，并在《湘报》第53号上撰写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澄清反对派恶意散布的妇女不缠足便嫁不出去的谣言，鼓励妇女勇于起来反对缠足。
1898年8月，光绪皇帝把“禁妇女缠足”的新政措施颁行到全国，最多时有三十万民众参加，街市上出现了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的、印送不缠足歌的，还有一些激进男子争娶不缠足女，把中国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最高潮。
也正是在谭嗣同和其他维新派思想家的带动下，少数知识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责任。
1898年7月，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创办了《女学报》，聘30多位妇女担任主笔，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学，废除缠足，提倡婚姻自由，对促进妇女解放起到了重大影响。
第四、提倡普及发展性科学、性知识。
为了破除禁欲主义给妇女带来的沉重灾难，真正实现两性平等，谭嗣周主张学习西方，解放思想，研究性科学。
他举例说，西人男女相亲，了不避讳，甚至妇女生孩子时。
可以由男医生接生。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人忌讳多多。
不仅规定男女授受不亲，而且立淫律、禁淫书、讳言床底，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诱发了人的淫荡之心，“泛滥之患，遂不可收拾”，倒不如“坦坦然剖以相示，则旦日熟视而若无观矣”。
为了开明思想，他还提出制造可以拆卸的人体蜡像，“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识其所以然。
”这是具有近代气息的人文主义理论，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当然，谭嗣同的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仁学》是在紧张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形成的，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理论指导，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因此，解放妇女是革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妇女只是被解放者，而不是解放运动的主体。
这样的立场决定了谭嗣同不能切身从妇女的利益角度提出解放妇女的理论，更不可能看到妇女求得解放的真正的阶级根源。
但是我们亦不能太过于苛求。
在那如子夜一般漆黑的时代环境里，谭嗣同的这些思想闪耀着革命的火花，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
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相比，谭嗣同的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更感性的内容和更激动人心的力量。
我们完全可以说，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先行者之一。
二、《仁学》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渊源
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妇女问题在明朝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最早批判男尊女卑的是被称为“异端”的晚明思想家李贽。
李贽认为“大道不分男女”，夫妇关系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夫妇，人之始也。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甚至“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
”没有女子。
社会就无法发展。
因此他歌颂婚姻恋爱自由，肯定寡妇再嫁，反对宋儒“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操观和节烈观；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祸水论”和“女子小人论”也进行了批判，初步表达了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的思想。
自李贽后，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批判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颜元、周铨、唐甄、冯梦龙、李汝珍、袁枚、俞正燮等一批反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主张男女平等、要求解放妇女的进步思想。
颜元反对贱视妇女，肯定男女之间的真情至性。
周铨肯定“情”的作用，提出“惟儿女情深，乃不为英雄气短”，认为“情”是豪杰之士砥砺志节的精神力量。
唐甄作《女御》，认为亡国之罪在君主身上，不可推诿给女子。
李汝珍则反对妇女缠足，认为女子智力不输男子，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袁枚赞成寡妇再嫁，并驳斥“女祸论”，为妲己、褒姒、杨贵妃脱罪。
俞正燮批评“儒说御妻为御妾”，赞赏“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受历史条件限制，这些封建士大夫不可能提出系统的妇女解放学说，他们中的大多数言行不能一致。
但是他们毕竟说出了中国历史上没人说过的话，第一次把妇女的所受的压迫和苦难暴露出来，其思想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相比起来，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步子迈得更大。
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的思想：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并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
循行上帝之真理，时凛天威，力尊天诫。
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砒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
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与这种理论相表里的，是在实践上下令禁止妇女缠足。
将妇女编入军队。
1853年秋，太平天国开女科考试的历史创举，赋予女子与男子同等的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力，有史料记载“癸丑岁尝开女科，状元为傅善祥，上元书吏女；榜眼为钟秀英，伪官钟方礼所掠女；探花林丽花，伪官林风祥所掠女。
发榜后俱入伪官。
”西方人赞叹其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
”只是农民阶级因为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建立更高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宗法观念就不可能真正被打破。
所以出现“妻道在三从，无违而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幼学诗》）、“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天父诗》）的历史倒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夫权，但是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且时间比较短暂，当封建势力反扑时，很快就退回了原处。
也就是说，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封建大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社会里，不从根本上破除纲常名教，宗法观念和宗法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动摇。
对照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妇女解放思想，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谭嗣同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主张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兴办女学、废除缠足、否定“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妇制。
如王韬认为，一夫一妇制度“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无论贫富，悉当如是”。
郑观应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指出：
“朝野上下问。
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
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
”建议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方……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情。
”宋恕则把废除缠足和兴办女学结合起来，强调教育是废除缠足的根本办法：
“宜严禁缚足，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就近筹捐，广增女塾，分门别类，延聘女师。
女子自四岁以上至十二岁为期，皆得就学……此正本清源之要术，久安长治之初基。
”
这些思想无疑都是进步的，而且和太平天国相比，早期维新振目标更加明确，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色彩，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他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是表面的，没有深入到对纲常伦理批判的程度。
因此它虽然有力冲击了传统妇女观，但终究不能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对抗，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谭嗣同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他们的珍贵续篇。
谭嗣同妇女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与李贽以来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大致相同。
但是由于他有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作为背景，建立了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作为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从而能够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打破君权、父权、夫权，解开束缚妇女的条条绳索，最重要的就是废除封建纲常。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他才克服了前人的软弱性、封建性和不彻底性，提出真正具有启蒙意义的妇女解放思想。
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同时代思想家相比，谭嗣同的妇女解放思想更加激进。
也更加深刻。
但是因为有着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浪潮和先进的资产阶级理论作为后盾，所以尽管它惊世骇俗，遭到了封建保守主义者的拼死抵抗，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一思想却没有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恰恰相反，它刚强而勇厉的批判气息唤醒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受压迫妇女的觉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点点火星燎原成熊熊大火，少数几个人的思想汇聚成了一条大河。
终于，在五四运动中，冲毁了那古老而残酷的礼教庙堂。
三、这一思想引发的对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问题意识
不可否认，谭嗣同的思想带有十分鲜明的性别倾向。
这是不可避免的。
其可贵之处在于，谭嗣同的革命目的不是为了男性，而是为了“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
这是承张载“民胞物与”思想而来的宇宙博爱思想。
正是有这样开阔的心胸，他提出的实现“男女内外通”对于现代妇女运动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让我们先对“男女内外通”的内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阳下阴吉”取自《泰》卦。
“泰，小往大来，吉亨。
”其卦象是上天下泽，乾在下，坤在上。
这看似颠倒了上下之分的等级秩序，实际上恰恰符合“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协”，保证了宇宙的和谐通畅。
“阴下阳吝”取自《否》卦。
“否”，封闭隔绝，否塞不通。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卦之所以成为否塞之时的象征，关键在于其卦爻结构坤下而乾上，强调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秩序定位，阻碍了阴阳交通往来。
因为天与地、阴与阳、男与女看来虽然是尊卑高下界限分明，实质上，“天地之大德日生。
”只有阴阳交合，氤氲化育，才有宇宙的大化流行。
这与人类学家对早期人类历史的考证在某种程度是相吻合。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男子的狩猎活动，一是女子采摘植物果实和根茎的活动。
由于技术和工具的限制。
男子狩猎所得的猎物有限，女子采摘的果实却足够维持生活。
加上女性负责人类自身生产，因此女性受到普遍的尊敬，子女只知道母亲是谁，而不知父亲是谁。
在社会关系上，子女归母亲所有，财产由女性管理，绝大部分社会劳动都由女性承担。
在陕西华县柳镇发掘的大约六、七千年前的墓葬中，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
包括蚌刀和防治用的石制纺轮，都是在女性墓或女性合葬墓中发现的男子的墓中则没有。
这一考古学发现足以证明，曾经有一段时期，即使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也在一部分地区。
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男性。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男女内外通”这句话吧。
《序卦传》说：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这似乎预言了恩格斯所说的“女性的失败”。
恩格斯通过梳理自巴霍芬的《母权论》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系列人类学著作。
也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经历了一个母权制的时代。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女性失败的原因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
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
谭嗣同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坤不可能永远处于乾之上。
但是如果乾上坤下格局永远凝固不变，阴阳交通往来受阻，宇宙的生化流行就会停止。
任何一个稍具中国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讯息。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关系。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完成。
缺少其中任何一方，人类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同样，要想实现自身的解放，离开另一方的支持和帮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思当今社会的性别状况，女性固然长期受到了纲常礼教的压迫和毒害，男性的人格和心理却也不可避免地被名教扭曲了。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出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男人或女人的，而是变成男人或女人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勇敢、智慧、强势，女性则要温柔、顺从、谦恭。
与此相对应，女性被困在家庭之内：
而由男性承担起全部的社会责任。
家、国、天下的巨大压力，同样把男性的社会角色异化了。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现代社会中，男性面临的压力甚至是大于女性的。
因此，不仅女性需要解放，男性也同样需要解放。
如果男性和女性都能意识到男女需要内外通、上下通，在保留个性差异的基础上，使两性在社会中和谐发展，实现个人在性别角色上的完全平等。
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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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2、积德为产业，强胜于美宅良田。
3、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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